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 20世纪文学全球化的样本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尽管诺贝尔文学奖的设立者从一开始就强调它的全球性特征，但这个特征是通过西方人逐渐克服认识上的局限来实现的。其它地域、民族文学的融入淡化了这一奖项的西方色彩。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史表明：在一个信息多元的社会里，任何一种文学以及所体现的价值观不可能左右文学的发展方向，文学的全球化不是强势文学对其他文学的征服或置换，而是各民族文学的交流、对话、融合。 关键词：诺贝尔文学奖、全球化、文学融合、样本 实际上，对文学全球化的展望在19世纪欧洲政治家和作家那里有过不同的言说，不管这种言说的预见性是否具有现实的可行性，但它毕竟展示了西方人对可能出现的文学发展态势的一种预见 ，到了瑞典实业家诺贝尔那里，他试图把别人的构想通过现代商业社会的货币形式变成现实，在1895年11月27日立下的最后一份具有法律效率的遗嘱中，他写道：“所有我留下的不动产，应以下列方式处理：其资金将由我的委托人投资在安全证券上，建立一项基金，其利息以奖金的形式，每年赠予那些在最近数年来造福于人类贡献最大的人。” 诺贝尔将这笔奖金分为5等份，分别赠予在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和医学、文学以及为世界和平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具体到文学，诺贝尔要求获奖作家必须是“创作出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出色作品的人”。诺贝尔还特别强调了这个奖项的全球性特点，他指出：“在颁发这些奖金的时候，对于候选人的国籍丝毫不予考虑，不管他是不是斯堪地纳维亚人，只要他值得，就应授予奖金。” 诺贝尔希望以“理想主义和最出色的”为标准，把全世界最优秀的作家纳入到一个体系中，检视一个世纪的颁奖史，应该说它基本上遵循了诺贝尔遗嘱的精神，20世纪100年间，诺贝尔文学奖几乎囊括了不同政治立场、不同文学流派、不同地域和民族具有世界影响的大作家，成为全球化语境下一个超越民族、地域、意识形态的文学体系。这个由西方人设立并由西方人遴选作家的奖项，因其他地域和民族的文学融入，它的西方色彩被淡化了，一种多民族文学相互对话的机制已经形成。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史表明：在一个信息多元的社会里，文学的全球化不是以经济为后盾的强势文学对其他文学的征服或置换，而是各民族文学在对峙、渗透、融合中形成对话。诺贝尔文学奖记录了西方文学从排斥、接纳到与他民族文学相互融合、对话的过程，它是研究20世纪文学全球化的一个具有代表意义的标本。 （一） 诺贝尔文学奖能成为文学全球化的标本，是因为这个奖项能清晰显示20世纪不同民族文学相互融合的过程。瑞典文学院顺应世界文学的潮流，不断丰富“理想主义”的内涵。 “理想主义”本身具有不确定性，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们，对理想的理解大不相同，既然这个奖项的设立者和执行者都浸淫在西方文化语境中，那么它必然打上西方人的烙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理想主义”逐步显示了它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最初把 “理想主义”理解为：“就是文学上的正统性，符合宗教精神和社会道德秩序，能激发人乐观向上的情绪。”“为人类，为符合人道、常识、进步及幸福所做的奋斗，” 在这种“理想主义”标准支配之下，最初10年的获奖作家，与当时丰富的文学现实相比，显得略微单调 ：从地域上说，获奖作家全部集中在北欧和西欧；从内容来说，获奖的无论是小说家还是诗人，主要描写生活的光明面，即便抨击生活的假丑恶，也基本上在正统的道德范畴之内；就创作倾向来说，获奖作家基本上局限在写实主义范围内。对获奖作家的理解和评价也较为保守：苏利·普吕多姆的诗作，“是高尚的理想、完美的艺术和罕有的心灵与智慧结晶的实证。”比昂逊“以诗人般活跃的灵感和难得的赤诚之心，把作品写得雍容华贵、华丽而又色彩缤纷。”卡尔杜齐的获奖“不仅因为他渊博的学识以及独有见地的深刻研究，更由于他伟大的诗作所特有的创造力、清新的风格以及抒情特征。”这几则评语表明瑞典文学院试图以19世纪西方传统的理想主义精神价值，捍卫文艺复兴以来人的尊严，以传统的宗教精神作为拯救人类的基本方式。显然，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去理解诺贝尔遗嘱中的“理想主义和最出色的”内涵，诺贝尔文学奖只能吸纳那些讴歌人类纯真情感的作品，无法表现20世纪人类在文学领域对理想追求的多样性。 在积累了10年颁奖经验后，瑞典文学院审时度势，赋予“理想主义”新内涵，使颁奖直接感受着世界文坛的脉动。