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鹏飞:编辑学研究的范式危机

编辑学研究的范式危机 ——“出版思维”与“实践思维”之批判 Paradigm Crisis:Criticism of Publishing and Practical Dimensions of Editing Research 作 者： 王鹏飞+关注 作者简介： 王鹏飞，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开封 475001） 原文出处：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开封)2009年第1期 第147-152页 内容提要： 当下的编辑学研究难以深入，是学界关注的一个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固有的编辑学研究范式出现了危机。研究群体带来的“出版思维”，与编辑学研究之初形成的“实践思维”，构成了编辑学研究范式的两维，也限制了编辑学研究的继续深入。而对此范式进行反思与突破，就成为编辑学研究当下要做的工作。 期刊名称： 《出版业》复印期号： 2009年05期 关 键 词： 编辑学/研究范式/出版思维/实践思维 字号：大中小 　　中图分类号：G2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242(2009)01-0147-06 　　编辑学研究进入新世纪之后，不复1990年代中期的繁荣而进入了沉寂期，已经成为学界的一个共识。翻阅近几年对编辑学研究进行综述的文章，能不时看到这样的结论：“编辑学研究有原地踏步之迹象，亟待于进一步深入与创新”，[1]“总体而言，近五年的编辑学研究略显沉闷，理论方面少有突破”，[2]“近年来，编辑学研究徘徊不前已是不争的事实”。[3]无奈的话语折射出的正是新世纪编辑学研究的困境。对此情况，不少学者进行了反思和探析，尤以庄道鹤《论我国编辑学研究的现状与出路》提出的观点具有代表性。庄文认为，编辑学研究要想继续发展，就必须“1.拓宽编辑学的研究视角，从各个不同的切入点来观照编辑活动；2.编辑学研究要尽量汲取其他学科的营养，走交叉综合发展之路；3.加强编辑学研究者之间的联系，走群体协作发展之路；4.完善研究方法，走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之路；5.重视编辑学各方向的研究，走史、论、实务平衡发展之路。”[4]庄文的结论虽然过于简化浮泛，却涵盖了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机制等多个方面，是一种整体的考量。进入新世纪之后，学界的反思大多围绕某一方面展开，如蔡克难《编辑学研究为什么不能深入》中提出的“对开展编辑学研究的必要性缺乏正确认识”，“缺乏持续、有力的组织引导和必要的宣传发动”观点，[5]张海峰《从“问题研究”模式到“理论研究”模式》中提出的以“编辑工作改革研究作为编辑学研究的新起点”，[3]王京粤《编辑学理论应加强多学科渗透性的研究》中提出的跨学科研究等思路，[6]或探讨研究方法，或分析研究内容，或反思研究机制，都不再全面观照，而是从某一侧面更为深入地论述，这也是近几年编辑学研究反思文章的一个特点。但无论是庄道鹤统而论之也好，还是蔡克难、张海峰等各个击破也罢，这些篇什都是在现有的研究框架之内提出的改良建议。近10年的反思依然不能使编辑学研究走出困境的事实，彰示着仅在学科内部进行细枝末节的修补已经不够了，而必须跳出学科的范畴，对我们的研究主体和研究范式自身进行一些反思。 　　一、编辑学研究的“出版思维” 　　说起编辑学研究的起源，我们一般会提到几个事件。1979年12月，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成立；1983年11月，第一届出版工作者年会召开，宋原放做了《迫切需要建立社会主义出版学》的报告，其中提出了编辑学的意义。此后，随着1985年《编辑之友》的创办和《河南大学学报》“学报编辑工作论坛”栏目的创设以及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的成立，1986年首批编辑学研究生招生，编辑学研究开始走上快车道。到1992年10月中国编辑学会成立以后，编辑学学科基本完成了自己的建制工作，近十几年的编辑学研究也变得枝叶扶疏，云蒸霞蔚。