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道听途说”到“转载搜索”

从“道听途说”到“转载搜索” ——信息获取方式变迁的时空社会学分析[1] From "Hearsay" to "Reproduction and Search":An Analysis on Access to In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ime-Space Sociology 作 者： 王建民+关注 作者简介： 王建民，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社会学博士，主要从事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北京 100081 原文出处： 《江淮论坛》(合肥)2011年第5期 第20-24，85页 内容提要： 网络社会的来临，意味着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发生深刻变革。在比较的意义上，可以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网络社会中获取信息的典型方式概括为“道听途说”、“你说我听”和“你演我看”，以及“转载搜索”。三者的时空依赖性依次降低，时空的虚化程度渐次增加。在网络社会中，信息的“脱域机制”造成个体时间感与空间感的虚化、个体与社会的疏离以及社会认同难度的增加。现实的生活世界是社会团结与社会认同的真正来源，因此，建构一个意义丰富的生活世界，是塑造社会认同的根本途径。 期刊名称： 《社会学》复印期号： 2012年01期 关 键 词： 信息/时间/空间/网络社会/“脱域机制” 字号：大中小 　　中图分类号：G203；C91-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1)05-0020-006 　　网络社会的重要特征，是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发生深刻变革。在网络社会中，传统的依靠嘴巴(说)、耳朵(听)和眼睛(看)获取信息的方式依然重要，但手的重要性(敲击键盘、移动鼠标、触摸屏幕等)格外突出。或者说，在获取信息上，嘴、耳和眼的功能越来越通过手的功能的发挥来实现，人们需要“道听途说”，同时也依赖“转载搜索”。其实，在这一身体表象变化的背后，是网络技术所引发的人们学习方式、生活方式甚至思维方式的深刻变革。本文主要基于网络社会影响人们信息获取方式的事实，结合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分析信息获取方式的变迁及其对社会认同的影响。 　　一、信息获取方式的时空依赖性及其弱化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土”极其重要。“土”不仅意味着农耕经济是农民乃至整个社会的物质基础，而且还意味着人们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过程主要是在相对固定的地域空间中度过的。“保农就是保土，保土就是保根。”安土重迁是农民生活的常态，而流转迁徙往往是天灾人祸强迫的结果。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是个熟悉的社会，土地是熟悉社会的自然阈限，用费孝通的话说：“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2]9 　　乡土社会中的“熟悉”，不仅指人们在村落社区中对人和物经过长期接触没有陌生感，而且意味着人们获得信息、知识和社会规范，是在长期的经验熏陶、言传身教和耳濡目染的过程中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乡土社会的时间与空间因素十分重要。时间的延续和连贯、空间的有限和稳固，是信息获得和传播的客观条件。俗语“低头不见抬头见”、“人怕见面，树怕扒皮”、“人见面活，树扒皮死”等，便体现出时间与空间的连续和稳固对信息传播的影响以及对社会关系的制约与保护。 　　在时间方面，农业社会中，人们获得信息的数量和速度与其与人接触的时间长度成正比。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接触的时间越长、越频繁密切，他们之间的熟悉度就越高，能够获得的信息的数量就越多，获得信息的速度也就越快。正因为如此，在传统农业社会中，老人占有的信息和经验一般优于年轻人，因而具有更高的社会权威。在老人那里，时间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历纪年和钟表时间，而是意味着经验和事件。例如，老人在谈及自己的经历时，往往不说某年某月，而说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闹水灾那年”、“土地改革那年”、“抗日战争爆发那年”，等等。而这种表述之所以能被理解，在于同样的社区中存在关于时间的共同记忆或集体意义，超出村落社区，这种记忆或意义的可理解性便会降低。