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文心：重读列文森的《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叶文心：重读列文森的《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原创2016-12-06 叶文心知识人之思知识人之思 编者案 在全球的中国研究日趋碎片化、微观化的今天，一些宏大叙事又重新浮现出来。以往中国研究的各种范式，从冲击反应论、传统/现代二元论、帝国主义论到中国中心观，都面临各自的困境和挑战，那么，未来的中国研究是否需要新的范式？如何在全球现代性的视野中重新理解中国，“现代”与“中国”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现代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 2013年6月25-26日，华东师范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与世界联合研究中心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东亚研究院在上海联合举办了“现代中国的再阐释”国际学术研讨会，以下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历史系叶文心教授在本次会议上的发言稿，原载《知识分子论丛》第12辑。 重读西洋汉典：从列文荪的《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谈起 ◎ 叶文心 我接着纪霖老师提出的几点谈，他刚才谈到知识谱系，同时谈到知识谱系之中我们如何运作在几个不自觉的大传统之中。他也谈到中国近代思想体系所承受的西方或者欧美文明因素。中国接受西学、追求现代化，曾经是在晚清以来，追求富强的大前提之下逐步开展的。纪霖老师方才提出，如果今天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取得富强地位已经不成为问题，如果以富强为指标的“现代”对中国来说已经算是或多或少的在握，如果救亡图存已经不是今天中国知识人焦虑的重点，那么我们现在思考中国所体现的现代性，是否可以在知识上作一些新的体认或评估？如果我们谈的不是历史问题而是知识问题，尤其是大家现在所关心的中国模式的特殊性或普遍性问题，我们如何把一世纪以来有关“现代”、“中国”、“特殊”、“普遍”几个大的概念作一个梳理，尤其是透过对知识谱系的厘清，让我们今天在谈这些大问题的时候，不至于流于空泛，也不至于不知不觉的掉在大传统之中，以致于复制了过去历史语境中的过时产品？ 回应纪霖老师的发言，我想提供的是有关今天英语汉学界对中国知识生产尤其是中国现代性问题所进行的一些反思。我们六、七个人近两、三年来有个读书小组，不定期聚会，随性之所至， 以及各人在不同时候各自的便利，大家彼此一面相互敦促，一面相互协力，把列文荪教授的大作“儒家中国及其现代转型”作了一个初步的重读。 以下就是我的相关报告。 1 为什么重读？ 列文荪的“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三卷本，完成于20世纪中期的50与60年代。当时的中国与美国处于相互敌对、相互闭锁的状态。美方学院里近现代中国的研究建制，承续了二战期间的建构，跟联邦政府的国策、国家安全机制保持十分密切的关系。中国研究的内涵虽然兼顾古今文史社会，但是并不纳入大学里一般人文以及社会学科的主流， 而是另树一帜，形成以汉语训练为基础的区域学门。 当时致力於中国思想史的大师，除了列文荪以外，便是与他一同出身哈佛的史华慈。两人都有深厚的欧洲思想史背景，都有犹太渊源， 史华慈研究严复，列文荪研究梁启超，不约而同，都把中西文化交通以及知识转型作为他们研究的重点。不约而同，两人也都把1949年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作为近代中国历史叙述的终结段落。 