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帝国》、《社会革命理论》导读

布鲁克斯.亚当斯著 林国荣译（广西师范大学“过去与现在”文丛即将出版） 布鲁克斯·亚当斯扮演十九世纪末“新帝国主义”思潮的领袖，本身就会给人留下缺乏协调的感觉。简单粗暴地说，“新帝国主义”包含两层涵义。其一就是强大的国家创造辉煌的历史，为此可以承受一定程度的集权。其二就是民主社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草根奋斗精神，必将淹没非民主社会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历史残余。平民主义支持帝国主义，将“美洲的瑞士”变成“世界的罗马”。西奥多·罗斯福扮演这个角色再合适不过了，因为他毕竟是老共和党人。十九世纪的共和党意味着国家主义和平民主义结合，反对一心模仿英格兰贵族的弗吉尼亚绅士。西奥多·罗斯福最讨厌没牙老太婆的格言“没有历史的国家是幸福的”，一心想要发明诸国父非常陌生的“美利坚民族期许”。他呼吁的对象是“林肯和格兰特祖国的儿女”，不提华盛顿和辛辛那提，因为后者总会让人想到罗伯特·李将军和世外桃源的隐逸生活。“白色大舰队”将十九世纪末“新帝国主义”的理想具体化，无尽的边疆召唤得天独厚的骄子。埃及和印度是大英帝国的主要受益者，现在该轮到美国人造福于古巴人民和菲律宾人民了。 从南北战争一直到19世纪末的进步主义时期，本质上的冲突是在北方展开的，并且一切的政治分量最重也都是在民主势力内部沉淀下来的，战时的南方以及战后的西部，只不过扮演了背景的角色；这就如同1660年到安妮女王时期英格兰的政治冲突乃是集中并沉淀在清教集团身上一样。说白了，此一时期一切政治斗争都是围绕一个而且仅仅是这么一个轴心展开的：藉由强劲的司法集中和政治集中手段，达成内部的稳定与平衡，借此将一国之力更为自由地、更加没有后顾之后地投放到对待的帝制轨道当中。弗吉尼亚绅士和贵族在内战战场上烟消云散了，但新英格兰经济新贵起而代之，马克.吐温以非凡的幽默和讽刺对抗帝国潮流，以罗马帝国的历史事例装点自己的文本，但终究也掩盖不了最基本的场景：他本人不正是帝国风情的最耀眼饰品吗？ 布鲁克斯毕竟是约翰·昆西·亚当斯的孙子，亨利·亚当斯的兄弟。约翰·昆西名垂青史，因为他抵抗或拖延了安德鲁·杰克逊所代表的平民主义浪潮。亨利·亚当斯通过《民主》嘲笑美国的民主，通过《亨利·亚当斯的教育》表达了他对平民主义和物质主义愈演愈烈的未来是多么恐惧。亚当斯家族的姓氏就能唤起国人无数的联想，不逊于布鲁图斯之于罗马人。精致的新英格兰上流社会。元老院反对凯撒主义的斗士。辉格党的精神鼻祖。行政官擅权的天敌。司法保守主义的朋友。嚼烟草、喝苹果酒的西部民主派最喜欢嘲笑他们的香槟酒和娘娘腔，将粗俗和男子汉气概打造成平民主义的催票符号。布鲁克斯的《文明盛衰原因论》同样证明他亲近法国人当中的英国人，多于亲近英国人当中的法国人。《社会革命》和《新帝国》蕴涵了许多杰斐逊和林肯的系谱，对马歇尔大法官和普通法传统的保守性格多有微词，对法国大革命的群众暴政持宽容态度，将更多的责任归诸旧制度的僵硬。他担心普通法弹性不足，适应不了社会的急速变革。他赞扬早期罗马法的灵活性，尽管这种灵活性建立在民选官员造法废法的巨大权力之上。华盛顿的朋友们以“总统大还是法官大”的立场为界，分化为联邦派和反联邦派。亚当斯是前者的干城，杰斐逊则是后者的大脑。亚当斯家族的子孙写下这样的文字，实际上等于站到了杰斐逊一方。 “理论上,英格兰法律乃是合乎逻辑地依据先例发展起来的,法官们并不创造任何东西,他们只是对传自前任的观念就行精细阐释,先例对英格兰法官是有约束力的。