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临渊不羡鱼”

□ 孙 郁　《同舟共进》 2009年第02期 http://qkzz.net/magazine/1006-3811/2009/02/3271792.htm 【清寂而欣然】 　　在《负暄琐话》问世前,没有多少人知道张中行的名字。他的文字很好,静静的,像冬夜悄然落地的雪,安宁里有些清冷。记人记事有古风,像六朝的短章,也夹带明清小品的笔意,很有苍凉的况味。我第一次读到这本小册子,竟如同与民国的旧人相逢。 　　为书写序的是吕冀平,比他小二十余岁的同事。张中行让友人作序,乃友情使然。吕冀平亦不算名人,张中行却欣欣然,在他心里,也算是对过往生活的纪念。 　　古人写所见所闻、记人记事的文章,就有清寂的一面。袁宏道写徐文长,怪而有趣,是录异志怪之类。韩愈记柳宗元,也余音袅袅,诗中含史,不像他的论文,太有道学气。那是文人间的相惜,弥漫着爱欲和感伤,都是难得的好文章。到了晚清,林纾笔下的小人物,陈独秀眼里的狂士,都气韵生动。周作人关于刘半农、钱玄同的悼文,亦贽意深深,如风拂面,很惬意的。张中行晚年著书,在气脉上暗袭前人。观其文,是从金石里流出来的,又沐以西哲的光泽,还杂有旧诗文的风采。不像流行的时文那么甜腻,冷涩的心绪在流淌着。 　　如果在对象世界里没有己身的恩怨,谈天说地就从容客观了许多。《负暄琐话》涉及的人与事,与作者忽远忽近,是没有利害关系的。这就获得了一种静观。但他不是木然地回首往事,又能放远目光,从今人视角打量前人遗迹,真有点“通人物、塞天地、亘古今”的意味。有趣的是,他所感兴趣的人与事,在上世纪80年代都是边缘的。那时候的社会思潮是人道主义、异化问题、新康德主义。这些对七十余岁的他来说,都没有什么吸引力,而所谈的都是已被湮没的文人,或狂人,或名士,或真人。文章都清秀和平,不事张扬,也看不到宏大的理论,文字背后都是生命无常的叹惋,对逝者的追悼以及现实的虚幻。在他眼里,凡能刺激自己向善之心者、悦耳者、脱俗者,都可赏而鉴之,是美的沐浴。在诸多短章里,张氏呈现的是博物馆式的视角,所列遗迹,多可悦目。这样的时候,过往的痛感就被清幽的爱意代替了。 　　 　　【淡泊而真诚】 　　许多年后,当张中行驾鹤西行之后的一个冬日,我在北城的月林小区见到张厚感的时候,聊起张中行的片断,他还感慨不已。那一天我向他请教了许多问题,知道了许多有趣的故事。张厚感是张中行的同事,性格和他的名字一样厚道可爱。他说张中行给他最大的影响是实事求是,从不唱高调,承认自己不行,有缺点。比如上世纪70年代人们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他却对同事悄悄说,自己既怕苦也怕死,所以成不了英雄。舍生取义是好的,可敬,可我还是想活。承认自己的凡夫俗想,并不是自私自利。张中行对利看得淡薄,不去争抢。比如上世纪80年代初,出版社有新书要发布,会场常常在重要的地方,某某大领导出席,许多人争着去。他却把请柬送给别人,说:我不想去,听那些领导的发言也没有什么意思。再比如评职称,他在上世纪50年代才是中级,工资也不算高。许多人说你是老北大了,可以再找找领导升一点。他却摇摇头,觉得现在挺好,知足着呢。晚年的时候,他没有住处,一直在二女儿家里。单位分房子,也没有申请。倒是年近九十之后,女儿偷着给社里领导写信,才分到一处小三居室,地点偏僻,格局又差。我多次到过那个地方,觉得并不方便,他却很是知足。 　　在张厚感的记忆里,张中行的生活很有规律,从不熬夜,晚上九点多就入睡了。