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的情欲，绝望的爱——《桃花烧》

绝望的情欲，绝望的爱 ——周晓枫散文《桃花烧》解读 文/刘永丽 周晓枫曾说：文学就是“探讨人性的幽深之处”[1]，而她近几年的重点放在女性成长经验上，像《你的身体是个仙境》、《琥珀》，就是对女性所特有的身体成长经验的独特书写。《桃花烧》应该也是这一题材的继续。这篇散文构筑了一个并不独特甚至有些千篇一律的故事:一个成长期的少女，爱上了一个处在“宠辱不惊”的秋季的中年人，少女爱得若痴若狂，而中年人——作者冠名为“魔法师”却是漫不经心，因为魔法师的情感工程，“由众多女性同时建议”。在某种意义上，《桃花烧》属于经典的“痴心女子负心汉”故事模式的现代书写。然而，“痴心女子负心汉”能成为一种被无数次书写的叙事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展示出了在男女关系方面女性在历史上所处的真实的状态。在《桃花烧》中，周晓枫探讨了有关女性情欲的现代存在状态。在现今的历史时期，在中国的女性解放已经走过一百多年的今天，在经济、政治、法律、社会等层面，女性的地位确实比以前提高了许多，但在性爱关系上，女性的从属地位、依附地位，作为确定男性存在的参照物的“他者”身份并没有改变。借用一位评论家的话说，“在情色的水准上，男女间的物理关系基本上没有任何改变”。[2] 《桃花烧》以一种忧伤的笔调表达了受伤害的女性情欲体验，表达了对女性爱欲存在状态的悲观及绝望。题目叫桃花烧，就是表达了一种灼灼燃烧着的情欲。桃花的意象，在中国传统中已有它固定的寓意，表达的是一种超越于世俗伦理规范的男女之情，往往倾向的是一种艳情、色情。周晓枫选择桃花的意象，更多突出渲染的是男女之间的一种情欲，一种脱离于正规的日常生活的危险的色情。题目的“烧”字，突出了一种热烈奔放的情欲。问题是，女人是否也可以拥有一种健旺的鲜活的情欲？ 有关爱欲、色情，历来的哲学家都肯定它们存在的合法性。费孝通说：“食色性也，那是深入生物基础的特征”。[3]美国的文学评论家阿尔伯特•莫德尔说：“人的本性生来就是色情的；他在幼儿时代就有自己的色情方式；他承袭了千百年来由无数祖先遗传下来的色情本能。”[4]俄国的哲学家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也认为性爱是生而为人永远不能摆脱的奴役之一：“爱欲的诱惑是最流行的诱惑，受性的奴役是人的奴役的最深刻根源之一。”[5]周晓枫也认为“性，是人类无论在什么样的文明阶段与文化背景里都要面对的原始力量”[6]。一个永远都存在的悖论是，人们在肯定人的原始情欲的同时，又有意无意地用所谓的文化来对这种情欲进行规范。最终使性不再单纯只是一种个人行为，而带上某种文化符号。正如伊瑞格瑞所言“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人类的身体已经被符码化地置于社会网络之中，在文化中，并且被文化赋予意义，男性被认为是雄健和有阳具的，女性则是被动和被阉割的。这不是生物学的结论，而是身体的社会和心理学意义。”[7]父权制文化总是以尊崇男性、贬抑女性为其核心理念的，几千年的父权文化按照男性所规定、设定的模式，建立的是让女性服从并制约女性的突围的文化形态，在日复一日的教化中慢慢把女性肉体变成慰藉男人的符号象征，或者只是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器皿而存在，被固定在家族制的角色规范里，为人妻、为人母、为人女，而从来不属于自己。作为女性最原始的性欲本能更是被贬损、被压抑。现代文学史上，“性解放”是作为五四时期“人的解放”主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个性解放的重要表征，与“女性解放”紧密相连。像子君喊出个性解放的宣言：“我是我自己的”，其潜隐的一层含义就是，我的身体也是我自己的，我可以随意支配。但解放了的女性身体面临一个尴尬的问题：她的情欲的满足必须借由男性的配合。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男权社会以固有的色情化的男人们的眼光来要求女人，女人要获取情欲方面的满足，就要取悦于男人，于是就不得不以男人们的要求来模塑自己。由此，在情爱关系上，女人便只能居于依附地位。 