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刘子建所著《两宋之际文化内向》一书述评
刘子建所著《两宋之际文化内向》一书述评
[align=right]（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会1988年英文版）[/align]
相对于西方历史进程，中国前工业社会的发展有着显著特色，尤其是唐宋社会的高度发展
（所谓的“早期现代化”），与宋代以后的相对缓慢之间的反差，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其中，“资本主义萌芽”及其受到“阻碍”或者“扼杀”的说法曾盛行一时，该学说本身虽存在
着不少缺陷，却因为没有更加可信的解释，至今仍被许多学者所采用。而所谓的中国封建社会长
期延续问题，也是与此有关的一种描述。至于该现象产生的原因和对中国历史发展的真正意义，
长期以来的研究却少有进展。
刘子建先生（1919-1993）的《两宋之际文化内向》（CHINA TURNING INWARD——
Intellectual-Political Changes in the Early Twelfth Century）一书，试图从文化的角度来
解释这个问题。根据作者的观点，两宋之交，中国文化在发展方向上经历着一个重大的转变：文
化逐渐失去了原有旺盛的生命力与扩张力，各方面都趋凝炼、雕琢、精细或专门化，而不是在广
度上继续深入。
在序言中，作者首先否定了所谓的唐宋出现“早期现代化”提法（因为并没有继之以“现代
化”），并将此后的发展相对缓慢归结为两宋之际文化的“内向化”所造成的社会“内向化” ，
即社会虽非停滞不前，其发展却主要表现为内部的自我调整，而不是新思想、新技术的不断出
现。通过考察十二世纪的政治与文化间的相互影响，对“内向化”问题进行研究就是作者的主要
意图。
除序言与结语之外，全书正文分为三部分，七个章节，作者主要着眼于士大夫这一紧密结合
着政治与文化两大领域的社会群体，以文化的“内向化”，来解释社会的“内向化”。
第一部分考察两宋的学术文化，包括文学、经学、史学、哲学，尤其是儒学的特征与发展趋
向，并且在此基础上分析理学的产生与发展，以及与政治的互动关系。
第二部分分析当时政治环境对文化思想的影响，尤其是理学对士大夫而言的政治意义，说明
理学兴盛正是出于政治的需要。
第三部分简述理学家的理念、生活方式，以及理学的发展概况，结合前面两个部分的分析，
试图阐明理学正统化的原因，并最终解决本书试图回答的主要问题：文化的内向化及其主要标
志——理学，如何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内向化。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宏观的，从文化——这一文明发展的内在逻辑、驱动力的角度来探求历史
的方向、轨迹本身，又是一种直接、有效但难度很高的取向，前人在这一方面的尝试不多，刘子
建先生的这一开创性的著作无疑具有很高的学术意义。
此外，作者写作的特点也值得注意。刘子建先生毕生致力于中西学术交流，以西方的视角观
察中国历史，同时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文化，这样的意图在本书中也有所体现：全书行文浅显，注
释详尽，附有详尽的中英文术语索引，极为便利读者的查考。即便是对中国历史了解不多的外国
读者，也可以借助注释与索引，方便地进行阅读。
但这决不意味着作者的著述也只是停留在浅层的介绍性工作，相反的，书中不乏引人注目的
新见，尤其重要的有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本文阐述宋代政局的动荡与权力纷争，论及皇帝的独裁与官僚集团内部的权力分配问
题，指出皇权与相权有矛盾的一面，同时也具有互相促进的一面。由于皇帝的独裁最终是必须以
某种特定的途径才可能得以实现，故分权未必会削弱皇权，有时甚至还是必要的。相对于国内学
术界的过分强调“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情况，作者能够透过在史籍中频繁出现的权力斗争
的记载，发现这一本质关系，若非具备敏锐的观察力是难以做到的。此外，作为一个海外学者，
刘子建先生受到的非史学范畴的干扰比较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这一论述中，作者对宋高
宗与秦桧的关系的分析尤为精彩。前人大多因为眼光局限于民族矛盾，无法公允地评价秦桧在巩