解释共产革命的胜利以及中共的建国成为理解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进展的最重要命题。 我们今天重读北美学院派的汉学经典，不能不把一些学术上的内缘以及外缘变化考虑在内。 中国跟美国在建交三十年之后，成为战略性伙伴，既有竞争也有合作，“敌对”不足以描述双方多面向的关系，相互闭锁更成为过去。 中国学在美国的持续发展，引介了大量来自中国的人才。 任何西方汉学者在培养过程之中，都不可能不在中国进行相当时段的学习与交流。 西洋汉学的著作，所面向的不但是英语世界的读者群，同时也面向中国的同行与同好。 今天英语世界的汉学研究比起半个世纪之前，产生了许多变化。这个变化总体的说，是走向双语化，英汉并用， 走向国际化，同时面向国内以及国外的知识群体，走向知识化，从学术的角度进行对公众的中国教育。 北美的中国学以往曾经直接服务於政府决策部门，现在则更多的是透过知识的建构以及议论的发挥，型塑公民社会中的中国形象以及中国话题指向。 列文荪的大作有它的时代创作背景， 也有它的时代局限性。 列文荪作为一代思想史大师，他的文本有长远开创性的影响力， 也有当年学术环境中的盲点。我们今天重读列文荪，可以有些什么样的取径？他的作品在今天能够让我们开发出什么样的生命力？ 我们几个人基于以上的命题意识，从2011年以来，进行了几场小型与大型、闭门与开门的读书与讨论。2013年三月在亚洲学会年会，由齐慕实组织，更展开了一个“研读列文荪”的小组发表会，到会者除了思想史、学术文化史的同行以外，还包括了列文荪当年的门生以及同事， 造成了一个座无虚席、向隅为患的场面。 2 如何重读？ 2013年亚洲学会的那场讨论，我们“读书小组”的成员提出了三个报告，由我作点评。 齐慕实因病缺席，所以我们谈了晚清民国， 谈了新清史、鲁迅以及当代，但是独缺对毛泽东时代的讨论。这三篇报告大致说来，展现了以下几个不同的阅读战略。 从学术史的眼光来开，从列文荪到今天， 北美以及西方学界积累了更多有关中国的知识以及文献档案。 列文荪在许多命题上提出大问题， 但是没有细致的答案。 我们今天重读列文荪的第一个战略， 就是在他所提出的命题范围里充实内涵，详实理解，以今天所掌握的资讯来回答他的问题。我们可以说，“我们现在总算明白了！” 这个明白包含了对当时被封闭的档案的解析，对所谓的敌对面的同情的理解。 这个明白也包含了对当年研究不足的补充，对一些不假思索的假定提出新的挑战。 当年有许多情节以及人物被单面向脸谱化。当年有许多立场以及推想被主观的作了决定。现在在资讯更充足、视角更宽阔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对一些老看法进行多面向、多元的理解。在这个理解的基础上，今天的学人们可以跨出当年语境的制约，虽然并不全盘推翻列文荪的架构，但是在许多问题上跨越他的理解。 欧立德教授在谈这个方法的时候提出两个非常有意思的比喻。他说重读“儒家中国及其近代转型”就像走访荒地里的大教堂： 大家都知道有个曾经辉煌一时的大教堂在那儿， 值得一访。 然而教堂所处的地方又已经沦为荒郊，今天如果造访，必然需要专程绕道， 走平常不走的路，为重读而重读， 为发现而重新发现。 第二个隐喻， 是重读列文荪仿佛是浏览家族照相簿。 我们可以隐约在影象中看见自己。 然而前人如何，未必决定后人必定如何。同与不同、承继与扬弃之间，前人跟后人没有绝对的关系，我们今天重读列文荪， 一方面是回头看看北美汉学界曾经走过的道路，这个回顾有助於我们的学术自我认识，一方面这个重读却是绝对无碍我们继续走自己的路，继续以新的理解来照明过去的一些死角或迷思。 列文荪的宏文毕竟是一代宗师的大作。我们重读的另一种途径，就是把他的文本看成他的特定历史时代的代表作。无论我们今天对列文荪的史学评价为何，他在上世纪的中期被看待成领军人物。我们如果认定这本身就代表一个历史现象，我们就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他所创构的文本究竟体现了那些特色？那些特质来自何处？ 他把中西文化作了两极的对比、把传统中国与现代西方作了截然的对立，把中国看成只有传统，把现代等同於西方，这些假设在上世纪虽然引起争议，然而同时也深具说服力。 我们必须要问：他的说服力源自何处？ 