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姆•乔姆斯基的媒介批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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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愚比王 (祂無佳形美容) 组长 楼主 2009-12-15 02:10:05

  诺姆•乔姆斯基的媒介批评观（二）

  zhuanjia78 发表于 - 2009-4-10 13:27:38 一、 表层结构：美国媒体怎样制造共识

  《诺姆•乔姆斯基的社会政治思想》一书的作者艾利森•埃奇利认为，乔姆斯基的媒体理论涉及三个方面：所有权和控制权、内容分析、影响与受众。并且强调指出，乔姆斯基和其它许多媒体内容分析家不同，他主要关注的是外交事务中的内容，特别是报纸记者对待这种内容的方式。他把自己的分析集中在那些比较具体的和实证的方面，例如媒体对日程安排、涉足领域和语言运用的选择。[1]这样的一种内容分析研究方式，实质上可以较为直接的表达出乔姆斯基关于媒体在社会发展中所起作用的认识。

  乔姆斯基认为，媒体在国家政治中的主要作用是控制国民的思想。因为“在平民获得了政治权和公民权后，他们就会变得越来越难以用武力控制了；因此，就有必要控制它们的思想”。[2]乔姆斯基看到了美国言论自由背后的思想控制，认为美国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之少虽然非比寻常，美国在限制思想自由方面多采用的各种方法的范围和有效性同样不同寻常，在一个民众的声音可以被听到的社会里，精英集团必须确保这种声音表达的是正确的事情。在保护有效的主导这种声音的精英集团的利益方面，国家使用暴力的能力越小，它就越有必要创造一些技巧。这些技巧就是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所说的“制造共识”，或者美国公共关系行业创始人爱德华·伯奈斯（Edward Bernays）所偏爱的“策划共识”。依据1933年版的《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对“宣传”的解释，民众必须服从“那些关于人是其自身利益最佳评判员的民主教条”。民众必须找到能确保他们富有远见的领导人所做出的决定表示赞同的各种方法。乔姆斯基据此得出结论：“当服从是通过暴力来实现的时候，统治者倾向于一种‘行为主义’的概念，即只要人民服从就行了，至于他们想什么不是太重要。当国家缺乏必要的强制手段之时，控制人民的思想就显得同样重要。”[3]

  在《宣传与公共意识》这本书中，乔姆斯基谈到了美国政府利用宣传手段来控制民众思想的成功事例[4]：“如果你知道约翰杜威的信徒们是如何向公众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么我将很遗憾地告诉你，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期间对南斯拉夫的狂轰滥炸也有类似的现象。二者都充斥着自我吹捧、赞扬战争发动者的英明。杜威一伙热烈的支持威尔逊发动的战争，尽管民众的态度与他们的并不相同。威尔逊是通过一项和平主义的纲领赢得竞选的。他的口号是‘要和平不要胜利’。可结果证实他利用宣传手段，成功地使整个国家很快感染上了狂热的好战情绪。然而那些知识分子群体，特别是进步人士却在一些主要的自由派杂志上，例如《新共和》，公开表示他们呢为这场战争而倍感骄傲，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人类在历史上第一次为信念而战，而不是为了征服和经济利益，这次战争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凑巧的是，我们在科索沃战争中也听到了同样的论调：这是第一场为了信念和价值观而进行的战争，美国是一个睿智的国家。我们到处都能听到这种自吹自擂的言论，仿佛又回到了一战时期。而且在知识分子圈子里广泛流传着有关南斯拉夫人的种种暴行，如私下比利时人婴儿的胳膊等。同大多数宣传行为一样，这里面也有一些真实的成分，可大部分内容则是捏造出来的。”

  那么，在乔姆斯基眼中，美国媒体是怎样“制造共识”的呢？笔者重点对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乔姆斯基文集”进行研读后发现，乔姆斯基认为美国媒体对社会公众的思想控制或者说其“制造共识”的技巧大致有以下几种形式：（1）选择事实，故意忽视；（2）合谋政府，欺骗公众；（3）制造错觉，转移注意；（4）标签效应，制造恐惧。

  第一， 选择事实，故意忽视。用乔姆斯基自己的话讲：“发现宣传话语中被省略掉的东

  西永远都能给人以启迪”。[5]他举了《多边投资协定》谈判三年未受国会重视的事例，发现主流媒体对这个有重要意义的贸易协定“令人惊讶地对此保持沉默”。[6]类似的还有媒体对危地马拉主教胡安·杰拉迪（Juan Gerardi）之死的报道。“去读一读这些报道吧。你将会发现这些报道省略了少许东西。事实上，中美洲令唯一宗教领袖被谋杀了，而媒体并没有将之作为一条重要新闻来报道”。[7]乔姆斯基认为，这种让事实“消失”的艺术的前提是媒体对政府的顺从，在他的著作中美国媒体遵从政府宣传需要的“故意忽视”比比皆是。如美国对联合国安理会号召所有国家遵守国际法决议行使了否决权（11票赞成，1票反对，3票弃权），并和自己的两个附庸国（萨尔瓦多与以色列）一起反对联合国大会号召各国服从国际法院判决的决议（以94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号称“档案记录报”的《纽约时报》没有提到联合国大会上的否决票；该报驻联合国记者在当天宁可报道联合国工资过高的问题。安理会上的否决票则被简单提了一句，而对此前一天联合国大会上号召建立南大西洋“和平地带”的决议只字不提。该项决议以124比1通过，美国独自提出反对。[8]再如，《纽约时报》节选刊登了勃列日涅夫1981年2月在苏共大会上的讲话，但是“关键部分被省略了”。1981年4月，勃列日涅夫的声明得到了巴解组织的一致赞同，但是这一事实却没有在《时代周刊》上得到报道。乔姆斯基评论道：“官方教条所持的立场是，苏联一贯只关心如何制造麻烦，阻碍和平，因而支持阿拉伯的拒绝主义和极端主义。媒体非常尽职地履行了分配给它们的任务。”[9]从这些例证中，可见官方教条对美国媒体的影响。美国媒体为了“尽职地履行分配给它们的任务”，为了国家利益而自觉进行“自我检查”，甚至不惜忽视“重要事实”。

  美国媒体通过“选择事实，故意忽视”履行思想控制职责最突出的事例当属“杰宁新闻”事件。乔姆斯基用细致的比较，再现了当时的媒体报道，还特别对著名的美国《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进行了评论。其这个案例中，他这样写道：“空袭突尼斯并不能列入恐怖主义的范畴，因为其发动者与美国的恐怖主义逻辑不符。在阿巴斯被捕之前，美国媒体一直没有报道这场空袭。与突尼斯空袭一起‘消失’无踪的还有最近发生的许多事件。”[10]2002年沙龙发动春季攻势后不久，英国记者在杰宁难民营的废墟中发现了“一辆被压成铁板的轮椅”。记者在报道中说，“轮椅被彻底压扁了，变成了一块平平的铁板，就像动画片里一样。”身有残疾的巴勒斯坦人卡迈勒左哈伊尔“在摇着轮椅经过的时候被以军打死。一位朋友找到了左哈伊尔残缺不全的尸体——两只胳膊和一条腿都不见了，脸部则裂成了两半。以军的坦克肯定是直接从他的尸体上压了过去”。[11]美国媒体对这一惨剧保持沉默。美国新闻界最著名的新闻专业期刊《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却为美国媒体的相关报道戴上了钟爱的“桂冠”，在谈到这条“杰宁新闻”时，《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强烈抨击了英国新闻界，指责他们“直接把罪责扣在了以色列人头上”。幸运的是“为了寻找真相，崇尚独立精神的美国新闻媒体来到了杰宁”，揭示了事实真相——“杰宁并没有发生什么蓄意谋杀数百人的冷血事件”。[12]乔姆斯基评论道：“美国媒体根本不值得《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这位啦啦队队长如此卖力地喝彩；‘崇尚独立精神’的桂冠戴在他们头上简直就是一种侮辱。细心的读者总会了解到发生在杰宁的罪行，不过，至于以色列和欧洲媒体所报道的骇人细节，美国读者不会了解得那么多。和以往一样，这些骇人听闻的细节被同案犯——他们自己的政府——细心地掩盖了起来。”[13]

