緣督廬日記和敦煌文物流失問題

介紹：（官樣文章，可略過） 葉昌熾（ 1849-1917），江蘇蘇州人，清代官員、學者。字鞠裳，又字菊裳。號頌魯，又號緣督廬主人等。著有《緣督廬日記》、《語石》和《藏書紀事詩》等。葉昌熾為光緒十五年（1889）二甲進士，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得受侍講銜，在光緒二十八年（1902）得授甘肅學政一職。在1906年清朝裁撤各省學政之後，他請旨開缺，在第二年初獲準，自此離開政壇。在他擔任甘肅學政的時間當中（除去來去路程當計三年半），敦煌千佛洞的藏品逐漸被發現，同時英國人斯坦因、法國人伯希和先後前來，取走了大量珍品。據中華書局2000年版《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斯坦因所獲文物共計6980項，伯希和所獲文物共計4040項，佔據書中所列兩萬余項敦煌文物的半數以上。 葉昌熾生於蘇南長洲縣，自幼好學，尤嗜文獻碑刻之學。師友如潘祖蔭、繆荃孫、吳大澂等，或為清流大員，或為藏書名家。碑刻版本之學，對前人學術積累的吸收非常關鍵，而學者本人經眼了多少善本同樣關鍵。葉昌熾生於清季版本學爛熟之時，在二十多年的時間裡面廣搜博采，四十三歲成《藏書紀事詩》，五十三歲成《語石》，成為了當時金石學和版本學的一位名家。而在此處產生的問題就是，為什麼一位清人眼中金石版本的行家裡手，甘肅文化部門的最高官員會在他的任期內使得我們今天看來無比珍貴的古物被外國人大量取走呢？ 葉昌熾搜集碑刻的行為是個人的，非制度性的。也就是說，在他個人財力和僱傭勞動力的條件照顧不到的地方，他是沒有辦法管的。這是個人對文物的求訪而不是作為文化官員的管理。這裡，我們就把敦煌文物的搜求跟他個人的興趣連接在了一起。葉昌熾和敦煌文物的接觸是跟別人的“說項”之請離不開的。一開始（1903），葉昌熾在日記中對層出不窮的說情表示出明顯的厭煩，當一位當地人沈模攜敦煌碑出現時，他的態度卻有了明顯的鬆動（1903）。數月之後，敦煌縣令汪宗翰跟他接上了頭，在兩年間（1903-1905）為他寄送了近百件敦煌千佛洞流出的藏品，而葉長期的幫助無疑也為他升遷入蘭州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在離開敦煌前，葉昌熾還收到了其敦煌籍學生朱璠，敦煌人王宗海二人的贈品，不過總量僅絹畫五幅、碑刻數通、經卷百餘娟，跟後來流到國外的文物數量無法相比。在回到蘇州以後，他得知法國人伯希和從敦煌取走大量文物，震驚世界，以為是時任敦煌官員放任了文物流失，痛惜：“俗吏邊毗，安知愛古，令人思汪栗庵”（1908）。同時也自責自己當時作為一省學政，沒有保存好這批發現的珍貴文物。 那麼汪宗翰在敦煌的工作又是怎麼樣的呢？在千佛洞意外開啟後，他對千佛洞展開了一個粗糙的排查，檢出了一部分碑刻、文卷和絹畫，而後就讓附近的“宗教人士”王玄箓負責對之管理。當第一個文物掠取者斯坦因一路考察來到這裡之後，跟汪建立了比較好的關係，同時獲取了王道士的信任，攫取了大量文物（1907）。可見令葉昌熾想念的懂行人汪栗庵也沒有起到阻止文物流失的作用。跟汪的草草態度相對的是斯坦因來敦煌之前專程向英國政府請求頭銜、預算的精心準備書。而第二個來敦煌取寶的伯希和，是在別人的口耳相傳中，得知葉昌熾在敦煌獲得了一幅絹畫（葉將之送人）這樣一條簡單至極的信息，靠著敏銳的文物直覺進入敦煌地區運走了數車文物（1908）。對比之下，我們看到葉昌熾對文物的興趣是個人的，傳統文人趣味的，欲以碑刻補益經史的；汪宗翰欲以文物結交上級，只從大量的文物裡面檢出了他覺得有價值的一些碑刻、經卷和畫卷（從他後人出售藏品的事情中我們也發現，他自己覺得好的，留著傳家的也是經卷）。這樣他們的態度就導致對文物價值的認識不足，對文物保護的力度有限（文物除了被外國人取走，本身也在源源不斷的流失）。 跟斯坦因和伯希和之舉對比之後，可以發現葉、汪對文物認識的不足，也就是文物方面知識的不足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葉昌熾後來在張元濟的飯局上遇到伯希和，後者大談佛教和中亞史，他卻因知識不足而無法置喙，當坐各位“中國通人”裡面唯有一沈曾植能與伯希和談論（1916）。從這個角度看敦煌文物流失，我們可以發現的是，清儒的文獻學知識和清朝的文化管理制度，在現代的歷史、文物知識和評價標準映照下顯示出的局限性。 詳見： 链接：http://pan.baidu.com/s/1qXJTg5I 密码：ht7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