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思想库及其成功的经验

国外思想库及其成功的经验 收藏|打印|下载 作 者： 邹逸安+关注 作者简介： 原文出处： 《中国软科学》(京)1999年第06期 第87-89,107页 期刊名称： 《管理科学》 复印期号： 2000年01期 字号：大中小 　　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批适应社会经济发展、为国家决策服务的智囊机构——“思想库”（Think Tank）迅速在世界各国崛起。它们有美国的兰德公司、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布鲁金斯学会、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日本的野村综合研究所、三菱综合研究所，英国的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跨国的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罗马俱乐部等。这批各具特色的思想库，以它们卓越的成就而在世界上享有盛誉。探讨它们成功的经验，对于我国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颇为超脱的地位 　　思想库并不拥有“权力”，有的只是“影响”。思想库处于超脱的地位，保持了研究工作独立性与客观性。国外思想库大多是一些民间和半官方的非盈利机构，它们以“公司”、“研究所”、“学会”、“中心”等命名，以企业方式组建，按现代企业管理方法进行管理，但不设股份和股东。它们通过为决策部门提供计划、方案、建议、政策措施等“智力产品”来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但相对独立于政府和利益集团之外。兰德公司认为，把思想库定为非盈利机构的好处是：“使兰德容易得到机密的、专有的信息资料，更重要的是避免了私人利益与公众利益无论是表面还是事实上的冲突”。兰德公司原总裁纳德·赖斯也曾对兰德的地位作过如下描述：兰德事实上位于一个三角形的中心。三角形的一个顶点是政府部门，它是许多重大问题以及巨大财力、物力的贮藏地；另一个顶点是大学，它是人才培养基地，聚集了国家知识精英；工业企业界作为第三个顶点，它是思想库所需各种技术（包括工程技术）的重要来源。思想库位于三角形的中心，事实上就成了一个问题、资金、人才和科学技术的会聚地。处在这样一个地位优点颇多：第一，它与政府保持一定程度上的联系，不仅能得到机密的信息资料和财政支持，更重要的是能随时了解政府面临的主要问题，及时、有效地疏通参谋渠道，使自己的工作更具有现实性和富有成效。此外，由于它不是政府下属的一个行政机构，故能有效地避免受政府观点的影响，从而保证了研究工作的客观性和独立性。第二，它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标，不是一个类似于大学的学术研究机构，但又与大学保持一定的联系。这种联系表现为：一是大学为之提供研究人员，二是保持与大学相同的那种在学术上自由争鸣的环境与气氛，以有利于学术的发展。 　　总之，现代思想库集政界、金融界、企业界、学术界的力量于一身，融科学技术、经济、管理于一体，名符其实地构成“连接知识与权力的桥梁”。 　　二、与政府决策部门保持密切的联系 　　与政府保持密切的联系是否有悖于思想库的“客观性”、“独立性”原则？兰德公司的回答是否定的。它们认为：“同政府的这种传统的、长期的业务关系，不仅不会损害兰德所一贯坚持的客观性和独立性原则，反而是兰德研究工作取得成功的秘诀之一。因为思想库的种种努力归根结蒂还是为决策服务的，重视与决策部门保持密切的联系，将会使思想库能及时了解政策制定和实施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使自己的研究工作能“紧紧跟上国家的决策进程”。这样的政策就更为成熟，研究的成果就更有价值和具有可操作性。 　　国外思想库与政府之间的联系是多渠道的。除了研究人员定期与决策部门接触或邀请政府官员到思想库作报告和介绍情况外，更多的是人员之间的流动和渗透。思想库不仅吸收有丰富经验、了解决策过程的政府卸任官员到思想库担任董事或高级研究员，同时还积极派员到各届政府中任职。像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会就从尼克松—福特政府中吸收过20多人（包括福特本人）作为它的研究员，它的30多名高级职员中有一半曾在共和党政府中任过要职。而兰德公司则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当政，总有它的人出任高级职务。这种人员的交流与渗透，大大提高了思想库的权威性和知名度。研究工作也更能取得实效。但是，思想库又规定，原则上不接受现任官员参与研究，并强调“必须避免介入与分析研究本身无关的政治性辩论”。这就维护了它“不为任何个人或权势集团服务”的宗旨。 　　原兰德总裁赖斯认为：“咨询研究不仅需要一个能胜任的‘生产者’（指咨询研究组织），同时也需要一个有远见卓识、能很好地理解思想库研究工作的‘消费者’（指接受思想库咨询的决策部门）。发现、找出什么是需要加以研究和咨询的问题，是研究过程中的一个极为困难和关键的部分，这需要委托者与研究组织之间自一开始就建立一种宽容的、熟悉的联系。理解和做到这一点，对于研究工作的成功是十分重要的”。国外思想库的经验表明，保持研究工作的客观性和独立性与保持与政府的密切联系这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与决策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无疑能使思想库的工作更切合实际，更能得到决策部门的理解和支持，从而保持研究成果的高质量和赢得良好的声誉。