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以上海为例

也谈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以上海为例 ——与许纪霖先生的商榷 作 者： 靳环宇+关注 作者简介： 靳环宇，历史学博士，湖南商学院经济学系讲师。（湖南 长沙 410205） 原文出处： 《学海》(南京)2005年第03期 第173-176页 内容提要： 民间慈善组织是建构中国近代市民社会形态（亦可谓之公共领域）和话语系统的基本路径，而非是遵循思想史与概念的思辨演绎。而许纪霖先生以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个别人物的思想为中心依据，得出中国的公共领域出现在甲午战后的戊戌维新时期的看法，似显过于简略而难有说服力。其实，早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就已经出现了全国性的民间慈善组织、经济组织，代表这些新兴组织的新兴阶层及其思想家，以及反映社会民意的现代传媒等等，它们是三位一体的，共同营造出了近代中国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所以，中国的公共领域的出现早于许纪霖先生的推断。 期刊名称： 《中国近代史》复印期号： 2005年09期 关 键 词： 公共领域/上海/义赈组织/《申报》 标题注释： 许纪霖先生的文章《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以上海为例》一文，转载干本刊2003年第9期。 字号：大中小 　　一 　　近年来，由于国内外对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兴趣，尤其是疏离了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史与思想史的研究范式，更多地观照了下层和中层社会的真实生活形态，逐渐地促使中国传统社会的面貌日趋清晰。于是，率先由西方学术界引发，也有中国学者参与的关于中国传统社会中是否存在西方式的“公共领域”、“公民社会”、“市民社会”等问题出现在中国学者的面前，渐次成为一个学术热点。（注：参见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18-326页。）根据笔者观察，现有成果多是从对明清时期开始大量出现的传统工商业行会、会馆、公所和慈善事业的善会、善堂的考察之后得出上面的结论的。实际上，大多数学者对照搬西方社会的一些概念来套用于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研究的做法及其结论是存疑的。由于笔者的博士论文选题是中国近代民间慈善组织研究，尤其以上海、苏州、杭州等地为考察对象的缘故，这就成为不能避开的话题。 　　许纪霖先生发表在《史林》2003年第2期的大作《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以上海为例》（该文主要内容亦曾在《光明日报》等报刊登出）是对中国近代公共领域问题的全方位、多层次的探讨，其思辨的行文给人许多启发。许先生的思路不似前面所说从传统的工商业组织和慈善组织入手进而讨论公共领域，而更多地则是从传统思想史和政治史视角切入，再结合哈贝马斯的关于公共领域的理论进行概念的铺陈和演绎的。笔者在学习和阅读时贤论著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地发现，学者在参考和借鉴前人的学术成果的同时（它可以启发思路、减少弯路等），往往会被前人的学术框架和结论等所束缚。因此，自己的很多结论就是在别人的结论之上直接推演而来，却不一定深究别人是在什么环境之下得出的结论，以及这一结论的适用范围。笔者对许先生的文章在以下几个问题上有所疑问，不确之处，敬请批评： 　　第一，中国近代公共领域出现的时间问题。第二，中国近代公共领域的出现是否与资产阶级存在关系。第三，关于文章中的一些论据和论证问题。 　　二 　　先谈第一个。许纪霖先生指出，“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出现，大致在甲午海战失败到戊戌变法这段时间。”其表现是士大夫议论时政，参与变革。这时公共领域的结构是报纸、学会、学校三位一体。许先生认为，1896年成立的《时务报》是上海公共领域形成的起点。强学会和格致书院是士大夫评论时政、施加压力的活动场所，而《时务报》是发表看法、制造舆论的传播媒介。但是，笔者不同意许先生的这一观点。首先，像1840年和1895年等中国近代史上重大的社会转折点不一定都适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在社会的某些领域中可能存在着它自身的一些发展演变规律，如中国的公共领域问题就是这样。如果说从明清时期的工商业组织和慈善组织中得出公共领域还比较牵强，那么中国迈入近代社会之后，随着国内外局势的急剧变化，经济基础和生产形态的不断转型，中国的工商业组织和慈善组织相应出现了新的表现形式。这一时期也出现了报纸、刊物、电报等现代信息传播工具，还出现了轮船等现代交通工具。其中，最重要的是出现了新的阶级——资产阶级。在此意义上，笔者认为，中国近代的公共领域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80年代继续发展，90年代尤其是在甲午战后的戊戌变法运动中走向成熟。其中，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包括买办、工商业资产阶级、洋务派知识分子等）是主体，其活动空间有《申报》、《汇报》等报纸，有格致书院、中西书院等，有许多民间义赈慈善组织（其上层位于上海、苏州、杭州等处，基层延伸至全国各地，也波及到海外）。他们经常对关系国家全局或者局部的问题发表意见，比如军事、外交政策、教育、赈济、慈善、农田水利、城市建设、戒烟、防疫、娼妓、妇女工作、流氓、消防等等。 　　关于第二个。