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之 内奸 反思文学

上 这个故事的时间前后长达四十年之久，涉及的人物有两个将军，一个女同志和她的两个孩子，杨伪县长，土匪头子，日本鬼子的特务，美国教会医院的医生，国民党反对派及其徒子灰孙，一位清清白白，有头有脸的人物，以及一个不干不净，好吹好炫的商人，等等。如何尽量节约刊物的宝贵篇幅，把这个复杂的故事说清，我这支笨笔实在感到有点为难，请严明的批评家和纯正的编辑高抬贵手，就让我从那个不干不净的商人田玉堂谈起吧…… 田玉堂家住唐河南岸紫墟镇附近的田庄，是个榆面商人。榆面，就是榆树皮磨成的粉，是敬神供佛的香火原料。他田地不多，自种二十亩，出租三十亩。生意手面却不小，每年要收几百石榆面，贩到杨州、镇江、南京、上海等地，卖给做香的厂店。这个三十五岁的榆面商人，眼睛很神气，舌头也不短，交游广阔，手脚大方，在唐河一带颇有点儿名气。日本兵打进来后，田玉堂想洗手不干：一来，兵荒马乱，路上不太平。虽然菩萨欢喜香火，保佑榆面商人，还是以小心为妙；二来，咳！唐河一带闹起了共产党…… 说起来也怪，带头闹共产党的竟是唐河北一个赫赫有名的财主家大少爷。他本名严家驹，在法政大学念书。那时的大学生，方圆数百里出不了一两个，何况是学政法的？地方上的人氏都说严家大少爷鹏程万里，要是在前清，四人大轿及至八人大轿是坐稳了的。国民党中央政府西迁后，他不去“大后方”，却和几个穷教员在家乡拉起了队伍，十几条枪就自称为“唐河三县人民抗日自卫总司令部”。司令部刚成立没几天，一小队鬼子到了南宫镇。严家驹翻身跨上大白马，又派了三个人分路通知：“司令部有命令：各村自带武器，到南宫镇集合打鬼子！不去的是亡国奴，破坏的是汉奸！”四匹马腾起四路烟尘，穿过了几十个乡村集镇。就这么登高一呼，各地涌去了万把人。钢枪土炮，叉棒大刀，什么都有。只有目标，也没个指挥，呐喊的呐喊，敲锣的敲锣，钢枪土炮，噼啪一阵乱放。那一小队鬼子没见过这个阵势，慌忙撤了。这一仗，一个鬼子没打着，却打出了威风。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亲自出马找到严家驹，说了两篓子恭维话，要委他当个团长。他笑笑，说是已与第七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挂了钩。韩德勤碰了个软钉子。谁知，这个财主大少爷暗地里却派人到山东，带回了两皮箱的“八路”袖章，呼啦啦，亮出了共产党的旗号。 不久，这支队伍改编为新四军的唐河支队。上级派来了一批骨干，一个人称“黄老虎”的老红军任司令员兼政委，严家驹担任副职。严家驹家有五六十顷良田，还开着油坊糟坊。他首先把自家的产“共”了，买枪买马买子弹，自己却跟当兵的泡在一起，赤脚草鞋，捧着粗瓷大碗喝稖头粥。他的亲伯父气得两眼朝了天，他的堂兄弟严家忠恨得打他的黑枪。他似乎故意呕呕他们，索性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一个可怕的“赤”字。 田老板自吹是个见过世面的人，然而，像严赤这样的人物，他做梦也没梦见过。共产党究竟有股什么魔力，怎么会把一个财主大少爷吸过去了呢？真是不简单，了不起！不过……生意还是以不做为宜。他把礼帽收了起来，换了顶旧毡帽。两只黑而亮的水貂似的小眼睛，在旧毡帽上滴溜溜转动，打量着这支新奇的队伍。 这一天，支队司令部派通讯员把他请了去。 “田老板！”黄司令操着四川口音随便问道，“你啷个不戴礼帽咯？当真生意不做啦？哦——哈哈！”——这位司令员浓眉、豹眼、方方的下郃骨，从左眉骨到右边嘴角还有一道半指宽的斜斜刀疤。那长相，连鬼子也害怕，何况榆面商人。亏得他爽气地一笑，才使田老板心情放松不少。 “恐怕是害怕共产吧？”严赤很潇洒，微微含笑瞄了他一眼。 “哎，严司令员取笑了！哪里，哪里……” “要说共产嘛，”黄司令员说，“那还远得很！我们要叫全中国的劳苦大众，全中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都过人类最幸福的生活，你这点产够哪个共的呀？当前，打鬼子要紧，我们要联合一切民主力量共同抗日。生意嘛，你只管做，顺便请你帮我们到江南办点西药就行了。不要抗币（抗日根据地内流通的货币）的话，我们把小麦。” “司令员，我抗币小麦都不要！我也识几个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要买什么，两位司令员只管吩咐就是。钱财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就是皇帝老子也只有一个肚子，我要那么多小麦做什么呀……” 田老板正想尽情发挥下去，严赤莞尔一笑： “田老板，现在只共我的产，不共你的产！抗币小麦，我们还是该给，你也该拿。只要你能为我们部队买些物资，就是为抗战出了力。希望你学习弦高（春秋时代的爱国商人）的榜样，做一个爱国商人。” 谈谈笑笑，到了吃中饭时刻。两位司令员留他吃了饭，还特地加了两个菜。虽不外鱼肉，但是，国民党县太爷摆的鱼翅席也没这个有滋味。回去以后，榆面商人逢人就讲，连吹带炫，支队两个司令员如何英雄了得，如何摆了八个菜，轮流把盏劝他的酒。还有，共产党的抗日政策确实好，商人都该学习弦高，不然就对不起祖宗八代，如此云云。 就这样，田老板又戴上礼帽跑起生意来了。他果然从上海买来了不少西药，支队也果然一粒不少地付给了小麦——其中有不少便是从严赤家里“共”出来的。田老板那套“钱财是身外之物”的高调也不唱了，心里不得不由衷叹服： “唉，共产党真正了不得，不得了！……” 田老板一次又一次为支队办了不少紧张物资，西药呀，干电池呀，还有被服厂要的缝纫机。他每办一次货，都有段颇为惊险的故事。明眼的读者不看也明白，这个走江湖的买卖人讲话得七折八扣。在这里，只谈他一段得到多方证实的经历。 那是四二年。三月三一过，田老板便盘算出门。本庄一个叫田有信的青年人，在帮他收拾东西。这个青年人前程远大，少不得在此罗嗦几句。他虽然喊田老板“大爷”，其实早出了五服。田有信原在县城里裕丰粮行里做伙计，人长得白白净净，手脚又勤快。话虽不多，肚里有货，什么掺水掺假、抬价杀价的把戏，都瞒不过他的眼。至于脾气之好，那更是百里挑一的。