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艺术特色分析
《茶馆》艺术特色分析
老舍先生的《茶馆》创作于1956年，1958年由北京人艺首演，此剧以老北京地区的一个普通茶馆作为舞台背景，浓缩了清末，民初，抗战胜利等3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每一幕写了一个时代。由王利发，秦仲义和常四爷领衔的多达70多个不同角色演绎了一副跨越时代的历史画卷。
《茶馆》的经典意义就在于它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揭示了不同时代的社会矛盾，表现了具有代表性的几个中国社会人物，表达了既有时代局限性又富有超越价值的社会主题。
一．扁平化的戏剧结构
冲突构成戏剧，戏剧就是冲突，按照经典的戏剧结构和戏剧理论，故事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组成一个有起伏的完整的故事链，动作要紧凑，集中，冲突要激烈，热闹，戏剧要基本符合三一律的结构框架，最高任务要清晰有力明确，出场人物不宜太多等等行之有效的丰满立体的戏剧结构。
《茶馆》的结构类似于清明上河图的社会画卷，社会生活细节丰富，登场人物各色人等不一而足，一个个断断续续的生活片段组成了《茶馆》整个篇章结构，戏剧主旨就是要把旧中国行将灭亡的规律性特征一一展现。这样的扁平叙事或者说散点式的剧作特征曾经也一度折磨着作者老舍，老舍在创作《茶馆》的时候也非常敏锐并明确地意识到这部剧是一种戏剧观念，戏剧结构，戏剧章法的创新和改良，据说曾经有朋友和友人力劝他在剧中设置一条主要线索和主要人物去按照古典章法来设置冲突，发展剧情，都被他一一否定，老舍坚持说，“那样写的话可能比我写的更加像是戏剧，我十分感谢这种建议，但是不能采用，我的写法多少有点新的尝试，不希望被老套子捆住。”
《茶馆》所采取的这种全新的戏剧结构使得整个剧目呈现出一种自然主义的古朴状态，人为编排的痕迹被各色人等之间的交际和交集的凌乱和繁琐所打破，每个人的行为逻辑符合他们的人物身份，仿佛都是在按照自我的理念和逻辑行使自己的意志，他们留下的往往是时代的背影和人生的剪影，就像我们在昏黄的老照片下看到的一张张国人的面孔，既熟悉又陌生，如飘浮的浮萍和脱线的风筝一般，每个人存在的价值都是模糊不清的，区别于传统话剧要树立的典型形象和典型人物，《茶馆》里奉献的就是一个个悲剧命运笼罩下的芸芸众生像。
但是这种社会画卷似的扁平化的叙事逻辑并没有取消戏剧的矛盾冲突的根本，只不过没有一个十分明确和强烈的主线作为支撑。《茶馆》的矛盾冲突更多的是隐性的而不是显性的，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之间的小冲突折射出时代的大矛盾和大冲突。
二．抽象而又具象的戏剧人物
《茶馆》全剧登台亮相的70多个大大小小的人物，作者将戏剧冲突相对集中于三个主要人物身上：裕泰大茶馆的掌柜王利发，民族资本家秦仲义，以及刚正勤恳的满旗人常四爷。他们三个人既是有着独特身份的具象性的个体人物的代表，又是社会大图景中社会各阶层，社会各势力的集中代表，是一种具有符号式的抽象形象。
王利发的人物性格和人物命运恰如他的名字，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手工业者，一个略高于贫苦大众的相对生活温饱的小资产阶级，对生活无甚指望，只求社会稳定，天下太平，整日活在生活的挤压下，为了一点可怜的基业而随波逐流，忍辱偷生，他懂得这个社会的潜行规则，“在街面上混碗饭吃，人缘顶要紧”，按照祖宗遗训认为“多说好话，多请安，讨人人的欢喜，就不会出岔子。”的圆滑心态。