白天在单位,埋头编书,不大说话。午饭后和同事一同散步,聊聊天,很健谈。他与人是和善的,从不任性而来,很合儒家温良恭俭的风度。衣食住行呢,也不讲究,吃饭是低标准,高兴时只喝一点二锅头,佐以小菜。来朋友时到小馆子,求的是热闹和有趣。他从不和人吵架,脾气好。有一次老伴让他去商店买点肉馅,服务员是个姑娘,态度很横,对他发脾气:“叫你把钱放在盘子里,怎么乱放,成心啊!”张中行说:“对不起,没有听到。”服务员反说:“那我骂你听见没有?”老人不作声,转身离去,也不生气。 　　他八十余岁还在上班,单位的同事平时叫他“行公”,他和大家相处也随便得很。交情深了,行公也无话不说,有时甚至把自己心爱的藏品送人。他就送给张厚感一块好的玉石和明末清初大画家陈老莲的一副对子。张厚感在篆刻上有造诣,张中行则喜欢收藏砚台,两人自然就有诸多话题。行公经常说,现在玩砚台是小玩,要适可而止,不可太贪大,因为没那么大的经济实力。战乱时期才能见到便宜货,遇到奇品。在张厚感的印象里,行公只是有一次花了两千余元买了块鸡血石,再没见其他大的动作。他也愿意把自己的长物与人共赏。编辑部因为有了他,聚散的内容丰富多了。 　　平时到办公室来找他的人很多,有居士、画家、书法家、藏书家,名气都不太大。来往的人,多是世俗意义上失败的、不得志的人。他对这些人有天然的亲情,好像天底下最有趣的人就在这个群落里。他喜欢谈别人的长处,不太去抓住小节不放。他90岁生日那天,一些朋友聚会,席间讲起季羡林,有人对此公有点微词,以为和上层走得过近。行公却说,他在德国念的是语言学,对一些文字很有研究,因此没有研究西方的哲学与政治,对一些情况就不敏感,这是可以理解的。能从知识结构的角度去看人,见识就和别人不太一样,亦可见他的通达和善良。和他接触的人,不会有戒备之心,人性最好的东西在那里闪烁着。可是那些喜欢讲“革命”、大谈“专政理论”的人,与之接触却要常常提防些什么。对比一下,倒像是一个讽刺。 【入世而免俗】 　　纪晓岚曾说读书人一入世,就未能免俗,言外超于象外者不是很多。我们这个时代的文人,就情形而言可能还更为严重,不仅象外之境难得,连象内的气韵也是少的。联想起张中行晚年的情形,大致可说是超俗之人。 　　虽然晚年暴得大名,被媒体包围,但他依然是老样子,不喜欢出现在热闹场合。大概是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各级领导出席,季羡林等都到台上,学校请他登台,因可为母校增光。校方请他的亲朋来劝,老人拒绝再三,友人几乎央求,可还不为所动,回答是:我一辈子不出席这样的场合,与领导人在一起不习惯云云。那次隆重场面,终未见到他的身影。 　　他后来曾和我谈到这个事,他的意思是活动没有意思,似乎有表演的痕迹。但我猜他内心想的是:此北大非彼北大,自己与此已无关系了。 　　应该说,他的世界有个基本主张,那就是“临渊而不羡鱼”。上世纪90年代初,商品大潮涌来,文人纷纷下海,一时人心晃动。经历了六代之风的他,知道又是个关口,而下海不是他的长处。因为除了写作、编书,并不会别的事情。不合于己身的,就不勉强为之,所以他说: 　　恕我仍是旧思想,认为鲁迅比大大小小的官都高,《阿Q正传》比内藏珠宝金条的摩天大厦更有价值。我不知道,思想改革开放以后,是否也把我这样的旧思想扔到垃圾堆上。如果扔,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不扔呢,有的人也许有雄心,说一手抓钱,一手还可以拿笔。