通过对编辑学历史的简单回顾可以看出，编辑学的研究一开始是建立在出版工作基础之上的，正如有学者指出，“1979年12月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成立，为编辑学研究队伍的建立奠定了基础”。[7]46这种创始特征一直延续至今，如果浏览一下中国编辑学会第四次大会的会员名单，就会发现来自出版社以及报刊编辑部的职业编辑人员还占据8成以上的比例。那么，这种构成是否符合一个严格意义上学会的性质呢？笔者认为是可以讨论的。毕竟，一个学会的组成人员绝大多数来自出版业界，从而使“编辑学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编辑协会”的性质，这在全国性的研究学会中还是不多见的。当然，这并不算是问题，如果以研究人员的出身来判断其是否适合成为研究主体，显而易见是一个十分幼稚的标准。正如中国编辑学会官方网站对个人会员身份的解释：个人会员以资深编辑、教授为主，同时吸收高等学校从事编辑学研究的教研人员和在编辑工作或编辑理论研究方面取得成绩的中青年编辑骨干。也就是说，会员即使是来自出版业界，也是因为在编辑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成绩，这是在编辑“学”的基础上做出的规定。但情况是否如此简单呢？ 　　在对近20年的编辑学研究梳理之后，就会发现事实似乎并不如此。以出版业界人士为主体的编辑学研究群体，使编辑学科长期呈现出单纯的印刷媒介特征，也即编辑学研究实质上也只是一种出版编辑学研究，很大程度上限制着编辑学研究的广度。具体来说，这种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从编辑学内部来说，体现在对研究对象的认定上。编辑学的研究对象是古往今来各种各样的编辑活动，这基本已成为学界共识。但如果再问一句：什么样的编辑活动才能成为编辑学研究对象？或者说，除了职业编辑之外的其他人群如作者或读者是否也有值得研究的编辑活动？问题就出来了。事实上对于这个问题，也一直处于争论之中。以作者为例，正如有学者提出的，“在实际中，还存在着高层次学术水平的人员，撰写论著有原稿照发的情况”，[8]这是一个事实。但作者是否就没有进行编辑活动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该学者也承认，“如果这类人员担任编辑工作适应性就很强”，[8]言外之意就是，这些作者仅仅是没有从事编辑职业的编辑而已。但这样的活动能否作为编辑学的研究对象，就有异议了。不少研究者看来，作者的编辑活动并不是编辑学的研究对象，因为作者并没有从事过编辑职业。这种观点，在孔子是否编辑家的争论上尤为突出。虽然反对的一方也大都承认孔子居功至伟的编辑活动，但却认为他仍不能称为编辑家，理由就在于孔子只是“作为一种著作方式的‘编辑’，而不是作为一种专业工作的‘编辑’。以作为一种专业工作的‘编辑’为业的人，叫做编辑工作者，其中成果卓著的人称为编辑家，顶尖人物则称为编辑大师。孔子根本就没有做过作为一种专业工作的‘编辑’，怎么会成为编辑家或编辑大师呢？”[9]这种逻辑若以文学为例，就是——王小波、王朔们的写作，只是一种作为思考方式的写作，而不是一种作为“专业作家”的写作。以作为一种专业工作的“作家”为业的人，叫做作家，其中成果卓著的成为著名作家，顶尖人物称为文豪。王小波们根本就没有做过职业性的“专业作家”，怎么会成为作家或者著名作家呢？王小波们是否能算得上作家，在文学研究界并不构成一个问题，因为其中的逻辑漏洞一眼可见。而且现实中的情况也似乎正与此相反，不少写出了伟大作品的非“专业作家”一旦成为职业性的“专业作家”，反而保持不了作家的水准了。诸如此类的问题在编辑学研究里却长时期存在，其原因在哪里呢？正如德里达对文学的追问：“谁决定、谁判决，且以什么资格确定什么东西属于文学？”[10]125换到编辑学，我们不禁也要追问，是谁决定了只有专职编辑的编辑活动才是真正的编辑活动，只有从事过职业编辑工作的才能被称为编辑家？ 　　其二，从编辑学外部来说，是对编辑学与其他学科关系的认定。任何一种理论，其立足之本就是要具有解释力，能够对研究对象作出符合经验事实的解释。如蔡克难先生所指出的，一种编辑学理论是否是“符合科学规律的编辑学理论”，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要“能够解释不同形式编辑活动的演变”，[5]这正是编辑学理论立足的一个基本要求。