  除“故意忽视”外，“选择报道”也是美国媒体控制民众思想“制造共识”常用的手段。

  在《宣传与公共意识》一书中，乔姆斯基以自己1991年2月海湾战争期间参加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时事纵览”栏目评论的亲身经历生动讲述了“选择报道”的宣传艺术。“他们坚持先看我的稿子来确定是不是可以播，而且时间只有2分30秒。他们必须录下来，确保无误。我没有机会说它们审批之外的东西。我第一次年的时候，花了2分36秒。他们告诉我要读得快一点。第二次，我成功地在2分30秒的时间内读完了它们审批过的内容。”就这样，乔姆斯基的评论完全被鼓吹海湾战争的大量宣传所淹没了，虽然全国公共广播公司在公众压力下挤出了一点微小的空间维持“报道的平衡”。但是，没有任何人的上下文语境和背景交待，乔姆斯基的话显得没头没尾，也没有证据。对于宣传机构这种以“简洁”为借口的宣传手段，乔姆斯基这样认为：“关于简洁，这一点也很重要。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词，这是一个很好的词。你必须恰到好处地构筑你的评论，使它能刚好挤在两个广告之间，或是夹杂在一连串的宣传中间。这就意味着你不能就你所说的话进行解释。所以你只有面临非常简单的选择，要么你重复别人的老生常谈，这不需要论证；要么你就只能说一些事实上是正确的，但听起来与传统格格不入的东西。简洁要求你不能用证据来论证你的观点，而大量的统一的言论只会使我的话听起来很荒唐。这样他们就可以有效的思想控制，避免人们进行思考。”[14]

  第二，合谋政府，欺骗公众。乔姆斯基自称，他偏爱研究“媒体服务于国家和公司权力的利益，后两者息息相关，共同主导着媒体支持现行权威、限制争论和讨论”。[15]当国家的政策站不住脚时，“制造共识”变得异常紧迫。政府常常能够编造出一些罪名强加到某些国家或者群体的头上，“而且有把握让这些无中生有的消息登在头版头条”。[16]乔姆斯基的例子有：美国指责桑地诺政府支持萨尔瓦多游击队——尽管媒体报道没有提供任何让人信服的证据，这条想当然的消息还是作为事实被证实了；散布有关苏联米格式战斗机的假情报也精心计算好了时机，让人们惊慌失措，无暇顾及报纸上对不受美国欢迎的尼加拉瓜1984年大选的如实报道，以免给政府带来危险。乔姆斯基还在报纸上选取了几个关于科索沃事件报道的典型例子，指出“媒体、舆论报刊以及学术界对科索沃事件的评论很多，不过极少有偏离官方版本的”[17]。美国媒体这样报道：1998年，随着科索沃的“暴力事件激增”，塞尔维亚族军队“以种族清洗行动作出了回应，还使得半数以上的阿尔巴尼亚人被迫流亡国外，愈演愈烈的流血事件促使美国及其盟国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空袭行动，好让阿尔巴尼亚难民重返家园。”“1999年春，种种迹象表明塞尔维亚人在进行大规模的种族清洗”；“逃脱且难来到邻国”的科索沃阿族人“讲述了发生在科索沃的随意处决、强迫驱逐等罪行”；正是这些罪行“促使北约”在3月24日发动了空袭。因此，对科索沃的干预“纯粹是为了保护该地区人民的利益，是利他主义精神的体现”——以前美国对该地区的所有干预行动也是如此。乔姆斯基认为，这样的说法成了定罪的依据，也证明人们赞扬“一心为他人”的领导者完全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他们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文明时代。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症结：第一，它们在分析原因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第二，通行的版本颠倒了时间的先后顺序。无可争议，轰炸是在种族清洗等暴行发生之前进行的；实际上，种族清洗等暴行是西方预料之中的后果。乔姆斯基进一步认为，政府非常了解，“控制新闻的最好方式就是用‘真相’，或者用足以称得上官方消息的所谓的铺天盖地地占据版面，从而迫使其它的新闻被推迟或干脆被取消”。这样一来，“不停的重复……就把主义……变成了既成的真理”。[18]

  美国媒体与政府的“合谋”赤裸裸的体现在1986年4月戏剧性的“黄金时段”轰炸[19]。

  美国对利比亚的轰炸发生在美国东部标准时间的下午7点整，乔姆斯基认为这不是巧合，是因为7点钟正是美国的三大电视新闻网的晚间新闻时间。在这个时间轰炸就意味着里根政府可以免费在电视上做宣传。首先，电视摄影机立即转向了在黎波里与班加西发生的战事——全面停电、炸弹爆炸。然后美国公众就会看到里根政府声称美国所做的只是“对未来的袭击进行自卫反击”，政府在第一时间控制了新闻的内容。乔姆斯基认为这是“合谋”，“是历史上第一次为了在黄金时段的电视上播出而定时进行的战争罪行”。他分析指出，英国到利比亚有６个小时的飞行时间。美国不能直接飞往利比亚，因为欧洲国家不允许。欧洲反对对利比亚进行轰炸，所以美国空军只能借道大西洋和地中海。但是，为什么美国电视新闻网的人员会在利比亚呢？美国广播公司是不是在利比亚有一个站点？乔姆斯基断定，美国电视新闻网的人员会在那里是因为他们事先得到了通知。“你可以回头看一下1986年的新闻，看看关于这个内幕当时有多少评论。”在此基础上，乔姆斯基还进一步怀疑美国对伊拉克的轰炸发生在美国东部标准时间下午5点，就在新闻节目开始之前，可能也是一种“合谋”。伊拉克问题上的宣传，还体现出美国媒体对政府的顺从。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理由是萨达姆不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研究计划。到2003年8月这个故事已无法继续成立了，于是媒体报道说：“由于在伊拉克境内对违禁武器的搜索毫无结果，布什政府已把宣传重点转向另一个倒萨战的理由：把伊拉克作为改造中东的一个‘突破口’，以减小美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20]。一场颠倒黑白的宣传重新开始。

  乔姆斯基认为，美国媒体与政府合谋欺骗公众“制造共识”有许多方法可以实现，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设计一种合适的官方宣传用语”。换成奥威尔在小说《1984》中的表述，这种官方宣传术语，我们可以称之为“新话”，奥威尔用这种虚构的语言，指称极权社会用来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的语言。乔姆斯基认识到，“恐怖主义”和“报复”等概念被当作是宣传术语而非描述性术语加以运用。“关键的是，被经过仔细挑选出来的恐怖主义行为——阿拉伯人的恐怖主义，不管是巴勒斯坦人、黎巴嫩什叶派，还是利比亚人或叙利亚人，甚至是伊朗人——所煽动起来的歇斯底里的目的是实现某些特定的政治目标”[21]。“恐怖主义”和“报复”这些术语在教义体系中具有特殊的含义。“恐怖主义”是指各种海岛，特别是阿拉伯人的恐怖主义行为。群柱和他的代理人的恐怖主义行为被称为“报复”，或者是“防止恐怖主义的合法的先发制人打击”，这相当游离于事实之外。“人质”一词，正如“恐怖主义”、“温和的”、“民主的”和其他政治言论的术语一样，在主导的教义体系内也具有奥威尔主义意义上的专门含义。[22]再如“和平进程”这个词。在美国国内媒体报道中指的是由美国政府推进的和平方案。据乔姆斯基分析，美国右翼人士希望约旦加入和平进程，也就是说，接受美国的独断。他援引伯纳德·格韦茨曼在《纽约时报》上对“和平进程”的评论标题：“巴勒斯坦是否做好了追求和平的准备？”，认为根据“和平”一词的通常含义，答案当然是“是的”，以此归谬的结论是“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所有人都追求和平；以希特勒为例，根据它所使用的术语，它在1939年肯定是在追求和平”[23]。乔姆斯基强调，在思想控制的体系下，这样的问题意味着别的意思，即巴勒斯坦人是否准备好接受美国意义上的和平？美国所使用的术语恰好否定了巴勒斯坦的民族自决权，这里的和平显然也是一种“新话”。