这也说明，信息的获得和理解还具有空间依赖性。 　　信息获取的空间依赖性比较容易理解，即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一个人获取信息主要是在较为有限和固定的空间中完成的。因为空间有限，言语交流才会便利而有效；因为空间固定，信息才便于传播并达成共识。在“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村落社区中，每个村落都有自己的“地方性知识”。超出社区之外，一个人的知识就可能失效，所谓“三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人们常说的“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只能发生在相对封闭和稳固的环境中，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信息才会迅速流传，并很快形成群体压力。 　　在时间和空间的双重限制下，“道听途说”成为农民获得和传播信息的主要方式。“道听途说”至少包括四个要素：言者、听者、言语交流和互动场所。这是一种发生在具体时间和地点中的信息传播方式。“道听途说”意味着：人们在日常作息的问答应和中获得信息，如果没有频繁的日常接触和言语交流，就没有信息的获得和传播，或信息的数量将变得匮乏。在有限的时间与空间中，“道听途说”几乎可以满足人们生活所需要的全部信息，所以文字就显得不重要了。正如费孝通所言：“不论在空间和时间的格局上，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2]23在熟人社会中，人们可以“眉目传情”，可以“指石相证”，有时语言都变得多余了。这一切都是因为熟悉而发生的，而熟悉是人们在共同的时间和空间中陶冶积习的结果。 　　如果说“道听途说”是传统农业社会中信息获取的主要方式，那在大众传媒兴起的工业社会中，“你说我听”(如广播)和“你演我看”(如电影、电视)成为信息获取的新形式。在工业社会中，随着科学技术、劳动分工和城市化的发展，人们的活动范围扩大，社会交往的短暂性、匿名性和一次性增加，信息获取的时空依赖性弱化，人们可以借助广播、电视、电影等传播媒介跨时空地获取信息。传播媒介的革命，使人们获得信息的范围、数量和性质都发生了巨变，人们的视觉、听觉和触觉范围都大大地拓宽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麦克卢汉称“媒介即信息”，媒介是“人的延伸”[3]。与“安土重迁”的传统农业社会相比，“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在工业社会中变得稀松平常。 　　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人们通过“你说我听”和“你演我看”的方式获得的信息已经远远多于“道听途说”所获得的信息。但相比之下，“道听途说”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它既是获取信息的方式，也是表情达意和建立共识的方式，而“你说我听”和“你演我看”则是大众传媒对人的单向信息灌输，其中的互动意义和情感交流减弱甚至不复存在。“在大众传播过程中，控制权掌握在传播者手中，受众总是处于被动的接收端。面对大众媒介‘推动’给他们的内容，他们没有选择的自由，他们的反馈十分有限、严重滞后，而且不被重视。”[4]社会批判理论家马尔库塞甚至认为，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单向度的社会”。在其中，无线电、电影院、电视、报刊、广告等工业手段对人们进行说教和操纵，压抑人们的自由意识，规定人们的思想观念，造成了“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型式”[5]，使人们内心的批判性和超越性思想受到抑制。而且，由于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信息交流和沟通与论辩的机会减少，形成社会共识与社会认同的难度相应的增加了。 　　二、网络社会与信息“脱域” 　　随着网络社会[6]的兴起，在“道听途说”和“你说我听”、“你演我看”之外，“转载搜索”成为获得信息、了解社会的重要方式。与“道听途说”相比，“转载搜索”不必发出声音，也不必直接与人对话，它只需一台接入互联网的电脑(或其他上网工具)，轻轻地敲击键盘、移动鼠标或触摸屏幕，便可以在瞬间获得不计其数的信息。与“你说我听”和“你演我看”相比，“转载搜索”实现了“双向选择”：一方面是“信息选择受众”，人被动地接受外部信息的单向灌输；另一方面，信息受众在接受信息的同时，可以主动选择所获得的信息，也可以进行信息反馈，主动发布、修改、删除信息或对来自他人的信息做出评价。更为重要的是，“转载搜索”的内容已经不限于文字，还包括图片、声音、视频和各种符号，其内容和形式的丰富性是“道听途说”和“你说我听”、“你演我看”的信息传播方式所无法比拟的。 　　与传统的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相比，网络社会中信息获取方式的重要特征是“脱域机制”(disembedding mechanism)的产生。