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法国最高傲的艺术家，遇到全欧洲最高傲的理论家

库尔贝的画作《蒲鲁东与家人》，是画家在好友兼理论导师去世后，参照其生前照片所绘。这幅画，既见证了两人的友谊，也仿佛为蒲鲁东的艺术理论做了注脚。 《蒲鲁东与家人》 ，库尔贝创作于1865年，藏于巴黎小皇宫美术馆 这幅画背后，藏着两个外省人之间的友谊。 他们是勃艮第老乡，都带着一种外省青年特有的自卑、矜持和谦恭来审视他们寄居的城市——19世纪中叶的法国帝都巴黎。后来，他们都意料之中地实现了精神气质上的反转，在人类文化史上留下一堆“自负、放肆和傲慢”的表情包。 画中人是蒲鲁东，作画者是库尔贝，前者比后者整整大10岁。两人相识于1848年二月革命后的巴黎安德列大街啤酒屋。此处是当时法国政治荷尔蒙的集散地，文化家、艺术家和哲学家、失意贵族、流氓无产者等等，常在这里谈天说地，而意见领袖永远是把“财产就是盗窃”当口头禅的蒲鲁东。 那一天，一如往常，蒲鲁东又是一通海阔天空的猛侃，而后坐下来喝啤酒润喉，听众们正酝酿辞藻准备商榷。此时，波德莱尔领着一个年龄相仿的小青年坐到了蒲鲁东的桌旁。他脸颊清瘦，目光冷峻，自带一种不以为然的神态系统。波德莱尔为两人作了介绍， “皮埃尔（蒲鲁东名），他就是给我们杂志画《街垒上的起义者》的朋友，他叫居斯塔夫（库尔贝名）。” 蒲鲁东：嗨，你好！ 库尔贝：你好！ 一对口音，竟是同乡，蒲鲁东老家贝桑松到库尔贝老家奥尔南不足50里。陌生所引发的距离感，瞬间被乡音所消弭。一个名字尚未见诸报端的年轻画家，同无政府主义之父狠狠地握了握手。从此，库尔贝在美术界的名气，像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拔到了云端。圈子决定你的命运，170年前的法国也遵循此原则。不久，库尔贝就被艺术评论界称作“当代伦勃朗”。 很难说库尔贝在政治立场上多么认同蒲鲁东，他对现实政治甚至有几分疏离感。真正让他们走到一起的，一方面是同乡的关系，另一方面在于气质上的投缘。没有什么能征服怀疑一切的库尔贝，除了否定一切的蒲鲁东。当全法国最高傲的艺术家，遇到全欧洲最高傲的理论家，唯有心悦诚服。 库尔贝轻易不认可谁，他是个自己要做老大的人。可一旦他服了哪位老大，便抱之以江湖式的义气。 1849年，蒲鲁东撰文抗议时任总统的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派兵剿灭罗马共和国，被当局判了刑，吃了三年牢饭。1852年，当蒲鲁东刑满释放的时候，在监狱门口迎接他的是库尔贝。 上述一幕，可以用《英雄本色》里的镜头来脑补。不过，若仅以此来解读蒲鲁东与库尔贝的关系，容易走入水泊梁山式的岔道。事实上，两人的友谊更多体现在蒲鲁东政治思想对库尔贝创作观念的引领。他们深度勾兑的时期是19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是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前期，工业革命初成，金融资本发展，对外扩张迅猛，但政治气氛却依然沉闷压抑。这种政经结构投射到艺术上，就是古典主义及其各种改款，仍是主流，向过往、向历史、向传说而非向当下、向真实、向生活寻求素材，是画家创作的基本姿态。 掀翻这种局面的，是蒲鲁东的理论和库尔贝的实践。如果说蒲鲁东是在用文字在画画，那么在画画的库尔贝就是他最好的模特。 1863年，蒲鲁东与库尔贝频繁通信，就创作观念进行探讨。蒲鲁东强调艺术的实用性，但他艰涩枯燥的理论，却缺乏感染力和穿透力。相反，库尔贝则凭艺术家的直觉为蒲鲁东的理论提供了许多生动和敏感。 在两人通信中，库尔贝为自己的理论导师奉上了不少提神的句子，这些句子是对蒲鲁东理论的格言化处理。一来一往，一本艺术哲学被蒲鲁东列入了写作日程，书名叫《论艺术的原则和社会功能》。 这本书是蒲鲁东的最后一本著作。 《论艺术的原则和社会功能》起笔是1863年，很遗憾，此书未及出版，也就是1865年，作者猝然去世。 蒲鲁东的死，让库尔贝陷入了无边的痛苦和彷徨——一种精神上的踏空失重。画家脑子里不断闪过蒲鲁东的身影，而想着想着，一种愧疚便袭上心头：原来自己从来没给最信任的人画过肖像！此情成追忆，当时已惘然。 作为补偿，库尔贝立即找来了蒲鲁东生前的照片，一笔一画近乎完全不走样地描摹了蒲鲁东的形象——《蒲鲁东与家人》。那是1853年的春天，蒲鲁东出狱不久。他坐在自家门口的台阶上，身旁是摊了一地的书。两个女儿，一个在玩耍，一个学习。思想家戴着眼镜，左手托腮，右手扶膝，目光深邃，穿越时空。 此时此地，有万般怡然。仿佛在为蒲鲁东的艺术理论做着注脚：艺术的原则在于揭示我们所有的包括那最私密的思想、脾性、德行、恶习以及谬误，由此引导我们去认识自身…… 作者系专栏作家，本文原题为《以怀念之名升级一下革命友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