假如先例所构成的脉络指向错误的结论,立法机构就会实施干预,凭借议会法令来纠正错误。罗马人拥有比我们更高的法律天赋,罗马体制的效能也比我们更高。罗马的裁判官可以通过自己的令谕对错误的先例进行压制,罗马人也因此得以保持国内法的灵活性,同时又不至于陷入混乱。美国则没有任何对应于罗马裁判官的角色。” “立法机构差不多可算是法院的对立物。立法机构之设立就是为了反映选民的激情,而大多数选民都处在年轻时期。因此,在变革时代,立法机构和法院之间最有可能发生严重冲突,在这样的时代,鉴于社会平衡已经发生转移,立法机构肯定是要反映崛起中的势力的,而法院则肯定是要反映没落中的势力的。” “自汉密尔顿时代以来,保守派美国人就一直将如下观念奉为公理:法院的职能乃是解释成文法,因此,法院能够而且事实上也应当成其为“代表机构侵夺和压迫行为的阻挡物”。但是我认为法院并没有能履行这方面的职责,相反,法院承担了超出自身职责范围的属性,因此,正如历史已经充分证明的那样,法院不仅未能达成自身的目标,而且也动摇了自身权威的根基,从而形成了自我伤害的局面。至此,我一直都仅限于引述历史证据来证明美国法院作为一个政体一直以来根本就不具备足够的政治智慧,最终致使法院代表特定的诉讼人而对立法实施的干预演变成了对诉讼人本身的威胁而非保护,这是因为法院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引发了人们对法院的敌意。” 罗马的概念在十八世纪初和十九世纪末，具备非常不同的意义。杰斐逊以前的罗马想象，集中于共和主义的美德。林肯以后的罗马想象，开始浸淫帝国的品质。在第一种想象中，罗马代表绅士和土地的价值。贸易帝国体现了罗马美德的对立面，杰斐逊并不希望美国走上这条道路。在第二种想象中，罗马代表普遍秩序的价值。贸易帝国即使不是唯一的普遍价值，至少也位于普遍价值的核心部分。美国通过西奥多·罗斯福和富兰克林·罗斯福这对相反相成的，落实了林肯和格兰特开辟的可能性。很少有人同时对两位罗斯福的价值抱有同情的理解，布鲁克林·亚当斯就是其中之一。这种任务并不简单，需要重新解释历史传统，弥合辉格主义和平民主义的内在张力。平民主义只要离开了美国，就会自称或被称为民粹主义。布鲁克林·亚当斯的社会动力学和司法政治学具有浓厚的现实关怀，为了将美国特殊的平民主义引入适当的轨道，宁愿牺牲先辈的传统。他把华盛顿塑造成国家主义的改革者，从而打通了西奥多·罗斯福的愿景。他强调财产权的封建性格，从而打通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愿景。 此种情境之下，“通三统”便只能是两面三刀的政治投机主义者的工作，绝无可能找到坚实的原则依托，即便以强劲的家族资源和高妙的绅士或者贵族修辞予以掩饰，也遮挡不住历史岩石勃发而出的事实力量，即使在美国也不例外。因为一方面，历史解释会因此等纯粹且完整的投机策略走向牵强附会的道路。另一方面，传统的活力通常来自芜杂、而非融贯。布鲁克林·亚当斯在历史上未能占据重要地位，主要还是因为他的现实目标本来就难以实现。新帝国的理念继续发酵，但西奥多·罗斯福的形象遮蔽了他的形象。富兰克林·罗斯福造就罗马-美国的贡献超过林肯以后的任何人，跟新帝国的理念却格格不入。直至今日，罗马-美国的概念仍然深陷草根民主帝国主义和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纠结之中。布鲁克林·亚当斯企图通过平民主义，保证辉格主义借壳上市，但即使在他自己的著作中，两者的融合度仍然不高。尼罗河水由两条支流汇集而成。一条川流不息，但水势不猛。另一条在雨季汹涌澎湃，在旱季几乎没水。辉格主义在他的著作中发挥了前一条的作用，平民主义发挥了后一条的作用。