“脱域”是吉登斯社会理论中的重要概念。所谓“脱域”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7]通俗地说，“脱域”强调的是社会关系摆脱时空“此时此地”限制的特征。“脱域”基于时间与空间的虚化，“在前现代时代，对多数人以及日常生活的大多平常活动来说，时间和空间基本上通过地点联结在一起。时间的标尺不仅与社会行动的地点相联，而且与这种行动自身的特性相联。”[8]而到了现代社会，时间逐渐与确定的生活地点和具体的社会行动脱离开，成为超越空间的虚化时间。同样，空间也出现了虚化。当世界地图等图示在人们生活中出现时，超越具体时间点的空间范围在人们的头脑中产生了。时间与空间的虚化，出现了没有任何在场事物的时间和空间。 　　当然，时空分离不是网络社会的专利，而是始于工业社会。在工业社会中，交通和通讯技术的不断进步推动了“脱域机制”的发生与发展，但网络社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将“脱域机制”推向了极致。 　　就本文讨论的信息获取方式而言，网络社会中的信息获得在时间与空间上都表现出崭新的特征与趋势：首先，信息获取的时空依赖性降低。网络传播极大地压缩了时间、跨越了空间。例如，同样是核事故，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事件与2011年的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在信息传播上有着很大不同——后者作为一个社会事件借助互联网很快就传遍全球，尤其是引起与日本相邻国家和地区的警惕甚至恐慌。麦克卢汉在1967年出版的《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中首次提出“地球村”(global village)概念，意指随着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的出现和各种现代交通方式的飞速发展，人与人之间的时空距离骤然缩短，整个世界紧缩成一个“村落”。如今，在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广度上，网络社会俨然将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屋”(global room)。两个人可能素未谋面，却可以互通有无；即便相隔万里，也能在瞬间穿越大洋彼岸。在网络世界中，一个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同时也意味着“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不同时间与空间的连结与变幻更容易地发生了。 　　其次，信息获得的时间感虚化。一般而言，可以把时间理解为事件从发生到结束的间隔，但对个体而言，时间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对身边发生的事物的主观感受。[9]在面对面交谈或在平面媒体上查阅和接受信息时，人会有一种较为明显的“过程感”。交谈有交谈的时间，读书有阅读的时间，看电视、电影有观看的时间，而在互联网上搜索信息时，由于身体未发生位移，加上网页显示和开关在瞬间内完成，信息获取过程中的时间高度压缩。“压缩时间直到极限，形同造成时间序列以及时间本身的消失。”[10]也可以说，因为“转载搜索”对空间的依赖性大幅度降低，导致人对时间的感受变得相对模糊。 　　再次，信息获得的空间感虚化。在网络空间中，信息的获得不是来自某个地点或位置，而是来自虚拟的空间。这一空间不是在卧室中，不是在客厅中，也不是在办公室中，它存在于电子显示器的“背后”，它离我们很“近”，也离我们很“远”。其虚拟性体现在，它没有实在的标识物，无法容纳人的身体并供其延展，没有具体的标准计量其深度和广度。这是一个只能想象而难以感觉的空间。虽然人们常说网上“个人空间”，但这种“空间”主要指放置数据、文件或日志的地方，它和日常生活中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空间有着本质不同。和现实的可感知的空间相比，人在“转载搜索”时对空间的感受是虚化的、想象的、难以言说的。不同人对空间的感受是不同的，也许只能“意会”而无法“言传”。[11] 　　信息获取过程中时间感与空间感的弱化，也意味着对时间与空间感知的个体差异增大。在时空结合紧密的现实中，人们对时间与空间容易建立共同感。例如，假设两个人从张村到李村，如果出行的方式、路线、天气条件等一样，那这两个人会有大致相同的时间感和空间感。钟表时间以及行走的疲劳程度表达了人的时间感，而路况、物理距离和沿途风光则塑造了人的空间感。这种时间感和空间感容易交流分享，形成大致共识。但在网络空间中，信息的搜寻和获得带有明显的个体性，一个人借助电脑和互联网，可能并未走动，也可能没有说话，只是动动手、眨眨眼、想一想，便获得大量信息。在此过程中，人对时间与空间的感受表现出明显的个体差异性，这种差异不仅源于个体禀赋的差异，也在于这种时空感受很难用明确的语言表达出来。