《橡皮人》 王朔
路余(世情。)
橡皮人 上篇 一切都是从我第一次遗精时开始。那时才刚上中学，开始断续续、反反复复地做一个梦，梦见一个无脸、丰腴的女人，像跳脱衣舞一样褪去她柔软、沉甸甸的皮肤，露出满身不停翕动的嘴。每当这时，我都要死一次，尽管是在梦中，也死得惟妙惟肖，像真正的死亡一样。因而，我刚刚成年，便已饱经沧桑。 小时候，我是个吓坏了的孩子。 长大后，我是个在恐怖和抑郁中度日的男人。 我知道自己是有来历的，当我混在街上芸芸众生中这种卓尔不群的感觉比独处一室时更为强烈，我与人们之间本质上的差别是那样的大，以至我担心我那副平庸的面孔已遮掩不住我的非人，不得不常常低下头来，用余光乜斜着浑然不觉的他人。 我第一眼看到的是广场中心迎风摇曳的槟榔和油棕。 那是一个炎热潮湿的中午，我坐在南方一座大城市的一家豪华饭店顶层的金红色餐厅里，等一个叫李白玲的女人。她是我的朋友张燕生的女友。我昨天乘了一天一夜的火车，今天上午才到达这个城市，身上还穿着厚厚的皮夹克。由于刚才在灼热的阳光下从车站走到这里，内衣已经汗湿得像块浸满酒汁菜渍的抹布，又酸又臭。可我又不能脱下夹克凉快一下，因为餐厅大量放出的冷气又让我一下感到阴冷。这个季节做纵贯全国的旅行，可以交替领略冬、春、夏三季的气温，不管穿什么衣服都不舒服。封闭严密的环形巨幅玻璃窗下面，一个典型的南方城市沉浸在阳光中；一片片米色和黄色的高度一致的居民楼区缓缓穿越城市中心的土黄色江水和江上笨重的铁桥；近处一坐占地面积很大的著名的贸易中心；周围矗立着白色的大酒店，剧场和写字楼，遍布全市数不清的绿地，有着小镜子般湖泊的公园和仗这个城市充满活力的奔跑在大街小巷的几十万辆各种颜色的大小汽车——再就是充斥着所有街道、广场、房屋的几百万衣衫斑斓的人群。我像一只栖息在悬崖上的飞鸟一样无动于中地鸟瞰着人类引以自豪、赖以生存的这一切以及人类本身。 三天前，我居住的那个北方城市下着蒙蒙小雨。我踩着便道上轧轧作响的、像一条条毛绒绒虫子般的埒褐色的杨树穗子，走进繁华商业区毗邻的一条不那么热闹的街。 这条街有一些餐馆、电影院、旧货店和专业书店。电影院常放映首轮外国电影，旧货店常卖大百货商场买不到的、和国产服装迥然不同的漂亮的香港衣衫，餐馆营业时间很长，供应完正餐就像咖啡馆一样供应饮料，任你买杯啤酒坐几个小时，服务员从不轰人，因而这条街麋集着全城所有闲散的、不三不四的年轻人。 我走进常去的那家简陋的西餐馆，和混熟了的服务员开了几句玩笑，坐到常见面的几个朋友桌旁，请他们抽烟，蹭他们的啤酒喝，天南海北地胡扯。他们和我一样，没有工作，用不知哪儿来的钱泡酒饱。八十年代初，物价还算便宜，不奢侈的话，一二百块钱能喝一个月啤酒，还可以偶尔请请客。 杨金丽穿着长统靴神气活现地走过来，左顾右盼，像个轻佻的女纳粹。我叫了她一声，她示意我到她那边的一张桌去，头一摆，眼一斜。 “真他妈腻！”同桌的一个朋友说，“能叫谁背过气去。你快过那边去，别把她招来，受不了。” 另一朋友梗着脖子问我：“你干嘛找这个加农炮打不到底的‘喇’！” “是她找我，你们知道我心眼好。” 我在大家的哄笑声中走过去，和杨金丽一起坐下。同桌有两个规规矩矩的女孩儿，一边喝汽水一边目不转睛地看浓妆艳抹、叼着烟十分张狂的杨金丽。 “他们说我什么啦？”杨金丽龇牙咬着烟问，“是不是嫌我没过去？” “是。”我点头说。 “我不爱搭理他们，俗不可耐。” “可是他们特仰慕你。” “屁，都是流氓，口蜜腹剑。” 那帮家伙仍冲着这边哈哈乐，我知道他们在嘲笑我，却对杨金丽说：“你瞧，他们朝你乐呢，他们喜欢你。” 杨金丽丢过去一个媚眼，那帮家伙笑得手里的酒都洒了。 杨金丽羞涩地掉脸对我说：“挺可爱的一帮男孩儿啊。” 服务员送来一个雪人和两盏水果三德，我挪过来就吃，杨金丽也豪不踌躇地吃。服务员源源不断上各色奶油点心，我们就心安理得地享用。杨金丽像豹子一样一样舔着嘴唇，大声说：“其实我特苦闷，别看我好像乐呵呵的不知愁。你是不是觉得我一天到晚无忧无虑？” “不！” “我心里的忧愁没法跟人说，没人理解我，我根本不是那种醉生梦死的人。我就爱看书，一看书就哭。” 她的声音那么大，我脸红得发热：“你要这么多点心，我真有点吃不了。” “不是你要的吗？” 同桌那两个规规矩短的女孩儿如梦初醒，哭丧着脸说： “你们怎么把我们的雪人和点心吃了——服务员！” 服务员走过来，满不在乎地说：“我哪儿知道你们不是一事的，我就知道往桌上送，自己不主动点。” “他们都给吃了几口，可是我们交的钱。” 我看看杨金丽，她一副不失体面的茫然相，没一点掏钱的意思。周围的人都看我，我只得掏腰包给女孩们赔偿损失。 “要不要再给你补一份？”服务员问。 “不要了。”女孩们怨恨地说，“怎么吃别人东西比吃自己东西还胆大。”起身走了。 杨金丽叹口气，似乎还了魂，说：“其实服务员上东西时应该说一声，我刚才吃的时候还纳闷，以为你认识服务员，心照不宣呢。” 我看看满桌冰水点心，没了胃口，吃自己的和吃别人的就是不一样。我点起一支烟。 “给我一支。”杨金丽亲切地捅捅我，我不情愿地给她一支。她抽着烟，吐出浓浓烟雾若有所思地看着我。“你说，有真正的爱情吗？” “……” “我觉得没有。” “我想知道你叫我出来说的那件好事是什么，我怎么没他妈瞧出有什么好事！”既然我花了钱，我也就可以不那么客气，“我饿了，这鸟雪人不顶饭，咱们是在这儿等着开正餐还是换个地儿吃去？这好事怎么不也得是顿饭吧！” 按杨金丽的想法，我这已经算侮辱了，她知道外国人遇到这种事什么脸谱，我也知道，看过电影。她痛苦地望着我，把抽了两口的烟在烟灰缸里按灭。我毫不在乎。知道她没事。 她经的这种事多了，假装什么要脸呀。片刻，她从“震惊”中恢复过来，疲倦地说：“我没想到你变成了这样，生活啊！”她抢在我恶语相向之前，飞快地又说：“好吧，我们谈下事。你真是迫不及待，贫困的生活真能把一个看上去温文尔雅的人变得禽鲁不如——你想挣笔外快吗？” “当然他妈的想，不过得看是什么勾当，你那路子的事我可干不来，除非乾坤倒转。” “你要老这么讲话，我就不跟你说了。” 杨金丽一下泪眼盈盈了：“你怎么对我这样了现在。我没做过不对起你的事，我一把你当做好朋友，要是你不愿意我做你的好朋友，也用不着这样……” “其实我是把你引为知己，说话才没遮拦。”我叹口气说，“你看我跟大马路上的人这么说话吗？压根不！对小孩都彬彬有礼，跟他们不过这个，犯不上，没意思，你怎么就不明戏呢——说正经事吧，金丽，我求求你，到底有没有正经事？”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杨金丽擦擦泪，白我一眼。我温柔地哄了哄她，她继续嗲了一阵，鼻音挺重地告诉了约我出来的目的。我们共同的两个朋友现在南方边境倒旧汽车，联系的买主是一个小城市的商业局。现车已摘到，可这帮侉子又狡猾又胆小，迟迟不汇款去，非叫这头去一个人到他们那里同他们一起去南方。大概他们挨过骗，生怕鸡尺蛋打套不着狼再把孩子丢了。搞车的那边很着急，怕跑了这个冤大头，可一时又找不着人去。便打着长途叫了有一套迷人本领的杨金丽去，往返差异旅费那个小城市商业局全包了，外带好处费。杨金丽不屑这种狗腿子（上美国还差不多）的差事，她也不缺钱，就想到了既闲散无聊又穷困潦倒还有一张干净的脸的我。 “瞧，一有好事我先想到你，你呢，对我什么态度？” “我操蛋，净把人家的好心生成驴肝肺。” “那你倒是去不去？” “去！”我一口答应，我想不出会什么不去的理由。混嘛，有人管吃管住中南海我也敢去。 那天晚上是我请的客，并对杨金丽根尽阿谀奉承、谄媚殷勤之能事。她也是顾盼生姿，巧笑情兮，弄尽惑人手段。最后，我仍然把她一个人扔在街上，自个乘末班地铁溜了。 “李白玲那狗日的怎么还不来？”我掉头问张燕生，“她长得什么样儿？” “极硬实，胸前像扣着两个大痰盂。”打横坐着的徐光涛笑着说。 张燕生和徐光涛就是我的两个倒卖汽车朋友。他们俩都是高个子，风度翩翩，衣着入时，猛看上去活像一对孪生兄弟。他们正笑眯眯地望着我搬来的那个“钱柜”——一个为公家买汽车的小城市商业局的干部老蒋，就像两个男孩子望着一个浇着奶油花的大蛋糕。女招待走过来，问我们点不点菜。张燕生说点，递过菜单给我点。我一点胃口没有，只是从头往下挑没吃过的东西点，蛇猫鹰隼之流，不嫌其肉麻；燕窝鱼翅之类，不怵其价昂。 “那车……”老蒋怯生生地问。 “车没问题。”徐光涛和蔼可亲地说，“办好边境通行证，我们就可以去提车了。” “还是‘福特’？” “不，换‘丰田’了。” “可原来说好是‘福特’，带空调、冰箱。”老蒋看我，想让我证实，我只看菜单。 “‘福特’原来是有一辆，谁让你们不汇钱的，怕我坑你们。”徐光涛盯着老蒋笑着说。 老蒋泄了气，沮丧地问：“还是一个价？！” “还是一个价，对极了。” 老蒋看着，伥声嘟囔：“在家说得好好的，到这儿全变卦了。” 我看都不看他，又点了几瓶洋酒，摞下菜单，继续向窗外看去。我是不忍看他。这个可怜的人，当他把钱汇进徐光涛为他指定的账户，就已经一钱不值了。实际上，他还没动身，就原地让人铆了。 我乘的那趟火车是在夜里开出口。开车不久，卧铺车厢就熄了灯，大多数旅客都上铺睡觉。我独坐在车窗旁的折登上，将车窗开了条缝，原野上流动的风吹拂着墨缘的窗帘。列车行驶在纵贯中国南北的大动脉上，窗外一片昏黑的天地，看到偶尔闪过的明亮的站台上的站牌才知道经过的是什么城市。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华北平原的城镇在夜色中静悄悄地一个个甩在了后面。半夜，我们过了黄河。列车经过铁桥时叮哐响亮起来的车轮声将我从梦中惊醒，我欠身撩起窗帘往外看，一根根横七竖八黑乎乎的钢梁在眼前闪动。微弱的月光下，热里泛亮的河水像一条画中的河，静止不动。列车过了铁桥，车轮重新又轻快沉稳了。 我睁着眼躺在黑暗中。 像在家里失眠时一样，开始胡思乱想，想不可知的未来。感到彻骨寒冷。我一边裹紧毛毯一边寻找风源，发现睡前提开的车窗仍在拄里灌风，下去把窗关了。列车停了，停在一个省会宽敞的大站。虽然是夜里，仍有不少旅客上车，他们扛着包在站台上奔跑，寻找有空座的车厢。卧铺车厢的大部分旅客仍在熟睡，只有一两个要下车的旅客被列车员小声叫醒，睡眼惺松地提着包下车。站台很快空跳了，只有几辆食品车被售货员推在硬座车厢旁向车上的旅客卖面包和水果，穿着大衣的站台服务员和警察在踱步。列车开始了，继续向南驶去。我看看表，不睡了，下站就是我要去的那个城市了。列车大约还要行驶两个小时。 拂晓，我和寥寥无几的旅客下了车，站在粗砺水泥铺的、没有天蓬的月台上。天色微明，站台上灯光愈发显得昏黄，看不到稍稍有点规模的城市都搞的那种装点门面、一下车便能看到的赫高耸的建筑物。简直都不像到了个城市，尤其列车开走后，真仿佛被孤零零撂在一个荒野小站。我也知道有没有人来接我，上车前按杨金丽给我的地址拍了份电报。站台上倒是有几个男人像是在等人，我故意在他们跟前可疑地转来转去，不时窥探他们，他们无于衷地看着我，使我怏怏走开。终于我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那人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是个戴红箍儿的车站警察。 我决定先出站。出了站，来到站前小广场，一个穿蓝棉衣的黑大个男人迎了上来，问我从哪儿来，我告诉了他。 “是杨金丽派来的吗？” 我略微踌躇了一下，看他一本正经的样子，点点头：“是她派来的。” “我姓邱，来接你的，走吧。” 他跟我握了握手，推起旁边支着的一辆自行车，带我走向广场四周密密麻麻、黑黝黝、迷宫般的小巷子。进了小巷子，他飞身上车，我紧抱着包坐上后座。自行车左拐右拐，蹬得飞快。这城市在东汉末年便是有名的军事重镇，历史上几次著名战役就是在这一带打的。一千五六百年过去了，这儿衰微颓败了。城里看不到任何有价值的古迹，也很少新式大厦，到处是百余年来为应付迅速膨胀的人口匆心建造的低矮丑陋的平房。特别是的十年来人们自己用碎砖、木板、油毡为新婚夫妇搭起的违章建筑，独食了街道，绿地，使道路弯弯曲曲。城市显得杂乱无章，天亮起来，街上出现一些衣衫不整、土头土脑的行人。老邱把车停下，问我不是有点冷，我哆嗦着承认。 “喝碗馄饨吧，热乎热乎。” “还远吗？”我随他走地路进一个卖小吃的棚子问。 “不远了。”他叫了四碗馄饨，从一个肮脏的铁皮匣中拿出两双粗糙的木筷，比比齐，递给我一双。“凑和吃点，这儿的东西什么都变味了，就馄饨还行。” 棚子里大锅升腾起弥漫的蒸汽，围裙污垢油腻的服务员端来滚烫的鸡丝馄饨，凉风一吹，碗上凝了一层油脂。我往馄饨里放了勺辣椒糊，把油汪汪、红乎乎的两碗馄饨都囫囵吞了下去。 “人和杨金丽挺熟？”老邱递给我一支烟。 “可以，”我说，“一般吧。” “我和她不错，徐光涛张燕生我也都认识。汽车真有吧？” “他们说有那就是有，不过我也没见着，估计应该有。”我把烟点上。 老邱呆着脸抽了几口烟，对我说：“过会儿你见着老蒋说话留点神。别说什么‘估计应该有’，就说有，车就在那儿等着呢，你见着车了，车就是你经手买的，什么事都妥了专等钱了！得把话砸实了，否则你模棱两可，这土财主就缩了。” “他要细问呢？” “侃呗，谄呗，胡说八道会不会？” “倒是会一点。” “这就结了。不会这个你出来干么？不会这个什么事能干成？就这么回事，什么都是假的，掏出银子来是真的。” 老邱阴着脸，我低头哼哼一笑。 我记得后来我一见老蒋就认了他个“大哥”。巧舌如簧，又打又拉，在一间肮脏下流的小酒馆里用劣质白酒把他灌得烂醉，拽着他脖领子拖去银行提款。我想起他那会儿也许把我当成了福特本人，而他自己则是我同父异母，名副其实的“大哥”——大款哥。 那天晚上天很黑，马路上灯火阑珊。商店都关门了板，街上早早就没了人，只有风阵阵吹过空荡荡的马路，就像吹过寂静的旷野。我昏头涨脑跟着黑煞神似的老邱钻地了迷宫般纵横交错的小巷子，擦着低矮乌热的屋檐走。隔很远才有一根木电杆，吊着盏昏黄的路灯。路灯下多有大堆的垃圾，垃圾堆后在的黑暗暗处忽明忽灭地闪着向颗红红的烟头，走近可以看出几个少年沉默的轮廓。很多路灯都不亮，我们基本上是凭借依稀的星光走黑道。时间不算晚。绝大多数人家却都熄灯上床，只有看到夜色下紧紧挨挨，层层叠叠地无数小屋，你才会想到近在咫尺的周围迸息静卧着成千上万的人。 在一个不亮的灯灯杆旁，老邱停下来，让我扶着车，自己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上垃圾堆。我极力往黑糊糊的垃圾堆后看，看出那儿站着个人。老邱过去嘀嘀咕咕不知同那人说什么，一会儿，搂着那个出来，走到跟前我才看出是个女孩儿。