王利发的视角是要和普罗大众做着广泛的接触，官僚权贵，地痞流氓，外国势力，警察特务不停地对他敲诈滋扰，他选择了忍让，选择了一个老实巴交的顺民形象，并且非常懂得政治生活的变幻无穷和危险，他常劝食客们“莫谈国事”，以为可以讨好各界，置身事外，甚至眼瞅着茶馆的生意撑不下去了，还不嫌丢人，妥协着添加一个女招待，而这些无尽的妥协换来的确实社会对其盘剥和讹诈直至一穷二白的无情现实，国民党的党棍匪徒要砸他的管子，警察特务也不停的滋扰敲诈要他拿出金条去换命，而流氓阿飞乘机开办新式妓院，要抢占他的铺子，等等这一切使得本来还抱有一丝生活幻想和幸福幻象的王利发终于一筹莫展被逼上了绝路，在人生的劲头，他终于喊出了多年未曾敢喊的话，“人总得活着吧，我变尽了办法，不过是为了活下去，是呀，该贿赂的，我就滴包袱，我可没做过缺德事儿吧，那些狗男女都活的有滋有味的，就是不许我吃窝窝头，谁出的主意？”
作者对王利发的命运际遇只能报以深深的同情和无奈，一个最不该自灭的生命，一个苟延残喘的生命，一个琐碎的生命的消逝，就是当时普罗大众的集中代表。
民族资本家秦仲义区别于茶馆老板王利发，是个心怀报国之心，积极向上，乐于进取的国人形象，他主张实业报国，耗尽了多年的心血办起民族企业，以为这样就可以尽报国之情，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和人生责任感，但社会的结构注定了这样的民族企业生活在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的双重夹缝中，混乱的时事使得他的产业被政府强夺，不但无法实现人生抱负，还眼看着多年的基业被消耗殆尽，秦仲义面对着工厂的废墟痛心疾首，怨气冲天 “全世界，全世界找得到这样的政府找不到”？ “应当劝告大家，有钱哪，就该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千万别干好事！”
常四爷是一个老北京旗人中间走出来的相对正直，勤恳，淳朴的形象，这个作者老舍本身也是旗人的身份有关，他对比王利发和秦仲义更能被大众的道德趣味所认同，首先他是个爱国者，一个满族旗人的爱国者，而不是那种遛鸟儿作揖的八旗子弟，他的耿直的个性使得他瞧不上吃洋教的马五爷，瞧不上崇洋媚外的国人，他最能一针见血的瞧出社会的弊病和问题的根本，当他喊出“我看哪，大清国要完！”的口号被当局的密探所缉捕，他并没有选择退让，软弱和妥协，而是说“我是爱大清国，怕它完了”，被抓入大狱服刑后释放就碰上了义和团运动，爱国的基因让他与洋人干了几仗，后来大清国果然亡了，常四爷一针见血的指出这是历史的惩罚。
常四爷的命运也逃不出历史的窠臼，老年的常四爷一身清贫，感慨道，“我爱我们的国啊，可是谁爱我啊？”常四爷的失败，比起王利发以及秦仲义更加被人叹息，因为这样的人物最有希望担当起中国的脊梁，脊梁没了，国家和社会肯定是散了架了。
三．现实意义的主题思想
《茶馆》写于1956年，一个具有理想主义的崭新的国家燃起了所有国人的激情和希望，无论是出于作者创作的激情和现实政治的考量，《茶馆》对于旧中国的社会，旧中国的人的描述是带有典型的当时时下的阶级立场和意识形态政治观点的，虽然整个戏剧的主旨是悲情的，但剧末五四运动学生青年的出现代表着未来希望的方向，明确表明新旧社会两重天，新中国对于打碎旧时代，建立一个理想国度的灿烂幻想。
半个世纪过去了，世界的发展和变迁仿佛我们的社会又进入到了另一个相似的轮回，《茶馆》虽然被尊为国剧常年保持着高度的注意力，但近年来《茶馆》更多的被当做具有批判现实主义力度，对于当下社会风气和政治局势有着明确指向性的剧目而重新被更多的人关注。社会的不公正和社会各阶层贫富悬殊的不断拉大，使得民间疾苦和底层呼声越发的嘹亮，《茶馆》剧目当中提供的各色人等和社会图谱被发现和当下社会有着强烈的贴合以及印证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茶馆》虽然不如《雷雨》或者其他叙事性强的故事更有娱乐价值，但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剧的代表，《茶馆》的社会革命价值和批判现实主义的力度仍然是历久弥新的。