田有信很讨老板和他独养女的欢喜，要不是那没见识的老板娘嫌他家门户低，早就成了粮行的小开。去年这家粮行关了门，他回到了田庄。种地吧，实在有点屈才；参军吧，他又太斯文。田玉堂三番五次拉他入伙跑生意，他只含笑摇摇头。青年人比老榆面商目光远大。可是，说他不愿意吧，他又常往田老板家跑，打杂跑腿，来得个勤，而且连饭也很少吃一口。田老板很过意不去，盘问了几次，田有信才露了点口风：说是青年人谁不想进步，想找个合适的抗日工作做做，枪虽扛不动，写写算算总是可以的……下文呢，他就闭口不说了。田老板心中有了数，只等合适机会。 且说三月初七这天拂晓，刘圩子那个方向忽然几面响起了枪声。田老板一惊：有情况！一颗流弹把他家院里的柳树劈掉了一桠，哗啦倒挂下来！枪炮声紧一阵，慢一阵，渐渐地，转到了唐河以北——看来我们的部队已突围了。暮色来临时，一切复归于平静。 灯下，他和田有信正在猜测议论着，忽然，来了一阵清脆的马蹄声，门环震耳地响了起来。田老板把门一开： “哎唷，黄司令员！你们怎样又回来啦？” “跳圈子嘛，跟鬼子捉个迷藏玩玩！” 黄司令员带着几个通讯员进了屋。接着，他收敛了笑容，告诉田玉堂：敌人三路分进合击，想围歼我军。支队要跳到外线去，把敌人引走，保护根据地的人民。严赤副司令员已带着部队插到前面去了。他的爱人——搞政工工作的杨曙有个四岁的孩子，肚里又怀了一个，天黑过封锁沟时，摔了一跤，疼得打滚。她无法跟部队运动了，想到他家隐蔽起来，找个医生瞧瞧。人在后面担架上，就到。 “哎唷，黄司令员！”田老板禁又喊了一声，“你放心叫杨同志住到我家，这是看得起我！无尚的光荣！平日，我想请也请不到哩！只是，唉——”他急得不知该怎么表白方好，“我，我现在也有点‘红’了！外面风言风语，都说我通‘八路’……这个，也怪我这把嘴不好！严司令员的同志不是一般人哟，树大招风，万一有个闪失，那我……” 这时，田有信轻轻点了一句： “大爷，你不要贩一船榆面到江南么，江南难道连个医院也没有吗？” “对罗！”一句话把田老板说跳了，“镇江美国教会办的仁慈医院，有个曹大夫，和我亲如兄弟，找他去，万无一失！……” 黄司令员沉吟了有两三分钟之久。他像在决定一个重要战斗；这一仗关系到他战友的命运，生死存亡是很难预料的。他脸上那道斜斜的刀疤，扭曲得瘆人了……猛然，他把拧在疙瘩的眉头一放，说声： “好吧——！”站起身来，“田老板，我就把人交给你啦！” 月色偏西时，他们出发了。田有信从镇上雇来了一部黄包车，自告奋勇伴随护送。化了装的杨曙，带着四岁的小戈坐在车上。田老板和她约定以表兄妹相称。临走前，他叮嘱道： “杨、杨表妹！路上有什么动静的话，你千万不能慌哟，一切有我！” 夜色里，杨曙的眼睛闪了一闪。恐怕是肚子疼吧，好微微蹙起眉毛，轻轻说了句： “走吧——” 从田庄要走三十里旱路，穿过顽军（抗战时国民党专搞磨擦的反共顽固军队）的黄营炮楼，再拐一个弯，方能到达运河码头——这里已是伪军的地盘了。上船后，从运河，过高邮湖，到长江，这一路有二黄，有号称“十一路军”的土匪，还有杂七杂八打着“抗日”旗号勒索钱财的地头蛇。据田老板说，有八十二道关卡，比唐僧取经还要多一道。 田有信不由张嘴“噢”了一声。 “不要紧！”田老板又一笑，“我路路通！如今出门，心眼要活，手要松，见个菩萨烧柱香，一个不能卯。我手边还有几样硬梆梆的东西，你们只管放心！” 他所说的硬梆梆的东西之一，是伪县长杨石斋的亲笔信。杨石斋搜括了不少民脂民膏。有次，他们内部狗咬狗，告他贪污。杨石斋想把两万元赃款转移到他老家徐州去。当地人多眼杂，易露风声，他便托了田玉堂。田老板本着他那套烧香哲学，帮他从南京汇了款。因此，伪县长便给他写了一路保平安的亲笔信。那硬梆梆的第二样，是高邮湖大土匪头子高八鲶的名片。这张名片正面印着：“水上抗日义勇军总司令高伯彦”。背面则是两行狗屁不通的文字：“兹有田客人贩香积德，水上各路一律优待。仰此。”田老板托人绕了几个弯子，足足花了一百五十块吹得响的袁大头，方把这宝贝弄到手。 田玉堂这次没有瞎炫，这几样东西果然有用，一路上都没有什么留难。到了第四天上午，他们从舱口就望见长江对岸的金、焦二山了。 船到镇江码头，却遇到了一个非常情况。 田老板本和码头上一个伪警官有交情，嘴一歪便能上岸。不知怎地，那个伪警官调走了，换上了几个凶神恶煞般的日本鬼子。昨天，有两个年轻旅客上岸，带了两把火叉。日本鬼子把火叉左瞧右瞧，怀疑是撬铁路的家伙。他们呲牙咧嘴叽哩咕噜了一阵，两个青年答不上来，被当场枪杀了。现在，码头石级上还留有一滩紫黑的血迹！ 鬼子在挨个儿检查上岸旅客的证件。事起仓促，杨曙哪来得及办良民证呢！鬼子不比伪军，认不得袁大头。时间也不能再拖，杨曙一直在淌血，脸色更苍白了。 “表妹！”田老板眼珠子一转，“你宽心，我上岸另去找个朋友。” 他掏出良民证，上了岸。他的这个朋友是日本人的一个翻译，叫郭德富。黑板是在牌桌上认识的，又请他到“玉壶春”醉过两次，便拉上了关系。他还邀郭翻译入了一份“干股”，无本生利，坐家拿钱。 郭翻译见田玉堂来了，当然笑脸相迎： “啊，田老板，一路顺风吧！” “唉，别提这个顺风了！郭翻译，真气死人！叫她不要给小伢子玩，不听！这下好，真活活把我呕死了！……”田老板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气的噗噗的，抓着新礼帽直搧风。 “别急，别急，出了什么事？” “什么事呀，就是我那表妹呗！她伤了胎气，跟我来找医生，身旁还拖了个四岁的宝贝儿子。下船了，小伢子见大人手里有良民证，他也要，不给就哭，这东西是好玩的吗？我叫她别睬，不听，把给了宝贝儿子。无巧不成书，一阵风来，呼——，这么一旋，把张良民证旋到江里去了，嗨嗬了！现在淌眼泪，迟喽！我早关照她，不听，把个宝贝儿子惯得像龙蛋似的！……” “哎，现在人在哪？” “在哪里？上不了岸，还在船头抹眼泪哩！” 郭翻译笑道：“这个好办，我打个关照就行了！走——” 不一会，郭翻译跟着田老板到了码头。田老板抄前几步下船，含笑向杨曙招呼： “表妹，证丢了不要紧，郭翻译来啦！”他又向田有信丢个眼色：“大侄儿，货卸完了，你就跟船回家，告诉家里人，不用挂念。” 郭翻译抱过小戈，杨曙和田老板跟在后面，沿着码头石级走去。走到鬼子岗哨跟前，郭翻译和鬼子咕噜来，咕噜去，只见他们呲牙咧嘴，不知空间说些什么东西，忽然—— “哇——！”四岁的小戈吓得哭了起来，伸着小手直往妈妈的怀里扑。 这哭声，传到下面船舱里，田有信脸色吓得铁青，两眼都直了——更别说在场的人了。