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学昭：父亲吴宓与他的知音方玮德

父亲吴宓与他的知音方玮德 原创2017-03-15吴学昭《新文学史料》杂志《新文学史料》杂志 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北平清华园被父亲吴宓（雨僧）称为“藤影荷声之馆”的寓所，书案上立着一帧青年诗人方玮德的相片，那是他在厦门集美学校任教时所摄寄，背面写着：“雨丈存念玮德奉一九三三年南国之秋”。父亲收到后即装框立于案头，和他做伴。方君1935年5月不幸病逝后，父亲偶然路过玮德生前所卧病的医院，情不自禁，悲从中来，立赋《过背阴胡同有怀方玮德》一律，末联“桌头尚看遗容在，玉柱间凭对夕晖”指的就是上述方君那帧照片。 1937年7月，日军逼近清华园，父亲匆忙收捡随身物件，仓促撤离间不忘将方玮德君的相片取下，放进手提箱中。抗战期间，这张相片连同《方玮德诗文集》，曾随父亲南下长沙临大、昆明西南联大；复员后，又到了武大；最后沦落重庆北碚西南师院。“文化大革命”中，印数不多的《方玮德诗文集》，和父亲1956年捐赠西师的上千册中西珍贵书籍同遭“武斗”炮火，毁损殆尽。方君相片，则因当时被西师视为“罪证”，交由“吴宓专案组”收存；于父亲1979年平反后归还家属，才得重见天日。 不明底里的人们，很奇怪吴宓这样一位曾经痛诋语体文学、热中作旧体诗的《学衡》主编，怎会同小他十四岁、新月派语体诗的新秀方玮德交往这么多，感情如此好！ 其实父亲结识方玮德的长辈们于前，与玮德交往在后。 方君令祖守敦，字槃君。清同治四年生。两次东渡日本，考察政治、学务，回国后，助吴挚甫办桐城中学，助李光炯办安徽公学。抗战爆发后，倡印旧志孤本，以广流传。1939年去世。终年七十四岁。著有《凌寒吟稿》、《浩歌轩书牍杂文》等。守敦先生喜诗，二十年代有旧体诗作在《学衡》杂志发表。父亲敬重守敦先生，只是通信，仅于先生1923年8月来南京看望女儿方令孺时，始得亲往谒会，畅谈诗学，相见甚欢。方玮德的伯祖守彛先生、九姑令孺女士，也有旧体诗刊于《学衡》。 方玮德是守敦先生的长房长孙，他怜惜玮德幼年丧母，亲自关心指导玮德的生活、教育。玮德亦不辜负祖父的疼爱和期待，聪敏好学，在家塾已打下坚实的国学根底，入学校后博读细思、切磋问难，进步神速。各种文体，落笔成章。少年时代已显露诗才，律诗绝句，都有尝试。玮德英年早殁，守敦先生痛挽爱孙，联曰：“才名风度早惊人，家运惨如斯，地隔天遥又旅榇；病榻梦魂弥忆我，尺书幸及见，心悲身苦可怜孙。”父亲感念玮德家学家风对他的濡染熏陶，故《挽方玮德》诗有云：“文学家声远，先儒教泽敷。巍然白发祖，卓尔青袍姑。冢子能承缵，一门足楷模。玉山欣朗照，倏忽泪成珠。” 父亲与方玮德的相识，则颇带有些戏剧性，缘起于对诗人徐志摩的悼念。 徐志摩1931年11月19日乘飞机济南号在山东开山不幸触岭遇难。朋友们突然失去一位生气勃勃、别有风趣的温厚纯真之友，无不悲痛异恒，追悼、演说、写诗、作文，凭寄哀思。父亲当时兼任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主编，以徐君为国内负盛名的诗人文士，又是自己的诗友、契友，极深哀悼，除自作律诗、后附长叙痛挽徐志摩君，又特约徐君知友叶公超撰作《志摩的风趣》一文，并刊出志摩遗像和胡适的语体诗《狮子（悼志摩）》。狮子是志摩住胡适家时最爱的猫。胡适写道：“狮子蜷伏在我的背后，/软绵绵地他总不肯走。