我们继续往前走，道越发窄了。 地上还净是土堆垃圾碎砖头，走得入磕磕绊绊。终于豁然开朗，我们走出鬼域般的旧城区。一条相当宽阔、路灯齐全的大马路横亘眼前，路边有几幢一模一样的简易楼，马路对面似乎是新建工地，盖了很多半截楼房，工地后面是昏暗的大片田地，这儿已经是郊区了。老邱指给我看马路尽头一座稍明亮些的建筑，说那就是火车站，我已完全转了向，甚至不能相信那就是我来时的那个车站，老邱说就是它。 老邱家在那几幢简易楼里的一幢，一间屋，一张床，我们三个就挤在那张床上。黑暗中，我听到老邱说：“那车，别给老蒋！” 一个身着西装，丰腴庄重，灿若银盘的脸上有着双黑色大眼睛的女人出现在餐厅门口，矜持伫立，款款扫视大厅。当她看到我，我做了个鬼脸。张燕生见状回头一看，立刻竖起胳膊喊那个女人。又对我调侃：“有戏呀，一下就认出来了。” “那么大砣放在那儿，狗熊也看得见。” 李白玲笑吟吟，一步三摇地走过来，徐光涛和张燕生笑容可掬地用欣赏的目光迎候她，仿佛在看时装表演。 “你怎么才来？”张燕生殷勤地拉开为她留着的椅子，给她介绍我和老蒋。李白玲看了我一眼，问张燕生：“给你联系的房间住上了吗？” “住上了。” “条件怎么样？” “还可以，就是客房服务员不漂亮。” “这我可无能为力。” 餐厅女招待推着银闪闪的餐车来上酒菜，她显然认识李白玲，冲李白玲一笑，李白玲也亲热一笑，支使她拿些冰块来，女招待连连点头答应。女招待开了酒瓶塞，在每人的玻璃杯里斟了酒，退下去，我们吃喝起来。张燕生，徐光涛相当活跃地竟相向李白玲敬酒调笑，李白玲左右逢源，酬酢自如。我知道李白玲在此是个神通广大的人物，我们此行一切食宿都是张燕生通过她安排的。这女的浑身魅力，特别是那双黑眼睛，视界极宽。不管她仰脸嬉笑，还是低首啜酒，我总感到一缕视线不轻不重地落在我身上，沉静有如一个人在幕后不动声色地打量我。 “你是第一次来这儿吗？”她忽而转向我问。 “嗯。” “看上去他挺老实的。”她对张燕生、徐光涛说，“跟你们不一样。” “老实屁！”张燕生说，“数他坏，整个一个阶级敌人，全是装的。” “是吗？”李白玲感兴趣地望着我。 “还是应该相信你的第一印像，这是有目共睹的。” “你非常像我认识的一个人。”李白玲明显带有好感地对我说。 “也许我就是你认识的那个人，再好好看看。”我嬉皮笑脸。 “不，她是个女孩儿。” 张燕生和徐光涛不怀好意地吃笑，我也笑，不再说话继续喝酒。 “为什么中国男人雌化现像这么普遍，嗯，为什么？” 我孟浪饮酒，脑浆都沸腾了，听到李白玲对的张燕生的感慨，愤然插话：“因为中国女人先于男人普遍雄化。” 李白玲微笑地看着我。 我强自镇定地坐着。“你也非常像我认识的一个人。” “是吗？”她盅了口酒，笑着说：你大概要报复我了。” “不是中国人。” “噢，”李白玲沉着地说，“我倒是有八分之一的外国血统。 我祖上有不在北京做官，庚子年八国联军打进来，烧杀奸淫。” 我终于坚持不住了，酒性上来了，心脏像小喷泉似的突突跳跃，站起来喃喃说：“我说的是个黑人，一个胖胖的非洲姐妹。” 我走出餐厅。 电梯骤然下降时，酒物已经涌出，我竭力将全部内容含在嘴里。进了房间，我立刻冲进卫生间大吐特吐，唉哟哟地呻吟，大声喘气，像是刚被人痛打一顿。吐了又吐，最后终于吐干净，我干噎着把马桶冲了，用淋浴喷头冲净地上的残渍，漱了口出来，愣心地坐在沙发上，一闭眼就感到天旋地转，像被儿童一鞭接一鞭抽打的陀螺。电话铃响了，我拿起来挂上。 片刻，李白玲推门进来。 “滚你妈的滚你妈的！” “你怎么啦？喝晕了？” “滚你妈的，少在这儿装大尾巴狼。”我趔趄扑过去，粗暴地往门外推她，“你不在上面吃饭，下来干么？” 李白玲掰开我抓住她胳膊的手，有力不失分寸地把我推回沙发。 “你醉了，喝这么点酒就醉了，吐得满屋子是味。” 她走到桌旁沏了杯酽茶，塞到我手里，让我喝，又拧了条凉毛巾给我擦脸。 “好点了吗？” “好点了，谢谢。”我头脑清醒了，对她说：“你回去吧，说我没事，一会儿我就上去。” “我还是陪着你吧。你跟我说话，分散一下注意力，就不会头晕了。” “这是正常的——喝醉，不醉我反而不舒服。要的就是这感觉。” “你这是变态。” “不不，我跟别人不太一样，你了解我你就会知道——你不能用世俗的眼光看。” “啊！”李白玲笑过来。“又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 “怎么，又是一个！还有谁？” “我，你没看出来？我对你的胡言乱语不是一点都没吃惊。” “你一说我倒看出来了，你的确有点硕大无朋，特别是眼和——脸。” 李白玲先是一笑后是一板：“留着你的刻薄话形容形容自己吧。你既然能指人了那就是恢复正常了。咱们是不是若无其事地上去，不能叫那些俗人看咱们笑话对吗？” “对的。” 在走廊里，李白玲挽住我，我感激地冲她一笑。回到餐厅杯盘狼藉的桌旁。燕生问我：“和马桶亲嘴去了？” “没有。” “那和李白玲亲嘴去了？” “是！”我大笑望着李白玲，李白玲也笑。 “真没事？”徐光涛问。 “没事。”李白玲替我回答，他看见一漂亮姑娘，就满酒店尾随人家，我找到他时，他正和人家纠缠不休，非说人家心事。” “光涛，如果你能把车给我留一礼拜，我给你五千块钱。” 我们这顿马拉松似的饭终于吃完了，老蒋付饭钱时都快哭了。步出餐厅时，我和徐光涛走在后面。 “不是我要，是我的一个朋友要，可他非得一个星期后才能诳出钱，不瞒你，就是那边的联系人老邱。” 徐光涛手里玩着烟，增晌不语好一会儿才说：“一个星期怕是留不住。他们已经拖了很长时间，要车的人很多，抢得打破头。” “所以想让你用老蒋的钱先垫上，他的钱不是已经入了你的帐户？” 徐光涛笑起来，暖昧地沉默。 “实说吧，老邱答应给我一万，我分你五千，绝对没打埋伏。老蒋答应给你多少钱？瞧他那枢鼻缩眼样儿，打他的钱比你肚子打蛔虫都难。” “我相信你，咱们有的说吗？”徐光涛说，“不说别的，看哥儿们面我答应你。不过一周内你们一定要把车款汇来，免得坐蜡。” “那是一定，我跟你一起去边境，没钱你把我汇进帐户。谢谢光涛，我早知道你仗义。” “这话我怎么听着那么别扭，谢谢？听这意思是要害我。” “去你的王八蛋，不答应弄出你屎来。” “这话听着亲切多了。” “老李。”我快步撵上正亲密地张燕生交头接耳谈笑的李白玲，从中间把他们分开，问李白玲附近哪有邮局。 “跟我一起走吧，我正好也要回单位办点事。”她说，“我带你去。” “你就别去了。”我说燕生，“怪碍事的。” “我不是去。”燕生笑着说，“我回去睡觉去，我和老蒋哥儿们。”他把老蒋拉过来，搭着他的肩像狐狸阿媳妇搂着灰兔小朋友。 “别把头睡扁了，”李白玲冲他背影喊，“那就不帅了。” 酒店门口，计程车一辆接一辆驶来，开走。我和李白玲钻进一辆车，计程车驶出酒店庭院，开上马路，李白玲告诉司机要去的地方。 “先到我单位去，回来再送你去邮局。” “随你大小便。”我往后一仰，“你在什么单位？” 李白玲说了家著名大公司的名称，补充告诉我，她是那家合资企业驻当地办事处的副经理。 “怪不得你路子野，大家都求你。” “就那回事，都是利用。以后，”她看看我说，“你有什么事我也可以帮你办。” “你真是个热心肠。” “那倒也不是。只不过我这个愿意交朋友，省得一个人孤单单挺无聊。” 她笑吟吟地看着我，我也笑吟吟地看着她。她说： “好孩子。” 