但长期以来的编辑学研究，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不少基础理论，只是在解释一种形式编辑活动的演变，这种形式，就是目前占据编辑学会主体的印刷出版形态编辑活动。比如有学者说，“故此，给编辑这一名词下定义时，就要限定在出版领域之内，在出版之外，不可能再有第二种编辑”。[8]如果这句话是在100年前说的，理由尚且充分，毕竟那是一个印刷出版占据媒介市场主体地位的时代。但编辑学研究发轫之后的时代，已经是一个在印刷出版媒介之外另有多种新媒介并存的时代，而以网络和多媒体等新型媒介为主要内容的新传播形态，其所带来的冲击和意义并不亚于此前新型印刷出版业的诞生。王国维有一句著名的话，叫做“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11]1其实，对于编辑学来说，以历史标准纵向来看，说一代有一代之编辑学，也是完全成立的。而且，以媒介标准横向来看，也可以说一媒介有一媒介之编辑学。那么，为什么在新媒体已经兴盛而且网络编辑等职业都已产生的情况下，不少学者却依然坚持认为“在出版之外，不可能再有第二种编辑”，或者认为“编辑活动可以独立于出版业之外而存在于古代、现代和未来，而编辑职业仅存在于近现代的出版业中，在出版业之外不可能存在有专职编辑活动”呢？[8] 　　从学理层面来看，上面所提及的两个问题其实并不构成问题，或者至少不应该长时期地被提出来。但这样的问题在编辑学研究界长期存在且一直争论不休，其原因就在于不少研究者所站的立场只是印刷出版和职业编辑立场。在这种职业本体意识之下，对编辑学研究对象的认定标准便按照职业准则展开。即以作者的编辑活动来说，虽然作者在对书稿进行编辑工作时，其书稿已经具有和职业编辑修改时同等的编辑客体性质，但仅仅因为此时从事编辑工作的主体是作者，这种编辑活动便被认定为属于创作部分，自然就被排除在了编辑学的研究对象之外。 　　在目前的多媒介时代，几乎每一个关注编辑学研究的人都会有一种体验，就是不少媒介的传播活动都具有编辑的意味，但又不完全符合出版领域内的编辑学定义。那么，是坚持固有的思维将这些新媒介或职业编辑之外的编辑活动摒弃在外，或是将之纳入编辑学研究的视野，是我们必须做出的选择。其实不少研究者也承认，编辑活动的产生，本身就是媒介载体发展的一种产物，而编辑职业的形成，也不过是印刷媒介在19世纪后半期突然兴盛之后的事情。也就是说，印刷媒介的编辑活动其实只是漫长丰富的编辑史中的一段，是多种多样的编辑学活动中的一种。但在具体的研究中，这样的认识却没有得到明显的体现。如有学者针对目前的学科困境，提议设立“广义编辑学”，并解释说“广义编辑学也就是涵盖书籍、期刊、报纸、音像、电视、戏剧、广播、电子出版物等等编辑理论的综合科学”，[12]这种界定可以说是眼光宏阔的，但作者接下来说，“它应当拥有三个组成部分，即编辑出版理论、编辑出版实践论、编辑出版人才论”，[12]立即又把上一句刚刚“广义”了的编辑学拉回到了出版的狭义范围，而把广播、戏剧等媒介继续排除在外。这种不自觉地把编辑学研究限定在出版编辑学领域的思路并不是一个个案，而是编辑学研究中的一个普遍现象，标示出这种思路已经成为不少编辑学研究者的集体无意识，本文称之为编辑学研究的“出版思维”。 　　二、编辑学研究的“实践思维” 　　在目前的编辑学研究之中，另外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不少编辑学研究的文章研究的其实并不是编辑学，而是编辑术。即以笔者手边的《中国编辑》2008年第2期为例，除了“实务链接”栏目中的11篇文章之外，“精神家园”、“质量聚焦”、“成才·用才”乃至“广角镜”和“编辑抒怀”栏目里的大多篇什，也都是关于具体实务操作的，占据了全期内容的六成还多。这些文章的重点，借用本期的几个题目——《眼见为何不为实——如何把住新闻报道真实性的关口》、《编辑如何发现、评价及处理“新”新闻来源》、《如何保证和提高引进版图书的编辑出版质量》来说，关注的重心都放在了编辑术的如何之上，而不是编辑学的为何之上。当然，编辑实务肯定是编辑学研究的内容之一，而且是重要内容，但这类内容占据了一份编辑学会机关刊物的六成以上篇幅，从编辑学的学科角度来说并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甚至可以说，这正是编辑学研究不能深入的另一表现。或许有人会说，编辑学不同于文学和历史学，它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但是我们能想象一本譬如名为《证券研究》的学术机关刊物，上面一多半的文章都是“杨百万”式的炒股之道，而不是“厉股份”(厉以宁)式的学术思考吗？