  在《恐怖主义文化》一书中，乔姆斯基表示：“美国向来喜欢以‘新闻报道’形式为伪装大搞舆论宣传”。[24]在“制造共识”的目标引领下，不仅可以肆无忌惮按照意识形态上的可利用性来定义“新话”，甚至证据的标准也是依据政府需要加以设定的，用乔姆斯基的原话来说：“在完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也足以证明利比亚是一个恐怖主义国家。”[25]如为了给一次在利比亚杀死100人的恐怖主义袭击提供合法性理由，《纽约时报》一篇社论的标题是：“为了拯救下一个娜塔莎辛普森”，这里指的是一个11岁的美国小女孩，她是1985年12月27日发生在罗马和维也纳机场航站楼的恐怖主义袭击的受害者之一。《时代周刊》的编辑们庄严地宣称，这些受害者是我们有权轰炸利比亚的城市“以阻止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虽然没有证据说明利比亚涉及到这些行动，但是这仅仅是一个小问题。同样颠倒黑白的例证还有：美国军方为在指挥恐怖主义雇佣军袭击“脆弱目标”中取得的成功深感骄傲，《纽约时报》则把这些目标称为“严格意义上的军事目标”。其他“脆弱目标”包括医疗中心、医务工作者和学校这些被反政府军成功“瞄准”的地方，而按照反政府军头目阿多弗卡莱罗的解释，老百姓的农场是合法目标。[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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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艾利森•埃奇利：《诺姆•乔姆斯基的社会政治思想》，英国鲁特里奇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6章，转引自曹荣湘编译文章《乔姆斯基对西方媒体的批判性分析》，《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11期。

  [2][美]诺姆·乔姆斯基：《反思肯尼迪王朝》，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第18页。

  [3][美]诺姆·乔姆斯基：《海盗与君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1－2页。

  [4][美]诺姆·乔姆斯基，戴维·巴萨米安：《宣传与公共意识》，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93页。

  [5][美]诺姆·乔姆斯基，戴维·巴萨米安：《宣传与公共意识》，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3页。

  [6][美]诺姆·乔姆斯基，戴维·巴萨米安：《宣传与公共意识》，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4页。

  [7][美]诺姆·乔姆斯基，戴维·巴萨米安：《宣传与公共意识》，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8页。

  [8][美]诺姆·乔姆斯基：《恐怖主义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66页。

  [9][美]诺姆·乔姆斯基：《海盗与君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6－7页。

  [10][美]诺姆·乔姆斯基：《霸权还是生存》，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255页。

  [11]Justin Huggler and Phil Reeves,《Independdent》, 25April 2002,转引自[美]诺姆·乔姆斯基：《霸权还是生存》，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255页。

  [12][美]诺姆·乔姆斯基：《霸权还是生存》，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256页。

  [13][美]诺姆·乔姆斯基：《霸权还是生存》，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257页。

  [14] [美]诺姆·乔姆斯基，戴维·巴萨米安：《宣传与公共意识》，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65－69页。

  [15] 转引自艾利森•埃奇利：《诺姆•乔姆斯基的社会政治思想》，英国鲁特里奇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6章。

  [16] [美]诺姆·乔姆斯基：《恐怖主义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4-15页。

  [17] [美]诺姆·乔姆斯基：《霸权还是生存》，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70-71页。

  [18]转引自艾利森•埃奇利：《诺姆•乔姆斯基的社会政治思想》，英国鲁特里奇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6章。

  [19][美]诺姆·乔姆斯基，戴维·巴萨米安：《宣传与公共意识》，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57页。

  [20] 转引自[美]诺姆·乔姆斯基：《失败的国家》，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163页。

  [21] [美]诺姆·乔姆斯基：《海盗与君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60页。

  [22] [美]诺姆·乔姆斯基：《海盗与君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1页。

  [23] [美]诺姆·乔姆斯基：《海盗与君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3-4页。

  [24] [美]诺姆·乔姆斯基：《恐怖主义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64页。

  [25] [美]诺姆·乔姆斯基：《海盗与君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93-94页。

  [26] [美]诺姆·乔姆斯基：《恐怖主义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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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愚比王 (祂無佳形美容) 组长 楼主 2009-12-15 02:10:34

  诺姆•乔姆斯基的媒介批评观（三）

  zhuanjia78 发表于 - 2009-4-10 13:29:17 第三，制造错觉，转移注意。乔姆斯基注意到，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关于“制造一种错觉”的主张，正在官方宣传中大行其道。他感叹：“研究人类社会时经常会遇到障碍，所以研究者必须撕开官方宣传中的假象，那些制造假象的手段常与权力集中的过程如出一辙。”[1]乔姆斯基指出，“亨廷顿提出的为控制本国人民有必要制造错觉的观点，让我们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纯粹的真理：理智的观察者不应相信领导人们坦言的所谓善意。这些表白是世界通用的，内容也不难想象，但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那些罪大恶极的统治者如希特勒、日本法西斯、苏哈托和萨达姆侯赛因都曾用华丽动人的词章来描绘自己崇高的目标”[2]。

  乔姆斯基揭开了“制造错觉，转移注意”的秘密，他在《失败的国家》一书中举例说明了这一点。当政府欲将公众的注意力从医疗危机转移开时，其采取的主要手段就是组织一次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声称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以此为由要对其进行“改革”，也就是取消它。借助媒体的评论，这种极具欺骗性的宣传成为华盛顿的“热门话题”。按照乔姆斯基的说法，这些媒体评论中“尽是歪曲事实和颠倒是非的内容”[3]。这种“自由名义下的洗脑”系统的首要武器就是鼓励对政策问题进行辩论，但是这种辩论被限制在一个框架内，这个框架的前提将党派路线的基本教义包含在内，“辩论越是热烈，这些前提就能越有效的灌输下去”[4]。比如在越南战争这件事情上，意识形态的机制允许“鹰派”和“鸽派”进行辩论。不仅允许辩论，而且在1968年还得到鼓励，当时美国商业中相当多的部门开始反对战争，因为战争代价过于高昂，并损害了他们的利益。鹰派人士坚定地认为，美国能够成功地“在共产主义的侵略面前保卫南越”。鸽派人士提出反驳，执意这种崇高努力的可行性，或是对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过多使用武力和暴力表示悲哀，或是对其中的“错误”和“误解”感到痛心。虽然美国参加了对南越的进攻，这一点不可否认。但是，这种想法不能表达出来，甚至想也不能想。在美国主流媒体，甚至在绝大多数和平运动的出版物中，人们找不到任何“美国进攻南越”的迹象。另一个例子是，在1986年的最初三个月，围绕即将举行的国会投票的辩论日趋激烈，这次投票决定是否援助美国的代理人军方进攻尼加拉瓜，美国全国性媒体《纽约时报》和《华盛顿时报》发表了85篇关于美国对尼加拉瓜政策的文章，这场“所谓的公共辩论”中多数文章都批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而在美国的战争使其所有努力夭折之前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政府在初期几年实施的成功的社会改革基本没有人提及。政府宣传的声音达到了惊人的一致。

  第四，标签效应，制造恐惧。长期以来，美国媒体热衷于制造“威胁论”，引起民众恐慌，这或许是维持政府权威的良策。美国政府情报部门时常利用媒体“制造共识”，从而赢得大众对外交政策的支持。[5]在伊拉克受制裁的时期，美国媒体上登载了大量虚构的有关伊拉克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报道。虽说美国费尽心思也没能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还是认为美军在伊拉克发现了这种武器，而超过20% 的人认为伊拉克人在战争中使用了这种武器。乔姆斯基认为，这种情况是人们在遭受恐吓之后的反应——多年以来，高强度的宣传已经让他们成了惊弓之鸟。这种宣传就是要前期恐慌情绪，好以此来巡抚民众这头“巨兽”。[6]在制造恐惧方面，美国政府成功发售出多张“标签”，这些标签产生了巨大的宣传效应。如里根的公共关系系统创造出了一批适当的魔鬼：卡扎菲、巴解组织、桑地诺组织，等等。美国及其盟国都可以袭击这些组织，还不用担心在袭击过程中会伤及自身，甚至可以指定或强迫它们成为苏联的附属国。美国国内反对阿拉伯这个种族歧视的大背景下，利比亚就非常适合这个角色，里根政府的宣传鼓动部门专家成功的制造了一系列事件和威胁，每一次事件都适时地迎合了国内政治的需求。桑地诺主义者也被描绘成妄图作为苏联的代理来征服此半球的恐怖主义分子，于是媒体和国会的自由主义者呼吁要“牵制尼加拉瓜”，并且迫使尼加拉瓜“处于革命军队的统治中”。里根于1981年3月说，萨尔瓦多的“恐怖主义分子”也“想要称霸整个中美洲和南美洲，而且我相信，它们的最终目标还包括北美洲”。要想让美国人民相信这些魔鬼对其生存是一个威胁很难做到，但如果这些魔鬼都是邪恶帝国的触角，布置在美国民众周围，时刻准备摧毁美国，那么这个威胁就令人信服了。毋庸置疑，宣传活动是行之有效的一个手段。乔姆斯基总结道：“关于这些精心计划的恐怖主义活动的宣传之所以能天衣无缝，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用夸张的辞藻告诉大家和这些罪犯国家划清界限的必要性。”[7]他还说，“现在，美国政府如果想攻击弱小的敌手，必须先发动宣传攻势——要么把敌手说成一种迫在眉睫的威胁，要么说它进行过种族屠杀。其实，政府心里非常清楚，面对如此弱小的一个对手，宣传之后所要开展的军事行动根本就算不上什么真正的战争。”[8]