难以表达，便难以分享，进而难以达成共识。一篇博客、一条微博或一个帖子，往往引来无数争吵，而难以形成统一的意见。正因为如此，如果长期沉迷于网络空间中，个体与社会的疏离、存在感与疏离感并存便在所难免。 　　三、“去权威化”与“社会性的终结” 　　通过“转载搜索”获取信息的方式日益重要，推动了传统社会关系的“去权威化”。这与传统的乡土社会形成极大反差。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老人是集经验、知识与权力为一体的权威形象，他们在村落社区中身居要位并占有大量社会资源，在村庄公共秩序的维持、大事小情的处理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在老人社会中，社会权威的来源在于空间上“走得远”和在时间上“活得久”，年龄越长则权威越大。年长是时间与历史的见证，也是经验、智慧与权威的表征。人们对长寿的追求不仅仅在于生命的延续，也在于权威的保存。但在网络社会中，老人的权威弱化，而时尚、新奇、有趣、非主流等成为网络社会中备受推崇的价值。与此类似，长辈、老师、领导等角色的权威形象也非比寻常，代际关系、师生关系、领导与下属的关系需要在网络社会中重新定位。长辈、老师和领导的权威，只在某一方面有效，而难以在所有方面都比晚辈、学生和下属高出一筹。 　　由于网络社会中时间与空间的虚化，以具体的时空和人际互动为基础社会性走向“终结”。正如法国当代社会理论家布希亚所指出的那样，拟像(Simulacra)、媒介和信息、内爆(implosion)和超现实(hyperreality)构成了一个全新的后现代世界。这个新世界在创建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思想和经验时，消除了以往的工业社会模式中所有的边界、分类以及价值。现实在退隐，现代性甚至社会性走向终结。[12]现代性追求一致性价值和规范，社会性强调“共有的习惯”，而在网络社会中，多元化、个性化和差别化的事物才能吸引人的眼球。时空虚化意味着个体存在的真实感弱化，而现代性甚至社会性的“终结”，意味着社会认同难度的增加。 　　同时，多元化、个性化和差别化事物的增多也意味着深度意义的消解。一方面，多元异质且更新迅速的网络信息充斥着人们的思维，缩短了人们的思考时间，并不断地冲击着人们头脑中已有的信息存量。另一方面，在驳杂的网络空间中，立论者多，说理者少；转载搜索者多，独立原创者少；消极模仿者多，积极甄别者少；作壁上观者多，积极参与者少。“转载搜索”是知识与信息获取的方式，也是休闲娱乐的方式，新奇、有趣往往比“深度意义”更重要。由于深度意义的消解，人们之间沟通和共享的往往是符号、口号和奇闻异事，而不是意义和价值，争论与分歧往往淹没了共识与同意。这也从反面提醒我们，社会认同更多地依赖于真实的社会时空和社会交往，“沟通理性”才是达成社会共识的正当之途。 　　我们认为，与马尔库塞所言的“单向度的社会”相比，网络社会并未提升或加深人对社会现实的思考和质疑，甚至相反，网络社会充斥着更多的信息和符号，报刊、杂志、电视、电影、广告、海报、电子信息屏等多种媒介，每天在制造和传播着不计其数的信息，人们无论身在家中，还是走向户外，总是被电视、广告牌、电子屏幕的图像或声音所包围。信息在选择人，而人无法自由地选择信息。过度的信息充斥着社会生活，甚至成为人无法摆脱的负担。网络空间中的“转载搜索”也许只是变换了一种获取信息的方式，而未必提升人的理性选择能力，甚至相反，“转载搜索”或对搜索引擎的依恋，已经成为很多人的“无意识”行为——“知之为知之，不知Google之”。表面上的信息搜索和选择，实际上也潜在地意味着人被信息“搜索”和“选择”。 　　四、总结与进一步的思考 　　我们从时空分析的角度，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网络社会中获得信息的典型方式概括为“道听途说”、“你说我听”和“你演我看”，以及“转载搜索”。这三者的时空依赖性依次降低，时空的虚化程度渐次增加。当然，这是一种理想类型的建构，而无法涵盖各种社会中信息获取的诸多方式。同时，在网络社会中，“转载搜索”也只是信息获得的方式之一，前两种方式依然存在且不可或缺。此外，网络社会中时间感与空间感的虚化，是相对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而言的一种趋势，而非个体时空感的全部。 　　网络社会中时空感的虚化，可能带来个体与社会的疏离以及社会认同难度的增加，但我们认为，疏离和认同难度增加的问题无法通过网络空间本身来解决，而是依赖于现实生活世界的构造，家庭、学校、社区、职业团体等依然是社会团结与社会认同的真正来源。网络世界与现实世界不是截然分离的，在本质上，现实世界是网络世界的基础和来源。网络世界塑造了人的虚拟感，现实世界则造就了人的真实感。应该用一个意义丰富的现实世界包容虚拟的网络世界。这也说明，如果现实世界的意义贫乏或缺失，网络世界的虚无便可能趁机而入，在占据人心的同时带来社会认同的难题。 　　就通过“转载搜索”获取信息的方式而言，网络社会是一个个体化的社会。虽然数据传输将身处不同时空的人远程地连在一起，但人们直接面对的是显示器而不是活生生的人。网络化是一种新的个体生活方式，也是一种新的社会生活方式，但个体与社会不一定会自动连结，相反，个体与社会的疏离却大有可能。