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增订版序

见：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4NzM1NjQ3OQ==&mid=2247483658&idx=1&sn=521679607972384fe804d1005c4e8b6a&scene=1&srcid=0630vnNu8ThpKDqhXZ3NPqzk&pass_ticket=ZwXjnUuhQMTuPJYJJoOdc%2BkkYD3dzjdXqm0x9WWhxkENC2iG%2Fk7V9FynM1oWXhMn#rd 比起古老的“文赋”、“诗品”、“词话”、“曲录”来，“文学史”无疑是小弟弟。可这位后起之秀，一出生就身手非凡。1903年，清廷颁布《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中国文学门”的科目包括“文学研究法”、“历代文章源流”、“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和“西国文学史”等，并提示“日本有《中国文学史》，可仿其意自行编纂讲授”。从那时起，中国人便开始以“文学史”的编撰与讲授作为文学教育的中心。得益于“科学”精神、“进化”观念以及“系统”方法的引进，“文学史”在现代中国学界所向披靡，百年后的今天，已演变成一个庞然大物。 多年前，我在讨论“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时，曾提出一个问题：鲁迅晚年再三表示想编一部《中国文学史》，并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最后还是功败垂成。为什么？我的结论是：“文学史著述基本上是一种学院派思路。这是伴随着西式教育兴起而出现的文化需求，也为新的教育体制所支持。鲁迅说‘我的《中国小说史略》，是先因为要教书糊口，这才陆续编成的’，这话一点不假。假如没有‘教书’这一职业，或者学校不设‘文学史’这一课程，不只鲁迅，许多如今声名显赫的文学史家都可能不会从事文学史著述。”（《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学人》第四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7月）如此立场，今天我仍坚持——“文学史”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依赖于文学教育的展开。 我心目中的“文学事业”，包含文学创作、文学生产、文学批评与文学教育。四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隔，更有各自独自发展的空间与机遇。就拿文学教育来说吧，不仅对中文系外文系生命攸关、对整个大学也都至关重要。而选择文学史作为核心课程，既体现一时代的视野、修养与趣味，更牵涉教育宗旨、管理体制、课堂建设、师生关系等，故值得深入探究。 进入现代社会，合理化与专业性成为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文学”作为一个“学科”，逐渐被建设成为独立自足的专业领域。最直接的表现便是，文学教育的重心，由技能训练的“词章之学”，转为知识积累的“文学史”。如此转折，并不取决于个别文人学者的审美趣味，而是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决定的。“文学史”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在表达民族意识、凝聚民族精神，以及吸取异文化、融入“世界文学”进程方面，曾发挥巨大作用。至于本国文学精华的表彰以及文学技法的承传，反而不是其最重要的功能（参见陈平原《“文学”如何“教育”》，初刊2002年2月23日《文汇报》）。 作为课程设置的“文学史”，与作为著述体例的“文学史”，以及作为知识体系的“文学史”、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史”，四者之间互相纠葛，牵一发而动全身。本书希望在思想史、学术史与教育史的夹缝中，认真思考文学史的生存处境及发展前景。具体的论述策略是：从学科入手，兼及学问体系、学术潮流、学人性格与学科建设。 谈论作为知识生产的文学史，必须深入体会体制与权力的合谋、意识形态与技术能力的缝隙，还有学者立场与时代氛围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众多努力中，我尤其注重从教育角度切入。论及前辈学者，世人多看重其传世之作，但据此判定教授的功业则不无偏颇。引入早就随风飘逝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在“课堂教学”与“校园文化”、“社会思潮”之间建立某种关联，是希望进一步落实大学教书育人的功能。在我看来，只有这样，方能在“知识”与“技能”之外，体现文学教育之“情怀”。 过去谈学科建设，对学问背后的政治关注不够；现在则反过来，受福柯影响，满眼看过去，“知识”全都变成了“权力”。这同样是一种遮蔽。在中文系所有课程中，很难找到比“中国现代文学”跟意识形态的关系更为紧密的了。可即便如此，这一课程的建立与拓展，也并非只是从属于政治，仍有其学理上的依据。因分属不同政治阵营，新中国成立后，大陆、台湾、香港三地的文学教育，自然呈现很不一样的样貌。可四十年的冷战隔绝，并没有完全中断现代中国的“大学之道”，三地中文系仍有若干潜在的呼应。直面意识形态与学术传统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提供尽可能准确的描述与阐释，是很有趣味的精神历险。 在我看来，文学史是一门可敬、可爱而又不无可疑的学问。因此，本书既总结百年来中国人从事文学史撰述与教学的经验，又质疑那种根深蒂固的文学史情结。辨析得失的同时，更希望探究可能的出路。 全书共十二章，大致分为三块，分别讨论学科建立与学术思潮、学人及其著述、若干专业领域的成绩与拓展的可能性。 第一至第四章从课程、教师、教材、课堂入手，讨论百年来中国大学里以文学史为中心展开的文学教育，分析其利弊得失。自认为最有心得的，不是桐城与选学之争，也不是文学革命与整理国故的张力，而是对于“文学课堂”的发掘与表彰。文字寿于金石，声音随风飘逝，那些充满激情与灵性的课堂，凭借追忆文章得到部分重现，这很难得。已经成为名教授的老学生们，之所以津津有味地讲述早就隐入历史深处的“课堂”，除了借此构建学术谱系，更是在与当下中国学界对话——探究“文学”到底该如何“教育”。 第五至第八章谈论具体的文学史家。之所以选择黄人、林纾和鲁迅，除了三人各自的学术贡献，更因其工作隐含着巨大的张力，如“大辞典”和“文学史”、“传统文人”和“现代学堂”，以及“杂文”与“学术”等。大学教育讲究知识的体系化，而文学史又是其中重要一环，论述方式很容易自我封闭；引入黄人、林纾和鲁迅的努力，起码为我们敞开了一片新天地。不同于晚清至上世纪三十年代，新中国成立后，整个学术语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选择指标性的北大中文系四教授，观察其在政治与学术、文学与史学、古典与现代之间徘徊、挣扎与突围，凸显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是如何折射乃至承载时代风云的。 第九至第十二章牵涉小说史、散文史、戏剧史和现代文学四个专业领域，属于典型的学术史思考。当初计划多多，规模闳阔，为何只剩下这寥寥四章？一是学术进展神速，不时有“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感觉；二是自家学力有限，好多话题摸索多年，至今仍不敢贸然落笔；三是课堂讲授与学术著述的巨大差异。“中国文学研究百年”这门课，我在北大讲了五轮（1996年、2000年、2002年、2009年、2014年），每次讲授都有所拓展，但讲课可粗枝大叶，论文须细针密缝；讲课较多引介学界成果，论文力图完善自家立场；讲课不无表演的成分，讲究现场效果，论文面对中外学界，强调分寸感。除了讨论戏剧史那一章打磨时间长、较为丰满，其余三章讲课痕迹很重，不免显得粗疏。 记得我第一次认真讨论文学史问题，是二十年前的《“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此乃作者1995年10月在香港科技大学主办的“中国文学史再思”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提要, 初刊1996年7月10日《中华读书报》)，其中有这么一句：“不只将其作为文学观念和知识体系来描述，更作为一种教育体制来把握，方能理解这一百年中国人的‘文学史’建设。”日后我的很多论述，都是围绕这句话打转。相对于学界其他同仁，我之谈论文学史，更多地从教育体制入手，这也算是别有幽怀。作为一名文学教授，反省当下中国以积累知识为主轴的文学教育，呼唤那些压在重床叠屋的“学问”底下的“温情”、“诗意”与“想象力”，在我看来，既是历史研究，也是现实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