谁知，这当口，一个老树精似的鬼子，意呲着金牙对小戈一笑： “小孩小孩的，米西米西！”说着，拿出一颗糖果往小戈嘴里一塞，手一摆，竟放他们轻松地通过了！…… 一场虚惊。全怪田老板他们不懂日语。不过，请读者注意，小戈这颗糖果不是好吃的，要以满嘴牙齿为代价。因为，中国也有鬼子，而且不见得比日本的文雅。但那是后话，我们还是往下说吧。 田老板在仁慈医院当大夫的那个朋友叫曹瑞云。他和田玉堂是前后庄的乡邻。前清光绪三十二年，江北大灾，成千上万农民四出逃荒。九岁的曹瑞云跟父母逃到了镇江。他父亲倒毙在施粥场门前，母亲病死在城隍庙的戏台后面。只剩下了他一个孤儿。田玉堂的二婶那时在仁慈医院里替美国人洗衣出苦力。她在街尾撞见了这个家乡的孤儿，便带了回去，偷偷省口饭养着他。小瑞云聪明伶俐，帮着刷鞋送衣，还学会了几句英语对话。渐渐地，他和医院里的美国人混熟了。小孤儿为了肚子，皈依了洋上帝。洋上帝给他改了个名字，叫做曹约翰，送他到教会学校念书，学医。后来，他成了外科大夫。战火烧近时，美国人撤走了，便把医院委托曹约翰代管。 田家二婶虽早已过世了，曹大夫还常常在主的面前为她祈祷。他见田玉堂来了，连忙给杨曙开了间单人病房。他的妻子就是妇产科的谷大夫，精心治疗是不用说的了。田老板把小戈托到德泰春香烛店老板家照应着，郭翻译又给杨曙弄了张良民证，看来，一切都可放心了。 当然，要是这么平平静静下去，那就没戏唱了——过了几天，田老板来看望“表妹”时，楼下突然响起了一片吼叫哭骂，几个挎盒枪的便衣从病床上拖走了一个青年人。 “先生！”一个老太婆哭叫道，“你们不能乱抓好人啊——！” “老家伙，你想瞒过我的眼睛么？”一个人干似的瘦子硬着脖子吆喝道，鸡蛋大小的喉骨上下滚动着，“不识相，连你一起带走！滚——”那一声“滚”，像金属般作响，人走过去了，音尾还在颤动。 田玉堂忙问谷大夫：“怎么回事？” “日本人的便衣队！”谷大夫说，“那个瘦猴是便衣队长。唉，隔几天就来次突击检查，见了不顺眼的就抓！”她又把脸掉向杨曙这方，“听说，新四军活动得厉害咧。前几天，就在铁路附近打死了一个日本小队长！你们那边乡下要太平些吧？” 杨曙点点头，淡淡一笑。 等谷大夫走了，杨曙把手轻轻一招：“表哥，坐近点！” 田老板挪到了床沿上，狐疑地瞧着她。 “那个瘦子叫严家忠，”她还是那副淡淡的声调，“他认得我……” 田老板吃惊地喊了声：“小菩萨！你——”又连忙压低声音，你怎么认得他的呢？” “他是严赤的堂弟，是个反共分子。严赤跟八路军接上关系后，他恨之入骨，有天晚上，他打我们黑枪。他本是投韩德勤的，不知怎么变成日本人的走狗了。”顿了一下，她说，“这个医院不能住了，你想法把我送回唐河吧！” “回去？那怎行！谷大夫讲的：你已耽误一些日子了，流血过多，胎位不正，不抓紧治，母子都有危险……别急，再想办法！” 当晚，田老板找到曹大夫家——他家就住在医院里一幢小洋房的二楼上。主人端出了牛奶和糕点。田老板哪有心肠吃那腻人的东西？闲谈了几句之后，他单刀直入问道： “大兄弟，你说说，你我的交情如何？” 曹大夫一怔：“那，那还用说吗？我能忘了你二婶她老人家吗？……” “那就好！兄弟，你要救我一命！” “哎呀！这……” “我不是带了个妇女来治病么……” “是呀，她不是你表妹吗？”谷大夫说。 “兄弟，我实说了吧！她是个女八路，严家忠早就想下她的手了……” “啊——！”曹大夫吓得身子往椅背上一仰，杯中牛奶泼了一桌子。 “要是被便衣队撞见，可不得了！她一根汗毛比我的性命还值钱！有她才有我，你一定要救救她……” “便衣队比魔鬼还凶哟……”曹大夫喃喃道，”玉堂哥，谁敢惹祸？你赶快撒……撒手吧！“他声音像影子一样微弱，怯怯垂下了目光。 田老板脸变得刷白，半天，血色才泛了上来，渐渐涨成了朱紫。 “我怎能撒手？”他叫道，“好吧，我这条命索性也不要了！老实告诉你，人家也是大学生，还是个千金小姐。她家良田千顷，在上海英租界、法租界都有房产，偏偏有福有享，要干八路，把成串的金首饰都拿了出来，买枪打鬼子！人家爱国救亡，什么都豁出来了，天地良心，我能撒手不管，睁眼看着严家忠下毒手吗？！再说，她到这里来，是我一手保举的。我说你如何热心爱国，如何有情有义，不是那种没皮没脸，没骨没血的东西！大兄弟，你今天不愿救她，干脆，把我跟她一齐交给鬼子去！我也光荣，绝不怨你！……”田老板这番话，真真假假，虽不免张冠李戴，云天雾地，感情却是真切的，激昂慷慨，噼呖啪啦，敲得当当响，把曹约翰夫妻两个都听呆了。 “这个，”半晌，曹大夫结结巴巴说，“玉堂哥，不是我……实在没有个好地方……” “哎——”谷大夫想起了一个主意，“医生宿舍他们不会查的，叫那个女八路住到我们房间里来不行吗？……” 于是，第二天一早，两位大夫搬到了楼下，杨曙住到了楼上。看病一切照常。 但是，只一天，田老板的心又拎到悬到半空中了。 杨曙见到他，细细盘问曹大夫怎么肯让房间的？跟他们到底怎么说的？田老板是个机灵人，感觉到了自己谈话中的不妥之处，于是，他故做轻松地说： “这有什么难的？曹大夫跟我赛如兄弟，我随便编个理由就成了。” “不对。两位大夫的神色和以前不同了。他们的眼里有一种恐惧，好像我是一个不能碰的炸弹。田老板，你不能不对我说实话啊！” 田玉堂沉默了半晌，只得说出了真情。 “这么说，”杨曙平静地说，“他们知道我的身份了……” “你放心！杨、杨表妹，保证不会出事！” “不，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估计到各种各样的情况，好的，坏的，特别是最坏的可能性。我们处在敌人眼皮底下，不能没有警惕。这样吧——”她眼一亮，轻轻一指，“你看，这面迎街的窗台上有盆水仙花，我们就把它做为暗号。你尽量不要到我这里来，确实有必要的话，先望望这个暗号：花在，说明安全无事；花盆不见了，就是有危险。如果敌人来抓我，我就挣扎，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个花盆碰掉！你一见花盆没了，就要赶紧离开镇江，脱离这个危险地带……” “不，杨同志！”田老板失声叫道，“我不走！我不能把你丢下！……” “千万不能冒失，表哥！”杨曙柔和地说，“一有情况，你就要赶紧离开，不要顾我……” “不不！” “你听我说，表哥！不能感情用事。我只拜托你把小戈带回去。见了黄司令员和严赤，请转告他们：我不会给亲爱的新四军丢人……表哥，一路上，你吃尽了辛苦，我深深感谢你！严赤和我的孩子感谢你！