/我正想推他下去，/忽然想起了死去的朋友。//一只手拍着打呼的猫，/两滴眼泪湿了衣袖：/‘狮子，你好好的睡罢。——/你也失掉了一个好朋友。’” 伴随着友好们对徐志摩君不尽的思念和赞扬，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北京大学杨丙辰教授1931年12月20日在百科学会，发表了题为《大诗人——天才——徐志摩——和他的朋友们》的演讲。杨丙辰说自己“也是一个认识徐君志摩的人”，但印象远不如志摩给他的那些朋友们的那样深刻伟大；而读志摩诗集后，直怀疑起他的伟大天才、空前大诗人的地位来。 杨丙辰以为“志摩的诗未能登峰造极，超越一切”，原因第一是他对于新诗似有两种根本错误的见解，也可说是对所谓“诗底优美”的两种迷信：过于追求腔调的铿锵，和对于“诗底形式”的误解。这样的诗读起来声调流利好听，形式轻盈优美，重要的却是缺乏“一点精妙和谐的内心为它整个的底盘”，出之天然。杨君觉得徐志摩未能臻诗人的最上一峰，第二的原因，是他的才力“尚大有可议处，他所有的才智不见得是能符合伟大诗人底天才的”。杨君举康德说“天才（Genius）是一个人所特有，而绝非他人所能有的一种程度极高极深，超越一切的智力。这一种智力在一个人底身体里头，是如同一草一木一石之在自然界里一样，都是天然天生的事物，不是可以人力强求的。它的来，它的消灭，它的一起一伏，我们都无丝毫能力去操纵它。所以诗人是天生的，可遇而不可求的，不是人人都可以能作的，不是空空的学力就可以完全得到的”。杨君以为，由以上两层原因，可知“徐志摩是仅有大诗人底浮光，而无大诗人底实质的”。况且大诗人的实质，除天才因素外，尚须具有海阔天空的哲识，和对于人生最深切的认识及最正当的了解。全时代的痛苦欢乐，全民族全人类的一切情感，他都应一一在心；用最优美和谐的形式，表述全民族全人类心弦上最幽微的动颤，使之为他自己的，也为一切人类的、整个时代的一面镜子，一个返影。 杨君历数世界最伟大的诗人席勒、歌德、莎士比亚、莫里哀、但丁等，无一不是有极悲壮充实的人生，无一不是由千辛万苦中极力挣扎，极力向上，而又极虚心地接受了诸多人们的正当指正，才得以达到他们那伟大的成就，伟大的人格。志摩“生在一个富人底家里，自幼受父母的娇养，留学回国后，更遇到一群朋友们，只知捧他，崇拜他，而不知切实纠正他的缺点，使他的天才不致旁趋，反而推他为空前的大诗人，加之以‘诗圣’，‘诗哲’的尊号；于是他亦因知遇之感，尽力地去向他的朋友们要好，献媚，博他们的喝彩，竟致忘了，他唯一伟大神圣的天职是在怎样来栽培修养他的已有的天才程度，使之愈久愈开展，愈伟大；最后达到尽美尽善的境界；这真可以说他对得起他的朋友们，而他的朋友们反而是辜负他了”。 杨丙辰教授一番与众不同的评论，引起徐志摩众多朋友和崇拜者的不平、难受及不满，尤其以志摩为偶像、与他亦师亦友的方玮德。方君当时正在南京中央大学外文系就读，听说杨丙辰的讲稿将投登《大公报·文学副刊》，飞书我父亲，表示不满，意欲劝阻。父亲重申《文学副刊》的宗旨：言论及批评，力求中正无偏，毫无党派及个人之成见。其立论，以文学中之全部真理为标准，以绝对之真善美为归宿。态度完全公开。对主张相反评鉴不同之论文，双方皆乐予登载，盖文责由作者自负，读者皆可自由公判，《文副》固无所用其抑扬或偏袒也。父亲告知方君如不同意杨君立论，尽可作文寄来畅叙己见。