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宋史，却发现宋是最重视司法公正的，这是为何？

宋是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应该是最重视儒家的，但却是最重视法律与司法公正的。 参考文章“史上独一无二的“立法民主”机制 宋代的立法，大致可分为两种，一是具有宪法性质的惯例与文件，宋人称为“祖宗法”；一是全体臣民均需遵守的一般性法律，宋朝最常见的便是“编敕”。 先来看“祖宗法”。历代，当以宋明二朝最重“祖宗法”，不过其形成机制又有很大差别。明代的“祖宗法”是由开国皇帝朱元璋亲手订立、颁行的成文法，要求子孙永世遵守；宋代的“祖宗法”却不是哪一个皇帝制定的，而是由一系列先帝故事、习惯法、惯例、故典组成。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故典与惯例的整理，通常都是由士大夫群体来完成。士大夫在筛选、阐释“祖宗法”的过程中，毫无疑问融入了儒家的治理理想。因而，宋朝的“祖宗法”甚至不能说是哪一位赵宋皇帝本人的意思，而是士大夫集体塑造出来、经过漫长时间形成的非成文宪章。 “祖宗法”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正式提出来是在宋仁宗朝。仁宗是一位资质平庸的仁厚之君，逝世后，则被士大夫塑造成垂范后世的仁圣君主。仁宗朝的一部分惯例也被整理成祖宗法的典范，宋人说：“仁宗在位最久，德泽最深，宜专法仁宗。盖汉唐而下，言家法者，莫如我朝，我朝家法之粹者，莫如仁宗。”宋朝士大夫将一位已经去世的君主树立为圣君，当然不是为了歌颂皇帝，而是想给在位的君主立一个标准，以此来规范皇帝的行为（这与清代理学家将在位之君吹捧为圣君，完全是两码事）。 宋朝的“祖宗法”内容庞杂，外延模糊，也缺乏系统性的成文解释，但我们化繁为简，还是可以对其作一个界定——“祖宗法”乃是宋王朝的宪法性惯例与文件，旨在约束君主行为、规范政治构架，这一点跟限制士民的一般性法律有着本质的差异。当现任君主做出不符合儒家理想的行为时，士大夫集团往往就会搬出“祖宗法”，令君主不得不作出让步。 宋朝的一般性法律，则通常都以“编敕”的形式出现。既然叫做“敕”，当然表示所有的敕条均以皇帝的名义颁行天下。但哪些规则可以成为“敕”，却不是皇帝说了算的。修敕的权力实际上掌握在通晓法学的士大夫手里。我们以为皇帝“出口成敕”，皇帝说的话就是法律，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儿。 当然，中国古代还没有出现一个诸如议会那样的民选立法机构，不过，宋朝有专门负责修订、汇编法律的机关，叫做“详定编敕所”（又称“修敕局”、“编修敕令所”等）。编敕所由提举、同提举、详定官、删定官及若干文吏组成，在编敕过程中，每个立法官都可以对草案提出意见，但提举与详定官拥有对法律草案定稿的权力。 这里还想探讨一个问题：宋朝的民众有没有机会参与到国家的立法过程中？答案是，有的。也许您想不到，宋人已经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立法民主”机制。宋人认为，“自来先置局（修敕局），然后许众人建言，而删定须待众人议论”。这里的“众人”，包括朝中百官，也包括一般平民。立法不是由皇帝出口成敕，也不是由士大夫闭门造车，而是要经过“众人”的充分辩论，择其善者而从之。“自来”二字，表明立法须走“众人议论”之程序，此乃宋代一直实行的惯例。 平民如何参与立法呢？主要有三个途径：首先，任何人在任何时间都可以向州政府投状，以书面形式提出立法的建议，再由州政府将意见书“缴申中书”，上报中央。当来自各地的立法意见书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即交给修敕局“删定编修”。凡立法建议被采纳之人，“量事酬赏，或随材录用”。其次，修敕局启动立法程序后，朝廷会利用遍布各州县的粉壁，出榜公告天下，征集立法建议。如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朝廷决定修敕，便命令各州县政府“出榜晓示”，征求意见，“诸色人等陈言编敕利害”，均可到州县衙门投书，州县政府收集后用“急脚递”（宋代的加急快递系统）送达京师进奏院，再由进奏院交给“详定重修敕令所”。凡建议得到采用者，“即保明申朝廷，乞与推恩”。 最后，法典经皇帝批准，颁布生效之后，如果民众发现其中的缺陷，还可以向朝廷奏陈立法得失，并建议修订。如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朝廷批准了详定编敕所提出的一项动议：“官吏民庶等，如见得见行条贯有未尽未便，合行更改，或别有利害未经条约者，并许陈述。”当时尽管没有立法议员，但如果一项立法受到的非议很多，可以促使朝廷重新修法。 宋朝这一制度化的“立法民主”机制，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从其他王朝中找不到类似的制度。 “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共也” 我们不能说宋代已经出现近代意义上的“司法独立”，宋朝行政与司法的分立也并不是特别明确。不过，若说宋朝已经出现了“法治的意识”，则是没有问题的。宋人明明白白地提出，当法律制订出来后，上至君主，下至臣民，都需要遵守，君权不能成为违法的挡箭牌。