从1911年开始，他们开始关注现实主义思潮以外的文学创作，这一年的获奖者是比利时作家梅特林克，瑞典文学院对梅特林克“全然不同于传统的形式”和“对人的内心的意念”的挖掘给予了特别的注意 ，它表明当时非常风行的现代主义文学新质素进入到了评委的视野。 1912年，德国具有自然主义倾向的作家霍普特曼的获奖，使得“理想主义”不仅包括表现人类正向价值的作品，也吸纳那些描写人类精神中负向价值的作品。作为一个文学流派，自然主义大师左拉在世纪初曾被排斥在诺贝尔文学奖家族之外，甚至诺贝尔本人也认为左拉是“一位肮脏的作家”，但霍普特曼却以自然主义作家的姿态出现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上。宣读霍普特曼颁奖词的是一位新的执行秘书，他开篇引用一句格言：“天下没有不变的事物，”并且指出：“一棵叶茂枝繁的大树，当初不过是一粒不起眼的种子而已。”显然，瑞典文学院力图通过丰富“理想主义”的内涵，使诺贝尔文学奖能够变成“一棵叶茂枝繁的大树”，颁奖词特意将作家展示的阴暗面与诺贝尔遗嘱精神进行了深刻而精当的联系。他们认为，霍普特曼戏剧的“最大特点就是使人们对光明的未来充满信心”，“最值得赞叹的是，当他描写人世间的阴暗面的时候，也未忽略人性的尊严”。 当然，他们对揭示人类生活阴暗面的作品的肯定是审慎和有限度的，他们特别强调：“诚然，生活有它不可避免的阴暗面，但这种阴暗面必须以高超的文学手法才能处理好，留给后人深刻的教训。” 正是对“理想主义”内涵的调整，使得那些展示人性弱点的作品被诺贝尔文学奖接受，而更具有现实意义的是一批现代主义作家，也进入到以正统文学观念相标榜的诺贝尔文学奖体系中，这些反传统作家的进入，无论是思想内涵还是表现手法都拓展了人们对“理想主义”和“最出色的”理解。当然，瑞典文学院对现代主义文学价值的认识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刚开始遴选者并不是从文学的现代性立场上肯定现代主义作家的先锋性价值。这从1923年象征主义诗人叶芝获奖就可以看出端倪，叶芝获奖的理由是“由于他那富有灵感的诗歌以精美的艺术形式展现了整个民族精神。”瑞典文学院把他看成是爱尔兰民族文学的代言人而授予他此项殊荣。但面对叶芝的象征主义诗歌文本时，评委们以阅读传统文学的经验来解读他的诗作，因而他们对叶芝的理解显得非常独特：“他的艺术通常是非常晦涩的，所以要想理解就得十分细心。这种晦涩的成分，来自内容的神秘色彩和盖尔特人气质，这种气质不是显而易见的，而是体现在诗的光彩、细腻的情感和深入入微的洞察力中。自然也受当时潮流的影响，那就是象征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的手法，驱使他总是呕心沥血去寻找、推敲合适的字眼。” 评委们一方面感受到了叶芝象征主义诗歌的艺术创新，另一方面却从传统的审美视角来欣赏他的智性诗歌，他们力图在传统与现代两端中寻找一个结合点，显露出一种矛盾心态。 1927年，柏格森的获奖又使“理想主义”向容纳现代主义迈出了重要一步，瑞典文学院对柏格森“丰富而生气勃勃的思想以及表达的卓越技巧”非常欣赏，恰恰是这种富有生气的思想，成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哲学基础之一,给现代主义诸流派以巨大的影响。在此之后，20世纪具有世界性影响的现代主义作家大批进入到诺贝尔文学奖体系中。30年代皮兰德娄和尤金·奥尼尔能够获奖，与他们的现代主义表现技巧是分不开的。40年代艾略特、威廉·福克纳、50年代的贝克特、加缪，60年代的萨特等现代主义作家，也因为他们的反传统精神受到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青睐，这些作家是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中，不同流派中涌现出来的杰出代表，他们以自己的创作构成了20世纪诺贝尔文学奖“理想主义”价值观的一个独特方面，成为诺贝尔文学奖体系中最精彩的华章。 “理想主义”内涵的不断拓展，使瑞典文学院遴选作家的范围不断扩大，它顺应了20世纪世界文学发展的潮流和不断变化了的审美观念，作为一个文学体系，诺贝尔文学奖吸纳的作家更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诺贝尔文学奖本身也更加成熟。我们可以看到，在“理想主义”和“最出色”的两面旗帜下，100年来，世界文学中三股重要文学思潮的代表作家，都被它融合在一个体系中，诺贝尔文学奖已经成为20世纪世界文学发展的一个缩影，在这个体系中，既有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家：如罗曼·罗兰、托马斯·曼、法朗士、高尔绥华斯、马丁·杜伽尔、斯坦贝克、马哈富兹、戈迪默等，也有审美趣味与传统文学绝然相左的作家。如梅特林克、艾略特、威廉·福克纳、贝克特、加缪、萨特、加西亚·马尔克斯等。在这个体系中还有恪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作家，如肖洛霍夫、安德里奇等。