埃塞俄比亚的洪水来临时，几乎把上尼罗河水驱回维多利亚湖，然而在旱季，埃及几乎完全依靠大湖地区送来的涓涓细流。《社会革命》的论证逻辑，实际上要求财产权的社群化配合政治社会的组织化，直接违逆了《新帝国》的叙事逻辑，后者可以概括如下。 “托马斯.格雷欣的代理人理查德.克劳夫就在信中写道：‘鸟儿纷纷离巢,这景象实在壮观;人们四散奔逃,教宗派和新教徒都一样;无论去往哪里,人们都觉得要比呆着好;新旧两教中的富有之人,本应当成为洪流砥柱,但他们自己也逃走了。’” “1569年，当伊凡占领纳尔瓦的时候，伊丽莎白就一些抓捕商船行为提出抗议之时，波兰国王西吉斯蒙德很坦率地告诉伊丽莎白，由于‘我们的警告，一些君主已经收手并对纳尔瓦保持克制了。但是还有一些君主则没有从这条航道上收手，这些君主将遭遇我们海军的打击，而这会招致生命、自由的损失，会给人们的妻儿带来危险。’他向伊丽莎白解释说，英格兰人同莫斯科的军火生意‘充满了危险，不仅对我们，而且还会将全体基督徒和自由国家至于大规模毁灭的境地。’一旦将俄罗斯孤立起来，伊凡就无法获得武器、工程师和极其令人生畏的材料，不过，通过贸易，伊凡仍然能够组织起有效的武装。‘我们都知道并且也都能肯定地感受到……纳尔瓦贸易的增长正在让莫斯科公国日渐强大起来，伊凡得到的不仅仅是战争，还有他见所未见的武器、工匠和工艺；他因此强大到足以征服一切人……我们现在之所以还能对他形成压制，也仅仅是因为俄罗斯的工艺粗疏而且还没有政策上的智慧。不过，如果纳尔瓦贸易继续下去，又有什么会是伊凡不知道的呢？’” “我在其他地方已经描述了英格兰帝国的崛起,因此,在这里我只需要阐释一下这个帝国所采取的具体形态。这个经济体系乃是经由红海和好望角而连接亚洲和美洲的经济体系。换言之,英格兰乃是在一个巨大的规模之上,借助海上交通线,完成了亚历山大在小规模上也遭遇挫败的事情,亚历山大的失败乃是因为陆路成本过于高昂。英格兰的这个经济体系从印度斯坦伸展开来,取道埃及和南非,并以之作为两条海上交通线上的中转站,最终抵达英伦诸岛,这个贸易终端不仅是贸易中心,而且也是产业中心,这是因为英伦诸岛富含矿藏。随后,这个体系又扩展到北美,那么可以提供不断扩展的市场。1776年的革命将合众国从政治上同这个体系分离开来,但是在经济上合众国则仍然归属这个体系,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最近合众国开始担当一个新体系之中心地位之时。同样值得指出的是,荷兰人的成功乃依托于欧洲列强之间的争斗。假如英格兰和法国没有围绕同样的贸易终端而对同一贸易路线展开竞争,假如各殖民地没有获得法国在资金、军队和船只方面的帮助,英格兰很可能已经镇压了叛乱。” “北美大陆乃处于亚欧大陆之间的中转站上,亚欧大陆则要么为巨大的水域隔离开来,要么就是为难以穿越的荒漠和高山隔离开来,美国则从大西洋一直延伸到太平洋,中间贯通着可以航运的水道和湖泊,并且也没有高山阻截其间。” “美国终将达成经济霸权,甚至有可能已经达成了这种霸权,这一点世人都不会反对。这场社会飓风的漩涡就是围绕着纽约展开的。若是换个地方,这样的社会运动是不会胜出的;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像纽约那样投身如此巨大的社会运动,而且拥有如此完善的行政体制;也没有哪个地方能够像纽约那样,资本的集权化程度如此之高。美国随即成为帝国市场,在这个进程中,美国也开始沿着从外国通达其核心地带的贸易路线伸展开来,就如同萨尔贡时代之后的所有帝国所做的那样。西印度群岛正在向我们靠拢,墨西哥共和国也不再拥有独立生命,墨西哥城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美国城镇。