这里，我们有必要引述涂尔干的一段话：“热爱社会，就是热爱既超出我们之外、又存在我们之中的事物。若我们不想结束我们作为人的存在，就无法实现摆脱社会的愿望。我不知道文明是否带给我们更多的幸福，这并不重要；可以肯定的是，从我们被文明化的那一刻起，只有放弃我们自己，才能弃绝文明。这样，人们所能提出的唯一问题，就不再是他们能否离开社会而生活，而是他希望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里。”[13]无论怎样，我们应该以积极乐观的心态迎接网络社会的到来，但“希望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里”，是摆在每个渴望幸福的人面前的问题。 上一页1下一页 跳转分页阅读 原文参考文献： 　　[1]本文所说的“信息”，在较为抽象的意义上，指一切“表述”(或反映)事物的内部或外部互动状态或关系的东西。具体来说，指一个人所获得的关于其他人和外部事物的消息和知识，其形式可以表现为声音、文字、符号、图片和视频。关于信息的定义，参见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页。 　　[2]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加]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3. 　　[4]匡文波.网络传播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11. 　　[5][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张峰，吕世平，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12. 　　[6]“网络社会”主要有两种内涵：作为一种新社会结构形态的“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和基于互联网架构的电脑网络空间(cyber space)的“网络社会”(cyber society，又称为“赛博社会”)(关于“网络社会”的内涵，参见郑中玉、何明升：《“网络社会”的概念辨析》，《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1期)。前者强调的是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的网络化特征，后者强调的是与“真实空间”相对的“虚拟空间”的存在。其实，这二者无法截然分开，因为“network society”的网络化特征要以“cyber society”的网络信息技术为基础，而后者如果离开前者，也会丧失其意义的完整性。基于此，本文以第一种意义上的“网络社会”为背景，侧重在第二种意义上使用之。 　　[7][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18. 　　[8][英]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赵旭东，方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18. 　　[9]当然，这绝不意味着时间完全是个体化的，相反，时间以及个体对时间的感受只能在社会中生成，并随社会的不同而各有差异。时间是一种“社会时间”(参见[法]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页)。 　　[10][美]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九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530. 　　[11]现实社会的空间与网络空间有着本质区别。现实社会的空间，按照涂尔干的说法是，空间本没有上下、左右、南北、东西的划分，但这种划分却大量存在。这种划分来源于这一事实：即各个地区具有不同的情感价值。既然单一文明中的所有人都以同样的方式来表现空间，那这种划分形式及其所依据的情感价值也必然是普遍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它们起源于社会，是集体表现的产物(参见[法]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10页)。相比之下，网络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社会，它没有上下、左右、南北、东西的划分，需要个人在想象中体验。 　　[12]刘少杰主编.当代国外社会学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29. 　　[13][法]涂尔干.社会学与哲学[M].梁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5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