人民也会感谢你！……祖国的苦难还长，还要不断奋斗。抗日救国，多一个人多份力量；你走吧，不能作无谓的牺牲……” 田老板只觉得眼一热，连忙偏过脸去。他看见了一颗女八路的赤诚的心。她的话像大地渗出的泉水，清清亮亮，自自然然，没有泡沫，也没有喧哗。 顿了一顿，杨曙忽然又那么淡淡一笑： “哎，我们现在不过是分析分析情况，好与坏，生与死，都要想个透彻。想透了，就好办了。表哥，你说是吧……” 从这以后，他的一颗心就悬在那个水仙盆上。杨曙住的小楼靠着医院的围墙，围墙外是一条后街。田老板每天都要在这条小街上转几趟，踱过来，踱过去，偷眼打量窗台上那个小小的花盆。 一天，两天，五天，十天……过去了，阿弥陀佛，那个花盆没有摔下来！到了第十三天，杨曙终于出了院。 田老板和杨曙回到了唐河根据地。这时，反扫荡刚刚胜利结束。 黄、严两们司令员紧紧跟田老板握手，又吩附拿出五十块白洋，作为杨曙的医药饭食费用。田老板哪里肯收，叫道： “司令员！我懂得新四军的规矩，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不过，我做生意山南海北，钱来得容易，不比种黄豆大麦，是硬苦出来的。再说，你们抗日打鬼子，身家性命什么都不要，难道我只认得钱吗？你们硬强着我收，就把我当外人了，就苦了我一片心了！” 两位司令员见他讲的恳切，只好作罢。为了答谢，特地摆了两桌酒。这次倒是真办了八大碗，还有喷鼻香的老窖洋河大曲。 田老板欣然就席，笑得嘴巴都滑到了耳朵边。他说：“喔，这杯酒我是要喝的！不过，两位司令员，我还想提个小小的意见……” “你提吧，表哥！”杨曙抢着回答。 “这次我们庄上的田有信也出了不少力。那个小年轻的热心抗日，要求进步，的的确确一把好算盘——呃，是不是也叫他来尝一口？” “对罗！”黄司令员用拳头敲敲自己的脑壳，笑道：“我格记性不好，忘罗！凡是对人民做了好事的，我们都不该忘记——通讯员，快，马上请他来！” 过了一会，田有信来了。在整个宴会中，他极其有礼地呷了一小杯酒。田老板呢，无酒就三分醉了，端杯便不用说了。 从这以后，田有信参加了工作，当上了紫墟镇的税务所长。他兢兢业业，廉洁奉公，虽多次受到上级表扬，仍然极为谦卑地夹着尾巴——因为与本篇关系不大，就不把他那美德和事迹一一细说了。 这年中秋，杨曙生了一个女儿。大约是想起那盆水仙花吧，取名小仙。 下 弹指一挥间，二十三年过去了。 小仙成了一个著名歌舞团的演员，出落得真像盛开的水仙。 她爸爸严赤在某地任装甲兵司令员，妈妈是当地的轻工业局局长。小戈在某国防科研单位搞科研工作。老红军黄老虎后来又添了几处伤疤，现任一个省的军区司令员，曹约翰夫妻两人都成了省人民医院的名医。田有信当上了副县长。田老板呢，他和榆面一齐得到了改造，榆面成了做蚊香的原料，他成了蚊香厂的副厂长，还是政协委员。严家忠那个反革命则避过了镇反的风头，迟迟方被查出，判了无期徒刑，在押劳改。至于杨石斋、高八鲶、郭翻译之流，或早在战争中被击毙，或逃到了台湾。为善为恶，都有了归宿。按说，本篇早该收场，再罗嗦下去，便有混稿费之嫌了。幸亏，来了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波壮浪阔，惊天动地，是个见灵魂、出文学的时代。大忠大奸，真左假左，都各自显出了本相；红脸白脸，乃至三花脸、阴阳脸，纷纷登台表演。像田玉堂这样的人物，自然少不了一段传奇式的遭遇，这才使本篇得以续写下去。 在一片“砸烂”、“横扫”声中，田玉堂从爱国民主人士变成了牛鬼蛇神。什么挂牌子、高帽子、阴阳头、喷气式之类，倒也平平，无啥可说。在酝酿成立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时，他才遇到了一件新奇的事。 这天，他正在蚊香厂车间劳动，一个姓季的头头，把他唤上了吉普车。七弯八拐，到了县公安局。此时，县公检法也“砸烂”了，那里都是陌生的面孔。 在一间小会议室中，早有两个穿军装的人在等待他。说起此马来头大，这两位是部队里的一人什么“战斗”组织的，颇受那位“永远健康”的器重。 田玉堂一进门，便习惯性地低头立正，只听见季头头的喉咙在响： “这两位同志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派来调查情况的！（田玉堂心里不由喊了声：“哎唷，小菩萨！……”）勒令你：老老实实回答问题，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负责！” “是是！”田玉堂连应两声，这才稍稍抬起目光，溜了两位一眼。一位是二十三四岁，抓笔铺纸，偏左而坐。正中的是个气度非凡的三号胖子，不过四十，已早熟拔顶，正襟危坐，耷拉着眼皮。他的周围，还坐了十几个三陪衬的人物——都是当坊的城隍土地。 “你，——”那位合目菩萨略略把薄眼皮一掀，露出了一双贼亮的圆眼，“你是，田玉堂吗——？” “是，我就是……” “现在——，要你老老实实，揭发交代，严赤的……” “啊，严司令员！”田玉堂脱口叫了一声。 “他——，已经不是，什么司令员了！他——，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林×××和江×同志，是一个，十恶十赦的走资派！而且，政治历史上，还有极为严重的，问题！你——，完全了解，他的底细……” ——这位非凡人物说话一句三顿，有板有眼，听起来铿锵悦耳，看起来实在吃力要命，因此，下皆从略。 “哎唷同志！”田玉堂叫道，“我哪能完全搞得清他的底细呢？那时，他是个堂堂的司令员，我不过是个商人……” “你不要赖！”季头头说，“你平日不是向人夸耀，严赤喊你大哥，如何如何的吗？” “严赤没喊我大哥，他老婆杨曙喊过我表哥。我老老实实承认，过去我好摆功，夸口，瞎吹严赤喊我大哥，引起了误会。这都怪我自己，资产阶级思想作怪！” “什么资产阶级思想？他妈的，你本身就是资产阶级！”好些人连骂带笑地吼了起来。 “对对，我本身就是资产阶级！” “不，你不是什么资产阶级！”那位第一号人物用一根指头威严地敲了一下桌子，顿时鸦雀无声，“你不要想在这顶空帽子下开小差！是什么？你有数，我们也有数！现在，要你老实回答：一九四二年，你带严赤的老婆到镇江去，目的是什么？——不谈现象，要谈本质！你们通过些什么黑关系进去的？在那里和什么人接头？做了笔什么政治交易？接受了什么指令？