中国近代公共领域的出现是否与资产阶级存在关系？许纪霖先生的答案是否定的。他在文中指出，欧洲公共领域的形成是与市民社会的发展紧密相关的。由于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很自然地会产生政治诉求，在未有制度化渠道之前，就自发地聚合在一起。在此基础上形成公共领域，并进而体制化。但是，许先生认为中国晚清（上海）不存在市民社会，真正的建制化的市民社会的标志是1902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出现。比较明显地，许先生忽视了明清以至近代经济社会的演变轨迹。正如著名经济史家吴承明、傅衣凌先生所指出的，16世纪以来中国和西欧一样经历着一场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过程，这是世界性的潮流。（注：参见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北京三联出版社2001年版，第27页。）17、18世纪西欧实现了以机器大工业为标志的资本主义，而中国这一现代性经济因素却呈现迟滞状态。直到19世纪中后期，中国才在中外双重因素的基础上出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形态因此而发生了变化。可以说，这时在中国某些地区（比如上海）已经出现了类似于西方的市民社会。也就是在此基础上，上海在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发展出公共领域的社会现象。 　　关于第三个。据笔者的陋见，许先生这篇文章中的论证的逻辑性和论据的准确性似乎也存在问题。首先看其论证的逻辑性。在第81页末段，许先生认为洋务士大夫冯桂芬、王韬、郑观应、张焕伦等人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成为上海公共领域中基本的骨干”。但是，下段又说他们最多应属于90年代后期形成公共领域的基础和条件。并且还认为，“作为主持者洋务士大夫本身也依然属于体制的一部分，缺乏真正的民间身份。”这里已经表明，许先生既想让冯桂芬、王韬、郑观应、张焕伦等人成为其公共领域的主角，但又受到时间的局限，而将他们隶属于体制内，从而“缺乏（公共领域所要求的——引者加）真正的民间身份。”这里已经出现了一个两难局面。稍后，许先生为了将康有为、梁启超、汪康年等人说成是真正的公共领域的代表人物，就认为他们只与体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基本活动方式已经从体制内部转移到了民间。要回答洋务时期冯桂芬、王韬、郑观应、张焕伦等人，与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汪康年等人，到底谁与体制联系最紧密，以及谁应属于体制内的问题，只要多了解一点他们的出身、功名、履历就应该很清楚了。还是围绕这一点，许先生认为，郑观应与梁启超两人对上海公共领域的形成，功不可没，不得不提。他还认为，“郑观应、梁启超都是在上海，形成了他们的公共领域思想。”笔者认为，严格意义上讲，许先生又混淆了一些时间上的概念。因为他知道二人在形成公共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但不了解二人的主要活动时期。我们知道，郑观应的思想的最早表达是通过《申报》这一公共传播媒介的，后来又经过完善和补充，结集在《盛世危言》一书中。而他的这一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公共思想，早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发展定型。戊戌变法时期，他虽然与其广东同乡康有为、梁启超，甚至孙中山等人有所交往，但是其改革的积极性和对待变法的态度已大打折扣，带有比较消极的色彩了。也就是说，郑观应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按许先生的意思，也可以说是近代公共领域史）中的地位和主要功绩应该被限定在洋务运动时期。（注：参见夏东元《郑观应传（修订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如果许先生还认为郑观应形成了“他们的公共领域思想”，那么很明显，中国近代公共领域形成的时间应该往前提。 　　论证逻辑出现问题的另一例证是关于格致书院的引用问题。在文章第二部分中，许先生已明确指出格致书院虽然“部分地具有批判的性质”，“但它们并非是公开的，也没有直接面对公共大众。”因此，它只是“陆续形成了公共领域的多种基础和条件”的一种。但是，许先生在文章的第三部分在论证上海公共领域三位一体的结构时，又将格致书院作为其公共领域学校结构部分的代表。如果我们知道了许先生在后面引述的格致书院的情况也是主要发生在戊戌变法之前时，那么这种前后矛盾的论证就很难站住脚了。 　　关于史料的准确性问题，这里指出一例。在文章的第二部分，许先生认为“虽然，90年代中期之前的一些报纸、书院部分地具有批判的性质，比如我们以后将谈到的格致书院对社会政治问题的讨论，但它们并非是公开的，也没有直接面对公共大众。”这一说法是否准确呢？通过翻阅这一时期的《申报》，我们可以发现，格致书院当时特课、季课从选题、命题、答题到最后对试卷的处理都是公开的，面向大众的。首先，书院的选题和命题权是交付给一些社会公共人士的。当时特课试题一般请南北洋大臣选命，比如李鸿章等。季课试题一般由社会闻名的洋务派实业家、理论家或与西方接触较多的官员选命，比如盛宣怀、薛福成等人。显然，这些试题本身就是当时比较热点的政治、经济问题。其次，这些试题命出后，格致书院就借助于《申报》向社会公众发布。再次，也最能反映其开放性和公共性的一点是，公布的试题类似于今天的征文性质，书院内外、江苏省内外（时上海隶属于江苏）的文人士子都可参与。最后这点也很重要，当应课的试题完成后，或投寄书院，或投寄《申报》馆，经过校内外专家的评定，评选出特等、一、二、三等奖，给予物资奖励。更关键的是，被选为特等、一等的文章最终还会在《申报》发表。