方玮德果然于1931年岁终赶写出一篇《再谈志摩——并质吴宓先生》，得与杨丙辰的《大诗人——天才——徐志摩——和他的朋友们》长文，并登于1932年1月11日出版的《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09期。 方玮德的《再谈志摩》，并不正面批驳杨丙辰君论点，而由语体诗之兴，至今不过十馀年，进展过程的曲折艰难谈起。方君谓：新诗以其途新而出之又易，一时青年，趋之如迷。惟因此种文字的标准太不能齐，好劣之见，人各有说，全以其一己所嗜随心所欲，乃至呜哑啁亦号称诗，滥语污词都称典谱。当时人们对于文学既无最高的判断力，是非妍丑自莫能定。新诗理论前数年亦尚无一定的解说，故作者自作，读者自读，诗与非诗，乃在题外。而自志摩主编《晨报副刊》，每周出一《诗刊》，格律音调乃至谨严；尽管诗人大哗，甚至有人斥责：如此讲究韵脚、格律，何必称新诗？投降文言诗算了！志摩不为所动，“努力不懈，其风所被，一时才智之士咸觉新诗如此不为无望。” 方君确认新诗为“中国近年来接触西洋文学以后的产物”。西洋诗自有其音韵、格律及风格；要研究西洋诗，必先精于其文字的工具，事关大体，不可一览而就。以西洋诗的音节、韵调、体裁，运用于中国文字，必先经过一番苦功研究。因中国韵文除诗以外，已有赋、词、曲、小令，我们今日文字的表现，是否以此为不足，而必立所谓新诗？我们既以旧体诗的音韵为束缚，新诗的音韵是否仍本之于古，或求之于方言？凡此种种，都宜极端审慎考究；而志摩正是极欲对此诸问题下功夫的一人。 方君谓“志摩之为语体诗，迥异别人。一字之去取，一韵脚之考究，一体裁之设定，皆极不肯轻率从事”。读者嫌他用词纤巧，或用字堆砌，而不知志摩为此，具有苦心。他作诗取法英国十九世纪浪漫诗人，体裁、音韵都有所遵守。从他的《海韵》、《运命的逻辑》、《盖上几张油纸》、《不再是我的乖乖》、《残破》、《哈代》等诗，可以看出他运用西洋诗的体裁与气息的奇巧和成熟；且不论这种诗的实质何如，已可知其为一种“最妙的语体韵文”。 方君以为，自《志摩诗》第二集和闻一多的《死水》出版，读者多受其影响。他们谨严的风格，足使一般青年有所会心，不再多握笔乱画，写长短句以自豪。这种廓清奠定之功，不能不归于志摩。 方文最后回忆“昔在沪侍陈散原先生谈诗，散原先生谓彼对新诗不多过目，惟徐某之新诗似颇有线装书气味耳。”方君称“盖志摩之为人，和平简易，待人以诚，而淡于功利，本有线装书气息也。使其不死，在中国文学史上必更有所献。今为此论，自以为公，敢质之吴先生，谅不为迕”。 父亲认为方文持论公正，但没有公开对方玮德的质询具体回应，仅于“本期编者引言”中表示：“按古今作者之成就及其为人之真价值，每需经数百年而论始定，并世评判，未必悉中毫厘。永久之毁誉，决不系于一人或数人之褒贬。”对于方文的一些论点，确有“实获我心”之感，特别是诗无分新旧，既同为韵文，自必应坚持遵守音韵、格律。而父亲一向认为“凡艺术必有规律，必须宗传(Tradition)”；“中国旧诗之形式上之规律及宗传，厥惟平仄之排置与协韵。去韵，则旧诗不成为一种艺术。”实际上，有心的新旧诗人，都在认真思考如何严守音韵、格律，又与时俱进，不断革新。徐志摩苦心研究将西洋诗的音韵、格调，运用于语体诗，一直以新诗鸣当代，父亲则常拟用于旧体诗，以新材料（感情、思想、事实、典故）入旧格律。方玮德归纳为“志摩与吴先生之方法与意见全不相同，而其态度则一”。 正是由于对诗的根本精神与艺术原理，所见相同；方君的这篇质询之文，开启了与我父亲相互间深入的诗学交流，建立起诚挚的友谊。其后，鸿雁传书，会晤谈心，互评诗作，共读佳书，两人由诗友进而成为心友、知己。 