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闲书话｜从互相成就到相“望”于江湖，林纾与商务印书馆

从互相成就到相“望”于江湖，林纾与商务印书馆 原创 2016-11-07 张稷 中华读书报 林纾现象 活跃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谋变求存的一代知识分子中，林纾是性格比较鲜明、际遇比较特殊的一位。这里所谓“林纾现象”，是指18世纪开始的中西文明碰撞中，林纾作为西方文化的引介推广者和中华传统文化的坚定守卫者，在新文化运动前后遭遇到的两种绝然不同的境遇。新文化运动前，林译小说数量之多、影响之大，堪称空前绝后。林纾作为西方文化的译介者和传统社会的批判者，享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和较高的社会声望；辛亥革命之后，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开始，他与激进派及新文化诸将激烈论战，反对废弃文言文、反对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因其论辩对方所主导的新文化运动影响日盛，“力延古文之一线”的林纾渐渐被视作“旧文化卫道者”，愤懑失意，甚至被迫从北大辞职至，以“遗老”自居，卖文卖画为生。在这两个阶段中，林纾的“激进”与“保守”都达到了相当的强度。两厢对比如此分明，如此强烈。林纾在历史演进的洪流当中表现出来的“矛盾”，代表了大多数知识分子在中西文明碰撞中的普遍困惑；由此而对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所做的思考，亦代表了大多数知识分子在中西文明碰撞的痛苦中，重新寻求民族安身之本、立命之途的不懈探索，因而具有普遍的意义。 “林纾现象”还包括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在日趋激进的社会潮流中，林纾研究的长时间沉寂。直到20世纪80年代，林纾才被重新纳入研究者的视野，林纾作品的价值以及其对待中西文明的观点、态度、方法，也逐渐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正面评价。 林纾本人具有多重的文化身份。他自诩为“叫旦之鸡”“共和之老民”。有关学者研究了他被时人与后人加冠的众多头衔和标签，令人目不暇接：“一个很清介的人”、维新派、爱国者、启蒙者、卫道者、遗老、“译界之王”“译坛泰斗”“桐城谬种”“婢学夫人”“唐吉诃德”“文化守灵人”“中国文化巨人”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标签无疑体现了林纾身份的复杂性，其历史定位也是几经波折：正面—反面—平反—多元。林纾研究之热与他身份的多样性不无关系。笔者认为林纾多重身份的核心，正是启蒙。 林纾最早的文学创作《闽中新乐府》，发表于19世纪末年梁启超参与创办并主导的澳门《新知报》，早于康梁的启蒙新诗，可谓发“诗界革命”之先声。这些新乐府诗引新学语入诗，输入时代新内容，使之呈现通俗化、白话化、散文化的趋向，其中的新名词、新语句，传达出新思想、新情感、新意境；在内容上讽喻时弊，宣传爱国思想、倡导维新思想，表现出浓郁的时代气息和晚清特有的近代化特征。 林译小说极大地发挥了文学的启蒙作用，推动了一代文学大家的产生。这些小说系统地介绍了西方主要作家和主要文学流派，给孕育期的中国近现代文学提供了聊以仿效的范本。胡适认为林纾是“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第一人”。周作人说他和青年鲁迅都曾是林译小说的热心读者，“他介绍外国文学，虽然用了班、马的古文，其努力与成绩绝不在任何人之下”。郭沫若在《我的童年》中写道：“林译小说对于我后来的文学倾向上有决定影响的，……在幼时印入脑海中的铭感，就好象车辙的古道一般，很不容易磨灭。”有学者认为，林译小说是中国近现代文学艺术孕育、发展的基石和催生的动力。 此外，林译小说率先将全然不同的文明图景带入了国人的眼界。他翻译的小说，展现了政治、经济、社会、思想观念、风土人情乃至各种生活细节与本土迥异的西方世界。人们在阅读这些引人入胜的小说时不知不觉中展开比较和思考。这种顺由文学阅读由感观带动的自觉启蒙，正是阅读林译小说的一代知识分子的集体经验。 林纾是最早对中国传统文化展开批评的知识分子之一。这些批评散见于各类文体。