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时期的天津 日本图书馆

天津日本图书馆创立于1905年8月，它是天津地区建立较早的公共图书馆，也是日本在华建立的各类图书馆中最早的一个。该馆几易其名，曾称天津日本图书馆、日本图书馆、天津共益会图书馆等。它是日本侵华的产物，其服务对象是居住在天津的日本人。它作为天津日租界管理机构的公共设施，不仅是日侨聚会和文化娱乐的场所，也为日本对华侵略提供了一定的便利条件。 一、历史沿革 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的1901年6月3日，统治天津的军事殖民政府——天津都统衙门总文案丁家立（Tenney Charles Daniel ）提出兴建公共图书馆的建议，都统衙门行政委员会“高度评价他为收藏书籍所做的努力，决定利用他及其他人搜集的中文书籍建立一座公共图书馆”，“该图书馆将向所有人开放。”并责成丁家立对图书馆的建立和管理问题提交具体方案。这是最早在天津中国城区建立公共图书馆的建议。此后，丁家立提交了建立中文图书馆的方案和所需的经费数额，但最终不了了之。 该建议虽未实施，却得到日本人的重视，并首先由日本人付诸实践。1905年前后，日本开始加强对天津日租界的建设，大兴土木，广设商社，日侨来此聚居日渐增加。天津日本图书馆由原都统衙门检疫医生、日本共立井上医院院长井上勇之丞等十余日侨发起成立。最初的日本图书馆为会员制，设置会长1名、评议员20名，负责处理馆务。会员每月缴纳会费，可以免费阅览图书，非会员则要收费。该馆的会长为总领事伊集院彦吉，常设委员为小松林藏、奥田竹松、西村虎太郎三人，评议员为安川雄之助等19人。该馆当时被命名为清国天津日本图书馆，该图书馆比直隶省立图书馆的建立早三年。 1907年9月天津居留民团设立后，根据图书馆创立总会的决议，1908年将其交付给居留民团管理，成为日租界行政管理机构的一部分。1913年8月租界当局耗费四万余美元修建新居留民团事务所和公会堂，该建筑的二楼就是日本图书馆，1914年11月8日竣工后的图书馆开馆。1917年9月因居留地发生洪水而休馆，图书馆临时成为救护事务所，1919年馆内进行改造，分为书籍室、报纸杂志室和事务室。随着日租界的繁荣和人口的增长，居留民团事务骤增，原来的事务所略显狭小，该图书馆于1923年4月不得已移到楼上的居留民会议所。 1925年，居留民会议对图书馆规章进行了修改，使其更加完备。但是，图书购入经费的不足和无独立的建筑物，严重制约着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为此，1928年9月以兴办纪念天皇继位大典事业为契机，图书馆新建方案在居留民团会议上获得通过，并决定立即成立基金。1930年7月财团法人天津共益会设立后，图书馆改由天津共益会经营，名字也改称天津共益会图书馆。此后，在1932年的馆务会议上通过了《天津共益会图书馆馆务章程》，规定主任秉承理事长和主事之命处理馆务。1934年1月，为庆祝日本皇太子殿下诞生，并促进此前的大典纪念事业，曾历任财团法人天津公益会监事、理事、会计主任等职的居留民会议员、三昌洋行的冈本久雄捐赠建馆基金，同年7月新图书馆最终在大和公园动工，并于1935年6月1日新建筑落成开馆。开馆之际，举行了盛大的开馆典礼，当时的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天津总领事川越茂、盐谷参事会副会长和远山猛雄民会议长均到会致辞。在此过程中，小幡酉吉总领事和名久井图书馆长也为该馆发展倾注了很大精力。 1937年7月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天津日本图书馆场地被日军挪用，天津日本图书馆暂时关闭，直到1938年7月末才返还给居留民团。在居留民议会委员长、居留民团行政委员、中日矿业会社社长、天津信托会社会长臼井忠三等人视察后，天津日本图书馆于1938年9月20日重新开馆。此时天津共益会解散，图书馆再次交由居留民团经营。随着战争的扩大，日本政府开始有目的地鼓励本国人移居中国，使在天津居住的日本人数急剧增加，馆内的儿童阅览室已不敷使用，12月25日的临时居留民会议上遂决定新建儿童图书馆，但遗憾的是此议案没有实施。1942年10月日本天津防卫司令部成立军事管理图书整理委员会，对以前英国工部局图书馆、天津俱乐部图书馆等4万余册图书进行整理，除部分为军队使用外，全部交给天津日本图书馆保管。1945年8月随着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天津日本图书馆被中国政府接受，其历史宣告结束。 二、天津日本图书馆的特点 天津日本图书馆作为日本在华最早设立的公共图书馆，具有如下几个鲜明特征。 第一，它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在天津居住的日本人。作为日租界的公共图书馆，它的服务对象应该是全部居民。但因它是日本居留民团建立的，日侨资助，且全部都是日文书，故其服务对象受到局限，主要是在天津居住的日本人。根据历年日本居留民团的事务报告统计，除少数外国人外，入馆者几乎全为在天津居住的日本人。 第二，其藏书种类以普通、通俗类书为主。1938年11月25日在居留民会议上通过的《天津日本图书馆馆则规定》中，就将该馆定位为主要储藏国内外通俗图书和报纸杂志，以供公众阅览。