只有思想库获得了良好的声誉，才能进一步保持其工作的客观性和独立性；另一方面，思想库如果没有客观、独立的见解，它的工作对于决策者来说就毫无价值，因而这种密切的联系也就无法存在。缺乏决策者与思想库两者之间的相互理解、沟通和密切联系，就会出现决策者认为思想库的报告不切合实际、无关痛痒，无助于解决实际问题；而思想库则抱怨决策者缺乏远见和胆略去采纳他们的意见这种互相埋怨的情况。决策咨询研究往往不能取得实效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决策与咨询的脱节。因此，寻求沟通与理解，建立起有效的合作程序与方法，是决策与咨询部门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研究成果的广泛传播 　　国外思想库十分重视其研究成果的宣传。兰德公司采用提交研究报告和背景材料、出席国会听证会等形式向决策部门提出政策建议；对一般公众则采用举办讲座和在电视、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等形式宣传、解释自己的政策和观点。兰德平均每年发表350—450份报告，还有大量的论文和专著。它的研究报告可以在美国和其它国家的众多图书馆中找到。美国传统基金会每年至少出30本专题报告、40多份背景材料、40多份讲座稿，它拥有政府官员、议员、记者这类高级读者1000多人。思想库研究成果的广泛传播，成为加强与学术界、新闻界、实业界以及官方联系的纽带，使更多的人了解思想库的目标所在，从而扩大了思想库的社会影响，增强了思想库的声誉。 　　如兰德公司用于研究和分析的资金80%以上来自美国政府，其余则由慈善基金会、私营企业财团及个人提供。兰德公司除了为美国政府服务外，在不违背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也为外国政府进行为数不多的项目研究，但从不为私人利益进行专利性研究和分析。 　　四、讲求人员配置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国外思想库的人员组成大致有以下几类：（1 ）内行的行政领导人；（2）从事研究的主要专家；（3）可以独立处理数据，进行计算分析的助理研究人员；（4）有独立查找资料的工作人员；（5）密切联系客户的行政秘书人员；（6）编辑、图书管理人员及其它服务人员等。 他们选拔、使用和培养人才的经验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强调研究队伍结构的合理性与科学性由于思想库多从事综合性的跨学科研究，因此讲究队伍结构的专业多样化。兰德公司的研究人员包括工程技术人员、物理学家、数学家、计划统计专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系统分析专家、计算机专家，还有文学家、心理学家、法律专家和商务人员等。兰德公司成立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总部设在圣·英尼卡，现有600名专业研究人员，500多名专业顾问，其中约90人为专职研究人员，而且将近80%的人具有高等学历，博士学位居多。国外思想库因其性质、任务的不同，人员的构成也有所差异。但总的趋势是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研究人员不断增加，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比例不断提高。不同学科人员结合在一起，可以取长补短、互相启发、扩大视野的角度，产生复合智力优势，同时也顺应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历史潮流。为了保证研究工作的高效率，国外思想库也很重视研究人员与辅助人员的合理配置（其比例大致为1∶1），兰德的经验是“二个研究员不如一个研究员加半个秘书的效率高”。此外，编辑人员在思想库中的地位也很重要，他们把研究人员撰写的研究报告编辑加工成易于为决策者和公众接受的通俗易懂的摘要或简介，起到推广宣传的作用。 　　2.重视人员的选拔和考核 国外思想库原则上采用公开招聘的方式吸收研究人员。它们的进入渠道：（1 ）从名牌大学招收刚毕业的博士、硕士生（但也有例外，如野村综合研究所就从不接收刚毕业的博士、硕士生）；（2）从大学、企业界聘请专家；（3）吸收政府卸任官员；（4）从别的思想库中招聘人才。录用人员时， 他们并重学术造诣和实践经验，选拔那些博中有专、专博相济的“T型人才”。 野村综合研究所要求研究人员头脑清楚、灵活，具有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洞察能力、服务能力、合作能力和专业转变能力。兰德的用人标准是：在一两个学科领域受过严格的训练；献身于解决实际问题；对跨学科领域的研究工作有兴趣；能与各种资历的专家合作。他们对那种只关心自己追求知识的学究式人员是不欢迎的。他们还要求研究人员有较好的外语能力，能自行设计数学模型，会编制计算机程序并能上机操作，有较好的口头表达能力等等。为了考核研究人员，国外思想库都制订有严格的考核晋升制度。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1973年制定的人员评价系统，按功能分为专业成绩、提升、委托关系、计划领导、系统管理五个项目，每个项目又分为六个等级，以此对每个研究人员进行评价，并按成绩决定研究人员的报酬、奖励以及是否继续聘用等问题。 　　3.人员的培训与交流 思想库研究工作的复杂性、广泛性，要求研究人员有充沛的精力和良好的素质。