这些创作观念、艺术风格迥异的作家之所以能聚会在一起，是因为“理想主义”精深内涵和随时代变迁所显示的开放性和生命活力，正如阿斯图里亚斯所说，“这是一个擎着光明火炬的诺贝尔家族。” 对人类未来的美好憧憬。对人性的真善美的追求，对假、丑、恶的鞭挞，成了这些作家共同的价值取向。 （二） 诺贝尔文学奖能够反映文学全球化特点还在于获奖作家在地域分布上的广泛性。如果说对“理想主义”和“最出色的”的内涵的拓展，使得诺贝尔文学奖体系吸纳了不同流派的作家，那么，从地域上看，诺贝尔文学奖从关注欧洲到关注全世界，不断地使诺贝尔遗嘱中全球性精神要义变为现实。在 “理想主义”和“最出色的”旗帜之下，记录了文学全球化的历程。如果我们把斯德哥尔摩比作灯塔的话，这个“擎着光明火炬”的灯塔之光，尽管疏密不匀，但世界5大洲已沐浴到它的光辉。 在开始颁奖之初，由于西方人的优越感，瑞典文学院对欧洲以外地域和民族的文学采取一种漠视态度， 1945年以前，进入诺贝尔文学奖体系的几乎都是欧洲大陆的作家，而且主要集中在英法德等国之中，其他地域和民族的作家很难进入到诺贝尔文学奖体系中，即便是进入，也是以西方人的视野加以吸纳的。这表明全球化观念的形成是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以 1913年泰戈尔的获奖为例，可以看出全球化过程中，西方人最初对东方文学精神的误读，泰戈尔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东方作家，在诺贝尔文学奖体系中，他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东方文学独特的价值和审美趣味，但是，瑞典文学院有意识地淡化泰戈尔作为东方人的地位和身份。在获奖理由中，瑞典文学院“表彰他那含义深远，清新而美丽的诗歌，他运用完美的技巧，运用自己的英语词汇。使他诗意盎然的思想成为西方文学的组成部分。”很显然，在 1913年，西方人没有考虑到泰戈尔作为亚洲人的巨大意义，他们更愿意将泰戈尔看成自己文学体系中的一员，英国批评家说，泰戈尔的出色成就“体现了英国文学的出色高峰”，在那个时代，西方人欣赏泰戈尔能用娴熟的英语表达思想观念，而不是思想观念本身。但泰戈尔的获奖客观上显示了东方深厚文明根基中孕育出的文学的独特魅力，瑞典诗人海顿斯坦称泰戈尔是“具有真正伟大水平的一个理想诗人。”叶芝也认为“泰戈尔诗歌是高度文明的产物”。而泰戈尔则以东方人的文化身份来接受这个奖项的，他说：“你们全面、深刻的理解缩短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他相信文学能消除误解、化解分歧，使人类和睦相处。泰戈尔进入诺贝尔文学奖体系的意义表明，在文学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强势文学不可能置换弱势民族的文学，东西方交融不仅可能性，而且是必然的。 如果说，1913年给印度作家泰戈尔授奖，显示了“西方中心论”的固执，那么1945年，智利作家米斯特拉尔的获奖，则表明瑞典文学院对诺贝尔遗嘱中世界性眼光的重新发现。这种世界性眼光，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已经越来越明显了。1961年，南斯拉夫作家安德里奇获奖，使得诺贝尔文学奖开始注意西方意识形态以外的文学家，1966年瑞典文学院授奖给以色列作家阿格侬，则表明对纯正的古希伯来文化的重视。1967年，危地马拉作家阿斯图里亚斯夺冠，颁奖词特别强调，“阿斯图里亚斯大量大胆而又杰出的作品却足以使他脱颖而出，使万里之外的我们也不能不对他刮目相看。”1968年日本川端康成“作为一位将叙事技巧与画家眼睛和感觉结合在一起的小说家”，“在探索爱、美、死亡以及对价值追求等主题的过程中，极其完美地表现出日本的特征”而获奖，瑞典文学院看重的就是川端康成的东方特征以及东方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意义。联系到1913年对泰戈尔的评价，可以看出瑞典文学院对世界多元文化和民族文学特征的尊重，由此显示出了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思想观念的巨大变化。 进入70年代以后，诺贝尔文学奖遴选者的全球化意识更为明显，关注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学几乎形成了一种自觉。197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光辉第一次照射到遥远的大洋洲，帕·怀特“以史诗般的气魄和刻画人物心理的叙事艺术，把一个新大陆引入世界文学之林”而夺魁。1986年，尼日利亚作家索因卡首次代表黑非洲作家进入诺贝尔文学奖家族，1988年马哈福茨作为阿拉伯文学的杰出代表而入围，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再次光顾非洲大陆，南非白人女作家纳丁·戈迪默因其“壮丽而宏伟的史诗创作对人类的贡献”而成为第3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非洲作家，在20世纪后期，诺贝尔文学奖几乎每隔两年就吸纳一位非洲作家进入诺贝尔文学奖家族，这表明诺贝尔文学奖开始关注一度被忽略的非洲文学，同时也说明，经过一代又一代作家的努力，非洲文学摆脱了西方殖民文化的影响，以一个新大陆成熟的文学姿态，融入到世界文学中来，显示出非洲文学的世界性意义。