老舍先生的《茶馆》创作于1956年，1958年由北京人艺首演，此剧以老北京地区的一个普通茶馆作为舞台背景，浓缩了清末，民初，抗战胜利等3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每一幕写了一个时代。由王利发，秦仲义和常四爷领衔的多达70多个不同角色演绎了一副跨越时代的历史画卷。
《茶馆》的经典意义就在于它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揭示了不同时代的社会矛盾，表现了具有代表性的几个中国社会人物，表达了既有时代局限性又富有超越价值的社会主题。
一．扁平化的戏剧结构
冲突构成戏剧，戏剧就是冲突，按照经典的戏剧结构和戏剧理论，故事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组成一个有起伏的完整的故事链，动作要紧凑，集中，冲突要激烈，热闹，戏剧要基本符合三一律的结构框架，最高任务要清晰有力明确，出场人物不宜太多等等行之有效的丰满立体的戏剧结构。
《茶馆》的结构类似于清明上河图的社会画卷，社会生活细节丰富，登场人物各色人等不一而足，一个个断断续续的生活片段组成了《茶馆》整个篇章结构，戏剧主旨就是要把旧中国行将灭亡的规律性特征一一展现。这样的扁平叙事或者说散点式的剧作特征曾经也一度折磨着作者老舍，老舍在创作《茶馆》的时候也非常敏锐并明确地意识到这部剧是一种戏剧观念，戏剧结构，戏剧章法的创新和改良，据说曾经有朋友和友人力劝他在剧中设置一条主要线索和主要人物去按照古典章法来设置冲突，发展剧情，都被他一一否定，老舍坚持说，“那样写的话可能比我写的更加像是戏剧，我十分感谢这种建议，但是不能采用，我的写法多少有点新的尝试，不希望被老套子捆住。”
《茶馆》所采取的这种全新的戏剧结构使得整个剧目呈现出一种自然主义的古朴状态，人为编排的痕迹被各色人等之间的交际和交集的凌乱和繁琐所打破，每个人的行为逻辑符合他们的人物身份，仿佛都是在按照自我的理念和逻辑行使自己的意志，他们留下的往往是时代的背影和人生的剪影，就像我们在昏黄的老照片下看到的一张张国人的面孔，既熟悉又陌生，如飘浮的浮萍和脱线的风筝一般，每个人存在的价值都是模糊不清的，区别于传统话剧要树立的典型形象和典型人物，《茶馆》里奉献的就是一个个悲剧命运笼罩下的芸芸众生像。
但是这种社会画卷似的扁平化的叙事逻辑并没有取消戏剧的矛盾冲突的根本，只不过没有一个十分明确和强烈的主线作为支撑。《茶馆》的矛盾冲突更多的是隐性的而不是显性的，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之间的小冲突折射出时代的大矛盾和大冲突。
二．抽象而又具象的戏剧人物
《茶馆》全剧登台亮相的70多个大大小小的人物，作者将戏剧冲突相对集中于三个主要人物身上：裕泰大茶馆的掌柜王利发，民族资本家秦仲义，以及刚正勤恳的满旗人常四爷。他们三个人既是有着独特身份的具象性的个体人物的代表，又是社会大图景中社会各阶层，社会各势力的集中代表，是一种具有符号式的抽象形象。
王利发的人物性格和人物命运恰如他的名字，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手工业者，一个略高于贫苦大众的相对生活温饱的小资产阶级，对生活无甚指望，只求社会稳定，天下太平，整日活在生活的挤压下，为了一点可怜的基业而随波逐流，忍辱偷生，他懂得这个社会的潜行规则，“在街面上混碗饭吃，人缘顶要紧”，按照祖宗遗训认为“多说好话，多请安，讨人人的欢喜，就不会出岔子。”的圆滑心态。