方玮德熟稔旧诗，虽擅写语体诗，旧体诗根柢也很不错。父亲的日记中，就粘存有玮德在桐城读中学时写的旧体诗一律，题为《即事》，诗云： 桐城城外云漠漠，桐城城下雨潇潇。 池中荷叶翻珠点，亭后芭蕉湿露瓢。 蝉静不闻鸣夏日，蛙喧顿觉乱深宵。 会乘黄鹤冲云去，云破天青日挂霄。 方玮德对本国历史与文化，有一种出乎天性的爱慕和热烈的追求，这与自幼宝爱中国文化、治学遵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我父亲，十分相投。此外，方玮德在大学研习的外国文学，正是父亲多年所讲授的学科。因而两人关于诗之创作“上承传统，旁汲西洋”方面，不乏探索，多有共识。凑巧的是方玮德1932年夏于中央大学毕业，同年秋随九姑方令孺来北平游览，在宴会上一见钟情的黎宪初女士，恰是父亲在清华外文系授业的学生，也是他的友好北师大教授黎锦熙的女儿，这自然又为两人间的话题，增添许多内容。 父亲与方君的交流，主要通过书信、作文；相聚晤谈，则多互道身世，亦及于各自的友情爱情。玮德以为“读诗人之诗，必先知其身世，观其平生经历以及此经历所给与诗人创作之‘法悦’，始对其诗有深切之兴趣”。他自认在我父亲的后辈中，对父亲知之最深，也喜读其诗最挚。 不巧父亲与方玮德交往最密切的这段时期，正逢他追求数年的某女士“已允婚复别嫁”，精神倍受刺激，心境郁郁，加以教课之余忙于自编《吴宓诗集》，长日劳苦愁烦，坚持撰写多年的日记中断，后人难以依此追寻两人交往轨迹。从父亲遗留的诗文笔记、零星碎稿中得知，方君1932年秋初次北来，曾与父亲欢聚清华，倾心交谈；父亲1933年暑假南游，亦曾与方君在上海作彻夜谈，是所谓“炎夏高楼景，深宵灭烛谈”，并同偕玮德九姑方令孺及诸友好共游西园。 如今只有浏览父亲与方玮德留下的诗文，来回顾和印证他们的友谊了。 方玮德很支持父亲主编《大公报·文学副刊》的工作，《再谈志摩》一文而后，还发表有《诗人歌德全人生的意义》、《志摩怎样了》、《盛成〈我的母亲〉第三卷〈海外工读十年忆实〉》、《〈狮吼集〉》等多篇文章、书评（其中父亲特约他所写纪念歌德百年忌长文，陈义甚高，而至精切；没有深厚根柢、精微思辨，绝写不出）。父亲则有《论诗之创作——答方玮德君》等文以及哀悼方君的挽联、诗作。 父亲与方玮德虽通信很密，可惜书信多已散失。然仅从父亲珍藏的方玮德手书四通，也多少可见两人相互倾诉鼓舞、亲密无间于一斑。 方君1934年4月7日由厦门寄函，父亲1934年4月13日收到。 雨丈道鉴：前在病院中得 手示，欢慰无比，唯读至“今后生活大率趋于虚空飘浮，……情感日益悲，途路日益穷……”则不觉泫然涕下。玮意 丈切不必抱悲观，作此等穷苦之语，凡人穷于此者必达于彼， 丈暂时略感虚空之悲，而“作诗遣情，寄意于缥缈之境”则又未尝非“达”也。往昔读 丈诗，凡遇悲欢离合之急剧者，无一章不沉痛动人。玮幼遭患难，中更疾病，虽所活之岁月不多，而所尝人生之苦痛极深，故每读 丈诗，多沉迴于中有所感动。此间友人多谓 丈抒情诗胜于说理诗，玮则谓情中见理者更胜。友人谢君亦嗜 丈诗，如诗集出版，请多寄一册至厦门大学谢文炳教授收。玮决暑假北上，急图晤谈，或将以己意编一《吴宓诗选》，即从 丈总集中选出。此事待见面时再说。玮病未全好，暑后友人挽至广州中大，惟玮极愿北上也。近来不作新诗，好填词，迟呈阅再转叶、盛诸君。所作《批评史》一书，或可月内出版。九姑病亦未痊，可虑。即请 道安 玮德敬启 （1934年四月）七号 方君病卧厦门，以为自己不适应当地气候，休养至1934年暑假返回南京，8月又到上海诊治一个多月。