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哥本哈根出发

2009年这一年中，世界上发生了很多值得历史记载下来的事情，但是，惟有从12月7日开始，为期两周，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最值得历史记载。这个有192个国家领导人和众多非政府组织参加的会议，将以《京都议定书》为基础，形成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新协议，直接关系人类的经济行为、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的改变和调整，以至地球生态系统的变化走向。有人称这次哥本哈根会议是“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的会议，绝不为过。 资源从“相对稀缺”到“绝对稀缺” 经济学中有一个以资源的相对稀缺为前提的“稀缺法则”：相对于人类的欲望，资源总是有限的，所以需要合理使用资源和物品。“稀缺法则”存在于人类的任何地方和任何时期，是人类的永恒问题。 在人类无限的欲望导致稀缺性的背后，有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人类的欲望为什么难以、甚至得不到控制？答案至少有两条：首先是人性，人的欲望的自主性；其次是现代经济制度。在今天，人们的欲望被这种制度和所谓的“消费主义”绑架，进入到高速增长和不可自制的程度，上不封顶，下无底线。人们受累于自己创造的物质产品和服务产业，习惯于浪费。追求享受成为示范性的生活方式。 今天的问题是，在人类欲望、生产规模和资源消耗的竞争中，人类所面临的已经不仅仅是资源的“相对稀缺”，而是“绝对稀缺”问题。越来越多的资源，不再是数量少，数量不足，而是走向彻底枯竭和消失，趋于零。人类进入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其赖以生活和生产的资源从相对稀缺走向绝对稀缺。这种“绝对稀缺”包括必须付出某种代价获取的“经济物品”，也包括一向被称之为 “自由取用物”的阳光和空气等。世界上，包括中国在内的那些“资源枯竭城市”，就是资源“绝对稀缺”的证明。 不仅如此，在从相对稀缺走向绝对稀缺的过程中，那些仅有的资源质量每况愈下。例如水，不论是地下水，江河湖泊的淡水，还是浩瀚海洋的水质都在恶化。 不可测度的“社会成本” 对于深刻认识当今世界的生态系统危机，经济学家科斯关于“交易成本”、“社会成本”的概念，以及权利的法律界定具有公认的启发性。 第一，在法律上寻求和界定生态破坏的责任者，非常重要，但是极端困难。首先，这样的状态是过去几十年，上百年，数百年累积的结果，链条之长，结构之复杂，已经没有办法溯本求源。更艰难的是，因为生态系统和人们破坏活动多是连续的，很难选择一个时间点，画一条界线，把旧责任和新责任分开。所以，在关于谁造成当代环境问题的责任问题上，政治家们可以永无休止地争论。 第二，当代世界每天都生产着各类污染和破坏性“产品”，每生产一公斤粮食，每生产一件T恤，每生产一双鞋，每消费一个塑料袋，都会有污染和破坏的“副产品”产生，例如工业和生活垃圾。然而，产权界定在这里也失灵了。凡是对人类、对生态造成负面影响的“产品”，没人愿意认领，没有产权。那种对环境破坏收税的主张之所以实施起来很困难，根源就在此。 第三，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社会成本的测量愈发困难。例如，一个社区或村庄的居民，喝了污染水，吸了污染空气，整体健康水平下降，甚至群发癌症，甚至影响数代人，这无疑是社会成本的组成部分。当生态系统破坏的受害者是全球性的、人类性的和长期性的，在技术上测度社会成本的面积和深度非常困难。 第四，生态环境破坏，社会成本过宽过大，法律的实际界定已经远远超出了科斯的想象力，谁来支付和承受社会成本就成为了问题。由此又引出了“公正”问题。从逻辑上说，在相同的生态环境下，贫穷程度和受害程度成正比，富裕程度和受害程度成反比。所以，那些曾经和继续占有和消费比较多各类资源、创造了比较多“副产品”的国家、地区、经济实体和个人，理所当然地应该多承担相应的社会成本。然而，恰恰是他们，具有财富和权力的优势，不愿意和逃避承担应有的社会成本。 “熵定律” 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熵”的增加就意味着无效能量的增加，有效能量的减少，导致宇宙不可挽回地走向混乱、荒废。如果承认“熵定律”存在，就要彻底改变人们对人类活动经济准则的传统看法。人类每烧掉一块煤，一桶汽油，它们的能量永远不可能消失，而是转化成二氧化碳以及其他气体和物质，并散发到空间中去，成为了“熵”，即不能再做功的无效能量。“熵”值处于持续增加，甚至膨胀的状态。在人类的经济活动中，越是大型项目，对大自然构成破坏和污染就越严重。 今天，一方面，人类是“熵”的主要制造者；另一方面，又是“熵”不断积聚的受害者。100年前，人们曾经为塑料问世欣喜若狂，因为塑料能在很低的温度下做成各种形状的东西，色彩鲜艳，重量轻，经济耐用，给生活带来诸多方便。然而，后来人们意识到，对于大量塑料产品，无论是再生产还是废弃都有问题：如果再加工制造（制品再生）或者通过焚烧（热能源再生）处理废弃塑料，都会产生对人体有害的气体，污染环境；而将塑料埋在地下，不会腐烂降解，只会破坏土壤的通透性，使土壤板结，影响植物生长。塑料给人类生存环境带来的威胁是“无解”的，是“熵”的重要来源，唯一的选择是少生产和少消费塑料。 1981年，美国人杰里米·里夫金和特德·霍华德出版了《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一书，提出在人类居住的环境中，“熵”值的逐渐增长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现象，随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无节制发展，“熵”值的增长可能加快，最终将引起地表环境的全面崩溃，这个结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类所能做到的不过是使这样的结局尽量推迟而已。 因为“熵”定律的存在，人类已经成为了一个利益共同体。那种过去被认为天经地义的“适者生存”、“损人利己”的所谓法则，已经和正在丧失存在的基础。因为，人类已经整体性地成为“不适者”，都有了生存问题；损人利己的空间越来越小，凡是损人的，都不利己，即使没有在你身上立即反映，也会反映在子孙后代身上。人类到了“不是不报，时间没到”的转折点。所以，人类要共同行动，结束毫无节制地生产和建设，结束毫无节制地消耗石油、煤炭、矿藏资源，结束毫无节制地消费，实现“熵”的增值率的真正下降和回落。 生态恶化的不可逆转性 “时间不可逆”理论，对科学研究对象、科学方法论、自然和科学图景的巨大变革，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和影响， “时间不可逆”理论，也是认识人类对生态的破坏和后果的重要工具。 1994年，人们首次观察到迄今为止最大的臭氧空洞，其面积相当于一个欧洲。如今，人们已经明白，人类的努力，只是可以减慢臭氧空洞扩大的速度，但是，臭氧空洞已经和时间一样不可逆转，全然不能修复。20世纪80年代，一场大饥荒席卷非洲撒哈拉地区，上百万人被此次饥饿和疾病夺去了生命，上千万人沦为环境难民。这次非洲的灾难起源于连续干旱，与生态破坏相互叠加，演变为一场持续的灾难。非洲的生态破坏的后果诸多，从森林砍伐、水土流失到沙漠化，任何一个因为破坏造成的改变和时间一样，都是不可逆的。经过破坏和污染的自然界，不可能自动复原。如果要使系统从终态回归到初态，必须借助“外界作用”。但是，所谓“外界作用”似乎只具有宗教意义。 在诸多的不可逆状况中，对人类最直接的挑战是关系生活和生产的资源枯竭。过去人们对所谓科学技术进步的看法显得简单化，错以为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很多资源都会被替代，并不存在真正的枯竭，增长可以没有极限。事实上，当提及科学技术进步的作用时，至少要考虑到三点：其一是速度的差别，如果资源的耗竭速度快于科学技术进步的速度，局面依然是不可逆转的；其二是成本比较，科学技术的选择，理论上是一回事，实验室是一回事，应用本身又是一回事，因为科学技术创新最终取决于成本的限制，而且科学技术创新本身也要消耗资源，如果成本过大，消耗资源过多，依然不可逆转；其三是科学技术本身的效益需要时间验证，任何科学技术的负面后果，只有显现时才有纠正的可能，而时间不可逆，“为时晚矣”成为了经常的教训。 