汽车停在一幢新建的盒式大厦门口，李白玲边下车边问我： “和我一起上去吗？去我办公室看看。” “不啦，”我说，“司机该不放心了，我在车里等。” “那好，我马上下来。” 李白玲消逝在大厦的自动门内，我敬司机一动烟，和他聊起来。司机听说我是第一次出门的北方农村人，优越感立刻暴露无遗，很自豪地历数该城市和种种发达和文明，我竭力装得像个傻瓜。李白玲回来时，正好听到司机绘声绘色地给我讲肉的香糯、鼠肉的高蛋白。 “我去你们北京，菜做得真难吃。”司机把车开上马路，还在不停地唠叨，“肉烧得稀烂，又拼命放酱油，咸死人吃不惯。” “你不知道呢，我们北方的猪是吃屎长大的。” “哇！” “连我也不爱吃。可是，你过我们北方的唧鸟猴吗？” “那是什么？” “也是一种高蛋白的动物，金丝猴的亲戚。” 李白玲拧我一把，笑着说：“你瞧不惯我们这儿的人，也用不着这么愚弄人家。” 我捏了捏李白玲的手：“我喜欢你们这儿的人才说，碰到上海人我一声也不吭。真的。特别是你们这儿的姑娘，瞧街上，一个个都那么有味，姹紫嫣红。” “那就娶一个，我给你介绍。” “可据说，你们这儿流行……” “找港客？” “不，性病。” “你的幽默感感已经叫人讨厌了。” 我在邮局给老邱拍了电报，出来叫司机送我回酒店。 “你回去有事？” “没事。” “那何必急着往回赶。”李白玲说，“我带你逛逛街，给你买几件薄衣服，入乡随俗。你这件破夹克一不合时令二村气，与人不配。” “可我老要说让人讨厌的话怎么办？” “你要改不了，”李白玲让司机掉头驶往另一方向，看我一眼微笑地说，“那就尽情说吧。” 计程车开到市里最下等的地摊街，高楼大厦后面的一条窄巷子车开不进去了。我们在巷口下了车，打发走司机，并肩进去逛。这条巷很长，两边都是卖旧衣服和洋杂货的地摊。五彩缤纷的尼龙化纤衣服一排排悬挂着，地上摆着各种黄澄澄的假首饰、电子打火机、太阳镜和腰带，面目狰狞的小贩和络绎不绝的顾客以很高的效率做着交易。我看中了几件衣服，用普遍话问价，小贩出的价高得不像话，简直是欺负人。幸亏跟着个李白玲，她用当地话替我还价，才大致公道地买好。我们逛了很长时间，逐摊翻拣，我又买了两件T恤衫，这样连逛带买，也搞了一抱。那些衣服很柔软，尽装进李白玲的折叠购物袋，鼓鼓囊囊拎着走，颇像北方贩子。不时有小贩诡秘地拉住我，要同我“那边谈谈”。我也装出买主的样儿，无情地杀他们的价，使他们耷拉着头扫兴而去。开够了心，我和李白玲去路旁冰室的吊扇下坐着吹汗吃冷食。此地规矩是顾客自己任意端盛着冰激凌和点心的小碟子，最后由服务员数碟算帐。我边吃边往李白玲的包里藏碟子，服务员无从察觉，少算了我们不少钱。李白玲乐不可支，招得冰室里的人都看我们，我严肃地领着她在众目睽睽之下穿堂而出。 “我发觉你不但爱说让人讨厌的话，还净干让人讨厌的事。你给我包里塞了这么多碟子干嘛用？ “你爱干嘛干嘛。实在没用，砸了听响。” “真不是好人。怪沉的，你替我拿着包。” 我接过李白玲的包背上，顺手把她揽过来接着走。天色已暗，华灯初上，我们塞了一肚子冰，也不想吃晚饭，互相依偎着向每辆驶过的计程车招手喊叫。一辆车靠路边停下，我们手拉手走过去。 在酒店门厅下车时，酒店已灯火辉煌。大小餐厅里，香港人为主的顾客坐满桌桌宴席，饕餮大餐。上了楼，燕生和老蒋都在房间。李白玲打开电视，一只残忍的金钱豹正在追逐驯鹿群。豹和鹿群在藏盛的草原上奔跑，活跃地跳跃，终于豹追上一只幼鹿，咬着喉咙拖倒在地，鹿无声无息死去。我进里间换衣服，挑了件雪白的紧身裤和一件鲜红的T恤衫穿上，红白对蚍十分鲜明，我看着穿衣镜里的自己，就像一个地道的本地烂仔。我走出来，往李白玲旁边一坐，她眼睛离开电视屏幕，对我说，“你认为你穿着坎肩我就认不出你了。” 我笑了。这是个笑话。这句话是一个老虎对被它误认为是蛇的乌龟说的。我有点难为情，很快又恢复了自然，点上一支烟，递给李白玲一支。 “老李，你能买到彩电吗？” “谁要？” “我。” “你要可以。”李白玲吐出一口烟，整了整头发，“要一台？” “哪能要一台。”说了我要的台数，又问她：“这儿彩电什么价？” 李白玲说了个数，大大超出我的想像。 “这么贵？” “是不便宜。”李白玲说要想买便宜的只能到更南的一个沿海城市，那地方有渔民直接从海上走私进来的彩电。“你真买吗？真买我可以给你介绍几个那地方的朋友。” “那太好了，事成我可以给你一些好处费。” “你要这么说，我就不帮你了。”李白玲把烟掐灭。正色道：“我不是为了钱，只是为了帮帮朋友——我们不是好朋友吗？” “是。”我斜眼瞧瞧这位“好朋友”。“可我怎么谢你？”——我扑向她，在她宽阔的脸上乱“锛”一气。 “我真是在那儿见过你，而且我们好像还曾很亲密过。” “你放心，我不要你的钱也一样帮你办事。” 第二天早晨，我从李白玲的巢窝回到酒店，一进门，就看到老蒋直盯盯地瞪着我。我走到哪儿，他就恶狠狠地盯我到哪儿，我纳闷地问：“看你爸爸干嘛？” “你坑了我，龟孙！”老蒋站在射进房间的阳光中，满脸充血，眼睛凸出有如牛卵子，蓦地冲我大嚷。“徐光涛根本没车，他要挪用我的钱倒电视，你们合伙做了圈套让我钻。老天爷呀！这数万公款要是葬在你们手里，我回去也得扯户口本。今天你不把我的钱找徐光涛追回来，我便去警察局告你，叫警察拿你！” “你发什么病？”我挣开老蒋伸过来抓我的手，“哪儿焊哪儿呀，谁跟你说的？” “要不是张燕生好心告诉我，我至今蒙在鼓里。别想跑，我只认得你，只管你要钱。” “老东西，休泼！管我要钱，打你老丫的！”我声色俱厉地喝住歇斯底里的老蒋，喊张燕生，“燕生，张燕生！” 哗──卫生间一阵抽水马桶响，张燕生一手提裤子，一手拿着本小说出来。他扬手把书扔到床上，扣着裤带含笑问我：“李白玲棒吗？” “棒！”我看着他说，“像头大海豹。” “别闹了。”张燕生点起一支烟，和颜悦声地对仍在一旁怒目而视的老蒋说。“我跟你说过他不知情，也是被徐光涛骗的——你们都被徐光涛骗了。”他转向我，“他本来没车。” 我走到一旁给自己沏了杯菜，坐下呢嘟嘟喝，不看燕生。 “你说过你们一起去边境提车？” 我斜眼看燕生。 “瞧吧，过会儿他就会来告诉你，你的通行证没办下来。” “这可怎么好？”老蒋又大声嚷起来，“我可不敢一人跟他去，他会把我弄死扔在哪个山沟里。” “你想的也太像惊险故事了。”张燕生对老蒋说，“徐光涛骗钱是真，杀人他还不敢。那儿也不是山沟，也是大马路大饭店朗朗乾坤，也有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没人杀你。“ “我不管，我要报案。” “这就是你不对了，老蒋。你现在报案也没用，谁动你钱了？谁也没动，你的钱还好好地放在银行里，你告谁？再说，我是看你老蒋人不错，不忍看你挨坑，才把真情泄露给你。你要报案，我们也得挨牵连，而且你也跑不了，你也得进局子。警察可不分青红皂白，有事没事先蹲着你，国家法制不健全你也不是不知道。” “我告你老蒋，”我手点着老蒋，“你要松焉坏，跟我玩轮子，我叫你后悔生出来。” “我也没说要报案。”老蒋一脸苍白，“我就那么一说。” “哪么一说？” “你放心跟徐光涛去。”张燕生走到老蒋身边说，“按我说的办，先把钱转到我给你的那个户头，一切就没事了。” “你的车肯定能有吗？” “你连我也信不过？” “不信你我还能信谁。”老蒋此时又可怜了起来。“我现在只信你，只能靠你了。我有老婆，三个孩子。