其位置还是头版头条，并有校内外知名人士的按语或点评。例如，发表于《申报》经王韬评点的获奖文章就有多篇。 　　三 　　最后，笔者就许先生的这篇文章谈两点自己的看法。 　　其一，经济基础第一位的问题。时下，“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等等概念，学人多从政治、思想、文化的视角对其进行解读、认识和推演，而往往忽略它们所反应的真切内涵。据笔者的理解，公共领域所反应的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动，这是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超乎此，则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对公共领域起源和形成问题的探讨，更应该从社会经济形态变动的角度来思考，这是惟一的正确途径。就公共领域问题本身而言，它体现的是社会中的现代性因素，而社会现代性因素无疑来自于经济领域的现代性。在世界范围传统国家向现代化转化的过程中，市场经济分量的加重是其主流。也有人将这一转化过程称之为资本主义化。（注：参见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北京三联出版社2001年版，第6-9页。）中国传统经济在16世纪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反映在社会领域，就是大商人阶层的出现，一些具有民间公共性的工商业组织和慈善组织也就应运而生。直到近代，由于内外合力的作用，中国社会内部形成了新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日益普遍和深入，那么反映在社会上，就是更多更大的社会公共组织的出现。这一组织是工商业组织和慈善组织的混合体，正式形成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时称之为义赈组织，主事者有谢家福、经元善、施善昌、盛宣怀、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叶澄衷等，他们是正在形成中的资产阶级。这些人利用义赈组织，借助于官民之间的角色定位，为社会的公益、公共事业而各尽心力、身体力行。可以说，他们的公共性还主要限于社会之衣食之忧。而到甲午战争之后，由于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化，他们（至少是他们中的一部分，可以经元善为代表。（注：参见虞和平编《经元善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当然不能排除新的公共力量的加入）的公共性忧虑已经发生了转向，主要观照的是国家之存亡。这种公共性意识的转向，反映了近代公共领域的观照对象的发展变迁过程。许先生没有从中国传统经济现代性和经济形态的转移这一角度看待公共领域问题，故而会在文章的论证过程中发生一些前后矛盾的逻辑问题，在史料的运用上也会出现一些时间误置问题。 　　其二，史料的发掘问题。史料问题在历史学研究中至为重要，它关系到历史科学建构的真实性、准确性、完美度。从许先生这篇文章可以看出，除了其论证的逻辑起点有可商榷处之外，对于构架这段历史的史料基础也有着比较明显的疏漏。许先生的文章一般以义理的阐释见长，而该篇文章显然应该走实证的路子。但是，文章开篇和论证过程中仍较多地运用了逻辑概念的推演，这也是这类文章研究中所必不可少的，可它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之上。在这篇文章中，许先生很少引用第一手资料，而大多是转引别人的现有成果或材料，或者直接从概念出发进行逻辑推理。我们知道，关于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研究毕竟开展的很少，目前的研究也多局限在概念的讨论上。即使有人从实证角度入手，也必须建立在占有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之上。走实证路子进而探讨了中国社会中公共领域问题的，有如夫马进关于明清善会善堂的研究（注：参见夫马进《善会善堂的开端》，刘俊文主编：《日本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宋元明清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13-455页。还可参考下引小滨正子的著作。），梁其姿关于明清慈善组织的研究（注：参见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小滨正子关于民国时期上海公共性的研究（注：参见小滨正子：《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葛涛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等。 　　据笔者的观察，近代上海的一些史料未被重视和发掘，严重影响着上海史研究的深入，并使现在的一些比较有名的成果存在较大的漏洞。其中之一就是关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上海（以及苏州等地）义赈组织的一大批资料。其分布主要在于《申报》和江南各地区的档案馆之中，江南地方志中也有一些，但过于简略，很容易使人忽略这一当时历史上的重要现象。然而，通过对这段史料的发掘和研究，可以使我们更清晰地认识中国（上海）社会各方面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变过程，并对洋务企业和这一时期的买办、资本家等阶层有更深入的了解，以及对当时的民间社会真实境况有更真切的体验。做到了这一点，对许先生该文所讨论的问题应该会有一个较满意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