  乔姆斯基认为，政治领导人可以轻易地利用媒体来煽动人们对各种各样威胁的恐惧。这样的恐吓行动是阶段性的，要视国内的政治需要来进行。[9]1988年总统竞选期间，老布什利用威利霍顿越狱事件制造种族恐慌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另一个例子是美国在1989年9月重新打响的“反毒品战争”。布什政府大张旗鼓地宣布，哥伦比亚毒贩是对美国社会的一大威胁，尽管有大量证据可以说明这并非事实。政府官员到是对贩毒策略的胜利很有信心——这正好符合新闻记者、编辑霍丁卡特（曾任卡特政府的助理国务卿）的解释。霍丁写道：“只要听到白宫（不管是哪一时期的白宫）打了一个响指，美国媒体就立马开始上蹿下跳，狂吠不止。这是铁定的事。”反毒品战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就是没有对滥用毒品的现象产生任何影响。对毒品的恐惧一跃成为公众最为关注的问题。这就为加大反毒战争的力度创造了条件。政府可以借此机会打发掉城市的多余人口——把他们全扔到新建好的一大堆监狱里去。政府还发动了入侵巴拿马的“正义行动”，理由之一是诺列加与毒品走私活动有牵连。[10]

  通过以上的四种手段，美国政府充分利用媒体这个宣传机器“制造共识”。乔姆斯基说，“思想控制”的关键步骤就是：“把语言夸张、滥用、曲解，以达到意识形态的目标。”[11]事实表明，媒体不仅知道如何无尽地强调某一话题，而且也知道如何用煽动性语言来达到这一目标或那一目标。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媒体为什么会如此臣服于政府？美国政府究竟是怎样掌控媒体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的？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乔姆斯基对美国媒体的运行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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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美]诺姆·乔姆斯基：《失败的国家》，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129页。

  [2] [美]诺姆·乔姆斯基：《失败的国家》，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161页。

  [3] [美]诺姆·乔姆斯基：《失败的国家》，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313页。

  [4] [美]诺姆·乔姆斯基：《海盗与君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8-21页。

  [5]陆建德：《永不停息的叛逆者——代序》，《乔姆斯基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6][美]诺姆·乔姆斯基：《霸权还是生存》，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26页。

  [7][美]诺姆·乔姆斯基：《恐怖主义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206页。

  [8][美]诺姆·乔姆斯基：《霸权还是生存》，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52页。

  [9][美]诺姆·乔姆斯基：《霸权还是生存》，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53页。

  [10][美]诺姆·乔姆斯基：《霸权还是生存》，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54页。

  [11]艾利森•埃奇利：《诺姆•乔姆斯基的社会政治思想》，英国鲁特里奇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6章，转引自曹荣湘编译文章《乔姆斯基对西方媒体的批判性分析》，《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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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愚比王 (祂無佳形美容) 组长 楼主 2009-12-15 02:11:03

  诺姆•乔姆斯基的媒介批评观（四）

  zhuanjia78 发表于 - 2009-4-10 13:30:21 深层结构：美国媒体的所有权和控制权

  乔姆斯基从由媒介建构的一致的意见和共同的行动中看到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宣传逻辑，发现了美国媒体深层的运作机制。在与经济学家、媒体分析学家赫尔曼合著的《制造共识：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乔姆斯基和赫尔曼提出美国媒体实际上遵循着一种特殊的宣传模式，认为某一事件在被确定为值得报道之前，它必须通过五大新闻过滤器(filters):(1)规模、传媒机构日益集中的所有权和财富以及大众传媒机构的惟利是图；(2)作为大众传媒主要收入来源的广告；(3)对政府、商业公司、信息源的依赖以及由权力机构和上述信息源资助和认可的专家的依赖；(4)把“炮轰”(flak)作为惩戒媒体的手段；(5)把作为国教和控制机制。这五个过滤器相互作用、相互加强，使大公司和政府的精英“达成精英的共识，制造出民主认同的表象，并在普通民众心中制造了混淆、误解和冷漠，以便精英的规划得以前行”。[1]

  文化传播学者章戈浩认为，乔姆斯基的“宣传模式说”，揭示了企业与国家权力的结合，戳穿了流行的美国的新闻神话，即美国的新闻建立在民主社会的多元理念与自由机制上。据此，乔姆斯基与赫曼认为自由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地将导致程序化与狭隘的报道条条框框，并通过这种“宣传模式说”提醒世人在所谓的民主社会里存在着财富与权力的不均，媒体会对政策起到“制造共识”的功能，而几乎不会代表大多数读者与市民的声音与利益。乔姆斯基指出，对公众来说大众媒体是一个传播信息与符号的系统，它的作用是提供娱乐，信息，用价值，信仰和行为规范对个人进行“反复灌输”（inculcate），从而将个人整合进大的社会机制机构中。而在一个财富集中，阶级趣味冲突的世界中，到达到这种目的就需要某种制度化的宣传。乔姆斯基将宣传分为两大类：在权力杠杆落于国家官僚机构之手，可以对媒体进行垄断控制的国家中，这种宣传是通过官方的检查制度得以实现以服务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精英。而对于媒体私有而没有检查制度的国家，宣传模式似乎难以被发现。特别是媒体间充分竞争，媒体还时不时对政府的过失加以曝光，疼加鞭挞，俨然以言论自由和公众利益的发言人身份出现。而后者正是乔姆斯基宣传模式说的研究重点所在。宣传模式说侧重于对财富权力不平衡以及这种不平衡对媒体趣味与选择所带来的多层次影响。通过追溯权力与资金在过滤新闻，边缘化异见。[2]

  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乔姆斯基的脚步，一起去认识美国媒体的深层运作机制，探求五大新闻过滤器的秘密。

  第一个过滤器是指当代媒体经营需要大规模的投资从而导致了媒体控制权的集中化。[3]乔姆斯基与赫尔曼对于第一过滤器的论断是基于詹姆斯·克兰(James Curran)和希顿(Jean Seaton)对英国媒体的研究为基础。他们发现在十九世纪前半叶，英国曾出了一些针对全国工人阶级读者的激进报纸。英国政府与议会通过采取多种手段力图将此类报章赶出媒体界，他们利用诽谤法对这些报纸进行指控，增加对此类报纸的税收以增加其生产成本，但都不见效。然而市场成功做了国家干预未能完成的任务。没有一家工人阶级报纸活过了十九世纪下半叶。十九世纪以降，报纸企业规模的扩大，以及与之相伴的资本成本的增长是出现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在1837年，一封全国性周报的每周获利基础上的总成本低于一千英镑，发行量是6200份，而到了1867年，在伦敦开办日报的成本是5万英镑，到了1918年，周日快报发行量是25万，成本已达到达2百万镑。据此，乔姆斯基提出，由于大规模投资所要求的媒体控制权集中化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已是行之有效，而随着时代变迁，这一过滤器更加效果显著[4]。乔姆斯基没有停留在上述对于19世纪英国媒体的研究成果上，他进一步分析了美国的情况。1986年，美国虽然有2500多家媒介实体，但其中的29家大型媒体占据了媒介的大半个江山。从其提供的24家媒体巨头的财政数据来看(除去3家未提供数据的公司)，平均资产达44亿美元。美国占支配地位的媒体都是一些被富人们所把持的大型公司。它们成为能设定国家议事日程的“私有的信息文化部”。

  许多传媒公司完全融入了市场机制，而其它媒体也同样受到股票持有者、董事和银行的压力。出于盈亏底线的考虑,它们一味地追逐利润以吸引更多的投资者。由于政府放松了对媒体所有权集中的限制以及对交叉拥有权与非媒体企业控制媒体的限制，媒体进一步与市场体系相整合，成为了惟利是图的机构。毕竟媒体是一些大公司整合而成，拥有和管理它们的人属于小部分同样的精英，他们控制着私有经济和国家，有着相同的观念，并从自己代表的团体利益出发看待、压制、控制和塑造媒体。他们唯一清楚的是，媒体的市场是广告商而不是大众。因此，他们懂得通过大众把媒体卖给广告商，又通过这种方式控制了媒体内容。