……” 田玉堂只觉得耳朵里嗡嗡作响，下面一大堆“什么”就听不清了。直到季头头一声吼，写在即日起对他进行隔离，方明白过来。 他被隔离了——时髦的称呼叫做“密封”，亦名“全托”。“密封”的涵义很容易理解，“全托”也者，大约是指一天廿四小时都有天使般的保姆照顾着，乐不思蜀，毋须回家。 他被关到一个大而空的房间里。四壁散发出一股霉味。前后窗子都用木板条钉死了，大白天也得开着灯。在惨黄的灯光下，一切都变得恍恍惚惚。据某“深挖”心理学家声称：这种昼夜难分、阴阳混淆的环境，有利于罪人忏悔罪行。 田玉堂大约吃了五顿牢饭之后，一天深夜，四五个汉子拥着那位第一号人物来了。 “考虑好了么，嗯——？” “考虑好了，同……同志！”田玉堂差点喊出“长官”来。 “说吧——”那个年轻的摊开了纸。 “我考虑了很久，同志！这件事不是我一个人，多少人都知道。我给共产党办事也不是一天的了，政策我都明白。共产党讲究实际，将来定案要三头六面对证的。屋顶上掀瓦，片片儿要落地。我如果信口胡说，将来怎么有脸见人？怎么对得起共产党呢？同志，是吧！”他闭上了嘴。 “怎么，就没有了？” “没有了，实在回答不出来！不信，你们去调查……” “我们不掌握充分材料，还会来找你吗？我们知道，你和他们的黑关系太深了……” “什么黑关系，我的天！说来说去，我是一片好心哟！那天，黄司令员亲自上门找我，我怎能推脱呢？我和田有信两个人，冒着风险，送她到镇江……”他一肚委屈，夹叙夹诉地谈起了往事。他们如何不辞劳苦，黑夜赶路；又如何急中生智，使杨曙上了岸；又如何…… “慢点！”薄眼皮略略一翻，“你们经过岗哨，一个日本鬼子还送了一块糖吧？” 田玉堂一楞：“嗯，嗯，有这回事！当时小戈吓哭了，鬼子塞给了一块糖：‘小孩，米西米西的！’……” “哼哼，‘米西米西的！’日本鬼子杀了多少中国人哟，就在你们到镇江的前一天，他们还在码头上枪杀了我们两个去撬铁路的游击队员，为什么偏偏对堂堂的严司令家眷如此优待呀，咹？”田玉堂正想解释，他做个手势制止了，“我不过随便点一下而已。告诉你，你们每一个细节都瞒不过去！” 田玉堂愕然张着嘴。这位的中国话，不见得比叽哩咕噜的日本话好懂。 “不要装呆，再谈吧！废话少说，谈谈杨曙和她的小叔子严家忠干了些什么黑勾当？” “小菩萨！什么黑勾当、白勾当呀……” “不要装糊涂了，田老板！给你看样东西吧，清醒清醒！”于是，他拉开公文皮包，拿出厚厚一叠揭发交代材料，把最后的签名一亮，规规矩矩三个字：严家忠，还有一个老大的手印。 “你们上当了，同志！”田玉堂一切都明白了，“严家忠是个老反共分子，早就想下严司令员和杨曙的毒手了！你们千万不能上他的当！” “哼，恐怕是千万不能上你的当吧！——好，再给你看样东西！”他又拿出了一份材料，末尾有个歪歪倒倒的签名：曹约翰，还有一个模模糊糊的手印。 “曹大夫的话也不能信！”田玉堂又叫了起来，“他倒是个好人，就是胆小怕事，像个面团，你捏他圆的就是圆的，捏他扁的就是扁的……” “哼！只有你是好佬，你正确，你……” “除了我，还有人哩！你们去问田副县长，他清清楚楚！” “田有信连码头也没上得去，清楚你们的内幕吗？你不要滑来滑去了，今天我们找的是你！” “他妈的！不要找死，老老实实说！”旁边那几个人吼了起来。 “活菩萨！你，你们叫我怎么说呢？”田玉堂痛苦地叫道，“天地良心，人家杨同志清清白白，我不能含血喷人啊——！” “他妈的，我们是含血喷人吗？” “什么良心不良心，人性论，放毒！” “揍！不揍不老实！” 于是拳脚木棒像冰雹一样落到了这个放毒者身上。那位人物转过身，踱到门外，耷拉下眼皮，点燃了一根香烟。 一根烟抽完了，他把烟头一扔，冰雹立即停止，风清月白。临走时，他温言细语道： “田玉堂！老实说，我们不想搞你，是想拉你一把。只怪你太顽固，激起了群众的义愤。你要学习严家忠，立功赎罪，不能再有幻想，死保严赤了。你好生想想吧！” 第二天深夜，他们又来了。 盘问得更加新奇，要田玉堂揭发交代：他后来又到镇江去过几次？带去了什么机密东西？除了严赤，还有谁对他下过黑指示？除了严家忠这条线，曹约翰还为他们搭上了什么黑线？例如，有个走资派的老婆就是美国战略情报特务……那位主审大人很有信心地宣称：“你们的联络图，我们统统掌握了，你还是识相一点，痛快一点吧！……”照例，来了又是一场打，而那位闭目菩萨呢，老大不忍地背过脸去抽烟…… 如此这般，一连三夜。 到第四天夜里，没等他们动手，田玉堂就喊了起来：“慢！我有话说……”接着，他怯生生地伸出手，“同、同志！请给我……一根烟吧！……” 薄眼皮和他的同伙交换了一个眼色，丢给了他一根凤凰牌。 田玉堂道了谢，抖抖簌簌点着了，贪婪地大口大口吸着。半天，他才开口： “同志，——”才唤了一声，他眼泪便啪嗒啪嗒掉了下来。好容易，才强忍住，“你们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派来的，就是打死我，我也不怨你们；我只恨严家忠那坏蛋瞎说！‘贼咬一口，入骨三分’……我在抗日时就给新四军办事了，我亲眼见到共产党救国救民，光荣伟大。共产党教育了我，我才有了点觉悟。人家性命家财家不要，我总是个中国人吧，总该尽点力。严赤，杨曙反对敬爱的林×××是后来的事哟，人无后眼，我当时哪能料到呢？我连自己的命也料不到哟！这下好，我倒成为有罪了的！冤死我一个不要紧，今后打起仗来，还有谁敢掩护你们工作同志呢？——慢慢，你们让我把心里的话倒完，再打不迟！我也想过，罢罢罢，供了算啦，省得受罪！但是，想想，不行！‘一人为私，六眼为公’，我要是依葫芦画瓢，顺嘴瞎嚼，这就成铁案了，不把严赤、杨曙活活坑了吗？我还是那句话，不能昧了良心，不能对不起共产党！我晓得，我就是把心呕出来，你们也不会相信。反正，我关在这个笼子里，又飞不掉的，请你们再细细查访。‘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一年、两年、五年、十年，总能查得清的。到那时，不论特务、内奸、间谍，该什么罪定什么罪，随你枪毙杀头，五牛分尸，我……” “你他妈的！真是顽固，反动透顶——！”那副贼亮的圆眼一翻，一巴掌搳了过来，田玉堂滚到了墙根！…… 田玉堂挣扎着爬起来，一手捂头鲜血直淌的鼻子，一手颤颤抖抖指着对方的红领章： “你，你……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也、也动手打人吗？