而证券学的应用性笔者认为也不比编辑学小。 　　那么，是什么造成了编辑学研究不重理论而重实务的“编辑术”化特征呢？就是编辑学形成之初即拥有的“实践思维”定式。正如上文所述，编辑学研究的发轫，普遍认为是1979年的中国出版协会的成立。众所周知，在当时，意识形态之中最重要的命题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冲破“两个凡是”的理论武器，这个命题不但直接引发了改革开放这场巨变的产生，也把整个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从“文革”的务虚转移到了改革开放之后的务实上来。在此背景之下产生的编辑学研究，便不可避免地具有以实践来检验真理——编辑学理论的先入之见。另一个思想来源，则出自中国编辑学最早的两本教科书。1947年，广州的自由出版社出版了李次民的《编辑学》，它被认为是编辑学研究的最早专著。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翻译了苏联倍林斯基的《书刊编辑学教学大纲》，它是首次引入的西方编辑学研究成果。这两本编辑学著作，无论是前者影响寥寥而后者影响甚大也好，或者是前者是从新闻编辑角度着眼而后者是从书刊编辑角度着眼也罢，其共有的特征，就是都强调了编辑工作技巧等实务工作。其实，倍林斯基的俄文著作本来就叫做《书刊编辑课教学大纲》，只是我们自己的误译，才成了“编辑学”而已。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强大思想背景，与编辑学最初成果对编辑实务的强调，一起构成了编辑学研究发轫之初的指导思想。这种指导思想与“出版思维”浓厚的编辑学研究主体结合，为编辑学研究打上了明显的实践化烙印。当然，编辑学研究重视实践是无可厚非的，但值得追问的是，究竟是什么样的实践，才能够作为检验编辑学理论的标准？细看之下就会发现，不时地被用来检验编辑学研究进展的“实践标准”主要有两个。 　　其一，编辑学理论能否指导编辑工作。譬如有学者对编辑学理论的批评，“大量的编辑学论文空谈编辑学理论，与编辑实践相脱离，根本谈不上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13]而日常生活中也会不时听到如此质疑：不少编辑出版家譬如张元济、赵家璧并不学编辑学，照样成了编辑大家，要编辑学何用？自然，这种把特殊现象过分概括化而推导出的一般结论是不值一驳的，因为按照这样的逻辑，我们也可以追问：毛泽东等党的四代领导人都不是学政治学专业的，要政治学何用？鲁迅并不是学文学的，要文学何用？等等，追问的结果，就是所有学科都没有用了。这种疑问并不是问题，但是这种质疑提出之后，编辑学研究不能作出反击，反而觉得这正是自己最大的软肋，便真正成了编辑学研究的大问题。 　　对于编辑学理论的这种批评，主要缘于对于理论本身的一种误解。对于任何一种理论来说，“如果认为理论应当解决实际问题或推动实际社会生活的进展，即理论具有实用性，那么这是对理论的误解。以实用性来评价一个理论是‘好’还是‘不好’，就是将理论庸俗化了”。[14]41编辑学研究同样如此。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编辑学如果一直以具体的操作实践来作为检验标准，应该说是很荒诞的。编辑学之所以能被称为编辑学，其立学之本在于对一些终极问题的追问，譬如编辑活动为何产生？编辑活动在人类关系中处于何种地位，等等。并且，编辑学一旦成为“学”，就必须具有一种形而上的东西，要对所有的编辑活动本质进行揭示，其理论也具有普遍性特征，而不仅仅是对仅有特殊性的具体实践进行验证。换言之，对实践提供指导，不过是编辑学研究的诸多作用之一，如果以此作为编辑学研究的核心评价标准，编辑学研究必将成为单一的编辑效果研究，而不复编辑“学”的含义。但在目前的编辑学研究中，这种意识却有着成为核心思想的趋势。 　　其二，理论指导实践的思维，直接导致了第二条“实践标准”的产生——以培养编辑人才作为编辑学教育的唯一目标。目前的编辑学教育中不容回避的问题就是，编辑专业的学生在就业时并不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比如一个出版社招聘编辑，中文类他们要中文专业，医学类的倾向于医学专业，而真正学习编辑出版的学生却并不热销。这个问题引起了不少研究者的关注。