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敦：再利用与再创造——细读晚清小说《新石头记》的第一回

　　（原载《文景》2009年11月号） 　　 　　《聊斋志异》里有个故事（《鸽异》）讲某公子用观赏鸽孝敬长辈。几天后公子问：“鸽子怎么样？”长辈说：“还挺肥。”公子大惊，忍不住说起鸽子的妙处。长辈说：“吃起来倒没觉得不一样。” 读到此处已令人莞尔。然而蒲松龄意犹未尽，又说灵隐寺某和尚精心为贵客烹茶，换来的却是漠然。和尚急了，干脆问：“茶如何？”贵客回礼：“还挺烫。” 以上面故事为引子是为了指出，类似的错位也发生在文学批评中，比如阿英先生对晚清吴趼人所写小说《新石头记》（1905）的否定。 　　 　 　　《新石头记》写了贾宝玉在晚清再度入世并游历“文明境界”的经过。他又踏入了社会，参观江南制造局，学习英文、研读西学，经历了庚子国变和高官陷害，对现实再次幻灭，却偶然进入了一个昌明的“文明境界”，体验陆军和水师的精良，感受人造四季。“文明境界”在政治上也发展出了“文明专制”，晚清的种种痼疾似乎在这一“文明境界”中涤荡一清。阿英先生以其学养和背景，有足够的理由厌恶这类小说。首先，他对旧小说续写（他称之为“拟旧小说”）是很反感的：“窥其内容，实无一足观者。”（《晚清小说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70页；见第十三章“晚清小说之末流”）他指控《新石头记》“何必定要利用旧书名旧人物呢？从地坎里掘出死人，来说明新思想与新智识，不但失掉事实的严肃性，也会使读者感到无聊，这效果又在什么地方？”（第270页）…… “明知如此，却偏偏要做，这可以说是在文学生命上的一种自杀行为。”（第270页） 　　 　　下面先将阿英先生的批评放在一边，进入细读——细细地赏鸽、品茶，看看《新石头记》是不是真地如同“从地坎里掘出死人”，是不是“文学生命上的一种自杀行为”。 　　 　　先从小说题目读起，可以读出两个偏正结构：“新的石头记”或“新石头的记”。对前者可以追问：“新”《石头记》和旧《石头记》有何不同？对后者可以追问：新的“石头”和旧的“石头”有何不同？要想全面解答，应该以读完整部小说为前提。限于篇幅，就运用奥尔巴赫在《摹仿论》中的方法——通过对有限篇幅的阅读——来求解。下面是第一回中大约两百字的一个叙事段落： 　　 　　……从此又不知过了几世，历了几劫，总是心如槁木死灰，视千百年如一日。这一天，贾宝玉忽然想起，当日女娲氏炼出五色石来，本是备作补天之用，那三万六千五百块都用了，单单遗下我未用。后来虽然通了灵，却只和那些女孩子鬼混了几年，未曾酬我这补天之愿，怎能够完了这个志向，我就化灰化烟，也是无怨的了。如此凡心一动，不觉心血来潮，慢慢的就热念如焚起来，把那前因后果都忘了……（第一回“逢旧仆往事怪迷离，睹新闻关心惊岁月”） 　　 　　设想若“脂砚斋”再世，一定会批这“忽然”两字来得突兀，因为不管第三人称叙事者还是宝玉的内心独白，都没有对这个突然性提供解释。在这个叙事单元里，与“突然想起”对应的紧要之处是“忘”——“把那前因后果都忘了”。还有，“前因后果”也是个关键之处，因为新的《石头记》”或“新石头的记”必然要与旧“记”、旧“石头”有千丝万缕的“前因后果”。这一点，作者吴趼人不会不知，所以这“忘”字其实是敷衍。遗忘总是有选择性的。其实到底遗忘了什么，继承了什么，确实不应该由小说家自己坦白，而应当通过细读去追问。新与旧的关系就徘徊在“想”和“忘”之间的“前因后果”里。 　　 　　由“忽然”而“想起”的结果是“热”——“热念如焚”。“脂砚斋”也该不会放过这个再次出现的“热”字。在《红楼梦》原本里，薛宝钗有“从胎里带来的一股热毒” 。不言而喻，薛宝钗的内热即她深藏的欲望。此时宝玉热念如焚，也是欲望在作怪。宝玉的“玉”与同音之“欲”的联想，已经首先被王国维在其《红楼梦评论》（1904）中提出了：“所谓玉者，不过生活之欲之代表而已矣。”