  此外，乔姆斯基认为另一个重要的结构关系是媒体和政府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媒体在政策上依赖政府的支持，于是它们不惜重金游说议员，经营与政客之间的关系。十大媒介巨头的29名外界董事中有15位是前政府官员。媒体已经和大公司、大银行及政府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们有着许多共同利益。尤其是在与政府的关系上,媒体想与它们保持亲密关系,希望它们透露消息,希望被邀请到记者招待会。对于记者而言，年轻人最初想做诚实的记者,但为了个人发展,逐步使自己所说的话变成了体制的一部分。这样，一个记者就会变得富有、有特权，也获得了一定的权力，甚至可以成为国务院发言人。

  乔姆斯基研究者艾利森•埃奇利认为，宣传模式的第一个过滤器的实质在于媒体必需的大量投资把大多数人彻底排除在媒体之外。拿报纸来说，自由市场的竞争、利润的驱动，造成了一种“越来越强调读者群”的趋势，再加上技术的进步也意味着成本的日益提高，因此，工人阶级的报纸就只好退出竞争。从媒体进入市场以来，集中化和集团化就意味着“持股人、董事们、银行家们关注赢利底线的压力强大无比”。媒体机构“在银行家、机构投资者和大型个体投资者面前，失去了部分本来就有限的自主性”，因而后果必然是“媒体巨人……和公司社会里的主流势力关系日见密切”。[5]

  第二个过滤器是广告。正如克兰(Curran)和希顿(Seaton)所说:“广告商实际获得了发执照的权力，因为没有他们的支持，报纸在经济上难以为继。”基于他们的研究，乔姆斯基认识到，广告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机制曾如何有效地削弱了工人阶级的报纸。在广告大行其道之前，报纸的价格依商业运营成本而定。随着广告业的发展,吸引广告商的报纸可以承受低于生产成本的定价。以广告为基础的体系往往会使只依赖销售营利的媒体边缘化或消失。有了广告，自由市场不会产生一个由购买者做出最后决定的中性体系。广告商的选择将影响媒体的兴亡。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先驱日报》(Daily Herald)的消亡，在它倒闭之时仍拥有470万的读者，几乎是当时《泰晤士报》、《金融时报》和《卫报》读者总和的两倍。根据克兰的研究，它的消亡完全是由于其读者的构成对广告商没有吸引力。那些吸引富裕阶层、反映富裕阶层的媒体会得到大部分的广告业务，而那些反映下层民众利益的媒体则因得不到广告业务而逐渐走向破产。[6]乔姆斯基据此得出结论：从广告引入报纸以来，工人阶级报纸与激进报纸就处于不利地位。他们的读者一般较为贫困，这一事实大大影响广告商们对报纸的兴趣。乔姆斯基发现，这种广告与报纸之间的故事不断地重演。在一战前的英国如此，二战后的英国使然，在当代的美国也是一样。

  大众媒体只对吸引有购买力的受众感兴趣，因为只有富裕的观众才能引起广告商的兴趣。“这种驱使媒体获取大量受众的观念，让媒体的‘民主’大大变味。它受制于固有的弱点：它的政治独白是一种以收入来衡量的选举制度。”广告商对电视的影响也十分明显，他们是通过购买或支付节目方式出现的。乔姆斯基将这种行为比作西方封建时代文坛出现过的庇护人制度。广告商向媒体提供津贴，对他们进行庇护，而媒体也要对广告商投其所好，说明他们的节目如何可以满足广告商的要求，从而获得庇护。对电视台而言，收视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就可依“观众质量”的不同而获得8亿到10亿的广告年收入。而所谓的“受众质量”看中的是受众的购买力，而不是受众本人。这样大众传媒所谓的“民主”就是以收入作为度量衡的选举制度的又一翻版。

  工人阶级与激进媒体同时还受到广告商的政治歧视。这种政治歧视是通过强调有钱有购买力的受众，而被结构化到广告分配中。也有不少机构是拒绝资助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和那些被认为有损于他们利益的。广告商不仅对不友好的媒体采取歧视态度，他们也时还基于他们自己的原则在节目中进行选择。当时绝大多数时候这种选择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是保守的。大的广告商很少会赞助对严厉批评公司行为的节目。电视网络也会随着时间增长而了解，此类节目是卖不出去，反而会带来经济损失，得罪广告商。广告商也会避免那些影响“购买情绪”的节目。他们会寻找那些轻快的娱乐节目。基于广告的这种机制会渐渐地提高广告时间，而将那些公众事务内容的节目边缘化甚至清除掉。

  第三种过滤器是新闻源。[7]乔姆斯基指出，“大众媒体被经济需要与相互利益带进一种与权势信息源之间有机的关系。”媒体需要稳定可靠的新闻素材流，它们每天都需要新闻，他们付担不起让记者与摄影师一出现新闻时就在场。经济学决定了媒体只能将他们关注焦点放在时常有新闻发生的，时常有丑闻和谣言爆出的，时常举办记者招待会的地方。对于美国的全国性媒体而言，这主要指的是五角大楼、国务院、白宫等等，而对地方性媒体当地的市政厅和警察局则成了最能打动记者的地方。另一方面媒体为了维持其客观形象，同时也避免诸如诽谤之类的法律案件，需要一个比较准确的新闻源。这样一来，官方以及大公司和企业的公共信息部门自然成为了新闻媒体的主要信息源。这些官僚机构定期发布大量新闻素材以满足新闻机构的需要，它们的身份和地位使消息看起来更为可信，更容易被人认可。从媒体成本角度考虑，通过这类新闻源获得的信息，减少了核实调查的成本。乔姆斯基不无挖苦地对政府和大企业的公共信息部门加以描述，在他眼中这些机构，为了强化作为媒体新闻源地位，不惜为方便媒体而自己承担麻烦，他们得事先为媒体提供演讲的底稿，他们举办新闻招待会要考虑记者们的截稿时间，他们要用媒体可用的语言写新闻稿，他们得考虑照片取景。

  乔姆斯基颇有洞见地揭开新闻源背后的经济结构，他认为事实上，权威机构的这种体制实际上是在资助媒体，他们为媒体制造新闻和提供新闻原材料而减少了媒体的成本，作为回报他们的声音得以进入媒体。为媒体提供这种资助的实体会成为媒体固定的新闻源，而过通过把关人的把守有优先权。而那非固定的新闻来源则要通过奋斗才能进入媒体，而且还时不时被守门人所忽略。而政府的这种资助是来自纳税人的口袋，事实上，是公民为政府的宣传付钱，而这种宣传是为了利益集团的权益。这样看来，这些权威机构看似资助了媒体，实际上获得了特权，它们的声音轻松地通过了把关人的把守。权威新闻源会定期地利用这些优势来操纵媒体，将媒体置于它们控制的议事日程和框架之中。出于这种依赖，媒体会含糊其辞或以保持沉默的方法不去触怒新闻源，破坏与新闻源之间的关系。有时官方新闻源的统治也会被受人尊敬的、具有权威性的“专家”所削弱。他们有时发表与官方相左的见解。但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收买专家来解决，比如，将他们聘为顾问，资助他们的研究项目，甚至直接雇用他们成立所谓的智囊团。这样他们就可以按照政府和市场的既定方向来行事。甚至还存在另一类的专家，他们是些“弃暗投明”的激进分子，他们的作用完全是为官方所用。

  第四个过滤器是炮轰和强制执行。[8]炮轰是指对媒体节目或评论的反面回应。这种回应可能是书信、电报、电话、请愿或是国会议案以及其它形式的投诉、威胁与惩罚等，这些炮轰来自中央或地方，也可能来自个人。对媒体而言，如果遭到的炮轰规模很大，那么媒体就会耗费大量资源应对，广告商会撤回赞助，个人和小型媒体根本无力承担这笔费用。颇具威胁性的炮轰是与权力紧密相联的。来自权势的炮轰有些是直接的，有些是间接的。白宫可能会给报社老总们写信、打电话或向自己的支持者间接地表示对媒体的不满。

  这些支持者可能是媒体的股票持有人和员工，他们资助右翼分子监控媒体或者资助智囊团来攻击媒体。乔姆斯基列举了著名的炮轰机构如美国法律基金会、首都法律基金、媒体与公众事务中心、媒体准确报道、自由之家等，它们对媒体不断发难，但是媒体对它们的意见却格外重视。然而，他们这种宣传角色以及他们与大工业企业项目之间的联系却鲜有提及。这也反映出了媒体赞助者的权力，这其中也包括了大众媒体内部的右翼。乔姆斯基认为，国家就是最大的炮轰媒体者，它不时地攻击、威胁或是修正媒体，让媒体回到既定的路线上。。赫尔曼和乔姆斯基称这种政府和大公司具有的向媒体施加压力的能力为“反对和压力”，在这种压力下，媒体“反映资助者的权力”。[9]

