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拉的褐色披肩》译后记——常文祺

2006年，一本叫做《芒果街上的小屋》的小书在图书市场上掀起了一阵波澜，一时之间，“芒果热”遍及大江南北。在阅读领域，本人天生反骨，越是流行的东西，越是敬而远之，无奈，这种阅读观也是图书市场的商业化浪潮给逼出来的，那是一种谨小慎微，生怕被“忽悠”的心结。也许，读书人内心深处总有那么一点冥顽不化的清高吧。2007年年初，浙江文艺出版社的曹洁女士来电话，说想请我译一本书。知道吗？就是《芒果街上的小屋》那本书的作者。哦，又是一部跟风之作，这是我的第一个念头。收到样书（Vintage出版社2003年平装本），发现封面上赫然写着“桑德拉•希斯内罗丝——畅销书《芒果街上的小屋》的作者的最新力作”，看来美国人也未能免俗，这是我的第二个念头。 2008年清明时节，终于把这部四百多页的鸿篇巨制译完了，掩卷回首，竟也生出些许感慨。作为译者，模模糊糊地想到了萨特的一出戏（《死无葬身之地》），几位革命者被关在了同一间牢房里，于是，每个个体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以及自己与他人之间的生存关系。事实上，在将近一年的光景里，当译者不得不与作者同居在“一个狭小的牢房里”，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重新构筑与作者的关系。说白了，书译完了，你对作品和作者是怎么回事儿也就了解得八九不离十了。当然，同萨特的牢房不同，这之间并不存在“背叛”与“出卖”关系，至多是一个译者与作者之间的“互文”过程。 最终，我得出两点结论：《拉拉的褐色披肩》并不是一部跟风之作；桑德拉•希斯内罗丝的创作态度远比我想象的严肃得多，就创作的深度和广度而言，这本书绝对称得上一本“野心十足”的大作。 首先，这本书的题目就很有意思。原文书名叫Caramelo，这个词在西班牙语里是“焦糖”或“糖果”的意思，一提到这个词，拉美人就会很自然地想到一种淡咖啡色的奶糖。在本书中，这个出现次数最多的词具有双重涵义：一是对“糖果”本身的深层次解读——尽管个人境遇在历史的更迭中会有酸甜苦辣之分，但是对于书中的主人公而言，回忆本身总是像“糖果”一样充满甜蜜；二是对这个词的“指代性”解读，事实上，本书大部分地方指的还是这种糖果所代表的颜色，一种墨西哥女人常戴的大披肩的颜色。可以说，墨西哥传统的“披肩文化”也是贯穿本书的一条创作主线。 在我祖母生活的那个年代，全共和国的女人——无论贫穷还是富有，丑陋还是美丽，年长还是年幼——都会拥有一条自己的披肩。上等披肩都是用地道的中国丝绸制成的，这些售价不菲的丝绸是如此珍贵，以至于女人们会想方设法用这样一条披肩当做嫁妆，而且，当她撒手人寰时，她还会把披肩当做裹尸布带进坟墓。当然，可以在市场里轻易买到的，大都是些廉价的棉制披肩。丝织披肩要同最好的衣服搭配——照人们的说法就是“过年的打扮”，而棉制披肩可以用来背孩子，或者，也可以用来轰苍蝇。去教堂礼拜时，要用披肩遮住头以示虔诚。华丽惹眼的披肩可以缠绕在头发上，同时配以花朵和银饰。最古老，最柔软的旧披肩可以在床上（睡觉时）戴。总之，一条披肩可以当摇篮、雨伞，或者（女用）遮阳伞使，也可以当采购篮子用，或者，给孩子哺乳的女人也可以用它来遮挡自己那对“爬满”蓝色静脉的奶子。（第21章） 祖母把那条大披肩横铺在床上，披肩的宽度甚至超过了床面。真是一条漂亮的披肩，就像一头如波的长发。祖母把玩着那些已经编完的流苏和尚未编完的缕缕线头，她先用手指把花穗穗拉直，然后又在上面轻轻地摩挲着。这会让她平静下来，当她紧张不安的时候，这种做法尤其灵验。事实上，这是一种无意识的举动，就像有的女人会不由自主地把头上的辫子编了又解，解了又编一样。接着，祖母开始用一把老牙刷梳理流苏。她一边小心翼翼地拂拭那些尚未完工的绳结和穗饰，一边浑然不觉地哼唱着小曲儿。最后，她用梳子和指甲刀把参差的线头修剪齐整。做完这些，祖母把珍贵的大披肩捧在怀里尽情地嗅着。