不管这一关联是否出自曹雪芹本意，“玉”、“欲”两者的复杂关系在这位宝公子身上体现得很戏剧性。“欲”不是个人所能控制得了的。貌似完人之宝钗，尚也不能根除其“内热”，遑论衔“玉”而生的宝玉了。衔“玉”而生的宝玉又是顽石，虽具天资，却无所用于君父。 　　 　　以上对“热”、“玉/欲”、“玉/石”等的梳理，不是出于什么“索隐”癖好，而是因为这些“复杂词”（complex words）很关键。燕卜荪（William Empson，1906-1984）所谓的“复杂词”是指在文学作品里某些词语里面包含着复杂甚至矛盾的含义，是参透作品的要紧之处。像“热”、“玉/欲”、“玉/石”这样的“复杂词”是吴趼人塑造新宝玉，新石头时候不可能“忘”的意象关键；阿英先生一句“文学生命上的一种自杀行为”委实不足以穷尽文本里面的微妙。保罗·德·曼（Paul de Man，1919-1983）也曾提出“中心意象”（central figure）是衍生意义与叙事的十字路口。高超的文学叙事如《红楼梦》离不开这样的关口。只有利用起来这些关口，《新石头记》才能获得广阔的再叙事空间，而不像阿英先生所说，“拟旧”便导致文学的“自杀”。 　　 　　分析了上述“复杂词”，就可以回到前面那个两百字中去深究“发热”的原因了。宝钗要从根子上去热，就要实现她的欲望，而不是去吃“冷香丸”。《新石头记》里宝玉要想从根子上去热，还是要去补天，而不是再去“和那些女孩子鬼混”。从这个角度上理解，无涉闺闱情趣的《新石头记》根本不是一部狗尾续貂的“拟旧”。相反，它回溯到《石头记》的第一回重头再来，其实是“创新”。也可以说，《新石头记》的创作动机是建立在“纠正”旧《石头记》偏离补天主旨的基础上。这一点，晚清人看得很真切，比如有时人评道： 　　 　　……旧石头使阅者泪承睫。新石头使阅者喜上眉。旧石头浪子欢迎。新石头国民崇拜。旧石头如昙花也。故富贵繁华一现即杳。新石头如泰岳也。故经营作用亘古长存。……（《月月小说》1.6 ，1907， 第 229-230页.） 　　 　　该评论署名“报癖”。不管此位“报癖”是不是吴趼人的“托儿”，他的话完全不同于日后阿英先生“地坎里掘出死人”的贬损，更不认为它“会使读者感到无聊”。其实王国维的现代红学开创之作《红楼梦评论》只比吴趼人的《新石头记》早了一年。所以说，晚清的“新”和“旧”是相辅相成的。就算吴趼人用《新石头记》来“自杀”，也是自杀在新红学诞生的那一刻。那么晚清人为什么会在内忧外患的境况下“忽然”又让《石头记》“热”起来？借用阿英先生的设问：“这效果又在什么地方？” 　　 　　这就应该对“天”这个词作一番分析了。在旧《石头记》里，女娲所补之天暗示传统政治与道德秩序。既然天已经被补，此石之出现便纯属多余，其不务正业实属必然。然而作为一个“中心意象”，这个天一直隐含着“解构”的可能。二百年之后到了晚清，解构的时机到了。天已经不是皇天后土的天，而是《天演论》所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天，不要说君父，就连家国都将不保。宝玉在此时幡然振作于经济实业，也便可以解释为新历史条件下的补天术了。把“天”的含义搞通后，宝玉的“发热”也就可以理解成又一个“炼”石的过程；前番是被动地由女娲所炼，这回是自我加温。如果把前面分析的一连串“复杂词”或曰“中心意象”，比如“热”、“欲”、“石”、“天”一一审视，就会发现它们均已经解构了旧《石头记》里的意识形态，足可以撑起一个新的故事了。 　　 　　第一回还有大约两千字。宝玉已经决意还俗，离了青埂峰。在一个破庙避雨时他碰到一个熟睡之人竟是旧仆焙茗。焙茗对自己为何睡在这里，睡了多长时间也不甚明白。该庙中本有个道人在煮粥，这时也已闪开了。这段情节里面的意象：粥、破庙、道人，推想起来，似乎与旧《石头记》的第二回“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里的一个叙事单元又扣上了。