日本学者山根幸夫也认为，尽管该馆藏书中不乏专业研究书籍，“不过，由于是以一般市民为对象设立的图书馆，其所藏的书多为普通、通俗书也是事实”。从读者阅览的图书种类也能看出，根据统计，文学类图书在大部分年份都占据第一位。 第三，天津日本图书馆的藏书中有关中国方面的书籍占有很大部分。1928年在库存的17925册图书中，“关系中国的研究图书特别多”，而且，每年新增加的藏书中，有关中国的图书也占很大比重。另外，根据有关居留民团事务年报历年阅览图书种类的统计，有关中国的图书大都占据第二位，甚至有的年份还占据第一位。 第四，天津日本图书馆的藏书中，捐赠的图书占很大比重。从统计来看，每年捐赠的图书少则占20％，多则占到50％，甚至有些年份还超过购入图书。据1938年12月末统计，购入图书为17060册，捐赠图书为11086册，捐赠图书约占40％；截至1942年12末，购入图书为40512册，捐赠图书为16143册，其比例也达到30％。此外，捐赠的来源也较为广泛，除了日本外务省每年捐赠有关书籍杂志外，还有大商社、个人，甚至还有个别中国人，表明日本朝野以及日侨对该馆的重视。另据不完全统计，历年向该馆捐赠书刊的机构和个人多大四百家以上。每次捐赠书刊少则一、二册，多的达到上百册。由此可见，寄赠图书成为天津日本图书馆增加藏书的一个重要途径。 第五，天津日本图书馆由日本居留民团、天津共益会等机构进行管理，是日租界行政机构的公共设施之一。因此，居留民团的会议速记录和居留民团事务年报都存放在图书馆内。这样，天津日本图书馆内所保存的事务年报和会议速记录也最为完整，成为研究天津日租界最重要的资料中心。 三、历史作用 天津日本图书馆作为天津日租界行政机构的公共设施，即发挥了积极作用，也具有它的历史局限性。 首先，天津日本图书馆在其存在的四十年时间中，不仅为普通日本居留民提供服务，而且也为侵华日军提供了大量书刊资料和重要的情报信息，在侵华战争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尤其是侵华战争爆发以后，由于日本实行总体战体制，该图书馆也难以摆脱此种窠臼。根据下表所统计的数字，我们可以看到每年官吏军人到图书馆阅览的都有几百人次，而且读者阅览的图书中，有关中国的图书每年又都占据前几位，充分表明天津日本图书馆在侵华中所发挥的文化作用。 表2：各分类职业入馆者统计表 年份 类别 1936 1939 1940 宗教人士 29 14 9 官吏军人 751 361 879 教 育 家 294 163 200 记 者 279 123 301 事务人员 4315 2171 3968 科学人员 55 6 14 工 艺 家 1013 157 314 实 业 家 2024 765 761 其 他 3493 2138 2439 妇 女 1097 317 1016 外 国 人 91 4 177 学 生 8864 1729 4454 儿 童 7582 16182 9667 计 29905 24030 34244 资料来源：根据天津日本居留民团历年报告书统计。 其次，它为当时同类图书馆的建立提供了借鉴。天津图书馆的建立，为日本在中国其他各地建立的图书馆以及天津地区其他建立的图书馆起到了示范作用。此外，该馆规章制度方面的完备，也为其他图书馆所借鉴。该图书馆早在建立之初就制定了有关规定，例如，1907年12月27日制定了图书馆暂定章程和馆外借阅规定，1908年1月成为正式规定。1921年3月10日改革规章，确定新的规章、事务章程以及图书馆阅览细则，1923年8月，还专门开辟了妇女阅览室，并将图书检索改为卡片式，极大方便了阅览者和妇女人群。1926年7月对章程进行根本修改，设置主任和事务员，进行处理馆务，评议员成为咨询机关，之后又不断修改完善。如1938年的《天津日本图书馆馆则规定》、1942年的《天津居留民团图书馆处理章程》和《天津日本图书馆馆则》等。根据规定，图书馆设置馆长、主席司书、司书、书记，馆长秉承居民民团长的命令管理馆务，监督所属职员；图书阅览、外借、图书寄赠、巡回文库及儿童图书馆等详细的管理办法。这些，对1908年建立的直隶省立图书馆的服务性质和馆章制度方面应有一定的影响。 再次，它所收藏的图书资料在战后保存完整，为日后中日两国的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日本在上海、北京等地建立的图书馆因种种原因关闭后，其所藏图书也随之散佚，没有保存下来。截至日本战败，该馆所收藏的图书已多大八万余册，其中既有日租界方面的资料，也有中日关系方面的资料。著名日本学者山根幸夫先生根据该馆的藏书目录，亲自执笔编写的《天津图书馆日本文库藏近代中国·日中关系图书分类目录》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都为从事中日关系、抗日战争，尤其是天津日租界的行政管理和日侨社会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 综上所述，天津日本图书馆作为天津市建立较早的公共图书馆，虽然在完善城市公共事业和文化设施等方面具有一定意义；但在其存在的四十年间主要体现的是日本的文化渗透，并对日本在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侵略起到辅助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