编辑专业的学生就业困境是否主要由我们的编辑学教育造成，这个问题学界并无多少论析。但根源于理论指导实践的思维，就业实践检验出了问题的，那么必然是编辑学教育出了问题，如《数字化时代编辑出版专业教育教学改革的几点思考》[15]、《反思编辑出版专业的尴尬》[16]等文章，都从教育与实际脱钩方面对编辑学教育进行反思。姑且不说高校扩招等造成的就业大环境，仅对编辑学教育自身进行细分就会发现，编辑实用人才的培养至多只能说是编辑学本科教育的主要目的。而我们的编辑学在本科教育之外，还有研究生教育，也正是后者关系到编辑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但具体的研究中也很少对此作出区分，似乎培养实用编辑人才理所当然就是整个编辑学的立学之本。曾长期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的杨晦先生曾经说过，北大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地方，而是培养学者的地方。[17]245这句话典型地说明了以“学”为主的教育和以“术”为主的教育的根本区别。编辑学的目的被限定为培养编辑人才，实际上是混淆了编辑学教育与编辑术教育即编辑培训之间的差异。若以编辑学教育来说，我们培养的应该是对编辑活动进行研究的人才，而对编辑术教育来说，我们培养的才是一种应用的编辑人才。这种混淆与认为张元济不学编辑学则编辑学无用的观点在根本原因上是一致的，那便是编辑学研究中根深蒂固的“实践思维”。 　　三、编辑学研究的范式危机 　　编辑学研究中的“出版思维”和“实践思维”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近30年编辑学研究的一种主流研究范式。正是这种研究范式的危机，造成了目前编辑学研究不能深入的困境，也造成了编辑学学科合法化的普遍焦虑。在不少研究者眼里，编辑学之所以被认为无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明确的学科界限。但限于“出版思维”的固有范式，不少探讨编辑学学科边界的结论又几乎全部围绕着出版领域展开，一遇到其他媒介的编辑活动时便显得捉襟见肘，无从措手。弥补的办法，便是提出更多的限定条件，从而一步步将编辑学紧紧束缚在出版领域之内。而“实践思维”的强势，不但使编辑学研究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编辑“学”的中心，而且使编辑学理论随时遭到实践的强烈质疑，导致理论建设谨小慎微，停滞不前。 　　在目前现有的学科体系中，编辑学与出版学合称编辑出版学。编辑学与出版学之所以被认为是天然紧密相连的，就在于编辑学研究的发轫依靠出版界的力量得以形成。然而这种依托关系，并不能推导出二者是学科近亲的定位，尤其是在目前新型媒介日益发达的时代。当下编辑学与出版学的关系，用下面的图示可以看出： 　　 　　图中横轴表示编辑学的主要组成部分，竖轴表示出版学的主要组成部分。在横轴的编辑之维，出版是一个编辑类型，在竖轴的出版之维，编辑是一个出版要素，编辑与出版仅仅是在编辑出版这一点上相交而已。除此之外，并没有任何的从属关系。编辑学与出版学的这种关系，早在十几年前，邵益文先生即指出过，“编辑学不是出版学的分支，出版学也不是编辑学的分支，两者互不隶属，都是独立的学科”。[18]303但囿于固有的研究范式，编辑学直到目前还基本固守在印刷出版领域之内。更为有趣的是，依靠出版起家的编辑学在一次次的疆域界定之后，最终与出版学同室操戈，产生了延至当下的“编辑大于出版”还是“出版大于编辑”的争论，显得颇为诡异。那么，本质上并没有紧密关联的编辑学与出版学，为何直到今天还会出现谁大于谁的奇特争论呢？固有研究范式形成的思维定式是难辞其咎的。 　　其实当把目光从出版学绕开，就会发现如果从学科性质来说，虽然编辑学还仅是一个三级学科，却与一级学科的教育学而不是出版学具有最多的相似基因。譬如教育学研究领域，也和编辑学一样涵盖不同历史时代以及各行各业；教育活动，也在职业教师之外的其他教育主体身上存在；求职就业，教育专业的学生也面临着竞聘教师时弱于中文、历史等专业学科的困境；甚至有趣的是，其学科建设之初的遭遇也与编辑学相同。[19]但目前的教育学现状，从研究主题来说，已经从某一领域的具体教育升华到了普通教育学；从学科指导思想来说，也从具体的培养教师、指导教学等实践转换到了为普通教育提供宏观参考。这种清晰的定位与目前编辑学研究的进退失据有着天壤之别。 　　