我是个小干部……” “你来一下。”张燕生不再听老蒋的唠叨，把我引进套间。 “我可没一点甩开你，个人独吞的意思，倒是徐光涛想把你甩开。他亲口跟我讲，到时候就说搞不到通行证，把你隔开，我们倒一圈彩电，最后给你千把块钱打发一下。我一向瞧不惯他这种猫儿匿，都是哥儿们，说实话……” “说实话，燕生，他真的没车？” “真的没车——连我也没车！根本就没去搞，全憋着老蒋这道钱呢。” “怨不得李白玲上来就跟我发情，好给你匀空。” “不不，可没这么一出，李白玲是阔小姐开窑子，看见三条腿的就打晃，不为钱，她也不知道这些事。你跟徐光涛不至于磁到掰不开的地步吧？” “绝对不至于！” “就是。咱们多少年了，从小就一块偷幼儿园的向日葵从楼上往过路的身上吐痰。” “美好的童年。”我微笑说。 “你们吵什么呢？”徐光涛兴冲冲推门进来，“在走廊里都听得一清二楚。” “蒋兄，通行证办下来了，今天就走吧。”徐光涛对我说，“你的通行证没办下来，前两天出了件挺大的团伙叛逃案，通行证卡得很严……” “没办下来就没办下来吧，我在这儿住着也挺好。” “哟，没注意，装束也换了。”徐光涛状态凑近打量我的新衣服，“那件事就那么定了，你不在我也那么办。花瓜似的，分外妖娆的么？” “鲜活鲜活。” “老蒋，”徐光涛转向老蒋，“这是咱们俩的通行证。我还要去看一个人，车票你买，买今天下午的，中午我回来——我先走了。” “走吧。”我和燕生点头，“注意小腿保健。” 徐光涛刚离去，燕生立刻坐在桌旁在张纸上写了串阿拉拍数字，递给老蒋：“钱一转出，就给这个号码打电话，我马上就去接应你。别怕，有什么可怕的？你真不是干事的人。” 老蒋仍在筛糠，张燕生厌恶地站起来，打烟抽。拿起只烟拿，是空的，揉成一团扔掉问我：“还有烟吗？” 我口袋里有整整一包烟，可我说：“没有，抽光了。” “我去买条烟。”燕生出了门。 我走到老蒋身旁，夺过那张纸，看了看上面的电话号码，还给老蒋，坐下拨这个号码，电话通了，一个女人接了电话： “喂，找谁？” 我听出了对方的声音，没吭声把电话挂了。张燕生买烟回来，一进门电话铃就响了。他拿起电话，我听他说：“没有，我刚才没打，不定谁打的呢，这只有你知道呀。”他换了一脸淫笑。“噢，他在，你要跟他讲话吗？”燕生把话筒给我，“李白玲找你。” “喂”我接过话筒，“你好，干嘛呢？” “上班，你呢？” “没事。” “下午出动吗？” “不出去。” “那我去找你。” “来吧。慢，你中午就来吧，一起吃饭。”我冲燕生挤挤眼，“这儿有一班的伪军想你。” 我和李白玲坐在餐厅酒吧柜台前的高凳上喝酒，遥遥望着餐厅角落餐桌旁的张燕生和老蒋。老蒋刚买完车票回来，仍是一副惊恐不安的样子。他激动地说着什么，张燕生安详地听着，不时简短、表情坚决地说着节奏铿锵的话。 “那个老蒋怎么啦？”李白玲呷着酒问我，“他好像很紧张。” “他怕了。”我转着手里大肚高脚杯，无所谓地说，“怕被我们啃着吃了。” “这么个老实人，本来就该呆在家里耗着俸禄，跟你们这些坏蛋混，非倒霉，难怪他怕。他看出什么名堂来了？” “你不知道？燕生告诉了他徐光涛没没车想骗他钱，叫他赔本赚吆喝咬尿泡空欢喜。” “我怎么应该知道？”李白玲搭拉眼皮，“就好像我也是你们肮脏的一伙。” “你当然不是！就像你不是我老婆，不管你有时多么像，我有时多么情不自禁。” “小屁孩，跟我油腔滑调谈情说爱起来了。” “别装得鸭嘴龙那么老。今晚我还去你那儿，别约别人了。” “今晚不行。”李白玲放下酒杯，用手帕擦擦嘴，“今晚没你节目。” “我不管，反正到时候我就去，有人咱们就做三明治。” “干嘛这么生猛，假装殷切？” “除了撒尿也是闲着。” 李白玲“噗”地笑了，飞我一眼，十分风骚。很快，她止住笑又回复成那个庄重、优雅的李白玲。她喝了口酒，有些懒懒的，抬首看了眼那边餐桌上仍在交谈的燕生和老蒋，低语问我：“你看上我哪儿？” “山高水阔及其他。” 她没笑。酒吧侍者放响了音乐，滞重的音乐如雷滚过餐厅。女招待们开始往各桌穿梭上菜。 “小子，”她冷冷地说，“退几年，我可能会迷上你这股俏皮、放荡不羁的劲头，可我现在已不是感情泛滥的小姑娘，你靠伶牙利齿这种小锥子扎不中我——今晚你要来，我就阉了你。” 我们的餐桌也陆续上菜了，燕生招手叫我们过去。李白玲下了高凳，整整长裙，对我说：“我倒想提醒你们注意老蒋，别吓坏了他。他是朝延命官，遇到危险本能的反应就是找警察保护。” 我们回到餐桌，我观察了一下老蒋。他果然有些反常，过分殷勤，给每个人夹菜、斟酒，故作轻松地谈天说地。可我没有集中精力认真看待这件事。我克制不住地时时把目光落在正和张燕生小声交谈的李白玲身上。我几次挑起话头想重新吸引她注意，都没成功。她只勉强敷衍我几句，后来连样子也不装了，干脆不理我，同张燕生唧唧咕咕，活像一对粪里刨食的公母鸡。 饭吃了一半。徐光涛提着皮包来了，一身国家干部打扮，得意洋洋挺像人。一坐下就问老蒋要车票，拿过车票装进自己口袋，也不吃也不喝，说要好计程车，立刻就要去车站，立逼着老蒋上楼拿行李。 老蒋提上他的破包，步履蹒跚地跟着满面春风的徐光涛往酒店门外计程车走去的样子真像被人贩子卖去当窑姐儿的旧中国妇女。 “你不去送他们？”我冲面无表情目送着徐光涛和老蒋的张燕生问。 “他跟我走。”挟着包往嘴上搽唇膏的李白玲说。她打扮停当，挽着张燕生一扭一扭走了。 “联合国吡嗷的。”我在背后愤世嫉俗地骂。 “嗨，你怎么在这儿？” “我凭什么不能在这儿？我理所当然应该在这儿，人民的江山人民坐。” 我正要上电梯回房，碰到刚从楼上下来的花枝招展的杨金丽。她像搀着老寿星似地搀着个香港老头儿，脸像电镀了容光焕发。她给我介绍她的“阿伯”，对那个老狗说我是他“表哥”，差点没把我鼻子气歪了。 “怎么样，都还好吧？” “还好还好。”我只想早点脱身回房。 “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阿伯在这儿是很有办法的。” 老狗冲我含笑点头，我两眼朝天不看他。 “没事。” “你房间是几号？我找你玩去。” “还是……” “我给你平价换点港币吧，花港币很合算，买烟买酒也便宜，你不换点？” “那好吧。”我把房间号告诉了杨金丽，走进电梯向上升去。 我正在睡觉。有人捏我鼻子，我在梦里吓了一跳，立刻醒过来，看见杨金丽怪可爱地坐在我床边。我忍着火跟她兑换港币，换完便翻脸开骂：“以后男同志睡觉的时候你进门要敲门，懂不懂礼貌？还有，以后未经允许少捏我鼻子。那是出气的地方，不响也有用，你给关上算怎么回事？” “哟，好像你多尊贵。”杨金丽撇撇嘴。 “当然，我有我的人格。我问人，你是不是跟那个老棺材瓤子住在一起？” “怎么啦？” “怎么啦——这是有损国格的行为！” 杨金丽咯咯笑起来。 “还乐，你乐什么？”我生气地说，“你这是错误的！哪怕找个年轻点的，也说得过去，那老杂毛也太老了。” 杨金丽脸红了：“人老重感情，霜叶红于二月花。你倒不老，谁不知道你是个没心没肺的。” “好好，你感情丰富，快回去看着你的老宝贝儿吧，小心他一个饱嗝把自己噎死。” “瞧你对我这副模样儿，就好像你多革命似的。”杨金丽又眼泪汪汪了，“你对我越来越不好了。” “你不能这么说，就好像我过去对你怎么好过……” “我一直觉得你是唯一理解我的！”杨金丽几乎在大声嚷嚷，盖住我的声音，抹煞我试图在我们之间划的界线。 “我不理解也不想理解任何人，包括你。” “畜生，男人都是畜生！