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师：永怀田自秉师

恩师田自秉仙逝已近周年，他的音容笑貌仍常常萦绕在我的眼前。谨作此文缅怀这位挚诚的学者、仁爱的老师。 1982年初春，我就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中国工艺美术史专业，成了自秉师最早的研究生，我的导师还有庞薰琹、王家树两位，而三位之中，自秉师对我教诲最多。那时，中国工艺美术史虽然研治有年，但学科还远不成熟。一些专家仍满足于比对着或者不甚严格，或者片断的资料，发些畅想式的议论，教学也每每缺少史的脉络，更像是按时代排列的艺术欣赏。自秉师则特立独行，他特别重视资料的完备和甄选的严格，已在倾力系统地搜罗科学性最强的考古资料。 尽管为了备考，我对中国工艺美术史已有粗略的了解，但甫入学院，对治学门径几乎茫然无知，面对浩瀚的古籍、相关的大量著作和多种期刊，真不知该从哪里入手。于是，就去隔壁的办公室向自秉师请益，他告诉我：“作品最重要，《文物》、《考古》里面有丰富的工艺美术实物资料，就从这两种期刊读起吧。”教诲虽仅寥寥数语，却令我受益终身。通过系统阅读文物考古类杂志，并且摘录精要、做出索引。一年多下来，我不仅知道了基本实物史料的分布，还了解到学术史和研究前沿。而自秉师的作为更堪称楷模。我在田府见到，在迎门的书架上，尽是整齐排放的《文物》、《考古》，并且多为复本。原来，这两种期刊自秉师各订购了三本，其中，两本用来分类剪贴，完整的一本用来阅读、查考。 凭着坚实的史料功底，在讲义的基础上，自秉师写出了他的名著《中国工艺美术史》。书如其人，朴实无华，不靠貌似哲学的观念、不靠舶来的新方法，没有天马行空的宏论、没有牵强附会的玄谈，全靠典型的资料、清晰的思路、平实的语言，源源本本、有根有据、简洁明了地勾勒出中国古代工艺美术的发展历程。从1985年出版起，三十年中，田史已经印刷数十次，成为印数最多、影响最大的中国工艺美术史著作，至今仍为大批院校列为基本教材。 有感于工艺美术理论建设的薄弱，在历史研究之外，自秉师还对纯理论投入甚多，探讨深入，贡献很大。他先后写出了《论工艺形象》、《论工艺与科学——材料和技术在工艺美术中的地位和作用》、《工艺美术的抽象和抽象主义》、《论“空间”》、《论工艺思维》等一系列重要论文，产生了深远的学术影响。1991年，他又出版了国内第一本《工艺美术概论》，完整阐述了工艺美术的性质、特点、内容和创作过程、功用地位、发展规律等等，为后继撰著拓宽了思路，提供了范例。 自秉师是中国工艺美术基础理论的重要奠基者，其《中国工艺美术史》和《工艺美术概论》是20世纪的学科代表作。我相信，尽管有庞薰琹、雷圭元、陈叔亮、张仃等先生大力提倡，并且亲与撰著，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理论学科领先地位的确立，自秉师是第一功臣，他的研究扎扎实实、严谨平朴，最成系统，成果最丰，影响最大。 自秉师宽和仁厚，从无疾言厉色，待人处事一向平和。孰料，这样的谦谦君子，竟被打成“右派”，在学院的图书馆里“改造”了二十年。逆境之中，自秉师“穷且益坚，不堕青云之志”，依然治学不辍，格外坚韧顽强。图书馆反而为他提供了潜心阅读的便利，让他搜集到极其丰富的资料。1978年重返教学一线后，依靠丰厚的积累，自秉师迎来了学术的高峰期，不仅承担了大量的教学工作，还陆续出版了一批著作。除去前述的一史一论之外，重要的还有与师母吴淑生合作的《中国染织史》、《中国工艺美术史图录》，与师母、幼女田青合作的《中国纹样史》等。倘若没有坚韧顽强，没有那二十年的辛勤积累，自秉师的重大成就根本无从设想。 尽管自秉师性情平和沉静，但还潜藏着奋勇争先的另一面。1986年秋，他率系内师生到北京景泰蓝厂参观。归途中，我正骑车前行，突然，自秉师蹬着26英寸轮径的轻便车，从我身后一掠而过。超越后，还回首一笑。我常以骑快车自诩，很少见到比我更快的，何况还是年逾花甲的老人。再见他，我问起此事，他笑答：“要是骑车，就不愿见到有比我更快的。”其实，自秉师治学也一如他骑车，同样奋勇争先，珍惜光阴，拼命工作。否则，他绝不会60岁以后才硕果累累。2002年，自秉师突发心肌梗塞，在急救车送到北京医院前，还曾停止心跳，这也是由他连夜奋力写作，积劳成疾所致。 虽然不善言辞，但自秉师充满人情味。谈话时，他总是看着对方的眼睛，细细地听，慢慢地讲，他的目光永远诚恳，他的态度永远谦和，他的话语永远充满关爱。每次见他，我必有如沐春风之感。我的父亲年长自秉师6岁，他们是同事，是朋友。每次我趋田府拜谒，他总要问起我的父母，甚至谦逊地称我的父亲为“学术老前辈”。1985年以后，他们成了邻居，我的父亲患病，若自秉师闻讯，一定要同师母前来探望，对此，我们全家十分感念。 自秉师不善应酬，但总是厚遇他人，对弟子尤厚。每次拜谒享受的款待已不必说，特别令我难忘的是一次晚餐。1982年秋，他带装潢系的本科生到故宫的历代艺术馆参观，我与年轻教师李双也随同学习。离开故宫，他坚持要请我和李双吃晚饭，于是，我们就去了前门外的华北楼饭庄。把酒漫谈，谆谆教诲，酒菜伴同学术，让我感受到自秉师大有浪漫洒脱的古风。席间，我提了些问题，有些，自秉师迅即解答，要言不烦，个别的，自秉师先思索片刻，再坦诚地说：“我还不清楚，查过书后，再告诉你。”这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求实精神，令我对自秉师更感亲切、更加敬仰。 不过，自秉师对我也有过严肃的批评。1984年春，我将毕业，那时，学院对研究生派下了教学实习的课程。初登讲台，我当然紧张，一度竟用手撑着脑袋，歪头面向听众。待我结束，老师们评议。自秉师说：“内容不错，讲得也清楚，但仪态不好，不端庄，不能这样面对学生。”这个批评虽也寥寥数语，但让我铭记至今。 如今，自秉师已经远去，我再无缘向他请益，再无幸听到他的批评。每念及此，我痛惜不已。不过，他的教诲言犹在耳，他的仪容宛在目前。好在，他的著作已经载入学术史，他的风范已经永存人间。 自秉师留给后世的，不仅有学术，还有精神、还有人格。他从资料出发的严正学风、百折不挠的坚韧精神、仁厚平和的高贵品格，永远是崇高的典范。特别在浮躁喧闹、光幻迷离的当世，纪念他，应当是为了学习他。 2015年8月于北京

1985年7月，史论系第一位硕士研究生尚刚参加毕业答辩。前排背向左起：陈高华、奚静之。

1985年7月，史论系硕士毕业论文答辩，左起：奚静之、陈高华、庞薰琹、雷圭元。 转自：http://www.ad.tsinghua.edu.cn/publish/ad/2836/2016/20160407100834501120186/20160407100834501120186_.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