从哥本哈根会议出发 100年前的1909年，世界上人口不过16亿，中国人口是4亿左右。那一年，爱因斯坦离开伯尔尼专利局，任苏黎世大学理论物理学副教授；20岁的希特勒居住在维也纳，是一名画师；40岁的列宁是流亡在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运动领袖；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刚刚去世，中国还是大清的天下；孙中山奔走于欧美为革命筹措；毛泽东才17岁。那时，没有人可以预见近在咫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更没有人呼吁关注生态环境问题。 100年后的今天，人类坐标系已经和正在发生着根本变化。哥本哈根会议就是人类历史的新坐标，人们到了需要新思维的新时期： 第一，100年前，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方兴未艾，如今，世界上还有富人和穷人，但是，已经很难用陈旧的理论来解释，没有人指责比尔·盖茨是最大的剥削者，最大的资本家；也没有人会主张把谷歌的年轻创始人当作穷人反对的对象。人类的阶级界线已经整体地模糊化了，人类存在着日益增大的共同利益。 第二，100年前，地缘政治、民族冲突、国家利益的矛盾是大问题，人类为扩大生存空间，为争夺资源，导致了世界大战和其他无数地域性战争。今天，引发20世纪世界大战的条件很难存在。生态环境的恶化成为人类面对的共同威胁，这是一个超越主权的威胁，是凌驾于主权的威胁。 第三，100年前，财富意味着更多地占有金钱、资本和物质，人们愿意将强国和工业化，幸福和消费，甚至将有钱和肥胖、雪茄连在一起。现在这一切都变了。财富的标志不再仅仅是金钱、资本和物质财富了。现代化、工业化、20世纪60年代的“绿色革命”，都处于被反思的过程之中。知识已经超越了“力量”的范畴，代表了经济和财富。在发达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接受吸烟不文明、肥胖可能不健康的观念。与此同时，贫困也将被重新定义。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也是一个二氧化碳排放大国。中国在民族主义、国家利益、社会福祉和增长模式等方面也需要新思维：中国人口多，国土大，自然是目前温室效应的最大受害者，如果讲民族主义，就要积极地、奋发有为地改善环境；中国生态环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脆弱，设想一下黄河断流，或者长江中下游持续干旱，原有的灌溉系统失去功能，土壤盐碱化的后果，讲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生态问题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在中国的社会中，生存环境位置会更为重要，新鲜的水源、空气、健康、寿命、营养、安全的食品、高质量的教育，必将也必须成为优先指标；中国经济正在逼近增长的极限，进入了“不治理、不能增长”的历史时期，只能向“治理中增长，增长中治理”阶段转变，如果在创造GDP的过程中，继续砍伐森林，降低森林覆盖率，水土流失，排放的有毒废烟、废水、废石、弃渣，污染了水源、土壤、空气，生态环境恶化，增长的意义何在？环境治理是中国增长的前提，也是增长的内容。 在中国，有一种“环境阴谋论”，即环境问题是发达国家控制和阻止中国崛起的一种手段。其实，这样的“阴谋”也许存在于世界上的某个角落，我们需要关注的重点并不是阴谋是否存在，而是今天世界的主流是什么，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性的生态环境不论有任何改善，中国和中国民众都会是受益者。 哥本哈根会议告诉世界，人类整体生存处于环境恶化的威胁之下，人类的健康与福利面临全面的危险，从自然科学家到社会科学家，从政府首脑到普通民众，从内政到外交，我们需要面对和关注生态环境问题。改善和挽救生态环境，需要人类的智慧和行动。为此，每个国家需要转型，整个人类社会需要转型。无论本次哥本哈根会议是成是败，我们都需要努力加速这种转型。 （经济观察报 朱久文，作者为海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