你们脱下裤子是鬼，提起裤子又全装成人，真会藏猫猫。” “我们别再谈了，你这么激动会把自己弄疯的，装傻算了，你蛮可以落落大方。” “一个有自尊心的女人和一寡廉鲜耻的男人不一样，我要明辨是非。” “这种事哪儿来什么是非，公说公有理，母说母有理，各有糟践对方的一千条民谚、格言。大家都是人，都不是观音菩萨。” “你不是人！”杨金丽脸色苍白地盯着我说，“你从来就不是人，站着躺着都不是人，谁都不知道这事，可我知道。” “我是什么，大灰狼？”我想开玩笑，可脸色已经变了。 “你是，”她顿了一下，骤然开口，“橡皮人！” 我想杨金丽被我吓坏了，她一脸恐怖，向门口退去，蓦地拉开门逃了。我回头看了眼墙壁上镶的镜子，也立刻毛骨悚然。镜子里那张脸黯淡僵滞，映现着真正橡皮的质感和光泽，我被吓得一声不响。 晚上，我不想吃饭，下了楼，在放着轻音乐的酒吧要了两罐啤酒孤独地坐着喝，茫然看着大厅里逡巡往返的外国游客和香港商人。这些衣着华贵的男女一个个神气活现，从容自在，却个个长一张庸俗的脸，让你不得不对如此不堪入目的家伙却如此有钱感到生气。在这种场合坐上一刻钟比上一百节课还体会深刻。我叫住一个女招待，问她这儿晚上有什么玩的地方。她打量下我说，你可以去广场和马路上遛遛。我凝视着她，她慌忙低头走开。我又叫过来一个女招待，问她这儿晚上有什么玩的地方，她说邻家宾馆有收费昂贵的歌厅。 我叫了辆计程车去那家宾馆。这家宾馆比我住的那家酒店更华丽些，歌厅所在是有小桥流水、扶疏花木的花园中的一间玻璃房子，有美貌女招待开门引坐，我进去时演唱还没开始。我坐到靠墙一个角落的厢座里，已经有个醉醺醺的男人坐在那儿了，见我来就口齿不清地跟我搭话。他自称是新加坡人来此是做买卖，问我可曾听说过他的姓氏，这个姓氏在南洋一带是赫赫有名的，我说我没听说过。 “你臭了，你土鳖了，我们家是大财团，每次回国都是人大副委员长以上的‘角儿’接见。” “你普通话说得不错，连我们方言都会，要是闭上眼听，我会以为你是北京人。” “呃，我在北京语言学院念过书。” “怪不得。语言学院的人我很熟，你认识张燕生吗？他是副院长。” “太认识了，头发花白的老头戴个眼镜。” “李白玲呢，她好像是党委书记吧？” “对对，老太太，个不高。” “你不错，真幸福，新加坡巨富之子。喜欢中国吗？” “没劲。我打算去美国，美国多来劲。” “那是，美利坚有的是金山银山。” 我叫女招待送来一杯子，拿起他的酒瓶给自己斟，一支接一支抽他的烟。 “唔，我不喝了。” “才几点，再喝点。”我叫来女招待，指着那人说：“这位办事处先生再要两瓶……” “一瓶吧，嗯，我喝得差不多了。” 八点以后，歌手们依次出场了，灯光暗下，旋转晃眼的迪斯科舞灯扫来扫去。听客开始受到震耳欲聋的音响轰炸。 同座那个家伙仍然恬不知耻地胡吹，喋喋不休，一个劲问我是干么的。我说我是为总参装备部采购的。他问我要什么型号录音机，我说不，不要那玩艺儿，有黑鹰直升飞机可以来两中队。他盯了我一阵，恍然大悟：“原来您是做军火生意的。” 我嘘了一声，叫他小声点，问他可听过那个阿凡提的故事？他糊涂地摇摇头。我凑近他给他讲故事。从前有个商人叫阿凡提帮他搬一摞盘子到他家，说可以告诉阿凡提三个真理。阿凡提般着盘子去了，向商人请教。商人说，第一个真理：要是有人说，搬着盘子走路比空着手走路轻，你可千万别信。说到这儿，我自个儿乐了。那个家伙好奇地问：“第二个呢？” “要是有人说，帮商人搬盘子他会给你钱，你可千万别信。” “第三个呢？”那家伙愈发全神贯注。 “第三个是：要是有人说他是世界最大的傻瓜，你可千万别信！” 我撇下这个苦苦思索、莫名其妙的骗子，笑着起身离去。 骗子嘴里还在嚷：“那阿凡提呢？” 回到酒店夜很深了，我忧郁地放了池热水洗澡，一边浸泡一边吸烟一边想着身不由己做人的尴尬和不做人的不可能。向非人蜕变的趋势我心中无数。热腾腾的蒸气把烟濡吸不动了，我把烟扔掉，泡在水里睡着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有人砰砰敲卫生间的门。我醒过来，感到灯光刺眼，水也有点凉了。以为是燕生回来了，围了块浴巾开了门。杨金丽站在门前。 “你来干嘛？”我倦意未消，不免有几分恼怒和敌意。 她没说话，往旁边一让，屋里有两个陌生男人，在翻我扔在床上的衣服。其中有个胖子看到我说：“警察。”同时掏出个工作证递给我。我打开一看，这警察是市局十处的，名叫马汉玉。我默默地把工作证还给他，看着另一个小个警察把我衣服口袋里的所有东西都掏了出来，钱、钥匙、电话号码本、证件一一摆开。 “什么事？”我问马汉玉。 “你认识她吗？”他指杨金丽。 我看看杨金丽，又看看警察，“认识。” “她半夜到酒店来是来找你？” 我大概猜出是怎么回事了，点点头：“是的。” “你们什么关系？” “朋友。”我毫不犹豫地说。 “什么朋友？” “一般朋友。我们是在街上碰到的。她说她住的那个旅馆很脏，我就叫她到我这儿来住，反正我这儿有两间客房。” “既然你叫她来你的房间，她怎么钻到港客房间里去了？” “也许走错门了吧，这儿的房间看上去都一样。” “走错门？为什么进到人家间里去，敲门不开，我们进去她还藏在门后。” “那你应该问她，也许是被下流生港客缠住了。现在开放，什么人都往国内来，大概他们还以为我们这儿也变成资本主义国家了。你不知道，在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女郎半夜敲门的事很多，腐朽没落就别提了。” “老实点！”旁边那个掀床垫子拉抽屉搜查一番一无所获的小个子警察走过来对我吼。 我瞧他一眼，继续对胖警察马汉玉说：“可能她慌了，一听是警察。你知道人人都怕警察，有些事碰上警察就解释不清了——我可以穿上衣服吗？” “穿吧。”胖警察一摆手。 我穿好衣服，把钱和证件往兜里装。 “不许装！”一直恶狠狠盯着我的小个子警察喊。 “为什么？这是我的东西，你刚才不是看过了。” “叫你别装就别装！” 小个子一步抢上来，粗暴地打我的手，夺走钱和证件。 ‘你客气点行不行，不要动手动脚。“ “嘿”小个子瞪起眼睛，“你狂什么，蹲下！” 他上来扭我胳膊，企图压倒我，可惜技术夹生，被我一下甩开，正告他：“你要干什么——现在可不是‘四人帮’那时候。” “不是‘四人帮’时期又怎么样！”小个子年轻气盛，急了，又扑来扭我，我再次把他轻轻推开。 姓马的胖警察冷眼旁观，大概也觉得他的小伙计不够老练，说话造次，授柄于人，走上来隔开我们，问我：“你这套房间住了几个人？” “就我一个。”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这个谎警察一查住宿单便戳穿了。胖警察果然给服务台打了个电话，让他们找出这个房间的住宿单，一会儿，一个穿警卫制服的男人拿着三张住宿单进来。胖警察仔细看了三张住宿单，问：“这个姓蒋的和姓张的哪儿去了？” “到别的地方办事去了。” “你是这个商业局的干部吗” “不是。”我只好承认，“我是来玩的，因为认识老蒋就住到了他们这里。那张住宿单是胡填的。” “这样看来，应该住在这儿的人都不在，住这儿的是两个来‘玩’的。他们什么时候回来？那两个，姓蒋的和姓张的。” “不太清楚。” “这儿的房钱谁算，你吗？” “当然不，我哪儿那么多钱。” “就是说他们肯定会回来？” “大概是。” 