……” “不打好人打坏人！”那位一九五五年参军的非凡人物说，“八百万蒋匪军都叫老子消灭了！……” 田玉堂昏过去了…… 其实，他挨了何止这一掌，还受了种种新奇的酷刑。作者本想把历史的真实一一记下，但是，又可怜那种爱吃甜食的批评家，他们好像是从火星上来的，会眨巴着大眼发问：“难，难道生活是这样的吗？……”为了不叫他们那颗天真的心受伤，因而作罢。 田玉堂苏醒后，两眼木楞楞的，变成了另一个人。任你怎样，他总不开口——他确实再也没有什么话可说了。这个见多识广的田老板，见过共产党，见过国民党，见过鬼子，见过二黄，见过“十一路”，就是没见过眼前这伙人物，他们什么都不像，说不像，又都有些儿像，天老爷才知道他们是什么星宿下凡！还有什么可说呢？……看守他的人，只是偶尔听见他在梦中呜咽： “毛主席哎——，我冤啊——！” 又过了一天，他不但不说话，连饭也不吃了，进行绝食。 那两位非凡人物，接到电报，要赶回去掀斗严赤，时贵如金，无法纠缠。他们向季头头等交待了一番，飞了。 田玉堂得到恩释，回到了家。 又过了些时，等田玉堂能走动了，季头头以县公检法的名义宣布处理决定：田玉堂是被走资派包庇的漏划富农，有严重特务内奸嫌疑。今戴上富农帽子，押回原籍田庄管制劳动。同时，责令他继续交代揭发问题，然后视其态度好坏，作最后处理。 读者也许会奇怪，这个处理不伦不类，算个什么名堂？既未查清，怎能处理？既曰决定，哪有“最后”？季头头官不官、民不民，怎能代表专政机关？——是的，不要说读者奇怪，连我作者也感到奇怪。然而，当那位“永远健康”的赫赫尊神在位时，无奇不有，这又有什么可怪叫？ 至于漏划富农一事，那是田玉堂一句气话惹出来的。读者明白，他过去主要是做生意，土地出租不过三十亩。四七年土改，开始划他富农，田玉堂不服，气鼓鼓地扬言要给严赤司令员写信申诉。其实，严赤那时奔驰在东北战场，音信根本不通，田老板不过是摆老味、乱咋呼而已。后经本县复查，按照政策改为工商业兼小土地出租。事隔二十几年，不知是谁又把老话翻了出来，掐头去尾，添枝加叶，他便成了一个被走资派包庇的漏划富农。 他带着老伴和小女儿，被押到田庄，在宋老大手下养猪。宋老大一脸黄胡子如刺猬，说话懵里懵气，心肠却软得很。他见田玉堂成天苦着脸，拖着被打伤的左臂，心中不忍，什么重活都是自己干，只叫田玉堂拿着竹竿赶赶猪。村上的社员对这个漏划富农也划不清界限。大家多说过他的故事，虽不明底细，总感到蹊跷。东家西家，常拔点新鲜蔬菜送给他。每逢红白喜事，也有他的一杯酒。 冬去春来，万象更新。田玉堂听到了一人喜讯：县革委会成立了，第一把手就是田有信！他把宋老大邀到家中，高高兴兴拿出半斤酒，说： “这下好了！田有信对我的苦情一肚数！他就是那次出了力，我又鼓吹了一通，才当上税务所长的！——老大，这一段多蒙你照应，我是不会忘记的！来——”他举起了酒杯，水貂般的小眼睛又有了活气。 第二天，他便跑到县城。不巧，田主任外出开会支了。跑个空也没什么，田主任上了台，总有出头之日，等就等等吧。 过了些时，宋老大跑来告诉他一个更令人吃惊的好消息。他气吁吁地说： “田大爷，不得了！……” “出了什么事？” “林×××是个大秃子，大坏蛋！……” 田玉堂一把捂着他的嘴“你找死喽！……” “真的！宣传队的同志刚刚在大会上宣布的！大秃子真该死，反对毛主席！他想溜，带了一群老婆上飞机。狗东西，没跑掉，把三叉骨跌断了！……” “啊——！”田玉堂狂喜地叫了起来。他连忙跑到队长和会计处核对这个消息。宋老大所谈基本正确，不过，他耳朵有些背气，加上宣传队的同志是宁波人，所以他把“叶群”听到了“一群”，“三叉戟”当成了“三叉骨”。 是时候了！田玉堂兴冲冲跑到县里，中饭也不吃，就摸到田主任家。 田主任在阳光下，正一面剔牙，一面看报。田玉堂有三四年没见他了，我们的读者恐怕久违了他近三十年。田主任如今已五十出头，还是白白净净，淡眉细眼，不胖不瘦，丰腴适中。鬓角略有几根银丝，更显出深沉老练的风度。那派头，就是上电影也是无可挑剔的。 “哎唷田主任哪——！”田玉堂二十步外便喊了起来。 田主任抬起头，眉眼间略略流出几丝惊讶，含笑招呼道： “啊——，来啦，请坐！” 这一声“啊”，很有讲究。田玉堂如今很不好称呼，大爷、田大爷、田厂长、田委员、田玉堂、老田、田老……均不合适，唯有这声不咸不淡的“啊——”，恰到好处。 “你身体还好吧？”田主任敬了客人一根中华牌，然后“啪”地丢过去一盒火柴。这一敬一丢之间，也很有分寸，没有七八年工夫是难学会的。 “哎唷田主任！你还不知道吗，我罪受得大喽！真把人冤死了！这下好罗，你当主任了，请你……” “我们不谈这个吧！”田主任打断了他的话。 “哦，怎么？……” “属于公事，到机关去谈。公私分开，在家不谈公事，这是我立的规矩。” 田玉堂傻眼了。忽然，他叫道： “哎，我讲的就是私事呀！你看，我现在被戴上了帽子，工资也扣了，每月只发十二开生活费，我要求……” “不，你谈的还是属于公事，”田主任含笑开导他，“是属于运动中的处理问题。如确有出入，也可以申诉。不过，公事公办，在家里不便谈。现在经过文化大命了，我们一言一行都要符合毛泽东思想，不能讲什么私人关系，私人路线，一切都要按原则办事……” 田玉堂肚里只有榆面，没有理论，楞了半天，也想不出一句符合原则的反驳的话来。 “你吃过中饭没有？没吃，弄一点——阿姨！” 田玉堂肚子确实叫了，不过，“公事”不能谈，吃这个饭有什么滋味呢？于是，他说： “有用忙，我吃过了。田主任，那我就告辞了，到机关找你吧！” “可以嘛，不过，要由办公室统一安排。” 田玉堂离开了主任的家，心里难免感到失望。但是，“公私分开”，谁又能说不对呢？何况，田主任还敬了烟的，又招呼阿姨弄饭…… 隔天上午，田玉堂上机关谈“公事”去了。走到大门口，便被挡了驾。 “找田主任？……”大门口的一位，拿两只眼睛把他浑身上下那么一扫，“你是哪个单位的，咹？” “我原来在蚊香厂，如今在田庄生产队劳动，劳动……” “噢——”那位的目光已把他的五脏六腑看透了，“有事去找你们公社，田主任开会，没空！” “哎呀同志！我有要紧的事哟……” “不是跟你讲过吗？开会，没空！去去”那位背过了尊脸。 第二天去了，那位还是老话，又加了一句：“现在大修水利，不要逛来逛去，快回去！” 第三天，田玉堂发了个狠：“有空也罢，无空也罢，我今天非要见田主任一面不可！” 两下一争，便围来了几个观众。 “你叫大家评评这个理！