她曾用迷迭香熏烤过披肩，所以，这些年来，披肩始终散发着淡淡的芳香，她对自己的做法很是满意。（第53章） 《拉拉的褐色披肩》故事并不复杂。每年夏天，塞拉娅•雷耶斯（“拉拉”）一家——叔叔、婶婶、父亲、母亲，还有拉拉的六个兄长——都会分乘三辆车进行一次乱哄哄的旅行。他们从芝加哥启程，驾车前往墨西哥城度暑假，那里是他们的“小乖乖祖父”和“可怕祖母”的家。一路之上，拉拉力图在兄弟们的聒噪之外寻找另外一种声音；她尝试理解自己身处何方，究竟是在边境线的哪一边。对于家族生活，拉拉是一个精明的观察者。但是，当拉拉开始讲述发生在祖母身上的故事，寻找是什么原因导致祖母变得如此可怕时，祖母则指责拉拉的描述夸大其词。转瞬之间，对家族中几代人身世的讲述演变成了一场“追溯历史”的喧闹之旅，于是，真实与谎言就这样交织在生活之中…… 在父亲床头上方的那幅照片里，我们都还是小屁孩儿。我们是阿卡普尔科的小屁孩儿。而我们永远都是小屁孩儿。在父亲眼里，我们只是照片上的小屁孩儿。（第一篇引言） 那年夏天，有三辆赊来的汽车——“胖脸”叔叔崭新的白色卡迪拉克，“宝贝儿”叔叔的绿色大羚羊，父亲的红色雪佛兰旅行车——正奔驰在前往墨西哥城的路上，那里是我们的“小乖乖祖父”和“可怕祖母”的家……（第1章） 清清爽爽的文字，简简单单的叙述，《拉拉的褐色披肩》具备了所有好故事应该具备的元素。然而，令我着迷的并非故事本身。好比赝品与真迹之分，有趣的故事并不等于有价值的故事，读者永远看重故事背后的东西；换句话说，故事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才是激发读者深层次阅读快感的动力。在这一点上，希斯内罗丝驾轻就熟的创作手法令人折服。 开篇，作者就用她那半真半假的诚实跟读者玩起了捉迷藏。 坦白说，这些故事只是故事而已；它们有点儿连贯性，又有点儿零七碎八。但是，将这些东西组合在一起，就变成了一种新事物。我已经虚构了我不知道的事物，而且，我仍旧用夸张的笔触和善意的谎言讲述着家族的悠久历史。如果说，在虚构故事的过程中，我无意中碰到了真人真事，那么，请您多多包涵。 写作的过程，也是发出疑问的过程；至于答案是真实可信还是纯粹戏说反倒不那么重要了。最终，当所有的一切都逝去的时候，人们记得的也只有故事。真实会像一幅廉价绣花图案上暗淡的蓝墨水一样渐渐褪色。（开篇引言） 在本书第二篇，作者再次重申—— 那时，我还是地上的一撮泥土……这正是我们开始讲述一个故事的动机所在，早在我们出生前的岁月，故事就已经发生了。我们曾经出于泥土，我们也应该回到泥土。尘归尘，土归土。我们额头上的那个“圣灰星期三”十字架提醒我们，这些全都是真的。 长久以来，我一直认为我最初的“存在意识”是从跳过一把扫帚开始的。我记得那栋房子，我记得透过窗户的阳光，飘浮在空气中的闪着点点亮光的微尘，以及挥舞扫帚打扫卫生的某个人。地板上有一堆儿尘土，我从这堆儿土上跳了过去。双脚越过一堆儿尘土，世界就此拉开帷幕。 当我还是地上的一撮泥土时，也正是这些故事开始之时。事实上，早在我所生活的年代之前，这些故事就已经发生了。在此，我会把我听到的或者不曾听到的故事逐一道来，就我所知道的方式。仅此而已。那个时候，我还是空气中的“一粒尘埃”，我兴高采烈地旋转翻滚，闪闪发光。（第二篇引言） 纵观美国文学及西班牙语系的拉美文学，写家族历史的作品不在少数，写少女成长历程和女性意识觉醒（你甚至能隐隐嗅出本书中所流露出的“女权主义”思想）的作品也很多，写移民社会及“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的作品更是不胜枚举，然而，将这三大主题如“墨西哥披肩”般巧妙地编织在一起而不露痕迹的作品就属凤毛麟角了。这也是这本书令我印象最深的地方。它具有史诗般的特质但不是史诗，因为仅从文字描写来看，它太轻灵了，似乎不足以支撑史诗那宏大的叙事场面，然而，它的主题却一点都不轻松；它是现实的，但又不乏拉美文学的魔幻色彩；它的语言是真诚的，不需要读者去费心解构，然而朴素语言所传达的信息却大有深意。