消逝了片刻的小个子警察忽然从盥洗间出来，手里拿着我的漱口杯，神秘地倒出一件东西给胖警察看。 “这是谁的？”胖警察手指捏着一只黄澄澄的女表。 “不知道，我没见过这东西。” “这杯子是你的吗？” “是我的，可这表不是我的。谁知道哪个混蛋给我栽的脏，一小时前我刷牙还没有。” “你指我们吗？” “没那意思。” “表是我的。” 杨金丽红着脸承认，“我放进漱口杯里的。” “你手脚真麻利，”胖警察移向她，“也许你接下去要告诉我这表是你妈给你买的吧。” “是我妈给我买的，我工作那天买的。” “你工作？你妈还挺支持你，给你买个表看时间，你们就不能编得像样点，都这么说。这表国内市场就没出售过！看来你还不是个老手，我再告诉你，这表是假的，一文不值，你被那个老色鬼港客骗了。好吧。” 胖警察站起来，伸了懒腰，把我的证件、电话号码本拿起来：“这些东西我先拿走，用完还你。” “可我明天就打算走了。” “你先别走吧，既然有人付房钱你就再舒舒服服住几天。记住，这几天哪儿也别去，我们随时来找你。还有，我们来找过你这事不要跟你那些哥儿们讲。“ “我没哥儿们，独门儿。” “不管有没有，谁也不要讲，讲了后要你自负。” “我也没犯法，规规矩矩来旅游……” “谁说你犯法了，我说了吗？”胖警察提起皮夹，一指杨金丽：“你，跟我们走。” 小个子警察充满恶意地瞧我一眼，用鼻子哼了一声，推搡着杨金丽耀武扬威地往外走，杨金丽伤感地频频回头看我。 警察走后，饭店警卫又盘问了我一会儿，主要问我怎么住进来的，谁介绍的。我一概回答不知道。 早晨，张燕生回来了。一进门还挺乐呵，看来昨晚过得挺惬意，问我睡得怎么样。 “挺香。”我瓮声瓮气地回答，“就是半夜你的两个朋友来找过你。” “谁？阿芸和阿豆？” “不，胖胖和瘦瘦。” “什么胖胖瘦瘦，”张燕生摸不着头脑地说，“我不认识。” “他们认识你——警察。” “别开玩笑。” “开哪门子玩笑，昨晚警察来抄了。” “真的？”燕生登时紧张了，“他们来找我？” “没有，跟你说着玩呢。找你干嘛，你又不是他们局长。” “说真的说真的，警察真来过了？” “真来过了，杨金丽把他们领来的，大概她被他们堵被窝了，就胡说走错了门，来找咱们的。没事，警察搜了一遍，咱们也没什么走私物品，了不起把咱们当成皮条客了。” “你别大意，当成皮条客也够咱们喝一壶的。” “那我倒不怕，没有的事，安也安不上。” “警察还问什么啦？” “没问什么，就问你哪儿去了，我说你办事去了，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他们扣了我证件，把杨金丽带走了，还说随时再来。” “随时再来？”燕生刚坐下又“蹭”地站起来，“这地方不能呆了。” 我和燕生乘的计程车驶出车流，靠边停在一个规模宏伟的红色陵园门，马路对面就是李白玲上班那幢钢筋水泥和玻璃组成的盒式大厦。我进陵园找了张长椅坐下，燕生去给李白玲打电话。一会儿工夫，李白玲匆匆而来。我把昨晚的事对李白玲讲了一遍。李白玲听完哦吟片刻，问我：“他们扣了你的证件，你能溜吗？” “那证件是作废的，要不要都无所谓，我有些担心的是那个电话号码本。”这时我蓦地想起，昨天我曾把暗记下来的李白玲的电话号码写在上了面。 “上面有谁的电话？” “噢，那都是过去一些熟人的电话。” “有我的吗？”李白玲看燕生。 “我没把你的电话告诉过他。”燕生说。 “没有。”我也说。 “那就没有什么。”李白玲松了口气，“我给你们换了个住处，溜了完了。” “可是，”我想了想，还是得告诉他们，“我给老邱的地址也是这个酒店。” “他是谁？” “他来干什么？”燕生问我，“老邱来干嘛？那个二混子。” “……他也是来买车的。” “你没告诉过我。”燕生怀疑地看我。 “现在告你不晚。” “马上打长途通知他来得及吗？”李白玲说，“告诉他换地方。” “恐怕来不及。”我说，“前天不是我们一起打的电报？他现在已经在路上了。要我说其实没什么，燕生另找个地方住去。我还回去等，没事。十处是不是治安处？”我问李白玲。 “不知道，不过我可以打电话找个公安局的朋友问一下。” “你问一下，要是治安处就没事，不就是风纪上的小事吗。” “好吧。” 我们三个来到陵园门口的公用电话处，李白玲给她的警察朋友打电话，打完电话她脸色大变。 “十处是经济保卫处。” 我和燕生正在酒店房间里收拾东西，门上传来猛烈的叩敲声。燕生迅速钻进卫生间，我把皮包塞进床下。坐到沙发上喊：“进来。” 门开了，老邱昂首阔步走进来。 我松了口气，喊燕生出来，弯腰拖出皮包继续往里塞衣服。燕生心有余悸他走出来，认出老邱，咧嘴一笑：“是你，吓我一跳。” “出了什么事？”老邱看我们惶惶的神情，诧异地问。 “警察刚来抄过，而且随时还会再来。” “这儿警察那么凶？” “凶，凶得跟郎平似的。”我扣好皮包，走过去对老邱说： “你白来了，那事吹了，徐光涛的车没了。” “怎么回事？”老邱立刻急了，“那你他妈的给我拍什么电报？” “这情况我也是刚知道。”我有气无力地掏出烟请老邱，老邱抽出一根叼上，我给他点着火。 “彩电呢？”他喷着烟问，“你联系没有？” “联系了，可我们已经叫警察注意上了，那事该怎么办？你用公家的汽车款倒电视，不正找人家逮吗？“ “谁捅的漏子？你们办事怎么这么不牢靠。” “我猜是老蒋，他发现上当就报了官。” “连这么个笨蛋你们都瞒哄不住，干什么吃的！” “哼。”我看了眼燕生，“这事一时也说不清楚。” “是不是老蒋报的官还没定呢。”燕生说。 “既然来了，就不能空手回去。”老邱往沙发上一坐，“我不管，你他妈给我想办法去搞车，搞彩电。” “我他妈没办法！”我挥着手说，“警察张着网呢，你让我乍着毛往里钻？” “合着你打着晃涮爷们玩呐！” “我还不知道谁涮了。” “你们别在这儿吵。”燕生拎着收拾好的皮包过来说，“先撤，有什么话回头说，别让警察一块捂了。带着钱吗？带着钱什么话都好说。” “好吧。”我对老邱说，“你先跟燕生走，待会儿咱们再商量。我再跟徐光涛联系一下，探探究竟，看老蒋到底是个什么鸟。只要他没报官，事情还有缓。” “反正，你看着办吧。”老邱把烟头嗖地扔到地毯上，凶脸地看了我一眼。 我自个儿在房间里坐了会儿，最后检查了遍房间，看没丢下什么东西。就带上门出来。 正想不惹人注意地通过服务台，忽听服务员叫我：“喂。” 我停下看她，服务员一脸笑容，旁边坐着的另一个服务员姑娘也在冲我乐。她们问我：“昨天警察找你啦？” “是啊。”我立刻装出了副清白无辜受了冤枉了的样儿，“我正好端端地像个乖孩子一样睡着觉，人就突然闯进来，搜身又讯问。是你们给开的门吧？” “警察叫开门，我们敢不开吗？”服务员笑说。 “也是，这年头，好人也难免受冤枉。” “得了吧。”坐着的那个姑娘笑着说，“谁叫你和那个坏女人一块混的，沾包了吧。” “我哪知道她是坏女人。从小我就认识她，中学起她就是我们班的团支书，在这儿碰上了，你说能不打个招呼？谁想她变成了坏人。” “都会说，都说自己不是坏人。” “你瞧我长得像坏人吗？多么忠厚善良的脸，对谁都是那么诚恳、谦逊。” “越说自己好的人越不好。”两个姑娘笑得咯咯的。 一个姑娘好心忠告我：“你不是坏人，可你要小心坏人。特别在我们这样的酒店里，什么没有？就拿住在你斜对面房间的那个港客老头说吧，别瞧他道貌岸然，听民岸然，听民警说，他坏透了，专往国外走私，在香港也是社会渣滓。” “你是说老和杨金丽在一起的那个老头？” “就是那个坏老头。