瑞典文学院既关注这些作家在非洲独特文化背景下所显露的思想内涵，又肯定他们艺术上的独创性，对索因卡的评价是：“由于他的文学天才—- 他的艺术技巧，语言魅力和独创性---的非凡成就。”而马哈福茨是作为当代阿拉伯文学艺术的代表入选诺贝尔文学奖家族的：“他通过大量刻划入微的作品---洞察一切的现实主义，唤起人们树立雄心，形成了全人类所欣赏的阿拉伯艺术。”戈迪默史诗般的作品“以直截了当的方式描述了在环境十分复杂的情况下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她的文学作品深入浅出地考察了历史的过程，同时又有助于历史的进程。”非洲作家以文学为武器，为非洲大陆各民族的生存权、发展权而奔走呼吁。向全世界展示非洲这块土地上人们所遭受的苦难以及非洲人面临的问题、非洲人的思考和非洲人对未来的希望。2000年，中国作家高行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第一次使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国文学也在更高意义上参与到世界文学中来。这样古代四大文明的发祥地的文学通过诺贝尔文学奖这一庄严的仪式，融入到世界文学的潮流中。成为文学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反过来，这些卓有成效的作家的艺术成就，又增加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权威性。 （三） 可以这样说，诺贝尔文学奖能够获得世界性声誉，并不是因为它在西方强势经济支持下的西方话语霸权，而是因为它的开放性，它对多元文化的包容态度，诺贝尔文学奖的全球性特征促使我们来检视文学全球化所呈现的客观形态，从中引申出许多有意义的思考。 诺贝尔文学奖是依据现代商业社会的运作模式进行操作，诺贝尔本人就是现代商业社会的成功者。正是因为诺贝尔有全球经济活动的经历，才使得他具有超越时代的眼光，站在人类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前沿来设计这个奖项，这表明现代社会中文学发展和其他领域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文学的全球化和经济的全球化是依照各自的规则向前发展的，诺贝尔在遗嘱中对文学全球性的构想留下了巨大的阐释空间，执行者很难一下达到他的认识层次，他们只能依据自己的经验来理解这个奖项的遴选标准，于是我们发现诺贝尔文学奖全球性意识的实现是与社会审美观念的变化同步：在20世纪初，在传统文学观念的制约下，他们把“理想主义”理解为歌颂人性的真善美，忽略了文学鞭挞假丑恶的批判功能。把遗嘱的补充性话语，理解为超越北欧地域，而不是全球性文学，1913年西方人因泰戈尔是英属殖民地公民而把他的创作看成是英国文学的一部分，但民族文学并不因为西方的误读，而改变自己的性质。泰戈尔的获奖显示了颁奖者的主观愿望和文学客观效果的分离，泰戈尔创作的东方特色，确定了他在诺贝尔文学奖体系中的东方文学对话者身份。同样的，当米斯特拉尔以南美大陆具有本土意识的文学参与到这个体系中来时，人们关注米斯特拉尔时，并不依据西方学者的评价去理解米斯特拉尔的创作，而马哈福茨以埃及文学甚至阿拉伯文学的代表进入到诺贝尔文学奖体系时，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和现实。阿拉伯人的价值观念、思想情感会通过诺贝尔文学奖这个仪式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个根植于西方的文学奖，西方优越论虽不可能一下子消散，但进入“理想主义”体系之中的西方以外的文学，他们的本土性特色，给“西方中心”以冲击。同时，其他民族文学在诺贝尔文学奖体系中，通过与世界文学对话，也获得了一种世界性的视野。这种互动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各民族文学进行对话的一个基本平台，西欧文学获得了其他民族文学的滋养，而其他民族文学则在对话中获得了自信。 这里可能涉及到一个理论问题，即文学的全球化与本土文学的关系，我非常赞同《竞争极限》一书中的观点：“全球化并不意味这个世界在政治上已经实现了统一，经济上已经完成了一体化，文化上已经实现了同质化，全球化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十分矛盾的过程，无论是就它的影响范围，还是它的多种多样的结果而言。” 在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应该是什么样子呢？现实证明，每一个民族的文学都是世界文学之树上的一个分枝。