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想到之一：鲁迅的妙处

      
   旧文一篇，从博客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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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六哥大要开一个学术研讨会：“多媒体鲁迅”。在预先提交的论文中，有一篇谈鲁迅后期作品与都市文化，文章以本雅明为理论起点，认为《故事新编》体现了上海大都市现代文化对鲁迅的影响云云，读了之后颇不以为然——都市文化对鲁迅当然有影响，但是否必须用本雅明理论或者其他什么理论来释读，则很值得质疑。这种以中国作家附会欧美理论的做法在研究生中（或不止于研究生）颇为流行，看似新潮，实则老套。其中亦有变与不变：变的是欧美理论——城头变幻大王旗，各领风骚三五年；不变的是中国研究者照猫画虎、亦步亦趋的窘态。所谓“隔膜”之感，或许正由此而生。
    不过此文倒也并非全无是处。其中提到了《故事新编》中对物品的描写，引得我浮想联翩，虽然作者对此的解释实在牵强。记得以前也看过一篇分析《故事新编》“食物”描写的论文，虽没有什么时髦理论，却体现了作者独到的眼光。人们早就注意到鲁迅对物质层面的重视。对钱财的看重，对经济的敏感，对物质上能否维持生计的忧虑和盘算，贯穿了鲁迅的一生。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个真正的现代人，没有像古人那样寻找不切实际的隐逸，也并不打扮成隐逸者，如他的弟弟一样。然而，鲁迅并不因此而庸俗。他世故，但只限于保护自己和家人，并不害人；他算计，但背后是两个家庭带来的经济压力，而他自己并没有固定职业。我们从他的文字中，常常可以感受到这种经济上和心理上的危机感。鲁迅对“物”的看重，显然与早年家庭败落的经历有关，与长期沉重的家庭经济负担也有关系，江浙一带早熟的商业文化以及精明仔细的金钱观念似乎也有影响。难得的是，鲁迅超越了他的文化背景，人们无法把他同“吝啬”、“小家子气”、“势利”、“自利”等上海江浙人的“文化标签”（也许这些文化标签本来就是偏见的产物）联系在一起。鲁迅对于弱者与需要帮助的事业相当慷慨。从根本上，他认为自己就是个普通人，也要吃喝拉撒，也要养活妻小。从一开始，他就对那种以崇高道德名义压抑人性需求的做法深恶痛绝，这也使得同为平凡人的我们，在阅读他的作品时，常常能发出会心一笑，因为其中的欢喜、苦恼和无奈，正是我辈凡夫俗子所熟悉的。
     
   然而，鲁迅并不止于此。一面是柴米油盐，平常生活，对自己和家人生活的保证和改善，一面是对世俗生活和人性的反思，洞察和批判。鲁迅是妙人，妙在其能享受短暂人世间平凡的小小哀乐，因此可亲可近，同时又能提供精神层面的创造性产品；既能欣赏俗世之乐，亦能沉入精神世界的深邃思索。曾有人计算过鲁迅收入，换算为今日人民币达数百万元之多，足以维持一家在上海舒适的生活条件。虽然有人籍此攻击鲁迅已是资产阶级，但从另一角度讲，能够挣到这么多钱，而并不像某些无聊文人以出卖自己的文格和人格为代价，反倒贡献了第一流的智力产品，这难道不也给我们开示了一条在商业社会和物质社会如何“诗意的栖居”的法门么？
  妙哉斯人，妙哉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