宋人说：“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共也。如使同族犯之而不刑杀，是为君者私其亲也。有爵者犯之而不刑杀，是为臣者私其身也……故王者不辨亲疏，不异贵贱，一致于法。” “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共也”，这其实是中华法系的古老传统了。为深入理解这一传统，笔者在此插播一则故事：张释之是汉朝的首席大法官（廷尉），一日，汉文帝出行，经过长安城北的中渭桥时，有一个人突然从桥下跑出来，导致拉皇舆的马受惊，文帝也差点受了伤。于是皇帝命令侍卫将那人擒住，交给张释之审讯。经讯问，原来那人是长安县的乡下人，因为听到开路禁行的喝道声，便躲到桥下，过了许久，以为皇帝的乘舆车骑已过，便跑了出来，谁知就冲撞了皇舆（在当时，这叫做“犯跸”）。 张释之向文帝报告了案情，然后提出处罚意见：“依大汉朝的法律，一人犯跸，当课罚金。”汉文帝听后大怒，说：“此人惊了我的马，幸亏这马儿驯良，要是换了别的马，说不定就将我摔伤了。廷尉你竟然只判处他罚金？”张释之说：“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律如此规定，当依法执行。陛下如欲加重惩罚，则法不信于民也。那人犯跸之时，陛下你若将他杀了也就罢了，但现在已交到我廷尉这里，我身为廷尉，自当公正执法，若有偏差，则天下的法官都会任意轻重，那老百姓岂不是要手足无措？望陛下明察。”文帝思之良久，承认张释之是正确的。 显然，法官张释之所秉持的司法理念是，一个案子进入司法程序后，应由法官依法裁决，皇帝也不可干预。张释之的那一句“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也多次为后世的司法官引述，用来对抗君主徇私枉法的意图。但宋代的学者、法官提起这起“犯跸”案例时，还是对张释之很不满意，因为张释之还说了一句“那人犯跸之时，陛下你若将他杀了也就罢了”。他们认为，作为负责司法的廷尉，实在不应该说出这种违背法理的昏话。如宋代的洪迈批评张释之此言无异是“启人主径杀人之端”。 南宋大儒陆九渊更是从一个刁钻的角度发出诘问：假设汉朝的法律规定“犯跸者杀无赦”，那廷尉是不是也应该坚定地按照法条办案，将那个倒霉而无辜的乡下人处死呢？陆九渊的答案是：也不可以处死。他追溯到《尚书》记载的一项古老的司法原则：如果有人犯了大罪，但属偶犯、出于过失而非故意，而且坦白了自己的罪行，那么他就不可被判死刑。 根据这项古老的司法原则，陆九渊认为，“犯跸案”中的那个乡下人，只是偶尔的过失，不存在犯罪故意，即使他使汉文帝受了伤，也应该从轻发落，何况文帝并未受伤。如果当时的法律条文违背了这样的司法原则，法官应提请皇上修订法律，使法条合乎正义。因此，张释之应该向文帝解释清楚法理所在，而不是以“今法律如此规定”相敷衍。 在这里，陆九渊阐发了他对“司法独立”的非凡见解：法官，不仅要据法决断，也当依照古老而永恒的法理审查法条。这些法理蕴含于永恒的天道人情（自然法）中，记录于古老的法典中，由饱学的法官给予发现、阐述。显然，皇帝应当接受这些先于他存在的法理；以皇帝名义制订出来的法条，也要符合永恒法理，方为善法。这样，既能够保持司法之独立，也可避免法家式的“任法之弊”。 在具体一起诉讼案的审判过程中，宋朝也已经建立了“独立审判”的制度。这套制度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外力（包括皇帝的意志）可以监督，可以弹劾，但不能干预审判。 宋朝的法律明确规定：一、州县法院独立进行审判，不得请示、征求上级法司的看法，“州县鞫狱，在法不得具情节申监司，及不得听候指挥结断”；二、提刑司如果发出批示干预州县法院的司法审判，州县法院可以不必理睬，一概依照法律办事，“如监司指挥具情节及令听候指挥结断者，州县不得承受，一面依条施行”；三、干涉下级独立审判的上级法司，以违制追究责任，“监司指挥具情节及令听候指挥结断者，以违制论”；四、御史接受皇帝的委派，组成特别法庭审理案件，不受宰相与君主的干预，“受诏推劾，不得求升殿取旨及中书咨禀”。 另一方面，宋代的法律也指出：“如监司见得（州县法院）果有情弊及情理未尽，即别行按劾。”上级法司与监察部门可以紧紧盯着司法，发现法官有不法情事或错判，可以弹劾，但不可以指挥法官如何审判。 今人以为中国古代的君主“言出法随，赏戮由心”，又以为古人没有“司法独立”的精神，传统文化是构建现代司法制度的无形障碍，殊不知这些都是深深的误会。 通过考察宋朝行政、立法与司法三个权力分支的制度形态，我们实在很难认同诸如“宋代君主专制得到强化”的论断。可以明确地说，宋朝并不是一个皇权专制的王朝。这并不是笔者的创见，知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老早就说了：“倘使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若论汉、唐、宋诸代，中央政府的组织，皇权相权是划分的，其间比重纵有不同，但总不能说一切由皇帝专制。”1941年，主持复性书院的马一浮邀请钱穆前往书院讲演，钱穆的演讲主题便是反驳那种认为“中国传统政治一贯专制”的成见：“国人竞诟中国传统政治，自秦以来二千年，皆帝皇专制。余窃欲辨其诬。”马一浮听后，大为赞赏，说：“自梁任公以来，未闻此论。”笔者的论证，无他，只是向钱穆等前辈致敬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