我一肚冤屈，好容易等到林秃子垮台了，我要找田主任，跑了三趟，这位同志就是不给进！” “早说了，你去找公社，或者找原单位……” “公社和厂里都不了解情况，只有田主任是有一肚数！他和我一起送严司令员的夫人到镇江的……” “噢，怎么回事？”一个街头观察家发了好奇心。那些无所事事面对八个戏又看腻了的人，都纷纷聚拢来看这场街头活报剧。 人一多，大门口那位的喉咙便低了；他喉咙一低，前榆面商的舌头就长了。甚至，他把田主任如何当上所长等等废话，都连汤带水倒了出来。 他的收到了良好效果，不少人打抱不平。 “你凭什么卡住人家不让进？官僚！” “好狗莫挡路！” “林秃子垮台了，还这么历害吗？糊他一张大字报！” 那位忙赔笑解释：“我做不了主，田主任关照过的，他工作忙。田大爷，你也用不着跑了，反正，我一定负责向上汇报一声，有空，便通知公社叫你来好了！”他关起了大门。 田玉堂虽未如愿，道义上是胜利的。 他回到田庄，把经过告诉了宋老大和家人。 “哼，穿白大褂的！”那个养猪老头听了，忽然冒出一句话：“人家当官当大罗，认不得你了！他不比我们老百姓，我一身土大布，泥里水里都滚得。” 田玉堂没料到这懵里懵气的半聋老头竟是个哲学家。“穿白大褂的”，这句话很刺激他的神经。他想：唔，是有点像，恐怕是怕我弄脏了他那身白大褂！……不过，他能这样不讲良心吗？而且，我成了特务内奸，他脱得了牵连吗？——不像，恐怕是胆小一点，怕人说是“私人路线”……也不能全怪他，他上台不久，如今工作也难做哟……这么想想，田玉堂心中又舒坦了些。反正，在家等他通知吧。 通知来得非常迅速。第二天，他便被叫到了公社。 接见他的是公安助理员。 “田玉堂！你这几天到哪里去了？你是被管制分子，向谁报告的？你为什么乱说乱动，聚众闹事？老实警告你：严赤还反对敬爱的江×同志呢，你就想乘机翻天啦？两天之内，把认罪书写好！” 一个星期后，公社组织了一个小分队，“上挂黑主子，下打活靶子”，把田玉堂押到水利工地巡回批斗。那凛然大义是：林彪虽然垮台了，但是像田玉堂之类的阶级敌人，对他们主子的失败是不甘心的。他们还想捣乱。他们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聚众闹事，兴风作浪！大家必须念念不忘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云云。 这第二次打击并不亚于第一次。 田玉堂对生活的信念，几乎完全被击碎了。他认了罪。你说什么罪，他就认什么罪。处处有罪，浑身是罪，也无所谓罪不罪。他弄不清是怎么回来，也不想弄清是怎么回事，反正就是那么回事。夜里，他老伴常听见他在梦里哭泣： “我的亲娘哎——，我前生作了孽，作了孽啊——！……” 读者看到此处，不知有何感想？好动感情的也许会拍桌子，大骂那个“白大褂”。好动理智的则会说：这要怪田老板自己不知趣。你算个老几，胡吹田主任与你如何如何，怎不令人反感呢？最高明的策略应是：断然否认你认识田主任。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这类教训是不少的。作者要请诸君且慢议论，我还得补叙一段资料。 原来，早在找田老板之前，那两位有大来着的使者，就曾经找过田有信。 那时，正在酝酿三结合的领导班子。田副县长在原来常委中不过居于末位，但是，他修养之好无疑是第一的。他是分工管财经的，没抓过重大政治运动，还经常闹点高血压之类，因而人缘不错。在运动中，他不是打倒对象，只被“火烧”了一阵。其实，哪能称“火烧”，不过是个温汤澡。造反派叫他戴高帽子就戴高帽子，叫他跳忠字舞就跳忠字舞，和颜悦色，毫无牢骚。不但他，连他八九岁的小公子也极为懂事，入不了红小兵，还是咪咪笑。他修养到了家，几乎是高大全式的人物了。那位季头头一心想结合他。然而，有人挑剔，说田有信怕字当头，不敢在风口浪尖亮相，不能结合。 这当口，那两位人物来了。季头头找他做过细的思想工作，给他看了那位“永远健康”的一些内部讲话，足足谈了两夜。谈些什么，连他夫人也不知道，作者更不敢瞎编了。然后，他才向两位全都谈出，他“活学活用”第××页第×段语录之后，“初步感觉到的”一些可疑之处——那些可疑之处，读者早已领会，此处毋庸再述。对方听了，如获至宝。那位的薄眼皮，简单翻上去便放不下来了！但是，到写书面材料时，田有信却大打折扣，仅仅写了到镇江码头炎止的一段经过。 “老田哪，你讲得很好嘛，为什么不全写上？是不是还有点‘怕’字当头呀？” “不！”田有信柔和而坚定地回答，“你们两位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我当然应该毫无保留地把所在怀疑传闻和线索，提供给你们。但是，按我现时的身份，我写材料只能写亲眼所见的事实。至于如何透过现象看本质，如何分析判断，那是你们造反派领导上的事了。而且，证明材料只有写事实才过得硬，怀疑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写了也无用。还有，我要对党对同志负责，即使严赤、杨曙是内奸，我也该对他们负责，不能把道听途说都写上。是吧？”说罢，他温文尔雅地一笑。 这一番大道理，说得季头头和那两位人物瞠目相视，不由不暗暗佩服。 他们按图索骥，按审了严家忠，攻下了曹约翰，然后才杀回马枪找到田玉堂。 曹大夫成了日寇和美帝的双料情报员，疯了。他妻子谷大夫割断了自己的静脉，离开了尘世。黄司令员的名字从报上消失了。严赤和杨曙生死不明。水仙下放充军到了一个荒凉偏僻的农村。小戈吃了鬼子的糖果而不认罪，被敲掉了四颗门牙，满嘴淌血。——田有信却荣任了县革委会第一把手，他的白大褂不但干干净净，而且飘飘抖抖。 可惜田玉堂不了解这段内情，否则就不会自打钉子碰了。不过，话说回来，田主任所负责任也有限。他听到汇报之后，把组织部季部长（就是那个季头头）找来吩咐了一句：“听说田玉堂在闹呐，你去妥善处理一下。”——“妥善处理”，如斯而已！ 公元一九七七年八月一日建军节，黄司令员的名字见了报。 八月二日，田主任就把季主任等几个人找了去，是问处理积案的情况。季部长结结巴巴，田主任脸上出现了少在的愠色。 “你们为什么老拖拖拉拉？要跟上新的形势啊！像那个田玉堂，我早就讲过要妥善处理了！什么特嫌内奸，黄司令员都上报了，他还有屁的问题，什么富农帽子，摘了就是！拨乱反正，要快！当然罗，也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红线总是占主导地位的嘛！