因此，研究队伍的年轻化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兰德公司研究人员的平均年龄是35岁，在公司工作的平均年限为8年；日本野村的研究人员大多也在32～33岁左右。 国外思想库还采取各种措施进行人员的培训与交流，它们的做法是：（1 ）派遣人员到行政、产业等部门去锻炼。兰德把派研究人员去政府任职作为一种特殊的“进修”；（2 ）按指定研究目标派员前往国内外其他思想库“留学”。兰德公司和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就定期互派访问学者；野村综合研究所和斯坦福研究所等也经常进行人员交流。（3 ）让研究人员定期与政策负责人和政策规划小组接触，以了解决策的具体过程。国外思想库也十分注重人才的专门培养，兰德早在1970年就成立了兰德研究生院，专门培养政策分析、研究方面的人才。它的学生一半来自公司内部，每年还向社会输送20多名毕业生。它们采用边干边学，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学方法（即所谓On—The—Job法）。这样培养的人才，在进入思想库后不需再经熟悉阶段便可胜任研究工作。 　　五、严格的成果评审制度 　　国外思想库都很重视咨询研究的质量管理，每个管理库都有一套严格的成果评审制度。兰德公司的“内部评审制”（或称“同行评审制”）尤为著名，通过使用领先的实验方法和严格审查来达到最高的技术水平。公司对每一项研究计划，通常都聘请两位未参与该研究计划的资深的研究人员作评审员，负责计划开始后的期中审查和计划临近结束时的期末审查，看其是否达到了兰德的工作要求。然后，待研究小组写出研究报告初稿后，评审人进行预审，并写出评审意见。研究小组则要对其批评意见作出回答，或者接受，进行修改；或者不接受，解释理由。最后写出最终报告，请委托人认定。野村综合研究所在其课题管理上也有一套严密的立项与研究程序：（1）同委托人初步洽谈；（2）进行事前调查；（3）制定调查研究计划书；（4）挑选合适人员组成课题研究小组；（5）写出中间报告；（6）经过修改充实，写出最终报告。国外思想库除了在咨询报告正式出台前把好评审关外，也很重视研究中期的工作检查。它们往往要求研究人员写出中间报告向委托人汇报，以确认研究内容和研究进程是否符合委托要求。 　　兰德公司的另一条重要经验是，坚持研究工作的长期持续性和滚动性。因为现代决策咨询面临的是一些综合性强、复杂程度很高的课题，没有长期广泛深入地调查和持续滚动的研究，很难为决策者提供完整准确的信息和比较全面的备选方案以供抉择。兰德公司认为，短期的、一次性的研究，写出一份报告或一纸备忘录送到一位官员办公桌上便告结束，这种咨询方法对决策不会有多大作用。那种靠临时召集专家开一两次会议，写一份报告的做法，有如用专家临时“拍脑袋”去代替领导的“拍脑袋”，这实不为咨询。 　　六、先进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健全的情报信息网络 　　整理科学事实，提出预测未来应采取的方针和策略，采用电子计算机和现代通信等手段是最简捷和准确及时的。兰德情报信息系统的核心是“兰德计算机中心”，如兰德公司有由1700台微机、150台UNIX 工作站及文件服务器组成的计算机网，这些计算机与Internet互联，它们保证兰德的研究人员随时访问世界的其它资源，也允许外界访问兰德的资源。兰德的研究生每人都能分配到一台微机和相应的软件来从事学习与研究工作。它配有一支由众多程序编制人员、系统分析专家、工程师和操作员组成的技术队伍，大量运用计算机来处理各种复杂问题，从而大大提高了兰德的研究质量和工作效率。 　　此外，兰德公司还增设了许多小型研究中心，包括亚态政策中心、信息改革分析中心、俄国及欧亚研究中心、毒品政策研究中心、大中东研究中心等。为了国家的利益，兰德公司不仅指导政策性分析，同时也研究主要的分析方法和培训来自其它机构的分析家。国外的思想库也十分重视研究方法的不断改进和创新。40年来，兰德公司发展和完善了一系列新的研究方法和预测技术，如“启发式规划”、“线性和非线性规划”、“动态规划”、“特尔斐法”、“成本效用分析”、“系统分析”等。它研制的“计划、程序和预算编制系统”（PPBS）已被联邦政府广泛用于军事预算和联邦政府的编制。原兰德总裁赖斯认为：“兰德工作之所以如此重要，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它为政策研究提供了分析工具”。“从长远的观点看，关于方法的创造性研究才是兰德最经久不衰的成就”。 　　国外的思想库大多都有自己的图书馆，藏有丰富的图书、期刊、报纸以及各种文献、数据和资料。 如兰德图书馆收藏了53000 本图书， 134000份报告，3000种期刊，4000张地图，还有很多特殊形式的文件和缩微品。研究人员可以通过终端检索兰德图书馆的数据库和所有兰德出版物。这些数据库，内容包括人口调查、健康、劳工、教育、统计和审计等综合信息和参考资料。兰德图书馆还与其它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建立馆际互借关系，并可以检索其它主要图书馆的馆藏来满足用户的需要。此外，各国的思想库还设有专门的情报服务机构，如野村综合研究所在伦敦、华盛顿、纽约、新加坡及香港等都设有各种事务所，负责搜集有关的信息和情报；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建有一个与17个成员国联网的计算机网络；斯坦福研究所不仅在国内的华盛顿、纽约、芝加哥、休斯敦等大城市设有分支机构，在国外的伦敦、巴黎、苏黎世、东京、米兰、马德里、斯德哥尔摩等地也建有分支机构，这些为数众多、分布极广的分支机构构成了斯坦福研究所的情报信息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