就此来看，编辑学研究如果想继续深入的话，就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固守于出版学领域，作为出版学研究的核心来安身立命。要么，就以普通编辑学的思维作为立学之本，像教育学的学科设置一样：编辑学原理、编辑学实务、出版编辑学、新闻编辑学、影视编辑学、网络编辑学、编辑史等，而不是把出版编辑学的下属分类如图书编辑学、期刊编辑学乃至科技期刊编辑学等列为编辑学的子学科，更不能随时以特殊性的实践作为检验普通编辑学原理的标准。 　　总之，在“出版思维”和“实践思维”中生发出来的编辑学研究范式，到了当下这个新媒介时代，无论从内部的编辑学指导思想来看，还是从外部的学科属性定位来看，都已经显示了其自身的危机。正如库恩对学科发展规律的论述，“一种范式通过革命向另一种范式的过渡，便是成熟科学通常的发展模式”。[20]11如果说，目前的研究范式在30年前顺时而起并构筑了编辑学研究第一个高潮的话，那么，到了目前新媒介已经日盛的情况下，应该是一种新范式对之进行替代并继续推进编辑学研究的时候了。而“从一个处于危机的范式，转变到一个常规科学的新传统能从其中产生出来的新范式，远不是一个累积的过程，即远不是一个可以经由对旧范式的修改或扩展所能达到的过程。宁可说，它是一个在新的基础上重建该研究领域的过程，这种重建改变了研究领域中某些最基本的理论概括，也改变了该研究领域中许多范式的方法和应用……当转变完成时，专业的视野、方法和目标都将改变”。[20]78可见，一个新范式的提出代表着学科世界观的一种革命性转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倘若我们的研究主体不能突破职业身份带来的学术研究瓶颈，不能突破“出版思维”和“实践思维”所构成的固有研究范式，那么，建立在出版编辑学基础之上的理论研究要想成为编辑学的基本理论并适用于其他领域的编辑活动，乃至建立真正的普通编辑学，都无疑是痴人说梦。 上一页1下一页 跳转分页阅读 原文参考文献： 　　[1]龚维忠.编辑学研究综述[J].湖南大学学报，2000，(1). 　　[2]吴平，向敏.近五年来的编辑学研究述评[J].出版科学，2006，(6). 　　[3]张海峰.从“问题研究”模式到“理论研究”模式[J].出版发行研究，2005，(4). 　　[4]庄道鹤.论我国编辑学研究的现状与出路[J].江西社会科学，1999，(11). 　　[5]蔡克难.编辑学研究为什么不能深入[J].编辑之友，2008，(1). 　　[6]王京粤.编辑学理论应加强多学科渗透性的研究[J].锦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2). 　　[7]张聚元.立“编辑学”以学——我国编辑学研究之回顾[M]//编辑学研究文集.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8]李聚峰.编辑学研究的分歧探讨[J].编辑之友，2000，(1). 　　[9]徐庆凯.编辑学的研究对象[J].编辑之友，2000，(1). 　　[10]雅克·德里达.文学行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11]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12]陈建国.编辑学研究期待深入[N].新闻出版报，1999-04-20. 　　[13]张琳.编辑学研究和编辑实践的几个问题[J].惠州学院学报，2004，(5). 　　[14]陈阳.大众传播学研究方法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5]赵泓.数字化时代编辑出版专业教育教学改革的几点思考[J].中国编辑，2007，(2). 　　[16]邓雷仓.反思编辑出版专业的尴尬[J].出版发行研究，2005，(11). 　　[17]徐百柯.民国那些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18]邵益文.论编辑学与若干临近学科的关系[M]//编辑学研究文集.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19]王雪峰.教育系和教育学[J].读书，2008，(4). 　　[20]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