  第五种过滤器是把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控制机制，乔姆斯基称之为美国的国教。[10]共产主义威胁到了资产阶级的根基和地位，所以它成为缠绕有产者心头的幽灵。这种意识形态可以用来反对任何威胁到财产权的人，或用来反对主张与共产主义国家或激进主义调和的人。媒体通常对于一切异已之见都贴上共产主义的标签加以排斥。乔姆斯基称之为“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即媒体把国内外任何威胁到财产利益、特别是美国财产利益的政策都解释成“共产主义的”或“亲共产主义的”，并因此把它们作为一种威胁大肆传播。

  后来乔姆斯基对第五种过滤器进行了一些扩展和补充。由于苏联的解体，的标签对民众已经不灵验了，于是政府对反对者又贴上了其它危险的标签取代“共产主义威胁”，如国际恐怖分子、毒品贩子、疯狂的阿拉伯人、卡斯特罗、萨达姆·侯赛因、本·拉登等都是新制造的威胁，这样反对者的影响就明显削弱了。一方面,他们轻易地过滤掉了持不同政见者和敌对势力的影响；另一方面政府以此恐吓民众，使他们受到牵制和控制，不再注意国内到底发生了什么。在意识形态方面，现在美国精英层信奉的是“自由”市场的神话，市场是好的、民主的，一切非市场机制都是反民主的，值得怀疑和排斥。

  很明显，乔姆斯基的宣传模式说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冷战时期的美国新闻体制[11]。他认为，国家-企业宣传体系在冷战时期担当着主要角色，而媒体自然是这个体系的核心。他不仅怀疑媒体抑制民众，不让他们了解实际情况，他甚至很怀疑它们“延长”了冷战。体面知识份子和媒体的责任就是隐瞒五角大厦以补贴整个高科技工业的方式，来强迫人民提供福利给有钱人。他认为，西方国家其实是强烈反对资讯在国内或跨国自由流动的。她们实在比极权国家更注意箝制独立思想，理由很充分：假如能用暴力控制人民，那他们怎么想关系不大；假如他们获得了一些自由，控制思想和观点就变得重要了。这一点大家耳熟能详，很容易引证，也相当重要。乔姆斯基甚至认为，媒体是在本质上反民主的。它们毕竟是大企业，是更庞大集团的一部分。它们把产品（观众）卖给市场（其它商业）。要成为它们一份子，就必须证明自己已充分接受了权力和支配系统的价值观。这主要是通过精英大学教育的筛选和通常灌输作用。当然，乔姆斯基也承认这模式存在例外。专业操守还未曾完全被压制掉，偶然还会和权力对抗，但这制度的基本形态是明显不过的了。

  通过这五个过滤器，精英阶层的观点顺利地在主流媒体中传播，而持不同政见者的观点则被有效地清除了。这一切没有粗暴的干预，发生得非常自然，以致于大部分人包括新闻工作者自身都认为媒体对新闻的取舍和解释是客观公正的，实际上这些因素已内在化到记者和编辑的头脑之中。美国媒体运行的这种“深层结构”，在根本上为“制造共识”和思想控制提供了制度化的保障。正如乔姆斯基在《必要的假象——民主社会的思想控制》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大多数的普通民众都只能从常见的媒体中获取政治事务和事件的信息，一个人只有了解了某个议题的消息或是前因后果才能谈得上形成自己的看法，一个民主的社会只有在公众能获取全面和公正的信息之时，做出的选择才体现了民众自由意识的选择，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民主。然而美国的大众媒体是掌握在少数有钱人手上的。这些媒体正巧妙地制造同意和假象，以达到思想控制的目的。从美国媒体怎样帮助政府宣传造势制造共识，到美国媒体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的深层运作机制，乔姆斯基通过不懈地努力为世人勾画出美国社会民主掩盖下的媒介集权，其深刻的洞察力和追求真理的大无畏精神令人钦佩，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乔姆斯基的论述中显然还有百密一疏之处，其文集中偶尔出现的矛盾之处告诉我们，他只是部分地解释了奥威尔问题，还远没有走完对此问题探索的漫漫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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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By Edward S. Herman, Noam Chomsky，

  Published by Pantheon Books, 1988，p118.转引自单波、李加莉：《奥威尔问题统摄下的媒介控制及其核心问题》，《泮溪传播学论坛》，戴元光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

  [2]章戈浩：《乔姆斯基的宣传模式》，文化研究网，http://www-staff.lboro.ac.uk/~ssghz/articles/self15.htm。

  [3]《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By Edward S. Herman, Noam Chomsky，

  Published by Pantheon Books, 1988，p3—13，转引自单波、李加莉：《奥威尔问题统摄下的媒介控制及其核心问题》，《泮溪传播学论坛》，戴元光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

  [4]章戈浩：《乔姆斯基的宣传模式》，文化研究网，http://www-staff.lboro.ac.uk/~ssghz/articles/self15.htm。

  [5]艾利森•埃奇利：《诺姆•乔姆斯基的社会政治思想》，英国鲁特里奇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6章，转引自曹荣湘编译文章《乔姆斯基对西方媒体的批判性分析》，《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11期。

  [6]《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By Edward S. Herman, Noam Chomsky，Published by Pantheon Books, 1988，p14—18，转引自单波、李加莉：《奥威尔问题统摄下的媒介控制及其核心问题》，《泮溪传播学论坛》，戴元光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

  [7]《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By Edward S. Herman, Noam Chomsky，Published by Pantheon Books, 1988，p18—25，转引自单波、李加莉：《奥威尔问题统摄下的媒介控制及其核心问题》，《泮溪传播学论坛》，戴元光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

  [8]《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By Edward S. Herman, Noam Chomsky，Published by Pantheon Books, 1988，p26—28，转引自单波、李加莉：《奥威尔问题统摄下的媒介控制及其核心问题》，《泮溪传播学论坛》，戴元光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

  [9]艾利森•埃奇利：《诺姆•乔姆斯基的社会政治思想》，英国鲁特里奇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6章，转引自曹荣湘编译文章《乔姆斯基对西方媒体的批判性分析》，《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11期。

  [10]《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By Edward S. Herman, Noam Chomsky，Published by Pantheon Books, 1988，p29—31，转引自单波、李加莉：《奥威尔问题统摄下的媒介控制及其核心问题》，《泮溪传播学论坛》，戴元光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

  [11]章戈浩：《乔姆斯基的宣传模式》，文化研究网，http://www-staff.lboro.ac.uk/~ssghz/articles/self1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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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愚比王 (祂無佳形美容) 组长 楼主 2009-12-15 02:11:43

  诺姆•乔姆斯基的媒介批评观（五）

  zhuanjia78 发表于 - 2009-4-10 13:31:56 三、 网络媒体：致命的武器

  乔姆斯基对媒体的研究，还包括其对于网络新媒体的一些看法：

  在《宣传与公共意识》一书中，乔姆斯基谈到了从印刷品到网络空间的革命性转变[1]。他认为，没人能预知未来的部分原因在于没有人知道现在使用的储存方法会有多长的应用时间，曾有一些图书馆员和其他相关人士召开过技术会议，专门探讨电子储存手段会持续多久的问题。他确信17世纪的书是经久耐用的，因为那时用的都是最好的纸张，读起来给人一种很愉悦的感觉。而一本20世纪出版的书往往看上去无法进行长久保存，因为这些书籍所用的纸张要便宜得多，很容易破损朽烂。现在，我们已经开始纷纷改用电子储存方式，这可能会影响到将来档案的存在方式。从专家们的研究来看，这将会有一个新老手段并用的过程。从总体上讲，互联网是比较方便的，运用它可以比较容易得获得技术资料并在世界范围内快速地进行交流。乔姆斯基举例说：如果明天我要讲课，需要举一个发生在瑞典的事例，我就可以给一个住在斯德哥尔摩的朋友发封电子邮件——你可以告诉我这件发生在瑞典的事吗？如果我知道某人写了一份关于某某问题的文章，我就可以很容易地进行翻印。但是，在另一方面，互联网带来了信息过量的问题。乔姆斯基强调和担心的是，在科学研究和其他领域，我们面临的真正问题不是信息短缺，而是能否对信息进行敏锐分析。如果信息过量就会使我们进行敏锐分析的几率大打折扣。仅仅通过电子邮件所传输的信息量便极为惊人，而且其数量还在日甚一日地扩大。对于商务往来而言，情况更是如此。曾有人对商界人士每天每个人祸多少时间用来恢复电子邮件进行过研究。实际上，这个时间量增长得非常快，足以导致生产率为之下降。任何人如果头脑发热，有了能管得上三秒钟的草率想法就可大发议论。然后在突然之间，世界上有一半的人都能看到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就是力量。收到它的人，也就是那世界上一半的人，都得为他做点什么。而实际上很多东西并无价值。同时，人们还容易上瘾。有些人沉溺于网络世界，将大量时间都耗费在网络上，这是十分有害的。

