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声“道歉”有多难？

    昨晚与几个老同学会晤，其中有位是从美国赶来看世博会的。我们的性格脾气爱好都不一样，可是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所谓“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也正是这个共同点，50年前，“老北站”汽笛长啸，把我们捆绑在一起拉到了江西。闲谈里免不了谈及当年的高考，回忆了紧张的复习、忐忑的期盼直到落榜的落寞。现在解密了许多文件，我们才知道，我们的命运其实在高考的前一年就被注定了：“该生不宜录取”。我们笑着说：“早知如此，何不早就规定‘该生不宜高考’，也省得我们做了那么多的无用功，还浪费了那么多的白天和黑夜、感情与表情！”时光如水，所有的委屈、不平都化为了“嬉笑文章”。年初的校友会，年迈的班主任见到我还有些不大自然，目光有些发飘，其实我内心里早就谅解了她。在那个“数字化”的年代，不完成一个“百分数”那怎么行呢？不过，要是说老实话，我真希望老人家能直视我的眼睛，说一声“对不起”；如果这话难开口，那么问一声；“你这些年过得还好吗？”。虽然这话放在50年前，会让一个少年“热泪盈眶”地重新激起生活的勇气，可现在同样会让一个老汉如释重负：因为一个心结完完全全解开了。
    高尚的人毕竟不太多，一生里我们多曾被人伤害过，也伤害过他人。记忆没有消失，记忆化为了“心结”。有“结”最好把它解开，否则梗在心里，将来“火化遗体”，可能还会残留一块“结石”。解开这类“心结”的最好办法便是道歉了。
     11月4日出版的《南方周末》头版头条就是一则当年的“红卫兵”在44年以后向老师公开道歉的长篇报道。1966年文革初肇，在北京，据官方统计红卫兵就打死了1772人，其中包括许多教师。还有更多的人身心俱伤。这次公开道歉的红卫兵也都超过60岁了，而老师都是八九十岁的高龄老人——双方都没有太多的时间了。60岁老人写“请您宽恕我们。”“向那个年代所有死于迫害的人鞠躬致哀，向所有不放弃追求、坚强地熬过整治迫害的前辈鞠躬致敬”。8旬老人的答复是：“我认为，你们也是受害者。那时不懂事的孩子跟着起哄；懂事的孩子也有压力，怕跟不上形势，怕犯错误”。其实都是不明真相的历史参与者，一个人能承担多大的历史责任呢？可是道歉信在校友网上发布以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回帖极多，有位“女红卫兵”写“心里有罪，不会安宁。这是一个人最起码的道德水准，也是为了后代负责”。这也许是道歉者的相同动机吧。
      文革初期，上海的情况要好得多，“首善之区”却是充满了血腥的暴行，历史上也只有希特勒的排犹、灭犹可比。仅举一例。北师大附属女中三个副校长（正校长职缺）和两个教导主任全被虐杀。手段包括强迫他们跪在地上，用带钉的棒打，从锅炉房提来开水烫，挑“重担”劳改……。一个个乖巧听话、连踩死毛毛虫都会大惊小怪的女学生咋就成了类似好莱坞惊悚片《电锯惊魂》里的“杀人魔鬼”了呢？看来不可思议，可是我再回忆了一下当时的蛊惑就了然清楚了。什么“造反有理”、什么“横扫牛鬼蛇神”、什么“要消灭一切害人虫”……不都在鼓吹“暴力”和“凶残”吗？你打的、伤的、残的、杀的都是“阶级敌人”，你不高高地举起棍棒和屠刀，你就跟不上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对敌人要秋风扫落叶”……没有多少年轻人能抵御这“血光诱惑”的，于是“白雪公主”都“华丽转身”成了刽子手。老“红卫兵”们的心理创伤也需要一声“道歉”来平抚的呀！
     我们的历史伤痕累累，这种被“太平盛世”掩藏着的内伤需要被宽容来化解；但宽容的基础是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可是我们暴行的“始作俑者”只有“平反”却没有“道歉”。“平反”是一种“恩赐”，是“说你对你就对，说你错你就错”的傲慢，只会让人更添一份屈辱；唯有道歉，如勃兰特总理在犹太人墓碑前的一跪，才是弥补民族裂痕的有效粘合剂。
      昨晚聚会的地点是长宁路万航渡路口的“和记小菜”，我是骑车来回。归途经过热闹的中山公园，经过繁华的南京路，再经过路灯黯淡、树叶蔽天的复兴路的时候，我忽然产生了一种穿越“时光隧道”的奇异感。古典和现代、“新上海”和“老上海”结合得如此天衣无缝、美轮美奂，如此美好的生命，让天上的、地上的人都活得更加宁静更加踏实更加心安理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