9月初，即与堂弟方琦德由南京同赴北平。方君急不可待地抱病北上，亦以前因华北时局不靖仓促奔往故乡湖南湘潭避兵乱的爱友黎宪初，这时已回到北平，同意与他正式订婚。方君旅途中已感身体不适，可能为爱情力量所振奋驱使，抵达北平后居然神采奕奕，谈笑风生，英俊潇洒如昔。玮德抱病与宪初携手同游北海公园，共舞于北京饭店，情书连连，情诗不断……终日陶醉在热恋的幸福中。 父亲保存有玮德的《九龙壁》一首，大概就是游北海九龙壁时迸发灵感，献给宪初的情诗。 玮德诗云： 第一条龙说：“我要颜色！” 我交给他金色的鳞甲； 第二条龙说：“我要光！” 我又交给他一双珠眼； 第三条龙说：“我要气！” 我让云霞飞进他的嘴里； 第四条第五条龙要的是冠冕， 我吩咐他们戴肉角，挂上须鬓； 第六条龙要声音，第七条龙要夭矫， 我一齐交给他们，怒吟和惊啸； 第八条龙问他们的巢穴， 我定好大海洋，深山，大湖泊； 第九条龙走过来——像一阵风—— “让我们一起飞吧，飞上天庭， 南茜，交给我你的灵魂，交给我你的心！” 父亲有注：Nancy为黎宪初英文名。 玮德尽情享受欢乐的同时，病情悄悄加重，尽管一直在接受中医调治，药石未断，三个月后，终于体力不支。不得不于12月下旬，入住北平德国医院诊治。 父亲珍藏的玮德另外三通书信，都是在他住院前一两个月时所写寄的。 方君致父亲的第二通书，落款处未书明写信时间。父亲加有批注，于1934年10月30日复。 雨丈尊前：二诗均到。前一诗 宓按此诗，指宓作《甲戌中秋》，盖记薇结婚之事，见宓《诗集》卷十二，二十七页。 丈愤意显然，与以前怨而不愤迥异，末二句犹刻。此首在 丈《诗集》中风格自有不同。宓注：甲戌中秋之夕，吴之椿（前清华教务长）与欧阳采薇（清华外文系1932毕业）在北京欧美同学会结婚。——宓得喜帖，送礼致贺，而未赴婚礼、吉筵。或以为异。事先，已在南京举行订婚仪式。正式媒人，为（1）教育部长王世杰（吴之椿所职国民政府教育部之上官）及（2）湖南教育厅长（薇父及薇在该厅任职之长官）。挽志摩诗 本文作者注：指《再挽徐志摩》。极佳，玮极爱之。此首立意当与前首宓注：不止此一首。有关，藉挽人而微寓身世之感，此诗动人最深。玮拟步 丈韵，学挽志摩一首，脱稿后呈 政。玮病未全好，下午发微热，欲移入德国医院而未能。独居岑寂，虽爱我者亦少往还矣。深思同 丈一细谈。如 丈有暇，请示知地点，愿一往深谈。即请 道安 玮德敬启 再者闻薇抵南京，住鸡鸣寺下蓝家庄十五号。之椿因其终日以泪洗面，待之略善。又闻薇女士终日作擘窝大字，甚趋风雅云。又及 方君第三通书，于1934年11月9日晚写寄。父亲同年11月11日收到，在上批曰：此函最关重要。 雨丈：信接到多时。因病发，下午热至三十八度，医严禁行动。昨日始觉大好，每日思与 丈谈，兼读 丈新诗，徒以病苦未能如愿耳。所赠 丈诗中，玮颇爱凌宴池君一律，不知 丈意如何？ 丈《诗集》已毕初校，喜极。尝以为在 丈后辈中，以玮知 丈最深，亦嗜 丈诗最挚。凡 丈诗中悲欢离合之情，玮无不深体其意，而每字皆如同己出。盖读诗人之诗，必先知其身世，观其平生经历以及此经历所给与诗人创作之“法悦”，始对其诗有深切之兴趣。若并世之诗人，目睹其悲喜欢畅以及愁苦之情，默察其所不能言而又不得不然者，则对其诗宜如何欣慕而爱嗜之欤！ 丈《诗集》中可分（A）抒情诗（B）咏史诗（C）见道诗三类：但 丈诗中往往因情见道又因道悟情，故 丈诗中所寓之moral teaching仍为“情与道合一”。忆 丈《诗集》中，并无全篇道学气诗以及歌咏旧伦理、旧道德之作。凡 丈诗中所抒悲喜之情，皆寓庄严于缠绵之中。