总之，它有那么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谐谑，既非传统，也不是后现代，就这本书而言，我认为它“具有一种举重若轻的厚重感和历史沧桑感”。也许，这就是“希斯内罗丝标志性的写作手法”（the art of story-telling with Cisneros’s trademark）吧。 很久以来，我就认为墨西哥国旗上的鹰与蛇正在打架——而且我认为那是美国和墨西哥在打架。后来，更久的时间过去了，我认为鹰与蛇说的就是母亲和父亲的故事。 在我的记忆里，他们打了很多次架，有大打有小打。大的通常都和钱有关，因为这边的墨西哥人和那边的墨西哥人免不了要比较一番，尤其是在前往阿卡普尔科的旅途中。（第三篇引言） 正如“纽约时报书评”所说的那样：“这是一部欢快得泡沫四溢的美国小说……既充满深情，又不乏怀疑论者的老于世故，俏皮话俯拾即是，这就是那种在严肃文学和通俗读物的界限之间穿梭自如的小说。” “这本书带给我的另一个强烈感受，就是其浓郁的自传色彩。这并不奇怪，在创作过程中，作者多少会将自己的影子投射到自己的作品之中，希斯内罗丝也是沿着虚构与现实的文学长河一路游过来的，从这一点来看，作者又是传统的。2002年《拉拉的褐色披肩》出版后，作者在接受文学网站“identitytheory.com”采访时直言：“事实上，我很认同作品中的人物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相对应的原型，当然，根据真实人物改编的作品并不等同于自传。你会在很多书上看到这样的声明‘本书情节及人物纯属虚构，请勿对号入座云云……’，我并不相信这样的声明。在这个世界上，带给我们感动的人很多，尤其是我们深爱着的那些人，所以，当我们从事艺术创作活动时，我们无法不将这些人物在自己的作品中描摹出来。我觉得我正在对自己的生活进行抽丝剥茧般的拆解，那是一些真实的回忆，同时，我又不拘泥于这些回忆，我用这些回忆编织起了新的情节，所有的情节都是因创作而来的。即使人物不存在也没有关系，因为人物会从真实记忆的茧壳中被抽离出来，我所描写的‘墨西哥之旅’大概就来自这种回忆。而阿卡普尔科打架的情节，还有搬家到圣安东尼奥的情节则纯粹来自我的想象。”在这次访谈中，作者还说了这样一段话：“我正在创作一些完全新鲜的东西，我不会再写一部《芒果街上的小屋》式的作品。如果我想写的话，我在好几年以前就写了。我不想做以前做过的事情，在创作上，我真的很想把自己推向一个没有章法可循的境界。在那种状态下，我甚至不知道如何应付自己的想法，我只知道自己的思维会追随那一闪而过的灵光而去，随后，我又会沉寂在黑暗之中。我觉得我基本上仍处在黑暗之中，这本书正是我的一次创作实践。”作者的话说得有些沉重（除了自谦，还因为当时的美国正处在“9•11事件”的恢复期），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本书并非《芒果街上的小屋》的跟风之作。 译者好比传声筒，其职责在传话，而不在于发表意见。所以，上面的文字算不得评论，姑且算做一点小感受吧。文学翻译是当今社会中为数不多的清贫寂寞但总得有人来做的工作，好在还有个把“多一分理解”的人存在。记得已故作家王小波先生曾说“假如中国现代文学尚有可取之处，它的根源就在那些已故的翻译家身上。我们年轻时都知道，想要读好文字就去读译著，这是我们的不传之秘……”。我相信，他的话里绝对没有“忽悠”的意思。对于翻译工作者而言，这多少也算得上一种自勉与慰藉。在此，我要特别感谢北京大学西班牙语系的丁文林教授，若非丁先生拨冗相助，译者是很难应付那些百科全书式的“墨西哥—西班牙”方言的。原稿同时，我也要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柳明晔、钱建芳女士，以及友雅小姐富于艺术气息的装帧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