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译奥威尔

（2003年写的一篇旧文） 对于我，遇到奥威尔，无论作为读者还是译者，都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从阅读到开始翻译他的作品，回头想一想，中间似乎有不少机缘巧合之处，想想挺有意思，就随便写成这篇小文，算是在奥威尔百年诞辰之际（今年6月25日）对他的一个小小纪念吧。 　　 　　我开始接触奥威尔是比较晚的，在1998年，媒介就是王小波，他那本《沉默的大多数》让我读了好几遍，在一篇文章中他这样提到奥威尔和他的《一九八四》：“1980年，我在大学里读到了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经历。”也许是出于爱屋及乌的心理，我就想去读读这本为小波所推重的书，结果找来了董乐山先生译的《一九八四》，一读之下，这也成了我的“终身难忘的经历”。我一向喜欢历史，总是无法避免产生沉重感，但是有几位作家能像奥威尔这样，早在五十年多前，就以精确的预言，描写和揭露了我们自己有过的一段历史呢？这种描写和揭露本身就是一种锐利的批判，在我觉得这是很可贵的。 　　 　　然后在1999年秋，我有机会到美国短期学习。在当地书店里，看到奥威尔名下除了《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场》，还有其他不少书，但怯于昂贵的书价，我只是随便拣了本小说《上来透口气》。没想到在回国后，当我读起这本书时，却对这本写于六十多年前的书（原著出版于1939年）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奥威尔笔下的社会、人物及其处境竟然像煞我们如今眼前所见。在这本书中，他流露出了强烈的怀旧情结，对当时英国城镇化无序发展和环境污染进行了抨击，反对战争，但更令我心动的，是他对处于那个变革时代中的小人物之命运的同情。整本书嬉笑怒骂，妙趣横生。于是，在无人约译的情况下，用我那比之现在更加稚嫩的译笔开始翻译它，想把这本在国内被忽略的佳著介绍进来，丰富人们对奥威尔的阅读。 　　 　　后来的事情竟十分顺利，我把先译完的一章头一次投给了文学翻译杂志《世界文学》，不久收到编辑老师的信，让我再多译一些。后来在我译完并寄去后，得知这本杂志竟有意刊登整本书，不过我的译稿当时在译林出版社也走了好运，已被接受，于是《世界文学》在2001年初选登了一半。译林后来又约我重译《一九八四》，准备和《上来透口气》一起出。一开始，我顾虑董乐山先生的译本珠玉在前而有些犹豫，后来在编辑老师的鼓励下我终于译了出来，但进度比译《上来透口气》时慢了许多，主要原因就是这是本非常压抑的书。坦白地说，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曾两度落泪。当然，有一个原因是我目前业余从事文学翻译，译的都是我真正喜欢的书，所以在感情上比较投入。 　　 　　译林出版社于2003年5月出版了我译的《一九八四·上来透口气》，出版后反响尚好，很快就加印，我多少有了点欣慰的感觉。不过以我现时的眼光看来，里面还有许多不足之处，我准备尽快修订一下，再版时应能弥补一些遗憾。 　　 　　然后在去年6月份，我开始译《奥威尔传》。这本书原书出版于2000年，我早就得知此消息并托人买到了书，但找出版社却费了点周折。后来通过朋友联系上了东方出版社，该社文化编辑室的刘丽华女士碰巧也是个奥威尔作品的爱好者，于是很快确定选题、购买版权。而我经过8个月的奋战，终于译出了这本达30多万字的传记，近期即可上市，国内喜欢奥威尔的读者可以通过这本书更全面地了解他。书中对奥威尔负面性格的揭示虽然可能跟大家心目中以往的奥威尔形象不太一致，但更真实了，这也是此传记的优点之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杰弗里·迈耶斯摒弃了那种传记中的文学想像式写作，在爬梳资料上体现出了一位优秀传记作家的素养，可以说无一句无出处，但读来全无枯燥或滞重之感，读者也可以验证我的判断。 　　 　　总的说来，我喜欢奥威尔，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人格魅力，包括他身体力行的精神和敢于特立独行、讲真话的勇气。至今我已经译了奥威尔及与他有关的文字约70万。不少翻译界的前辈给后来者的建议是要尽量集中一位作家译，前不久，朋友黑马（作家，译D.H.劳伦斯的翻译家）也曾在电话中对我说：“你吃奥威尔吧。”我当时还有些吃惊，奥威尔可以吃吗，够吃吗？译奥威尔，给我带来的经济回报不多，倘有些微名气，也仅能带来暂时的虚荣而已，况且这些并不是我的目标，靠“吃”他，更是不可能。但另一方面，读、译他也是一种“吃法”，几年下来，因为奥威尔，我感觉我变得“强壮”了，看来，他真值得一吃。鉴于奥威尔的作品至今介绍过来的仍不够多，我今后几年内，计划摆脱以往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作法，集中精力多译一些他的作品，希望几年后回首时，会觉得选对了。2003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