其发也于感，其止也于悟。有人评 丈“宁devote to诗，而不devote to情”，此盖只碍于感而不知悟之境之语也。诗人多有并世之讥，然诗人宁忠心于其诗而不恤举世之毁。此 丈诗之可贵，亦玮怜 丈之遇，而嗜 丈之诗之深因也。又尝以为 丈诗中虽受十九世纪Romantic sense为多，但含Victorian sense亦不少。此说亦与前论“感”与“悟”有关。维多利亚时代诗人在“感情用事”运动之后，已转入灵心妙悟之径，其末流乃逃于“纯美”。 丈诗中并无情感迸发一泻千里之作，乃多幽怨暗恨之情。“Browning诗多obscure之作，亦为Controlling mood之一种表现。”此种Controlling mood，乃Leavis先生所尚论于维多利亚时代诗人者也。 丈诗，除受此种影响外，又有中国前辈典型思想。极端正不可袭（轻）视。此盖 丈所师承师友渊源有关。玮俟《吴宓诗集》出版后，拟另编或将来同友人合编《吴宓诗选》，分类诠次，而论略于前。此必先多读中西诗，始可作进一步对 丈诗之研究。盼对此事业， 丈多多助我！！玮仍愿先读近人诗，不知图书馆中有无此项新诗书籍到？盼 丈代询温德先生。有不可不读者，如T.S.Eliot“The Rock”玮急思一读；“J.Donne and Metaphysical Poetry”亦欲一读，盼 丈代借。病中偶思 丈诗，遂执笔书此，不能成字，祈 丈恕我痛苦之情！明后日再好即图一奉谈。即询 道安 玮德病中敬念 （1934年十一月）九号晚 父亲读方君诗评，直言明朗，以中西理念分析入微，观察犀利，识见通达；体念创作苦衷，深感“玮德知我”。难得方君身为语体诗的一颗灿烂新星，竟有心欲编旧体诗的《吴宓诗选》，分类诠次，亲作绪论。可惜他不久即病情加重，终至不治而与世长辞，此愿未能实现；否则真可为现代文学史留下一段新旧并世诗人合作的佳话。 父亲珍存的方君第四通书信，书于1934年11月14日晚间。父亲于1934年11月16日收见。 雨丈：诗已代寄《晨报》，由北晨编辑瞿冰森君转。凌君前有自写诗稿一纸亦在此，不知凌君需用否？ 丈诗，存本来面目极好。推敲字句，本可不必。 丈之诗，宜观其全体，未可取一二语研究。总之， 丈是诗人而非诗匠。其亦质胜文之说乎？玮诗甚夥，拟面呈 丈阅。昨译Monroe一诗，似尚可观。从电话中知薇已往苏州游历，宪初则久未见矣。即颂 晚安 玮德敬启 （1934年十一月）十四号晚 从父亲与方君的往来通信看，方君不时寄呈自己的诗作请父亲过目；至于父亲在复信中如何评价方君的语体诗，今已无从查寻获悉。然据父亲的朋友、学生（父亲称之为“友生”者）回忆，父亲并非如外界所传一味“反对”新诗，他对俞平伯、徐志摩、方玮德、陈梦家……等人的语体诗作，还很注意鉴赏；称赞方玮德在语体诗中对格律的坚守和熟练运用，词句节奏韵律紧严、匀整，而有一种特别的美。他在清华所授“中西诗之比较”课上，曾谈及方玮德的《哭志摩》诗，空灵凄美，富于想象；甚至顺口诵出若干段落：“志摩，你死，你死在天上，/你火葬在云里，你的灵魂/化成一缕烟——一缕轻烟，/一缕轻烟，蜿蜒又永远。……” 方玮德在亲朋好友的心目中，永远是一个美丽纯真、生趣无穷的大孩子，他的病牵动着所有爱他的人们的心。1934年12月21日玮德住进德国医院，院方诊断他所患为膀胱结核（这在八十多年前，尚无药物根治），且预言只有六个月生命期！这对大家来说，无异一声霹雳，震得人心痛；特别是玮德和宪初，更被打击得目瞪口呆，阵阵酸楚，相拥而泣，泪如雨下。