也就是说各民族文学打破原来闭关自守的狭隘界限走向世界，形成世界文学的新格局，在全球化语境下，各民族文学不可能因为获得了世界性而淡化了本土性，相反地正式因为具有民族性才使得文学全球化是多种民族文学的融合和对话，在对话中，文学的世界性交流又反过来为丰富文学的民族性提供新的质素。实际上诺贝尔文学奖就恰好表明了这样的一种关系，几乎所有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都以民族文学的代言人身份站在世界文学的领奖台上，为自己民族能够在最高层次上参与到世界文学的对话中来而欢呼雀跃。罗曼·罗兰在获奖后说“这项殊荣并非属于我个人，而是颁给我的祖国的，我正因此而接受她。同时，每当我想起它有助于传播那些使法国为世人所接受的思想时，我就感到无限欣慰。” 而肖洛霍夫则为这个奖项“能颁给苏联作家而自豪”，赛珍珠则以美国人民的代表领奖，在这里西方强势文学几乎不可能占据优势，更多的是参与到世界文学中的民族自豪感。 在这个体系中，各民族文学的交流、对话机制已经形成。这种对话既有东西之间文学对话，又有南北之间的文学对话，以非洲为例，3位获奖作家，虽然可能因为民族传统的差异性，在艺术表现方式、书写语言上各有特点，但他们超越了民族界限，就非洲的现实问题，形成了相互之间的对话, 3位作家都把非洲大陆实现自由、民主和民族独立的任务，放在创作的首要位置加以关注。在20世纪民族解放的浪潮中,他们把自由和独立作为最高境界来追求。索因卡在诺贝尔文学奖受奖词演说时,特意向南非政治家纳尔逊·曼德纳致敬，而后者当时还关押在监狱里。 南非白人女作家戈迪默把纳尔逊·曼德纳的获释看成是自己生活中的大事。出于一种政治责任感，她为南非取消种族隔离制度而斗争，当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非洲人国民大会认为纳丁·戈迪默：“演绎了我们人民对和平、自由的深深憧憬。” 马哈福茨也是将埃及民族的独立解放和人民的自由作为自己的创作源泉。他总结说：“感情、政治激情是我艺术实践的主要源泉，”对政治的主动介入，成了马哈福茨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3位作家共同的精神追求使得非洲文学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政治色彩。政治责任感使得非洲获奖作家关注非洲本土的现实，而且表现了基本相同的主题：为人的自由而写作。 在全球性语境中，不仅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之间彼此对话,而且诺贝尔文学奖体系以外的作家也在相互吸纳借鉴。这成了我们考察文学全球化的非常重要的个案，当代作家莫言把福克纳和加西亚·马尔克斯比做“两座灼热的高炉。”正是在这两位作家的启发之下，他才创作出具有中国北方色彩的“红高粱”小说系列。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则从卡夫卡的创作中获得灵感。艾略特对乔伊斯的借鉴，这种不同民族文学对话和吸收，不仅使文学关注的主题越来越具有全球性特征，而且使得某种新的文学表现手法被广泛的借鉴，改造，我们在曹禺的戏剧中，看到了奥尼尔的表现手法，但是这种手法已经变成我们民族自己的东西了。 因此，当批评家为文学全球化问题争论不休的时候，我们从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史中获得了有关全球化的最直观的具体形态：各民族文学将在一个广阔的空间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展示自己的魅力，异质文化的输入，也许可能改变本民族某些与时代不合拍的因素，但是它同时可能激活本民族文学中创造性因子，从而使民族的文学产生新的活力。 引用作品： 《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毛信德主编:《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演说集》。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 白根格伦:《世纪超人：诺贝尔传》。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 王逢振主编:《诺贝尔文学奖词典》。桂林：漓江出版社，1997年。 肖涤编:《诺贝尔文学奖要介》。