《桃花烧》，正是表达了对女性不能支配自身情欲的一种悲凉体验，对女性情欲的绝望感觉。散文一开始，写到少女时代“我”的偷窥，突显了一种触目惊心的热烈的情欲：一对秘密会合的爱人，在“霉腐的臭气熏天的垃圾场附近，长达几小时地箍紧对方。”“即使突降的雨也没能将他们阻拦”，依旧 “像马上奔赴刑场似的那样没完没了、不要命地吻着”。突出了极度忘我的一种痴狂的情欲。面对这样的痴狂，值得注意的是“我”的感觉： 秋风旋起的树叶在他们脚下堆积，就像这个季节即将在沉睡中赴死的蝴蝶。时常有落叶飘到男人的衣服或女人头发上。漫天漫地的落叶，如同纸钱，扬撒在两个深受情欲折磨的并不年轻的恋人周围。慢慢地，我观看的热情成了悲伤，因为，这场景太像一场葬礼。如果是在为爱情送葬，两个看似的主角，不过是挣扎中的殉葬品。 “赴死的蝴蝶” 、“纸钱”、“葬礼”，“殉葬品”，作者以这样的意象表达了对这种痴狂爱情的悲观绝望态度，因其如此，处在痴恋之中的两个人，在作者看来，也如同身处深渊。作者视界中的痴狂爱情由此变成祭奠品。在作者看来，爱情爱到极致，就是一种毁灭，就像桃花，当它灼灼地绚丽地开着的时候，便是它接近毁灭的时候。一种热烈的情欲，一种完全放纵身心的泛滥的不加节制的情欲，造成的后果只能是毁灭，就像为了爱情而毁灭的莎乐美的吻。尤其是对女人。散文正是对一种痴狂情欲的哀悼。也是因此，整篇文章，笼罩在一种极度的悲哀与颓废的凄美氛围中。 而爱是非理性的，人们在陷入痴狂之爱时，明知是一种灾难，但依然像扑火的飞蛾，难以管束自己。接下来，周晓枫在《桃花烧》中，又以“我”的亲身经历书写了女性对这种疯狂痴恋的悲痛体验。散文中“我”对“魔法师”的痴恋是有理由的：中年人是“那种灵魂和面孔长得非常相近的人”，“天生有种魅惑人的气息”，有“致命的音质，唱歌时未必完美但说话时绝对动人，” 有种“懒散之中的贵族气”，有种“杀人的味道”， “具有中年男人全部被爱的魅力”——总之，是精神品格完美的寄予少女梦幻的魅力男人。面对这样的男人，我的爱是激烈的：“难以抵抗他的召唤，只要他一打电话，我就改变所有日程，坐上颠簸的长途车……像个送外卖的，不用预约，随时送上滚烫的服务。……像一只导盲犬，当他处于黑暗与低落之中，我就献出自己灼热的小舌头，殷勤舔吻他的掌心，仿佛能在那里找到供养我活下去的粮食”。这样的爱让“我”处在“低烧般的恍惚里”，以至于“把我的身体变成秘密的乐队”。 而即使在这样的痴恋时刻，值得注意的还是“我”的感觉： 我在他的靠拢中体会那种“幸福得要死”的滋味。之所以幸福得“要死”，是在潜意识里不相信幸福会延续，希望幸福的状态能在自己清醒并陶醉的情况下停止并定格。我怕幸福闪逝，怕短暂幸福过后给人带来的迟疑和痛悔。事实上这句话隐藏了一句真理：幸福要死，所有的幸福，都会成为早夭的美。 在这里，作者把幸福和死连在一起，又重复书写了那种痴狂之情欲的毁灭性的力量，再一次表达了对痴狂之情欲的一种哀悼：所有的幸福，都会成为早夭的美。 那么，作者为什么会反复抒写对于爱情的这种绝望态度？原因之一是“因为爱最后要落回地平线，甚至落回深渊里，所以所谓激情，就是你敢于上升的无视生死的高度”。爱情最终要回归日常生活，而回归理性而琐碎的日常生活的爱不可能再持续葆有激情，这也是作者所书写的爱与死亡相关联的一个原因吧。 有关爱与死亡的话题历来也被哲人们所关注。这里的爱，是指那种与情欲相关的令人神魂颠倒的一种情绪，诚如别尔嘉耶夫所言：“爱和死亡的联系的主题一直折磨着窥视生命深处的人。在爱的神魂颠倒的顶峰就有一种与死亡的神魂颠倒的接触。”而爱之所以与死亡紧密相联，是因为极端地放纵身心的爱脱离了正常的日常生活程序：“神魂颠倒意味着超越，是走出日常世界的范围。” “爱，指向个性永生的人格主义的爱是不能为客体化世界的日常性所容纳的，这种爱被客体化世界所排挤，因此它处在死亡的边缘，这是比肉体死亡更广泛的意义上所理解的死亡。” [8]在凡俗的日常生活世界里需要人们的理智、条理来应对繁复的社会事物。而令人神魂颠倒的情欲之爱却是脱离于理智、条理的秩序之外，如果任这样的感情泛滥不加管束，造成的后果不可想象。这也是为什么古今中外，对激情之爱欲持一种审慎的、拒斥的态度的原因了。周晓枫在《桃花烧》中所表达的对于情欲的悲观，正是在哲学的高度上对痴狂之爱进行审视的结果。 而历来的男权文化，在惩处这种脱离常规的激情之爱时，往往把过错推给女人。所谓女人祸水论，正是女性在两性关系中身处弱势地位的表征。所以对于女性来讲，由于其与男性相处中自身的弱势地位，使得这种痴狂之爱只能成为虚妄。