林纾认为传统政体脱离实际功用、司法落后、“视民贱、取民多”，指出国民种种劣根性，如缺乏法制观念、官本位、迷信等，他尖锐地指出国人在宗法制度、封建礼教以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生活方式等因素作用下形成的涣散、自私、愚昧、荏弱、驯顺、畏葸、怯懦、退让等秉性。这些批评在当时无疑成为醒世与警世的响钟，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与后来的学术大家相比，林纾的批评缺乏思想深度和学理支撑，与新文化诸将相比也不那么“彻底”，这为他后来在“文白之争”中陷入被动、走向沉寂，最后竟至成为“旧文化”的“顽固保守”的代言人埋下了伏笔。 而成就林纾一代文化大家的推手，正是当时最有成就、最具影响力的文化机构——商务印书馆。 林纾与商务印书馆：从互相成就到相“望”于江湖 商务与林纾的关系，反映了其对内处理与作译者的关系，对外对待各种文化流派与思潮的基本态度。商务对待林纾，从初期的互相成就，到后期的相“望”于江湖，反映了其兼容并蓄、温和包容的文化态度，同时也颇能代表商务“顺潮流左右应付”，进退有据、高低有时的稳健务实。 林纾之于商务的重要性是多重的。林纾和商务联袂创造了“林译小说”这一文化品牌，成为出版家和作译者合作双赢的佳话。林纾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之后不久，福建同乡、商务编译所所长高梦旦邀请他为商务翻译小说。林译小说“以振动爱国之志气”为目的，双方意气相投，张元济自然支持，加之高梦旦这位强有力的幕后推手，遂形成了长期的密切的合作关系。自1903年林译《伊索寓言》开始，林纾在商务出版作品总数达140余种。 商务印书馆对林译小说的重视可从版本的多样性得到印证。林译小说有的以单行本出版，有的在《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杂志上发表，再以“说部丛书”“林译小说丛书”结集出版。“说部丛书”有两个系列，第一个系列10部，每部10种，共100种，刊载林译小说56种；第二个系列4集，共320种，刊载林译小说125种。商务还出版有林译小说袖珍本，书籍价格大幅下降，大大扩大了阅读群体。为纪念林译品牌，1982年商务馆庆85周年之际选林译佳作10种点校出版，之后又相继出版《林纾的翻译》《林纾诗文选》，直至2016年还整理出版了《林纾家书》。林译之于商务的意义，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深受读者欢迎，林译小说是商务宣传推广的重点。1910年代末期，商务在国内有25个分馆，在新加坡、香港也设有分馆，林译小说发行范围甚广。商务不仅在自办报刊上刊载林译小说的广告，《申报》《新闻报》《中外日报》《时报》等国内有影响的报纸，甚至在西北地区的《长安日报》《公意报》和《西北日报》均刊登了林译的广告。商务还借助其在教育系统的强大影响推介林译小说。1907年2月18日，《新闻报》刊载商务“学部审定教科用书，宣讲用书”，林译《美洲童子万里寻亲记》3种在列。林译小说有10部入选“教育部褒奖通俗教育小说”，有的还被纳入国文的补充读本。 林译小说的畅销，为商务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当时商务稿酬一般千字2—3元，而商务付给林纾达千字6元。仅1916年上半年11种近60万字的译稿，林纾即获稿费3000余元。林纾在商务的稿酬收入相当丰厚，后来入股商务成为股东。双方可谓均名利兼收。 林译小说畅销十年，以1913年为界明显分为前后两期，后期译笔逐渐变得草率，译稿色彩黯淡，且存在不少错误。如何处理与这位为潮流所不容，且书稿质量日趋下降的老作者的关系？商务的处理非常“商务”，给历史留下意味深长的余韵。 商务内部对林译小说的批评早于新文化运动。1914年，当时的《小说月报》主编恽铁樵在给钱基博的一封信中写道：“近此公有《哀吹录》四篇，售与敝报。弟以其名足震俗，漫为登录，就中杜撰字不少：‘翻筋斗’曰翻滚斗，‘炊烟’曰‘丝烟’。弟不自量，妄为窜易。以我见侯官文字，此为劣矣！”而商务对林译小说态度的明显转变是在1916、1917年。这两年《张元济日记》多次提到林译小说： 收琴南小说三种，《畅所欲言》拟改《卫国谈》、《香钩情眼》、《红箧记》。（1916年2月23日） 梦旦查告，琴南小说，今年自正月至八月收稿十一种，共五十七万二千四百九十六字，计资三千二百零九元零八分。梦意似太多，余意只得照收。已复梦翁。（1916年8月10日） 竹庄昨日来信，言琴南近来小说译稿多草率，又多错误，且来稿太多。余复言稿多只可收受。惟草率错误应令改良。候梦归商办法。（1917年6月12日） 林琴南译稿《学生风月鉴》不妥，拟不印。《风流孽冤》，拟请改名。