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 ———————————————————— 1901 苏立·普吕多姆 法国 “是高尚的理想、完美的艺术和罕有的心灵与智慧的实证” 1902 特奥多尔·蒙森 德国 “今世最伟大的纂世巨匠，此点於其巨著《罗马史》中表露无疑” 1903 比昂斯滕·比昂松 挪威 “他以诗人鲜活的灵感和难得的赤子之心，把作品写得雍容、华丽而又缤纷” 1904 弗雷德里克·米斯塔尔 法国 “他的诗作蕴涵之清新创造性与真正的感召力，它忠实地反映了他民族的质朴精神” 1904 何塞·埃切加赖 西班牙 “由于它那独特和原始风格的丰富又杰出作品，恢复了西班牙喜剧的伟大传统” 1905 亨利克·显克维支 波兰 “由于他在历史小说写作上的卓越成就” 1906 乔祖埃·卡尔杜齐 意大利 “不仅是由于他精深的学识和批判性的研究，更重要是为了颂扬他诗歌杰作中所具有的特色、创作气势，清新的风格和抒情的魅力” 1907 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 英国 “这位世界名作家的作品以观察入微、想象独特、气概雄浑、叙述卓越见长” 1908 鲁道尔夫·欧肯 德国 “他对真理的热切追求、他对思想的贯通能力、他广阔的观察，以及他在无数作品中辩解并阐释一种理想主义的人生哲学时所流露的热诚与力量” 1909 西尔玛·拉格洛夫（女）瑞典 “由于她作品中特有的高贵的理想主义。丰饶的想象力、平易而优美的风格” 1910 保尔·约翰·路德维希·冯·海塞 德国 “表扬这位抒情诗人、戏剧家、小说家以及举世闻名的短篇小说家，在他漫长而多产的创作生涯中，所达到的充满理想主义精神之艺术臻境” 1911 莫里斯·梅特林克 比利时 “由于他在文学上多方面的表现，尤其是戏剧作品，不但想象丰富，充满诗意的奇想，有时虽以神话的面貌出现，还是处处充满了深刻的启示。这种启示奇妙地打动了读者的心弦，并且激发了他们的想象” 1912 盖哈特·霍普特曼 德国 “欲以表扬他在戏剧艺术领域中丰硕、多样而有出色成就” 1913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印度 “由于他那至为敏锐、清新与优美的诗；这诗出之于高超的技巧，并由于他自己用英文表达出来，使他那充满诗意的思想业已成为西方文学的一部分” 1914 未颁奖 1915 罗曼·罗兰 法国 “文学作品中的高尚理想和他在描绘各种不同类型人物时所具有的同情和对真理的热爱” 1916 魏尔纳·海顿斯坦 瑞典 “褒扬他在瑞典文学新纪元中所占之重要代表地位” 1917 卡尔·耶勒鲁普 丹麦 “因为他多样而丰富的诗作——它们蕴含了高超的理想” 1917 亨利克·彭托皮丹 丹麦 “由于他对当前丹麦生活的忠实描绘” 1918 未颁奖 1919 卡尔·施皮特勒 瑞士 “特别推崇他在史诗《奥林帕斯之春》的优异表现” 1920 克努特·哈姆生 挪威 “为了他划时代的巨著《土地的成长》” 1921 阿纳托尔·法郎士 法国 “他辉煌的文学成就，乃在于他高尚的文体、宽闵的人道同情、迷人的魅力，以及一个真正法国性情所形成的特质” 1922 哈辛特·贝纳文特·伊·马丁内斯 西班牙 “由于他以适切之方式，延续了戏剧之灿烂传统” 1923 威廉·勃特勒·叶芝 爱尔兰 “由于他那永远充满着灵感的诗，它们透过高度的艺术形式展现了整个民族的精神” 1924 弗拉迪斯拉夫·莱蒙特 波兰 “我们颁奖给他，是因为他的民族史诗《农夫们》写得很出色” 1925 乔治·萧伯纳 爱尔兰 “由于他那些充满理想主义及人情味的作品——它们那种激动性讽刺常涵蕴着一种高度的诗意美” 1926 格拉齐亚·黛莱达（女）意大利 “为了表扬她由理想主义所激发的作品，以浑柔的透彻描绘了她所生长的岛屿上的生活；在洞察人类一般问题上，表现的深度与怜悯” 1927 亨利·柏格森 法国 “因为他那丰富的且充满生命力的思想，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光辉灿烂的技巧” 1928 西格里德·温塞特（女）挪威 “主要是由于她对中世纪北国生活之有力描绘” 1929 保尔·托马斯·曼 德国 “由于他那在当代文学中具有日益巩固的经典地位的伟大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 1930 辛克莱·刘易斯 美国 “由于他充沛有力切身科动人的叙述艺术，和他以机智幽默去开创新风格的才华” 1931 埃利克·阿克塞尔•卡尔费尔德 瑞典 “由于他在诗作的艺术价值上，从没有人怀疑过” 1932 约翰·高尔斯华绥 英国 “为其描述的卓越艺术——这种艺术在《福尔赛世家》中达到高峰” 1933 伊凡·亚历克塞维奇·蒲宁 俄国 “由于他严谨的艺术才能，使俄罗斯古典传统在散文中得到继承” 1934 路伊吉·皮兰德娄 意大利 “他果敢而灵巧地复兴了戏剧艺术和舞台艺术” 1935 未颁奖 1936 尤金·奥尼尔 美国 “由于他剧作中所表现的力量、热忱与深挚的感情——它们完全符合悲剧的原始概念” 1937 罗杰·马丁·杜·伽尔 法国 “由于在他的长篇小说《蒂博一家》中表现出来的艺术魅力和真实性。