我们做事，要能经得起任何时候的任何检查！” 季部长奉命找到田玉堂。 他谈了领导对田玉堂的负责，宣布现已审查清楚，排除特务内奸嫌疑，摘掉富农帽子，恢复他的工资，工作另行安排……等等。 谁知，田玉堂翘起了尾巴，不肯签字。 “什么排除嫌疑，摘掉帽子？要是在‘四人帮’垮台之前，你们能这样，我倒要感激你们。现在呀，哼！我要彻底平反！你们含血喷人，要低头认错！……” 任凭季部长软中带硬，晓以利害，他就是不让，连声叫道： “帽子我留着戴戴！没关系，反正也戴惯了！我倒要看看，现在是真共产党还是假共产党！？……” 季部长回去如实汇报了，感到很棘手。田主任到底高一头，他不动声色地听着听着，听到后来，忽然一笑，说： “田玉堂的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像我这样的‘民主派’，哪个过去不受冲击，不是一肚的火？但是，他那些话，什么真共产党、假共产党，是根本错误的。现在‘四人帮’已经垮台了，你对以华主席为首的共产党是什么态度？是无限信任，还是怀疑一切？这可是个原则问题，不能含糊。这样吧，你再个别调查一下，收集整理……” 说到这里，田玉堂该感激田庄的老百姓，特别是那位半聋的养猪人了。宋老大有种农民式的智慧和狡黠，耳聋眼不花，五颜六色的人都套不出他的话。他懵里懵气地嚷道： “啊啊？什么真的假的……我只晓得苦工分是真的，没有时间陪你闲聊。呕喽喽喽——！我要喂猪，请让让，别碰脏了你那白大褂！呕喽喽喽——” 杨柳吐叶时，一个消息传遍了唐河两岸：老红军黄老虎来了！ 黄司令员真是头老虎，那些人想害他，又的捋虎须。他很得军心，性如烈火，发起威来，说掏枪就能掏枪。因此，那些人只把他软靠了边。如今他提拔了，是某大军区副司令员。刚去看过受难的老战友们，又重游唐河旧地。 田有信闻风赶到时，他正在凭吊烈士陵园。 一座烈士纪念塔，矗立在青松之上。塔顶屹立着一个持枪的新四军战士铜像。将军屈着负过伤的右腿，凝神默坐在塔下的烈士碑前。松涛呜咽，陪同他来的同志，环绕肃立。 田有信轻手轻脚走到一旁，偷眼觑觑黄司令员。将军只剩下了几根稀落的眉毛，眉骨显得像险滑的怪石。他一言不发，把石碑上密密麻麻的烈士姓名挨个细看，一颗浑浊的老泪，从他眼里慢慢渗了出来，流过渠沟纵横的皱纹和月牙形的刀疤……他背后紧站着一个还年轻的女同志——田有信差点叫了起来，活像杨曙！她没有泪，脸色激动得发白。 等将军拄着手杖站起来了，田有信才连忙跨前两步，恭恭敬敬唤道： “黄司令员，您好！你记不得我了吧，我叫田有信……” “哦，记得！”将军眉骨一耸，声音还是很洪亮，“听说你现在是父母官罗！” 那个女同志回过脸，冷冷瞧着他。 “这一位，呃，很像杨曙同志么……” “你的记性不错！她就是小仙。杨曙来不了罗，背脊骨都被踩断了，说是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她永世不得翻身！……” “唉唉！……”田有信不禁打了个冷战，顿了下，忍不住又问：“严司令员呢？” “死了！”将军脸颊上的刀疤可怕地痉挛了一下，“被打黑枪的活活整死了！” 小仙冷冷的目光变成了白热的仇恨。 “唉，万恶的‘四人帮’！老同志都受尽了迫害……” “啊，‘四人帮’，还有帮四人哩！”将军愤愤地扬起手仗，走着。走了几步，他忽然问道，“田老板他怎样了？” “还用说嘛，他和我都受了不少罪！现在，政策正在落实……”他忽然把声音压低了，“我们县里的组织部长就是个右派人物，坏得很，我想把他拿掉！调查时，我强调要对党对同志负责，坚持只能讲亲眼所见的事实，他说……” 将军似听未听，打断了他的话：“哎，田老板那个政策，你们到底怎样在落实啊？” “我们正在做工作。我主张彻底平反，可是有些同志还心有余悸，说他是个资产阶级，正历复杂，路路能……” “对嘛，他是个资产阶级，路路通！鬼子、汉奸、土匪、顽固派、他都有关系，一身泥，一身脏！这都过去了几十年了嘛，可是——”将军连连把手杖捣了几下，“人家的心是向着共产党、新四军的，没有通林彪、‘四人帮’，比起那些干干净净的共产党员，要干净得多！……”他“唰”地掉过身，怒冲冲地朝前面的小轿车走去。 田有信的白脸一下变灰了。但是，他很快恢复了镇静，恳切地说： “司令员，你上哪里去？我们县委早把中饭准备啦！听说老首长来了，大家都兴奋得不得了！……” “谢谢，你那个饭我吃不下去，我要去看田老板。统一战线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人家为人民做过好事，我们共产党人不能不讲政治道德！” 小仙把轿车的门砰地关上了…… 这部轿车开到田庄时，田玉堂正在帮宋老大喂猪。 小仙第一个跳下车，噙着眼泪喊了声： “田大爷——！我是小仙，黄司令员来看望您了！……” 田玉堂只“哎唷——”了一声，便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他的喉咙被一种又甜又苦又酸的东西噎住了！将军也是一句话说不出来，只是紧紧抓住了他那双沾满猪食泔水的手…… 成百上千的群众纷纷向田庄涌来，人人含着热泪，庆幸又见着了老八路和真共产党。人们七嘴八舌，流传开了不少新的传说。有的传说严赤临难时如何壮烈，有的传说杨曙背脊骨被踩断时还在高呼“共产党万岁！”……要把这些都写下去，不是这篇短文所能为力的，作者只以简单交待两点：一是将军当天就把田玉堂带上车，送到第一人民医院治伤去了；二是不久上级派来了工作组，深入发动群众揭批林彪和“四人帮”。乍一看，老谋深算的田主任面色还是如常，至于他这次到底能不能把他那白大褂上的污秽和血迹洗干净，那就很难说了…… 1979年3月《北京文艺》 方之（1930.1.7—1979.10.22），原名韩建国；祖籍湖南湘潭，生长在南京；解放战争时期在南京读中学时投身学生运动，加入中国共产党；南京解放时高中毕业，放弃上大学的机会，主动参加农村土改运动并在南京市郊和团市委担任共青团领导工作；创作上注重探求与创新，其小说多与现实密切相关，故事性强，对话生动，心理刻画细致入微；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尤为成功；其代表作《内奸》（亦为绝笔）被评为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