如宪初后来在《哭玮德》文中所叙“可怜我们两个苦命的孩子就这样悲悲惨惨地度日如年！……” 玮德1935年1月下旬出院，回六姑姚方孝佶夫人家静养，仍服德国医院处方的药。旧历除夕前渐渐转好，已能坐起看书；不料正月初四突发高烧，体温升至四十度，几次晕厥，于是2月9日急送北平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治疗。每日注射葡萄糖液以稍稍支持体力，体温有增无降。玮德每日上午精神尚可，午后总是先大冷后大热，午夜后始退。如此情况两月，西医束手无策；延请中医名家诊视，热度虽减，膀胱剧痛不堪。腹水不去，饮食不思，昏睡不醒，身体缩成一团，状极痛苦。玮德最后头痛不已，医生估断为脑膜炎。延至5月9日下午二时去世。年仅二十七岁。 玮德弥留之际，身旁只六姑孝佶、爱侣宪初和八姑家的旧仆老乔三人。身后一切，全按他生前带玩笑似的嘱咐办理。大红绸子盖住全身，抬上冰床。宪初守灵到半夜，时时掀开绸巾，用自己的脸去温暖玮德的脸；伤心痛楚的泪水，不断滴落玮德脸上。 第二天（5月10日）上午入殓。玮德的“面貌如生，嘴角往上翘翘的微微露出一列洁白整齐的牙齿，还满带有生前微笑时那一点妩媚”。宪初含着热泪为玮德轻轻梳头，知他怕冷，特给穿上一套她亲为絮铺的丝绵裤袄。身边放上他顶爱的宪初写给他的那些信，还有宪初的照片，与他一起永远依伴。 5月11日出殡，天气阴沉，送殡的除玮德六姑孝佶、表弟佛同，堂弟琦德、珂德，爱侣宪初等至亲外，全是玮德的生前友好：孙大雨、吴宓、闻一多、巫宝三、孙毓棠、章靳以、孙洵侯、卢寿楠、潘家麟、郝昭宓、林庚、曹葆华、瞿冰森、陈梦家等。大家在凄风苦雨中，叹息着一步步送玮德的灵柩到法源寺暂厝。法源寺也是玮德的选择，那里多有他喜爱的丁香。 父亲自玮德住院，数度进城探望，见他病笃，日益消瘦，神魂俱碎；唯一感到宽慰的是，玮德爱如生命的宪初，始终陪侍在侧，尽量安慰，关爱备至。父亲深知宪初温柔贤孝，前服侍母病，亦废寝忘食，且输血相救。父亲自忖玮德来日无多，有爱侣宪初陪伴身旁直到生命的最后，未始不是一种幸福。 父亲尝以玮德比喻济慈。玮德病逝后，父亲的挽联即为： 爱神与死神交争，名在情场，谶语成真。济慈英国诗人Keats得君怜同病； 诗友兼心友尽丧，独行叹逝，挽章未就。雪莱英国诗人Shelley比我愧乏才。 另有《挽方玮德》五言律诗八首，诗云： （一） 文学家声远，先儒教泽敷。巍然白发祖，卓尔青袍姑。冢子能承缵，一门足楷模。玉山欣朗照，倏忽泪成珠。宓于民国十二年八月，始谒君令祖槃君（守敦）先生，并识君九姑令孺女士，于南京东南大学农场。 （二） 爱美由天性，风华映玉堂。清言珠贯骊，丽句锦投囊。交谊贞珉在，诗名流水长。修文急赴召，绣被一棺藏。六句用英国诗人济慈（Keats）生前自撰墓碣铭云Here lies One whose name was writ in water。 （三） 忘年为契友，君殁时年二十八，少宓十四岁。同病许知音。令伯身先弱，相如渴久侵。逾闲丛世谤，守礼耐孤衾。诗序迟刊就，铨衡识内心。《吴宓诗集》曾录君函中评论之语为序，已以校稿示君。宓诗集迟迟未印成，而君已逝世。哀哉！ （四） 炎夏高楼景，深宵灭烛谈。当时境可乐，回想味增醰。月旦诗新旧，意中人两三。红颜知己泪，猛虎共连骖。予去冬再挽徐志摩诗云，“碎骨红颜知己泪，呕心诗卷爪泥痕。”志摩所作诗集，其一曰《猛虎集》。 （五） 哭君谁最痛？梵嬺卜郎恩。Fanny Brawne乃济慈所爱之女，今借指黎宪初女士。缘短别仍久，情深泣代言。半年亲药饵，临殁易衾袢。箧里瑶函秘，呕心认血痕。 （六） 遗命法源寺，丁香旧有歌。斋堂俨凤阙，柩舍似蜂窠。花发情忘未，魂归意若何。丹青留异代，文献两楹多。君遗命停柩法源寺，于五月十一日移厝该寺。而君曾作《丁香花的歌》，印成小册，分贻诸友。 （七） 未制合欢曲，翻成薤露辞。华筵局早散，天道命如斯。飞鸟投林适，仙花堕梦痴。挽无俗士，风雨助凄其。 （八） 因君复自念，少死老堪悲。旧毁新难立，情真事易歧。无家恃友伴，如母感姑慈。世变终孤往，来收我骨谁？ 同年11月27日，父亲途经方君病殁医院，怀念亡友，复有《过背阴胡同有怀方玮德》七律一首： 旧巷重经景已非，方玮德君，于本年五月病殁北平西单背阴胡同北平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宓数往视疾，并送丧。近日西单大街新建屋宇，街市全非旧观矣。生偷死寄等无归。网遮浅水鱼群泣，风急寒林鸟倦飞。求爱千程知病苦，论诗片语入精微。见《吴宓诗集》卷首第一五页。桌头尚看遗容在，玉柱间凭对夕晖。遗照系民国二十二年秋，在厦门大学摄寄者。 1956年春，父亲要母亲将他存放北京家中的藏书，托运到重庆北碚；他“决将宓心爱及名贵之书，一律捐赠（西南师院）图书馆，无复留恋”。但待书刊全部运到，整理捐赠之时，每书重阅，或翻阅纪念文件，辄又恋恋不舍，“一若宓重历昔年之生活也者”，最后当然还是忍痛割爱，全部捐赠出去。父亲在日记中写道，近两月，“因整理某书，而重读一遍……不啻恒在回味过去之生活，再接昔年之人与事，体验当时之思想与感情。如今晚细读《玮德诗文集》所得者即是也。” 父亲晚年重新编订诗集，还特将方玮德君1934年11月9日、14日评论其诗之函粘入“标准本”的《吴宓诗集》卷首第一八页。 父亲与方玮德，均已走得太久太久，他们的故事，如今倘还有点意思，也许就是：新旧文学人士并非必须水火不容，截然对立；只要不抱成见，平心而论，还是可以友好相处，长短互补，共同发展的。新文学不是无源之水、无土之木，也是从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中走出来的；正如有眼光的新文学人士闻一多所曾指出的，文学艺术，无论新到什么程度，总不能没有一个民族的本位精神存在于其中。技术无妨西化，但本质和精神却要自己的。他当年之所以看好方玮德，亦因“初次见到玮德的时候，便想起唐人两句诗：‘几度见诗诗尽好，及观标格过于诗’”。玮德的标格，就是中国本位文化的风度。 闻一多以为，文艺作家“要的是对本国历史与文化普遍而深刻的认识，与由这种认识而生的一种热烈的追怀，拿前人的语句来说，便是‘发思古之幽情’。一个作家非有这种情怀，决不足为他的文化的代言者，而一个人除非是他的文化的代言者，又不足称为一个作家”。他当时听说方玮德正研究明史，而和玮德一起作新诗的朋友，如俞大纲原就治本国史，孙毓棠原治西洋史，近兼致力于本国史，陈梦家也在由古文字追求古史。他多么期待玮德和他这几位朋友能作为开拓者早晚为新诗展开一个新局面！因而对玮德的早殁，想到这损失的意义，格外感到痛惜。 2016年2月于北京 选自《新文学史料》2016年第4期。 《新文学史料》邮发代号：18-162 全国邮局均可订阅。 过刊、零售请联系编辑部。 通信地址：北京朝内大街166号人民文学出版社 《新文学史料》编辑部 邮编：100705 联系电话：010-65252161 投稿邮箱：shiliao1978@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