这是对人类生活面貌的基本反映” 1938 赛珍珠（珀尔·塞登斯特里克·布克）（女） 美国 “她对于中国农民生活的丰富和真正史诗气概的描述，以及她自传性的杰作” 1939 弗兰斯·埃米尔·西兰帕 芬兰 “由于他在描绘两样互相影响的东西——他祖国的本质，以及该国农民的生活——时所表现的深刻了解与细腻艺术” 1940——1943 未颁奖 1944 约翰内斯·威廉·扬森 丹麦 “由于籍著丰富有力的诗意想象，将胸襟广博的求知心和大胆的、清新的创造性风格结合起来” 1945 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女） 智利 “她那由强烈感情孕育而成的抒情诗，已经使得她的名字成为整个拉丁美洲世界渴求理想的象征” 1946 赫尔曼·黑塞 德国 “……他那些灵思盎然的作品——它们一方面具有高度的创意和深刻的洞见，一方面象征古典的人道理想与高尚的风格” 1947 安德烈·纪德 法国 “为了他广包性的与有艺术质地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以无所畏惧的对真理的热爱，并以敏锐的心理学洞察力，呈现了人性的种种问题与处境” 1948 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 英国 “对于现代诗之先锋性的卓越贡献” 1949 威廉·福克纳 美国 “因为他对当代美国小说做出了强有力的和艺术上无与伦比的贡献” 1950 帕特兰·亚瑟·威廉·罗素 英国 “表彰他所写的捍卫人道主义理想和思想自由的多种多样意义重大的作品” 1951 帕尔·费比安·拉格克维斯特 瑞典 “由于他在作品中为人类面临的永恒的疑难寻求解答所表现出的艺术活力和真正独立的见解” 1952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 法国 “因为他在他的小说中剖析了人生的戏剧，对心灵的深刻观察和紧凑的艺术” 1953 温斯特·丘吉尔 英国 “由于他在描述历史与传记方面的造诣，同时由于他那捍卫崇高的人的价值的光辉演说。” 1954 欧内斯特·海明威 美国 “因为他精通于叙事艺术，突出地表现在其近著《老人与海》之中；同时也因为他对当代文体风格之影响” 1955 赫尔多尔·奇里扬·拉克斯奈斯 冰岛 “为了他在作品中所流露的生动、史诗般的力量，使冰岛原已十分优秀的叙述文学技巧更加瑰丽多姿” 1956 胡安·拉蒙·希梅内斯 西班牙 “由于他的西班牙抒情诗，成了高度精神和纯粹艺术的最佳典范” 1957 阿尔贝·加缪 法国 “由于他重要的著作，在这著作中他以明察而热切的眼光照亮了我们这时代人类良心的种种问题” 1958 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 苏联 “在当代抒情诗和俄国的史诗传统上，他都获得了极为重大的成就” 1959 萨瓦多尔·夸西莫多 意大利 “由于他的抒情诗，以古典的火焰表达了我们这个时代中，生命的悲剧性体验” 1960 圣琼·佩斯 法国 “由于他高超的飞越与丰盈的想象，表达了一种关于目前这个时代之富于意象的沉思” 1961 伊沃·安德里奇 南斯拉夫 “由于他作品中史诗般的力量——他籍著它在祖国的历史中追寻主题，并描绘人的命运” 1962 约翰·斯坦贝克 美国 “通过现实主义的、寓于想象的创作，表现出富于同情的幽默和对社会的敏感观察” 1963 乔治·塞菲里斯 希腊 “他的卓越的抒情诗作，是对希腊文化的深刻感受的产物” 1964 让·保尔·萨特 法国 “因为他那思想丰富、充满自由气息和探求真理精神的作品对我们时代发生了深远影响” 1965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肖洛霍夫 苏联 “由于这位作家在那部关于顿河流域农村之史诗作品中所流露的活力与艺术热忱——他籍这两者在那部小说里描绘了俄罗斯民族生活之某一历史层面” 1966 萨缪尔·约瑟夫·阿格农 以色列 “他的叙述技巧深刻而独特，并从犹太民族的生命汲取主题”； 1966 奈莉·萨克斯（女）德国 “因为她杰出的抒情与戏剧作品，以感人的力量阐述俩以色列的命运” 1967 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 危地马拉 “因为他的作品落实于自己的民族色彩和印第安传统，而显得鲜明生动” 1968 川端康成 日本 “由于他高超的叙事性作品以非凡的敏锐表现了日本人精神特质” 1969 萨缪尔·贝克特 爱尔兰 “他那具有奇特形式的小说和戏剧作品，使现代人从精神困乏中得到振奋” 1970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苏联 “由于他作品中的道德力量，籍著它，他继承了俄国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 1971 巴勃鲁·聂鲁达 智利 “诗歌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与梦想” 1972 亨利希·伯尔 德国 “为了表扬他的作品，这些作品兼具有对时代广阔的透视和塑造人物的细腻技巧，并有助于德国文学的振兴。” 1973 帕特里克·怀特 澳大利亚 “由于他史诗与心理叙述艺术，并将一个崭新的大陆带进文学中” 1974 埃温特·约翰逊 瑞典 “以自由为目的，而致力于历史的、现代的广阔观点之叙述艺术” 1974 哈里·埃德蒙·马丁逊 瑞典 “他的作品透过一滴露珠反映出整个世界” 1975 埃乌杰尼奥·蒙塔莱 意大利 “由于他杰出的诗歌拥有伟大的艺术性，在不适合幻想的人生里，诠释了人类的价值” 1976 索尔·贝娄 美国 “由于他的作品对人性的了解，以及对当代文化的敏锐透视” 1977 阿莱克桑德雷·梅洛 西班牙 “他的作品继承了西班牙抒情诗的传统和吸取了现在流派的风格，描述了人在宇宙和当今社会中的状况” 1978 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 美国 “他的充满激情的叙事艺术，这种既扎根于波兰人的文化传统，又反映了人类的普遍处境” 1979 奥德修斯·埃里蒂斯 希腊 “他的诗，以希腊传统为背景，用感觉的力量和理智的敏锐，描写现在认为自由和创新而奋斗” 1980 切斯拉夫·米沃什 波兰 “不妥协的敏锐洞察力，描述了人在激烈冲突的世界中的暴露状态” 1981 埃利亚斯·卡内蒂 英国 “作品具有宽广的视野、丰富的思想和艺术力量。” 