  针对新兴技术对于传播的影响，乔姆斯基认为，随着新传播科技的出现，特别是电子邮件的应用和通过电脑网络来交换意见与获得资讯，它们为人类解放而非控制和支配工具的前景如何？这要看谁操纵它。收音机和电视出现的时候，也有同样问题，答案不一而足。在美国，不像其它社会，电台和电视台大多数是操纵在企业手里，因此，自然变成他们的私人力量，用来达到他们明显不过的目的。除非大众力量组织起来控制它们，否则新通讯科技的前景多半也是一样。[2]

  对于互联网更为严重的导向问题，乔姆斯基更是忧心忡忡。他表示，媒体公司正在进行大规模兼并，给人们带来了一个并不遥远的威胁：大型网络集团公司将有能力将互联网的浏览者们导向某些特定的网站，以实现它们的利益，从而将一个信息与交流的媒介变成为购物服务的世界。传媒批评家诺曼所罗门在一篇专栏文章中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互联网还在政府的控制之下，当时被称作“信息高速公路”。而到了20世纪末，当它以某种不为人知的方式被赠送给私营企业后，就变成了“电子商务”。公司合并后形成的企业集团，如美国在线和时代华纳，能够通过技术手段使你登录到它们想让你看的网站，而不是你所想看的网站。这种现象很危险，互联网是用于传递信息，进行沟通、组织和联系的强大工具。很显然商业机构在得到这俄个工具后正试图改变它的性质。果真如此，那么社会的自由和民主就会受到严重破坏，因此我曾经将互联网形容为“致命的武器”。[3]

  四、学界评价

  2005年10月，诺姆·乔姆斯基当选“当代最伟大的公共知识分子”，这次评选是由英国著名期刊《前景》和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联合进行的一次网络调查，评选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名公共知识分子。在2万张有效投票中，乔姆斯基共获得了4800张选票，两倍于位居第二的艾柯。[4]乔姆斯基作为西方知识界“左派”领袖，反对美国干预科索沃，反对美国偏袒以色列，揭露西方民主制度的虚伪和“思想控制”，反对针对阿富汗的反恐战争，反对推翻萨达姆政权，得到了全世界知识分子的尊重。

  英国《新政治家》杂志2003年7月号发表文章《我们时代伟大的思想家》，邀请一些著名学者对当代思想界进行了评说，评选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诺姆·乔姆斯基。尼尔·克拉克撰文评论：“作为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自由社会主义者，乔姆斯基欣然接受柏林墙的倒塌。同时，他也意识到新的权力真空可能造成的危险。随着苏联的解体，他所担优的事情，即美国的军工综合体将会寻求新的对手来证明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已经由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得到了证实。这些事件的成功多数归功于美国政府和‘公司媒体’之间的联合，乔姆斯基称之为‘非神圣同盟’。在诸如《制造共识》(同爱德华·赫尔曼合作，1988)和《必需的幻像》(1989)等作品中，乔姆斯基指责‘自由出版’的传统观念，认为其是资本主义民主的‘看门狗’。他认为它们以一种有利于特权阶级的方式构想他们的报告和分析，限定讨论范围，以此来维持现状和维护全球金融资本的霸权。……乔姆斯基或许不为多数正统论者喜欢，但通过揭露有关美国国家机器运作的真相，提醒我们美国的军费不光保护了美国公民，还保护了庞大的美国公司的利益，乔姆斯基为其国家和世界作出了不可估价的贡献。这同他在语言学领域的先驱工作一道，使他成为了这个或其他任何时代伟大的思想家。”[5]

  美国《每月评论》杂志(1999年4月)第50卷第11期发表了美国伊利诺斯大学罗伯特·麦克切斯尼的一篇题为《诺姆·乔姆斯基和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的文章。文章全面深刻地剖析了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及其对社会经济政治的危害，并简要概括了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乔姆斯基对新自由主义秩序的批判被‘有效地’排斥在主流派思想之外，尽管他的分析具有证的力量同时也忠实于民主的价值。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公司化的新闻媒体、公共关系行业、学术理论家和知识分子文化等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造成了‘必要的假象’，使这一体系看似合理、仁慈、必要。乔姆斯基的著作号召民主活动家重建我们的媒体，使之能向反公司、反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和研究开放；要求所有的知识分子自省、自问所做的工作符合谁的利益，追求什么价值。……乔姆斯基对新自由主义和公司控制经济、政治、新闻、文化的论述如此有力和势不可挡，以致一些读者心灰意冷，甚至有人更进一步断定：在我们这个道德败坏的政治时代，由于单靠人性无法创造一个高尚、平等、民主的社会秩序，我们正被网罗于这个退化的体系中。实际上，乔姆斯基最伟大的贡献正在于他强调了世界人民向往民主的愿望以及体现在这种憧憬之中的革命潜力。”[6]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陈虹在《国际新闻界》发表文章，写道：“乔姆斯基由于曾经发表了著名的媒体批评著作《制造同意》而被美国社会排斥在主流媒体之外，他被贴了许多标签，‘老左派’、‘马克思主义者’等等。乔姆斯基的批评胆识和力度令人赞叹，无论他被人贴上何种标签，都在不遗余力地批评传媒界的编辑、记者、制片人、出版商、政府官员、情报专家、高级军官如何为了个人的私利，联手‘制造’民意。换句话说，他批评的对象是美国制度化的媒体集团、社会根基极深的美国外交、国防和情报利益集团和美国行政当局”[7]。

  2005年《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第11期，陈学明撰文这样评价：“纵观乔姆斯基对美国帝国主义行径的揭露与批判，不难看出他对西方媒体的分析批判特别引人注目，这主要是因为美国一直自我标榜为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而这种民主最鲜明地体现在新闻自由上。乔姆斯基就是不信这个邪，他就是要让人们睁大眼睛看一看西方的新闻媒体究竟是不是民主的、自由的。”[8]

  章戈浩在文化研究网发表的《乔姆斯基的宣传模式》一文认为[9]：“作为语言学继索绪尔之后又一代宗师，乔姆斯基在传播学中的贡献却与他的语言学同行们分道扬镳。与众多有着语言学符号学结构主义背景的同行相比，乔姆斯基对传播的考察跳出了语言学式对符号编码等术语的把玩，转而从事似乎有些吃力不讨好的政治经济研究。这固然与他在语言学理论上以结构生成语法全面改写符号学理论的学术立场不无关系，更主要的则是他对于资本社会的犀利批判的左翼社会立场相关。也或许正是由于他的独特语言学背景使得乔姆斯基在思考传播政治经济学时能够解读中一般学者未必洞察的‘深层结构’，从而使他在传播理论也得以独树一帜，自成一家。”