其中，革员贾雨村做了林如海家西塾，偶至郭外，见到一座破庙“智通寺”，内有一个老和尚在煮粥，又聋又昏，答非所问。此粥、此庙、此僧，又与更早些的《枕中记》、《邯郸记》等建立了关联，其原型又可以追溯到唐传奇《黄粱梦》。把这些“前因后果”串起来，寓意就出来了：宝玉个人乃至近现代中国人的“摩登”之旅最终可能是“黄粱梦”一场也未可知；就如同贾雨村的青云直上，到头来还是一场空。这一警示，似乎把近现代和当代的好几代中国人的发展史观都给“解构”在这个黄粱梦里了。晚清小说的历史穿透力不可小瞧。 　　 　　第一回的结尾是这样的： 　　 　　宝玉来到里间，只见窗下放着一个书桌，桌上横七竖八摆了几本书，就坐在旁边，顺手取过一本书来，要想坐着看书解闷。翻开来一看，是一本《封神榜》。放过不看，又取过一本，却是《绿野仙踪》，这些书都没有看头。又见那边用字纸包着几本书，取过打开一看，却是些经卷。觉得包书的字纸，甚是古怪，摊开一看，上面横列着“新闻”两个字。闻字旁边破了一个窟窿，似乎还有一个字，却不知他应该是个什么字了。底下却是些小字，细细看去，是一篇论说。看到后面，又列着许多新闻时事，不觉暗暗纳闷。拿了这张纸，翻来覆去的看了又看，也有可解的， 也有不可解的，再翻回来，猛看见第一行上，是：大清光绪二十六年X月X日，即西历1901年X月X日，礼拜日。不觉吃了一大惊。要知惊的是什么？且听下回分解。 　　 　　这一段，与旧《石头记》贾雨村离开智通寺后的事情仍然有关联。贾雨村踱入村肆，碰到骨董商人冷子兴，便问：“近日都中可有新闻没有？”由此便引出了“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对处心积虑的贾雨村来说，不啻是极有价值的新闻。在《新石头记》所反映的时代里，获取新闻的途径不必靠冷子兴，可以通过阅读新式报纸获取。这对重生的宝玉来说不啻是很新鲜的信息源。他的态度也象征性地代表了晚清新小说家的求新姿态。作为晚清一部“新小说”里的主角，他觉得《封神榜》、《绿野仙踪》等旧小说和佛经 “都没有看头”。与此相对照，宝玉感兴趣的是包装纸——他所没见过的新式报纸。显然，新式报纸无论从形式还是到内容来看，都是与旧日的邸报、阁抄大不一样的媒体。 　　 　　如此重振补天之志，热念如焚的宝玉，如饥似渴地阅读新报纸，其雄心不亚于当年的贾雨村。这仅仅是《新石头记》的开头而已。这些个举动难道还不够“新”么？这些个举动，必须由贾宝玉——从“地坎”里掘出的“死人”——来做，才愈发显得新。孔子说，温故而知新。诺斯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1912 -1991）也从不同的文化传统里说出了类似的话。晚清人对未来的叙述必然是对中国传统故事的再利用与再创造。如果起吴趼人于地下，听到说他写《新石头记》是“文学生命上的一种自杀行为”，那份失落，恐怕比那献鸽子的公子更甚。直截了当说，文学永远都是在干着“从地坎里掘出死人”的勾当，因为文学必须以此来滋养其千年不坏之身。设想如果文学与旧传统真的决裂了——开始“大变活人”——笔者认为那才一定是“文学生命上的一种自杀行为”。公平地说，《新石头记》的新，必须要有旧《石头记》做底子：没有旧，新就无从谈起。其实，文学批评不也是“从地坎里掘出死人”的勾当么？新的批评也要不断地以过去的批评为敌、为师、为友，以此来滋养文学批评的千年不坏之身。 　　 　　有趣的是，王德威对新与旧的解释，与阿英正好相反。阿英以“五四”新文学为新，晚清的“拟旧”为旧；而王德威则认为晚清《新石头记》这样的小说饱含着为被后来“五四”所“压抑”下去的“现代性”，大谈其新，认为比“五四”横插一杠子的“感时忧国”传统更“新”。如此逐鹿于现代文学之野的攻防，如果不通过对文本的细读来稳扎稳打，那真成了“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