巴拿马运河的完工也将使得全部中美洲地区融入我们的体系。我们已经扩张到亚洲,并吸附了西班牙的一些殖民领地,自我们伸展到中国之后,便遏制了俄国和德国的扩张步伐,而中国这片土地,就在昨天,人们还已然觉得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地方。我们也正在向着欧洲伸展,尤其是大不列颠,正在逐渐展示出依附国的姿态,毕竟,不列颠必须将美国作为和平时期的食物供应地,否则,不列颠将战争当中将无以为继。假如将来五十年间的运动仅仅同过去这五十年持平,而不是经历一次令人震惊的加速,那么美国仍然能够胜过任何一个单一的帝国,甚至有可能胜过一切帝国的加总。整个世界都将归附美国。东西方的贸易都将汇聚美国,混沌初开之际便已经存在的那种秩序,也将由此遭到逆转。” 《新帝国》把帝国解释成贸易流的外溢，兴衰反映了资金的流入或改道。即使圣路易的远征，都是地中海贸易路线的体现。伊丽莎白英国的崛起，则是因为西班牙君主国将贸易路线挤出了自己的国境。俄罗斯战胜波兰，关键在于打开了通向欧洲的贸易路线。大英帝国的霸权，本质上就是贸易中枢的政治红利。纵观当今天下，北美继承贸易枢纽地位的机会最大。这些理论除了涉及新世纪的技术性细节，其实就是汉密尔顿时代联邦党人的标准观念。布鲁克林·亚当斯在“祖述家学”的时候，明显比“通三统”的时候得心应手。《社会革命》和《新帝国》都要求美国告别华盛顿时代的田园牧歌，勇敢地迎接新时代和新世界。问题在于《社会革命》建议的罗马化和社群化，从内容到形式都酷似西班牙和法兰西的绝对主义改革，依据《新帝国》的解释体系，应该会导致类似的贸易转移和帝国衰落。这两部书都患有孟德斯鸠的毛病，包含大量草率和拼凑的内容，给人留下强烈的印象，仿佛作者自己都没有厘清某些线索。作者对待美国内力充盈、喷薄欲出的形势，颇有时不我待的感觉，似乎不能耐心等待理论打磨精细，否则就有错过路径引导机会的危险。弗格森在酝酿文明发展阶段论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感觉。十八世纪的英国和二十世纪的美国确实处在一飞冲天的境地，所以他们的直觉都没有错。前瞻性的政治著作必须扣准时代的脉搏，但不能幻想时代可以由著作制造。《新帝国》不是《星辰大海》的美国版，并没有大位可以智取的妖妄，只是因为来自产生《海权论》的同一个信息场，多多少少可以视为映证季候的报春花。正如赖希所论：“事实上，为了成为拥护帝制者，一个民族必须培育这样的人，甘愿忽视生活中的不如意，并且直面统治和征服中许多最艰难且最令人反胃的任务。这样的人绝不能让他们的母亲或者姐妹施加温柔和精致感受的压倒性影响。孩童们越早地离开母亲影响的范围，他就越可能在短时期内达成其帝国性格的真正目的。……在严格的帝国中，社群的单元是奠基于个体的，而非家庭的；而在帝制的极端事例中，在天主教会中，帝国的此种真正单元是由一种永无更改的教义缔造的。不过，同样正确的是，母亲对于其长到二十岁年纪的儿郎们的人伦影响力，是不可能被儿郎之后的任何努力所替代的。正是因为这个理由，在每一帝制中，男人总是渴求某种新的宗教力量，渴求某种新的“复兴”，渴求其灵魂的道德和人伦重新焕发活力。在背弃了女人之后，在这般驱除自己身上母亲那无法替代的人伦影响力之后，帝国中的男人必然且时常渴求新的宗教或者半宗教机构。这是在不列颠或美利坚帝制中有无数教派、宗教风尚和“传道士”之清晰且无可置疑的原因。就像人人皆知的那样，罗马帝国充满了此类新的“宗教”，直到基督教取得了对于它们大多数的优势为止。”——不过，这不也正是拿破仑一世和威廉二世的命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