  武汉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单波、李加莉在《奥威尔问题统摄下的媒介控制及其核心问题》中认为[10]：“乔姆斯基的现代宣传理论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了媒体宣传的运作机制，揭示了美国媒体与政府和商业集团的关系。在他眼里,现代大众传媒不断地被操纵，成为权力的运作机构和意识形态的核心体系。然而，他对美国媒体的大胆批判和与众不同的理性思考似乎超出了主流媒介分析家可以接受的极限，此外，乔姆斯基言辞偏激，语气反讽，因此招致了众多的批评。他们厌恶借对宣传模式的批判而对整个体制进行谴责，在他们眼里，美国媒体大体上是好的，接近权的不平等令人遗憾但仍可忍受，而且媒体的多元化和相互竞争会有效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在这个后现代理论风行的年代，这种整体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模式似乎容易遭到人们的嘲笑和排斥。他们视该理论为过分简单化的共谋论(conspiracy theory)和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工具论。甚至一些左派媒体分析家如菲利普·舒勒辛格(Philip Schlesinger)、皮特·戈尔丁(Peter Golding)、格兰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丹·哈林(Dan Hallin)等也对此提出了批评。他们质疑的是宣传模式的决定论(determinism)和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媒体的运作似乎完全由五个过滤器决定，没有考虑到外部的影响因素，没有细致分析经济力量是如何建构了媒体表达的范围和形式，而且现实社会中的许多问题并非是媒体宣传造成的，而是另有原因。此外，该模式突显了过滤器在全局上的干预却忽略了体系内部的矛盾和冲突。乔姆斯基整个宣传理论是一种宏观的建构和批判，是一种演绎式的逻辑论证。虽然他一直着书立说，不断地用时事论证自己的宣传理论，但是他的论证方式是粗略的,在许多媒体事件的阐释中缺乏对五个过滤器细致的、动态的和微观的分析。而且他的举证都是依赖档案和文献，没有和目击者提供的情况结合在一起。此外，乔姆斯基对美国媒体的论证主要集中在内政外交上，很少涉及大众文化，这使得其媒体研究的结论的可信度大大降低。”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教授格雷格·菲罗（Greg Philo）认为，乔姆斯基的“宣传模式论”像他的政治评论一样过于激进，美国媒介并非总是服从于（uniformed）政府。乔姆斯基的五个“过滤器”的提法，没有关注到经济和政治的区别，在集团经济利益的作用下，媒介有时会偏离政府宣传要求。同时，乔姆斯基并没有真正解释好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媒介仅是欺骗公众的宣传工具，那么民众为什么还会相信它？媒介是怎样让民众相信它的？”[11]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教授李金铨在《跟随权力结构起舞的传媒——兼评乔姆斯基的“宣传模式”》[12]一文中认为，乔姆斯基“长于批评，短于理论”，同时评价“宣传模式”太绝对化。摘录原文如下：“乔姆斯基在语言学上的权威地位，我是完全没有资格置喙的。她在媒介领域的成就，我想也许可以一分为二：作为一个社会批评家，他所关注的范围广泛，立场稳定一致，炮火隆隆，时间上纵贯三十年，全神投入，举重若轻，无论敌友都不出其右。若以研究传媒的学术来衡量，很多人无法接受他分析的结论，故不置论，但许多意识形态的知音者也会略嫌他的理论取径粗疏空泛而武断，往往不能曲尽其致”。[13]“乔姆斯基似乎把他的‘宣传模式’绝对化，几乎提到无限上纲的抽象层次，如何叫人不印证他的命题？媒介的确是服务既得利益的，主流媒介总是把激进思想边缘化，举世皆然。正如‘人生必有一死’，这个命题纵然是天经地义的，但一经绝对化，死得‘重如泰山’或‘轻于鸿毛’都变得无关紧要了，问题是那个上纲式的命题对人生意义究竟有什么启发？因此，也许我们应该把论据适当地相对化，才能在各种情况和架构里捕捉现实的复杂面和矛盾面。这样，我们一方面肯定媒介视为既得利益服务的，但也承认两者关系并非一成不变，媒介的控制方式与强弱随制度而异：我们可以说，美国的新闻自由尽管距离理想甚远，却是真实的（不是虚伪的，也不是完美的），是可观的（不是微渺的，也不是无限的）。同时，媒介与权力中心的基本利益未必完全契合，权力中心对媒介一方面利用，一方面防范，反之亦然，彼此的却存在着结构性的紧张，这也不能一概简化为‘技术性的分析’。不这样看，未免太藐视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严肃意义，也无从解释世界各国为什么羡慕美国享有的新闻自由”。[14]李金铨认为，乔姆斯基的“宣传模式”虽然“宣称采用政治经济学的视点，其实它的分析成分是‘政’少‘经’多，甚至是经济压倒政治”并认为五个“过滤器”的“这个分析全无辨证的味道。他把这五个过滤器并列，可惜从未说明它们是否直线运作，或它们如何互动、联系或冲突，以及政商与媒介如何既合又离，相反相成。……媒介在制造霸权的过程当中不可能没有出现抗拒、挫折、迂回或逆转，并不像乔姆斯基所描述的那样理所当然或无往不利。[15]”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陆建德在为上海译文出版社“乔姆斯基文集”所作的序言《永不停息的叛逆者——代序》中还指出了乔姆斯基在运用媒体报道进行批评时也存在自身的局限：“尽管乔姆斯基对美国媒体的洗脑功能及其警觉，他自己仍不免受害。美国宣传的渗透力之强由此可见。例如他在反对入侵伊拉克的文章里警告，萨达姆长官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战后将被卖到非正规武器市场，而伊拉克的‘核设施’会在战争中遭到抢劫。这些反战理由的前提无意中默认了美国的指控：伊拉克却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构成了对联合国有关规定的实质性违反。这样一来，美国政府为发动侵略而作出的无端指责反而得到认可。乔姆斯基心目中的萨达姆是美国媒体描绘的萨达姆。根据中央情报局的结论性调查报告，伊拉克并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16]

  值得一提的是，在乔姆斯基堆满书籍的办公室里，挂了一张很大的英国哲学家罗素的照片，下面一行罗素名言：“有三种简单而强大的情感主宰着我的一生:对爱的渴望、对真理的探求、对苦难大众的巨大悲悯。” 这位激进的左派知识分子13岁起便开始发表政治言论。他从很小的时候，就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使命感，似乎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一辈子到底要做什么，然后一直去做，一以贯之，不知疲倦，从不动摇。乔姆斯基被《纽约时报》称为“可能是健在的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事实上，关于他的看法异常分裂，喜欢他的人非常崇拜，把他奉为精神领袖、黑暗中的灯塔；不欢他的人骂他是疯子。2001年“911”事件发生当月乔姆斯基一鸣惊人地反指“美国本身便是头号恐怖主义国家”，此言一出，美国的主流媒体上便再难见到他的音容墨迹，如今，他的声音多是通过校园演讲、“油印”小报、海外报刊、互联网以及出版物达于外界，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讲座，从来都是人满为患，鲜花与臭鸡蛋齐飞，场面之热烈，堪与校园摇滚音乐会媲美。[17]由此观之，无论学界对乔姆斯基媒介批评理论赞成还是反对，这个倔强的智慧老人仍将按照自己既定的目标，坚定地向前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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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美]诺姆·乔姆斯基，戴维·巴萨米安：《宣传与公共意识》，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41页。

  [2]章戈浩：《乔姆斯基的宣传模式》，文化研究网，http://www-staff.lboro.ac.uk/~ssghz/articles/self15.htm。

  [3] [美]诺姆·乔姆斯基，戴维·巴萨米安：《宣传与公共意识》，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76页。

  [4] 《乔姆斯基当选最伟大的知识分子》，《天涯》，2006年第1期，第188页。

  [5]转引自黄文前：《<新政治家>评说当代重要思想家》，《国外理论动态》2003年第12期。

  [6]汤韫琛：《诺姆·乔姆斯基和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国外理论动态》，1999年第5期。

  [7]陈虹：《评两本媒体批评著作》，《国际新闻界》，2000年第3期。

  [8]陈学明：《乔姆斯基对当今美国霸权行径的批评》，《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年第11期。

  [9]章戈浩：《乔姆斯基的宣传模式》，文化研究网，http://www-staff.lboro.ac.uk/~ssghz/articles/self15.htm。

  [10]单波、李加莉：《奥威尔问题统摄下的媒介控制及其核心问题》，《泮溪传播学论坛》，戴元光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7页。

  [11]根据Greg Philo（University of Glasgow）于2009年4月3日在上海大学讲座时的互动提问和交流。

  [12]李金铨：《跟随权力结构起舞的传媒——兼评乔姆斯基的“宣传模式”》，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1995年4月号，第28期。

  [13]李金铨：《超越西方霸权》，牛津大学出版社，台湾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70页。

  [14]李金铨：《超越西方霸权》，牛津大学出版社，台湾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72页。

  [15]李金铨：《超越西方霸权》，牛津大学出版社，台湾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73页。

  [16]陆建德：《永不停息的叛逆者——代序》，[美]诺姆·乔姆斯基：《反思肯尼迪王朝》，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3页。

  [17]蒯乐昊、李江：《乔姆斯基——永远的异见者》，《南方人物周刊》，2007年第1期。

  高红波(1976-- )，男，河南安阳人。上海大学2008级传播学博士研究生，郑州大学新闻学硕士。曾任电台主持人、电视台编导。师从吴信训教授，研究兴趣主要有传播实务、电视文化、传媒经济、新媒体营销等,发表论文10多篇，获中国广电协会优秀论文二等奖，全国新闻学子优秀论文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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