1982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哥伦比亚 “由于其长篇小说以结构丰富的想象世界，其中糅混着魔幻于现实，反映出一整个大陆的生命矛盾” 1983 威廉·戈尔丁 英国 “在小说中以清晰的现实主义叙述手法和变化多端、具有普遍意义的神话，阐明了当代世界人类的状况” 1984 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 捷克斯洛伐克 “他的诗富于独创性、新颖、栩栩如生，表现了人的不屈不挠精神和多才多艺的渴求解放的形象” 1985 克洛德·西蒙 法国 “由于他善于把诗人和画家的丰富想象与深刻的时间意识融为一体，对人类的生存状况进行了深入的描写。” 1986 沃莱·索因卡 尼日利亚 “他以广博的文化视野创作了富有诗意的关于人生的戏剧。” 1987 约瑟夫·布罗茨基 美国 “他的作品超越时空限制，无论在文学上或是敏感问题方面都充分显示出他广阔的思想及浓郁的诗意” 1988 纳吉布·马哈富兹 埃及 “他通过大量刻画入微的作品—洞察一切的现实主义，唤起人们树立雄心—形成了全人类所欣赏的阿拉伯语言艺术” 1989 卡米洛·何塞·塞拉 西班牙 “带有浓郁情感的丰富而精简的描写，对人类弱点达到的令人难以企及的想象力” 1990 奥克塔维奥·帕斯 墨西哥 “他的作品充满激情，视野开阔，渗透着感悟的智慧并体现了完美的人道主义” 1991 内丁·戈迪默 南非 “以强烈而直接的笔触，描写周围复杂的人际与社会关系，其史诗般壮丽的作品，对人类大有裨益” 1992 德里克·沃尔科特 特立尼达 “他的作品具有巨大的启发性和广阔的历史视野，是其献身多种文化的结果” 1993 托尼·莫里森（女） 美国 “其作品想象力丰富,富有诗意，显示了美国现实生活的重要方面” 1994 大江健三郎 日本 “通过诗意的想象力,创造出一个把现实与神话紧密凝缩在一起的想象世界，描绘现代的芸芸众生相，给人们带来了冲击” 1995 谢默思·希尼 爱尔兰 “由于其作品洋溢着抒情之美，包容着深邃的伦理，揭示出日常生活和现实历史的奇迹” 1996 希姆博尔斯卡 波兰 “由于其在诗歌艺术中警辟精妙的反讽，挖掘出了人类一点一滴的现实生活背后历史更迭与生物演化的深意” 1997 达里奥·福 意大利 “其在鞭笞权威，褒扬被蹂躏者可贵的人格品质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堪与中世纪《弄臣》一书相媲美” 1998 若泽·萨拉马戈 葡萄牙 “由于他那极富想象力、同情心和颇具反讽意味的作品,我们得以反复重温那一段难以捉摸的历史” 1999 君特·格拉斯 德国 “其嬉戏之中蕴含悲剧色彩的寓言描摹出了人类淡忘的历史面目” 2000 高行健 法国 “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和艺术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 2001 奈保尔 英国 “其著作将极具洞察力的叙述与不为世俗左右的探索融为一体，是驱策我们从扭曲的历史中探寻真实的动力” 2002 凯尔泰斯·伊姆雷 匈牙利 “表彰他对脆弱的个人在对抗强大的野蛮强权时痛苦经历的深刻刻画以及他独特的自传体文学风格” 2003 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 南非 “在人类反对野蛮愚昧的历史中，库切通过写作表达了对脆弱个人斗争经验的坚定支持” 2004 艾尔弗里德·耶利内克（女） 奥地利 “小说和戏剧中各种声部及反声部在作品中流淌着、互动着，并以独特的语言激情揭露了社会陈腐的思想语言的荒诞和胁迫之力” 2005 哈罗德·品特 英国 “揭示了日常絮谈中的危机、强行进入压抑的封闭的房间。”“品特使戏剧最基本元素回归：一个封闭的空间、不可预测的对话，在那里人物相互间得到宽恕、撕破伪装” 2006 奥罕·帕慕克 土耳其 “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 2007 多丽丝·莱辛（女）英国 “女性经验的史诗作者，以其怀疑的态度、激情和远见，清楚地剖析了一个分裂的文化” 2008 让·马瑞尔·古斯塔夫·勒·克莱齐奥 法国 “一位标志文学新开端的作家，一位书写诗意历险、感官迷醉的作者，是对在主导文明之外和之下一种人性的探索者” 2009 赫塔·穆勒（女）德国 “兼具诗歌的凝练和散文的率直，描写了一无所有、无所寄托者的境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