在《桃花烧》中，周晓枫追踪这种痴狂之爱不能长久的根源，在于一种失衡之爱。这种失衡之爱，首先是因为年龄的差距：“魔法师比我大许多，介于叔叔和哥哥之间，”“他在宠辱不惊的秋季，而我的春天刚刚破蛹。白天和黑夜区别巨大，关键是，身置不同经度的两个人，在时差中是否同时经历爱的此刻”。 而确实是，他们并非同时经历爱的此刻。年龄的差距意味着两个人的阅历、知识修养等各方面的差距。这必然造成两个人在精神上关系的不对等：“魔法师的天赋和经验赋予他完美的操控能力；而我的经验，对他来说，如同小数点后面的数字，可以慷慨地被舍弃。”“和他在一起，我无知，他无敌，局面缺乏基本的控制，除了晚辈一样领受他安排好的教育。” 阅历、修养、精神等各方面的不对等必然也导致了情感付出上的不对等，“魔法师的情感经历过于丰富，他却是我几乎唯一的浪漫史。”“我是魔法师的一个宠物，而我不幸，让魔法师成为我的藏品”。“我的狂喜和绝望全都被他控制，并交替着给予。”所以，“ 他能够以松弛自如的态度来处理感情关系”，而“我”对魔法师，却“根本无所适从”。 历来的文学作品中所歌咏的爱情，大多是那种志同道合的具有共同的理想、具有相似的思想阅历、能够平等对话的男女关系。象鲁迅在《伤逝》中所说的，爱情要有所附丽，要时时更新，才会长久。所谓恋爱中的女性要时时更新自己的思想、丰富自己的情感体验，拥有与对方平等对话的资本，才能拥有爱情。中国的女性解放之路，“五四”时期是以娜拉出走作为妇女个性解放的标志。鲁迅指出，如果娜拉们在经济上不能独立的话，那么她的出走就只能有两条道路：要么堕落，要么回来。问题是，女性在经济上独立了之后是否就真正获取了女性的人格尊严与解放了呢？建国后男女同工同酬，所实行的男女平等，实质上是向男性看齐，完全忽视了女性的身体性能差异。其实是以表面的平等遮蔽了更大程度上的不平等。80年代以来女性话语浮出历史地表，但实际上女性一直处在边缘地位，这使她们不可能像男人一样去生活，因而也就无法获取男人那样的生活体验和知识积累，及人生阅历。即使象今天，女性阈于自身的局限也不可能像男子那样经历一切，不可能像男子那样获取丰富的社会经验. 这是女性和男性永远不能对等的一个事实。 在《桃花烧》中，这种失衡之爱还因为女人“缺少最重要的而又无法依靠努力来弥补的东西：美貌和聪颖。”作者很清醒地指出：“所有在爱情领域里没有靠才貌赢得的东西靠乞讨都不能够赢得，何况靠申辩和教育。”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爱是残酷的，爱其强不爱其弱，永远是爱情所遵循的定律。在男权社会里，女色是男人衡量女人的重要标尺，在女性解放历经百年之后的现今的消费社会，女色，依然是获取爱情的重要依恃。社会以男性的需要来评判女人，来评判爱情中男女双方的相配与不相配，使女人只能作为物化的折合品被衡量，被计算。更为可怕的是，这种评判已成为这个社会红男绿女约定俗成的标准，而衡量女性价值的女色终有一天会褪色。面对这样的残酷现实，属于女性的永恒爱情就只能是镜花水月。 可贵的是，周晓枫在《桃花烧》表达了对情欲的悲观、对痴狂之爱情的绝望，但并没有导向对人生的绝望和悲观。散文的最后，“我”从这场痴狂之爱欲中依靠自身的力量得到了拯救。“一个砂粒进入，经过艰难的吞咽和包裹，它会呈现珠粒上不可思议的晕彩。”灾难的爱也是如此，在痛苦的体验中获取人生经验，把它变成力量，凝聚成智慧。周晓枫就此指出了属于现代女性的自我救赎之路，那就是积聚自身的力量，凝聚生存的智慧，如作者所言“把自己变成一枚珠贝，藏纳起一生的珍宝”。 文中的女人最后回归母性，回归到几千年传统文化为女性所设定的为人妻、为人母的角色，回归到琐碎而平庸的日常生活，并从母性中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支撑点，找到了平静而温和的心态，寓示了女性情欲的无可奈何的出路。由此，我们不禁要问，妇女解放走过百年之后，母性真的是女性别无选择的避风港吗？而现代思想理念里的女性解放，是否会为女性提供更为丰富且符合现实的生存状态？我想，周晓枫对女性最终回归母性的书写，是对女性生存状态难以改观的一种悲悯，同时也表达了她对女性主义所主张的妇女解放的置疑。妇女是否真正的能从自身的社会文化角色中解放出来，真正地拥有情欲和爱情？这是我们所有女性所要深思的问题。 （作者刘永丽：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