他的思想具有什么渊源背景， 师承何处？ 支撑来自何处？ 如果我们今天无法继续与他共鸣，他与我们前后相去了半世纪，这个半世纪以来思想史上的落差在何处？ 我们如何建设性的理解这个落差？这个理解对我们今天的自我反思有什么样的启发？ 黄乐嫣教授在她的亚洲学会论文里， 对这一连串的问题作了极为精辟的论述。 她对列文荪的文本提出批判性的阅读。我们可以说，黄教授的阅读是列文荪不可能自我进行的。正如列文荪在他的“梁启超” 一书里所说，我们“认识”梁启超，有时是绝对无法超越梁任公本人的自我亲密知识。 有时则是绝对必须超越梁任公的自我建构。黄教授在今年大会上的论文里充分实践了列文荪所提倡的办法。她所作成的结论又想必不是列文荪所能够想像的。 这个意义远远超乎我们一般所说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它所展现的是列文荪的思想史在方法上具有不断再生的生命力。然而这个方法在上世纪被运用所生产出来的结论，却不是今天大家能够继续普遍接受的结论。 列文荪的文章意向丰沛，一方面在历史脉落上大处着眼，一方面在美学与文学上又能独具慧眼，体现出一种游刃有余的自得， 以及中西兼通的开阔境界。 列文荪虽然身处学院，但是他所作的显然不是钉豆式的专业性文章， 他的大文挥洒自如，不类为了升等或者稿费而“应制”生产出来的候审文章。 列文荪的论述文字典雅亮丽，修辞造句本身就值得欣赏。 今天的专业性文章则常把文字变成工具。 这里面又牵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读列文荪，如果专门从专业内涵角度来议论，是否能够充分认识到他那一代人的知识意向以及学术风貌？ 白杰明在亚洲学会发言上，以他一贯的敏锐，谈到了知识人与文本生产之间的关系。比方说，在列文荪所处的时代，西方汉学家们只能玄想北京的故宫在冬日初雪之后的情境。 今天的西方汉学研究者们则大可直接进入这个场景，既可以观想昔人画笔或诗词中所建构的雪天景象，也可以伫立高楼，观想大雪遮盖之下的满城泥泞。又比如说，列文荪那一代人接触中国思想，只能在图书馆里安安静静地浏览书架上的收藏，相形之下，今天的汉学研究者们则必须也难免设身处地，听得见公共场域里的众声喧哗、看得见思想表述过程中的奋战或包装。今天的研究者所可能阅读的对象，也就不限于已经被划上了句点、包装完整的一篇篇文章。 3 几个问题 “儒家中国及其近代命运”通常被大家看待为思想史作品。但是它的关注重点，并不是思想体系内缘的结构，而是各种思潮在变化的时代中所起的不同作用。如果我们把它看作一部透过思潮变迁来叙述的中国近代史，或者更贴切。但是思潮如何反映变迁或者主导变迁？一部从政治史出发的思想史， 是否必然从政治史角度对思想体系进行的理解? 其次，透过列文荪的处理，明清以来中西交通过程中的中国思想变化，似乎一环扣一环，一波接着一波，具有内在逻辑上的必然性，成为一个历史的长卷。他所书写的是近代中国的大历史。 书写大历史在史学研究上各有什么正面与负面的意义，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第三，思想的内涵与外缘之间究竟如何相互作用？ 何为思想，如何形成体系？ 如何生产说服力？ 过去半个世纪以来，许多学门就这一类的问题进行了许多开发与思辨。 我们今天如果试图“重访江村”， 把列文荪的路子重走一遍，恐怕不能不关照到知识社会学以及其他学门的成果，而需要大幅调整研究计划。 第四，列文荪所书写的是他那个时代的当代史， 上起鸦片战争，下面终结到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成立。关于起点与终点，他的同辈知识界站在中国之外，凝聚有相当的共识。今天大家对於当代中国相对来说似乎谈不上共识。何谓现代、何谓当代、起讫年份、连续与断裂，意见纷纭。研究者跟中国社会的关系，进进出出，也似乎更是多元多样，有各种不同程度的距离与参与。我们作思想史，无法把自己全然撇清，这恐怕也是一个考虑。 重读列文荪是我们几个人重读西洋汉学经典的第一个尝试。大体来说，我们似乎是把他的七宝楼台拆了。然而拆解之余，也认为他的作品之中似乎仍然不乏真知灼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