至于我,就仍是老框框,一直坚信:一,文学事业,有成就,要生死以之,至少也要多半个心贯注,半心半意必不成;二,文穷而后工,蒲松龄是这样,曹雪芹也是这样,腰缠万贯,会坐在屋里写小说或凑五言八韵,不下扬州吗? 　　经历了民国、日伪、三反五反、“文革”诸多风雨,看到各类名人达官的谢落,一切如过眼云烟,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么?他心里是清清楚楚的。 　　张中行从未认为自己崇高过,也没有从事过崇高的事业。国难当头时,不去前线,甘做小民,那些血色中过来的斗士们自然对他有看法。可是,不崇高的人,如果从未有过无耻的行为,坚守的是为人之道,也就比那些既崇高过、后来又不幸滑入无耻的人要清洁得多。以他一生的表现,可以看出:崇高是难得的,而远离无耻更是难得。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没有无耻,比崇高更难。 　　天底下许多杀戮、悲剧,多是打着正义、崇高的旗号为之的。当灾难袭来、人性受挫时,无耻便成为家常之事。献媚、奴颜、卖己,都裹着真理的美名。可是远离这些的乡民、百姓、凡常之人,却有一个底线在。刀枪来了,不出卖友人;恐吓到了,也不随声附和,因为有恻隐之心,不忍看到别人的血泪。这是张中行一生的坚守。 　　 　　2006年春天张中行辞世,这一年他97岁,可谓高寿。 　　他生前曾和我讨论过死的问题,那些观点在《顺生论》里都谈过。晚年的时候,他不太讲自己的苦,但对先自己而去的友人,却不免难过。觉得缺少了他们,自己是空漠的。比如梁政平,上世纪50年代初作古,他是把梁氏当家人看待的,无话不谈,可惜走得太早,只好望天长叹。再如韩文佑,上世纪90年代初离世,对他感念10多年。每每想起这些人的早逝,就不免难过。人生多苦辛,所得与所失比,还是后者多吧。 　　较之同代人,他是幸运的。其一没有被政治摧残,躲过了种种灾害。其二是未遭恶病的折磨,一生身体还算健康。三呢,一直有精神的园地,没有在荒芜里无聊地度日,所得多是审美的快慰。如果说还有什么折磨的话,那只是老年的病苦,乃常人的感受,并不为奇的。2001年,他在久卧的病床上写了两首诗《221室忍寒二首》,写在草纸上,很难分辨。后来他二女儿张文整理出来寄给我,现抄如下: 　　感怀仍此室,闻道竟何方。 　　有约思张范,忘情愧老庄。 　　生涯千白简,事业一黄粱。 　　欲问星明夜,摇红泪几行。 　　 　　欲问征途事,扬鞭路苦赊。 　　仍闻形逐影,未见笔生花。 　　展卷悲三上,吟诗厌六麻。 　　睡醒寻诗兴,墙头日已斜。 　　显见张中行对生的依恋是浓的。记得汪曾祺去世前,友人看他,他说的是:“活着有多好!”死之将近,其言也真。先前还有暇回忆过去,写点有趣的文字,现在是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只好任时光一点点地从身边流过。 　　在生命将尽的时候,张中行再次说起自己的无所事事,承认是个失败的人,语气是真诚的。他死后,还有那么多的人怀念着他,因为他显得与我们这样的近。钱锺书先生是我敬佩的前辈,学问深矣博矣。可是他只是远远地站在高高的地方,我们不易触摸到他。张中行却仿佛在我们的中间,无论是学人还是工农,都是他的朋友,身上还有那么多的泥土气,读他晚年的文字,能真实地感到他的可亲可爱。回想当年的友谊,觉得这一生认识了这样的人,是快慰的。 　　2008年11月28日于北京 　　 　　(作者系鲁迅博物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