那么老了，还骗人家女孩子，真不要脸。民警说，要重重罚他，把他的护照都扣了。” “光罚还不够，”我沉思地说，“应该拖出去毙了老家伙。好啦，我下去吃点东西。” 我离开服务台，乘电梯下楼，降下两层，停了电梯出来，沿着安全楼梯又走上去。小心翼翼地避开服务台两个姑娘的视界，蹑手蹑脚走到那个老港客的房间，没敲门就拧把手进去了。老坏蛋正穿了件睡衣坐在沙发上喝茶，看到我进来一愣： “你找谁？” “找你。”我往他旁边的沙发上一坐。 老家伙放下茶杯，打量着我：“唔，是你，杨小姐的朋友，又想换港币吗？” “不，想跟你谈点事。昨天，你和杨小姐的事连累了我。” “是呀，”老家伙愤愤不平地说起来，“内地的警察太不讲道理了。杨小姐在我这里坐了一坐。就要罚我的钱，坐一坐也要罚钱，真是闻所未闻。怎么，也要罚你吗？这可没有我的关系。” “要不是你，警察也找不上我。” “这我可不能负责。你是要叫我替你付罚金吗？不行。”老家伙急了，用广东话连嚷带叫，“没有这个道理。”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因为你们的事连累了我，我们也算有了缘份，好不好做点买卖？我听说你是个很有办法的人，能搞到价格合理的电视机。” “什么意思？”老家伙眼睛骨碌碌转了几圈，“你要买电视机？” “是的，不多，一小批。” “市场上有哇，要多少你尽管去买好啦，找我干嘛？” “你看，老先生。”我慢条斯理地说，“我开始提到杨小姐，意思就是我们之间用不着搞什么遮遮掩掩的把戏，你的情况杨小姐跟我讲了许多，我呢，想必你也能意会到。大家开城布公。都是买卖人，谁也不想占谁的便宜，按规矩办，现钱现货，大家得利，你说呢？我也不是来敲诈你，也不是给警察当探子给你设圈套，只是正经八百想跟你谈桩生意。怎么样，谈不谈呢？” 老家伙又端起茶杯吸吸溜喝茶。喝了一阵，放下茶杯，伸手拿烟。我敬了他一支，给他点上火。 “那么，”老家伙开了口，“你想要多少台？” “先问一下，你是什么价？” 老家伙说了个数，我一听说不行。 “都是这个价啦。” “咱们别来这套行不行？都是明白人，大家痛快点。你价格合适，我多要你一些。” 老家伙又报了价，降了一些，我仍觉得高。 老家伙端起茶杯：“我这已经是最低价了，再低我要蚀本了。你说个价？” 我说了个数，老家伙一听直摆手，“不谈了，我们不要谈了。哪有这个价，有这个价我买你的。” 我把价提到一个整数，老家伙扔是摇手。 “怎么着？” “不谈了！”老家伙斩打截铁，“你找别人买去吧。” “嘿，老东西。”我站起来，“不谈了？我让你进得来出不去你信不信？” 老家伙面无惧色，嘿嘿怪笑：“我们这是做买卖吗？我又是不小孩子，你也不要虚张声势。” “妈的老流氓！我虚张声势？我也不是不了解你，不就是六○年饿跑的乡下佬吗，番薯屎还没拉干净，装什么大哼。我一个电话就能叫公安抓了你，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香港是干嘛的，香港警方知道你被抓了，会高兴得拍贺电。一句话，你想不想要你的护照了？” 如果说我前面的确是在虚张声势，老家伙听着毫不为其所动，这最后一句却击中了要害。尽管老家伙仍面无表情，但我肯定，他搞不清我是什么来头了，起码他要猜猜。一般说，上了年纪的人，权衡某件事的利弊时，是会慎重斟酌每种哪怕是很微小的可能，他们没有精力冒险。果然，老东西虽说嘴没软，话里已经透出转圜的意思。 “你不要唬人，我是不吃唬的。我对国内的情形有一些了解，我相信你不是普通人，但要搞我，也没那么容易，我也是认识一些人的。再说，做买卖也没有强买强卖的。” “那好，”我不再恫吓老头，接着他最后那句话说，“咱们再互相让点步，你尺寸上可以小一点，我价钱上给你凑个整。” 我和老家伙又讨价还价一番，最后达成妥协。由于每台价格比我原来设想的最低价格还要低一些，老家伙提出交货只能在那个更靠南的沿海城市，我也一口答应了。我们约定了具体的交货地点，时间定为后天起的连续三天内。 “听着，”老家伙伸出了只干瘦的手指说，“如果我不能及时拿回我的护照，我便不能履约。” “放心，老先生，我保证你最迟后天拿到护照。当然，你也不别心疼那几个罚金，就当为‘四化’做贡献吧。” 我心里有底，警察只要罚了款，会很快发还护照的。 我穿过酒店大厅时迎面看到姓马的胖警察和小个子警察从自动门进来，连忙隐在几个胖胖高大、香气扑鼻的外国妇女身后，低头装作浏览柜台里的烟酒化妆品。两个警察行色匆匆没看到我，从我身后熙攘的人群中穿过，消逝在电梯间。 我拔脚出了酒店，叫过来一辆计程车，让司机开到陵园。我坐在疾驶的轿车后座想，我这是玩玄呢。警察兄弟不是吃干饭的，他们像秃鹫一样敏感，哪儿死尸腐肉，隔着十万八千里也会凭直觉扑下来。 计程车到了陵园附近一个街角，我付了钱下来，步行走进陵园大门。天下起小雨，陵园内的松柏草坪一片浓缘，玉兰树在雨中静静开放着硕大雪白的花朵，树荫下的长椅都打湿了，渺无人迹。我找了一圈，没发现张燕生他们，身上已经潮了，便沿着漫长宽阔的台阶走向山坡上的纪念雕像。这里组用巨大粗糙的花岗石凿砍的剑拔弩张的人物群像。半个世纪前，这个城市曾发生过一次震惊中外的武装起义，许多外国革命者的血和中国共产党员、工农群众的血流在了一起。中学时，就我从课本中了解了这次著名的起义。即使此时此地，我在为理想献身的烈士英魂面前也不由肃然起敬。望着那些无声地呐喊着搏战着的巨人们，我一阵阵发呆，竟忘了来此何干，直到一个人轻轻拍了下我的肩膀，我才猛醒过来。倏地转身，李白玲笑嘻嘻站在我面前。 “你没带警察来吧？” “……” “你怎么啦？” “燕生他们呢？” “他们先走了，留我在这等你。大家看你那么长时间没来，都怕你出事。没出事吧？你怎么这样？” “没有，我冷，穿太少。” “我们到那边亭里避一避。我也没带伞，这雨下得突然。” “没关系，走吧。” 这时我已镇定下来，冷汗开始浸出。我们沿着石阶缓步下行。雨下得密了，衣衫湿透了，贴在身上，可我仍不想走快。 宽大的台阶层层叠叠，像个巨大的搓板，两旁高大磅礴的雪松簇拥着这纵贯全山的台阶，使这台阶像是帝王宫殿庄严的御道，我这个湿透了的瘪三和旁边同样湿透了的身份暖昧的女人走在上面真是不伦不类。长达百年此伏彼起的革命战争给我们国家到处留下了这样葬着成千上万英灵的陵园，时至今日，只有孩子才在清明来献花圈。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李白玲突然说。 “你知道屁。” “我爷爷就是在那次起义中牺牲的，后来我的叔叔伯伯又陆续牺牲几个。” “有毛主席家牺牲的人多吗？”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李白玲平静地说，“每次我来这儿，和你同样难受，虽然我也知道这没意思。” “可是我什么也没想。要说难受，只是被雨浇得难受，想赶快找个地方地点热乎的吃的喝的或者‘喇’你一道。” 李白玲望着我，我狞笑看望着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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