王利发的视角是要和普罗大众做着广泛的接触，官僚权贵，地痞流氓，外国势力，警察特务不停地对他敲诈滋扰，他选择了忍让，选择了一个老实巴交的顺民形象，并且非常懂得政治生活的变幻无穷和危险，他常劝食客们“莫谈国事”，以为可以讨好各界，置身事外，甚至眼瞅着茶馆的生意撑不下去了，还不嫌丢人，妥协着添加一个女招待，而这些无尽的妥协换来的确实社会对其盘剥和讹诈直至一穷二白的无情现实，国民党的党棍匪徒要砸他的管子，警察特务也不停的滋扰敲诈要他拿出金条去换命，而流氓阿飞乘机开办新式妓院，要抢占他的铺子，等等这一切使得本来还抱有一丝生活幻想和幸福幻象的王利发终于一筹莫展被逼上了绝路，在人生的劲头，他终于喊出了多年未曾敢喊的话，“人总得活着吧，我变尽了办法，不过是为了活下去，是呀，该贿赂的，我就滴包袱，我可没做过缺德事儿吧，那些狗男女都活的有滋有味的，就是不许我吃窝窝头，谁出的主意？”
作者对王利发的命运际遇只能报以深深的同情和无奈，一个最不该自灭的生命，一个苟延残喘的生命，一个琐碎的生命的消逝，就是当时普罗大众的集中代表。
民族资本家秦仲义区别于茶馆老板王利发，是个心怀报国之心，积极向上，乐于进取的国人形象，他主张实业报国，耗尽了多年的心血办起民族企业，以为这样就可以尽报国之情，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和人生责任感，但社会的结构注定了这样的民族企业生活在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的双重夹缝中，混乱的时事使得他的产业被政府强夺，不但无法实现人生抱负，还眼看着多年的基业被消耗殆尽，秦仲义面对着工厂的废墟痛心疾首，怨气冲天 “全世界，全世界找得到这样的政府找不到”？ “应当劝告大家，有钱哪，就该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千万别干好事！”
常四爷是一个老北京旗人中间走出来的相对正直，勤恳，淳朴的形象，这个作者老舍本身也是旗人的身份有关，他对比王利发和秦仲义更能被大众的道德趣味所认同，首先他是个爱国者，一个满族旗人的爱国者，而不是那种遛鸟儿作揖的八旗子弟，他的耿直的个性使得他瞧不上吃洋教的马五爷，瞧不上崇洋媚外的国人，他最能一针见血的瞧出社会的弊病和问题的根本，当他喊出“我看哪，大清国要完！”的口号被当局的密探所缉捕，他并没有选择退让，软弱和妥协，而是说“我是爱大清国，怕它完了”，被抓入大狱服刑后释放就碰上了义和团运动，爱国的基因让他与洋人干了几仗，后来大清国果然亡了，常四爷一针见血的指出这是历史的惩罚。
常四爷的命运也逃不出历史的窠臼，老年的常四爷一身清贫，感慨道，“我爱我们的国啊，可是谁爱我啊？”常四爷的失败，比起王利发以及秦仲义更加被人叹息，因为这样的人物最有希望担当起中国的脊梁，脊梁没了，国家和社会肯定是散了架了。
三．现实意义的主题思想
《茶馆》写于1956年，一个具有理想主义的崭新的国家燃起了所有国人的激情和希望，无论是出于作者创作的激情和现实政治的考量，《茶馆》对于旧中国的社会，旧中国的人的描述是带有典型的当时时下的阶级立场和意识形态政治观点的，虽然整个戏剧的主旨是悲情的，但剧末五四运动学生青年的出现代表着未来希望的方向，明确表明新旧社会两重天，新中国对于打碎旧时代，建立一个理想国度的灿烂幻想。
半个世纪过去了，世界的发展和变迁仿佛我们的社会又进入到了另一个相似的轮回，《茶馆》虽然被尊为国剧常年保持着高度的注意力，但近年来《茶馆》更多的被当做具有批判现实主义力度，对于当下社会风气和政治局势有着明确指向性的剧目而重新被更多的人关注。社会的不公正和社会各阶层贫富悬殊的不断拉大，使得民间疾苦和底层呼声越发的嘹亮，《茶馆》剧目当中提供的各色人等和社会图谱被发现和当下社会有着强烈的贴合以及印证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茶馆》虽然不如《雷雨》或者其他叙事性强的故事更有娱乐价值，但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剧的代表，《茶馆》的社会革命价值和批判现实主义的力度仍然是历久弥新的。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