《玫瑰花》字多不识，由余校注，寄与复看。（1917年8月14日） 由此可见，商务印书馆从编译所长张元济、高梦旦，到高级编辑蒋维乔、《小说月报》主编恽铁樵等对后期林译小说都颇有微词。但大家又不完全持否定态度，《小说月报》后来的主编沈雁冰对《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就是赞赏和肯定的。 如何处理？张元济日记寥寥数语已经说得很清楚：发现来稿有问题的，起初仍照单全收，并做必要的编辑处理，例如修改书名；渐渐地质量问题突出起来，便开始对稿件进行仔细校订，张元济一度竟亲自看稿。期间由于市场和译稿质量的双重问题，商务不再印行单行本，改由在《小说月报》等杂志上发表。到了1919年以后，在“五四”运动的进一步冲击下，刊载林译小说和旧小说的《小说月报》发行量连年下降，馆方启用左翼文化新人入主改革，沈雁冰提出革新《小说月报》的三项条件之一就是“现存稿子（包括林译）都不能用”，而当时已经买下的林译小说有数十万字之多。商务的做法很值得玩味。1923年1月，商务特意办了一本较《小说月报》通俗的《小说世界》，提出化无用为有用，把沈雁冰封存的礼拜六派和林琴南的译稿通通都利用上了。 这样的处理，从大局上来看，商务逐渐放弃林译品牌，是为了密切关注社会进步，跟进思想潮流，顺应新文化蓬勃发展的时代趋势；从人情上来看，转移阵地等缓兵之计则关照了林琴南这样的著名老作者的体面与利益；从市场角度来看，也延续了对老读者的服务；最重要的是，从历史的角度审视，客观上对保守的文化势力所保留的温情，为未来的各种可能留下了余地。一百年后，当我们在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审视林纾的思想主张，对他做出越来越多的正面评价，当我们回头看一百年前商务如何处理这样涉及新老作者、新旧市场、新旧文化、新旧思潮等微妙棘手问题，不禁感慨于商务的温情手法与历史螺旋式发展之间的某种契合。这样的处理，不可谓不敦厚，也不可谓不精妙。这种对待不同境遇的作者、不同的文化主张、不同的社会力量，必要的时候果断取舍，但始终持有的善意的初心、稳健的定力、开放的期待和温和的宽容，是商务区别于滚滚洪流中众多大小出版机构之处，也是促成商务百年蔚然基业的文化基因之一。 百年商务与“林纾现象”的当代意义 随着“革命”和“建设”告一段落，文化价值体系的整体构建日渐成为当今社会的迫切主题。回顾中国在这一百多年所走过的道路，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中西文明的关系，如何在保持本民族特性的前提下，开展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对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传统文化在民族复兴进程中的作用与价值，与“五四”时期相比有了本质的变化。此时回望林纾，视角和标准已全然不同，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色彩逐渐淡化，更多的时代背景被植入观察，对林纾的评价，也越来越多地被放置到历史长时段当中考察。于是，他的文学与书画才华被重新发现，他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和批评，他的启蒙地位、中西学观、对新旧文化的思考、完整的文化立场呈现出独有的价值，日渐得到当代人的肯定。 现代化是西方文明的产物。西方的现代性，即是对自身传统的反抗与否定，又是延续和发扬。但在中国，现代化常常以对传统的彻底否定为前提。林纾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急遽转型的时代。实际上，林纾的“守旧”，是革新中的守故，是文化上的宽容。他不是反对新思想、新道德，而是主张在坚持中国传统道德本位的基础上，再借鉴和吸纳西方的道德和价值。他不是一味反对白话文，而是反对废弃古文的激进态度。这种改良思想，并不适应当时激进的潮流，但却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文明发展的内在要求。这样的态度与商务印书馆在一定程度上不谋而合。在120年的历史中，商务印书馆引进西学与整理国故始终是并重的，对待各种文化思潮和社会运动既顺应潮流、有所取舍，又始终兼容并蓄、宽厚以待。这样的文化立场与文化态度，正是商务印书馆这样的卓越出版家和林纾这样的精英知识分子及其百年境遇，在今天重构民族文化与价值体系的时代背景下，给予我们的深刻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