固皇权与稳定政局方面的作用，相应地，对于宋高宗长期任用秦桧的真正原因也难以判断，而刘
子建先生却以这一早为世人熟识的历史事件作为着眼点来剖析皇权与相权的关系，将二人置于当
时政治局势之下，对其历史作用得出了独到且令人信服的见解。
其次，在区分士大夫政治倾向时，前人多将致力于政府机构调整与政策革新的王安石列为改
革派，而将致力于社会道德重构的朱熹列为保守派，从而忽略了朱熹同样具有主张变革的一面。
刘子建先生依据对史实透彻的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在全书的第一部分，按照其对待改革
的不同政治主张，将宋代具有代表性的士大夫分为三类（P47页列表），即主张全面改革的、仅在
个别方面进行改革的、以及主张只需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强化的而不必大规模革新的，并且以王
安石与朱熹分别作为北、南宋激进变革主张的代表人物。在第二部分，作者接着分析了士大夫所
提出的政策调整与道德重构这两种主要的挽救时局的道路，又分别以朱熹与王安石为代表，对其
政治主张及其实现的途径进行深入的探讨，从而合理地解释了宋政权为摆脱内外交困的局面而被
迫进行变革过程中的一些政策上的徘徊与反复，以及最终道德重构的主张得到采纳的真正原因。
又次，作者在评述理学的正统化过程中，指出理学正统地位的确立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其一，
由于国内的社会危机与国外的军事压力，南宋政府需要加强道德的教化，理学恰好适应了这样的
需求而为政府所提倡。1237年，宋理宗下诏褒奖理学，标志南宋朝廷正式承认其正统地位。其
二，理学的典籍被确立为科举考试的范本，引起执着仕途的学子对理学的专注，直接加速了这一
哲学流派在社会中的流传。这种论述不仅对该问题本身做了合乎逻辑的解释，而且也可以说明当
时社会中政治对文化影响的一般途径。
当然，学术研究是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对于刘子建先生的研究，也给后人进一步深入探讨
留有相当的余地。
例如，作者虽然认为“不同的国家未必会遵循同样的发展道路”，而否定了“早期现代化”
的提法，但是他在本书中所提出的主要概念——“内向化”本身，其依据的参照系不完全是纵向
的，也隐含横向的意味，即与西欧社会的历史进行比较而具有其概念的内涵。作者虽在“现代
化”这一概念上摆脱了西欧中心论，但是他提出了“内向化”这一概念并加以论述，表明他把这
种发展上的特征界定为是异于普遍规律的一种特例，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发展不平衡性。但
是，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是否具有相同的发展阶段，是否具有足够的可比性呢？作者
在这里并没有明确交待。
再如，作者将论述的范围严格地限定于文化的“内向化”，主要的分析也仅仅针对社会精
英，而一种文化向基层渗透的过程绝不是自然而然的，更不是即时性的，因此作者要说明文化的
“内向化”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内向化”，就无法避开对文化渗透途径与过程的解释，但遗憾的
是，本书或许是为了突出重点或许是限于篇幅，对这一问题并未涉及。
不过无论如何，瑕不掩瑜，刘子建先生通过《两宋之际文化内向》一书，对中国历史发展进
程上这一意义深远的问题提出一种新的观点，并做了合理解释，无疑极有学术价值。此外，作者
的选题立意、遣词行文本身也是深具启发性的。
[align=right]（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会1988年英文版）[/align]
相对于西方历史进程，中国前工业社会的发展有着显著特色，尤其是唐宋社会的高度发展
（所谓的“早期现代化”），与宋代以后的相对缓慢之间的反差，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其中，“资本主义萌芽”及其受到“阻碍”或者“扼杀”的说法曾盛行一时，该学说本身虽存在
着不少缺陷，却因为没有更加可信的解释，至今仍被许多学者所采用。而所谓的中国封建社会长
期延续问题，也是与此有关的一种描述。至于该现象产生的原因和对中国历史发展的真正意义，
长期以来的研究却少有进展。
刘子建先生（1919-1993）的《两宋之际文化内向》（CHINA TURNING INWARD——
Intellectual-Political Changes in the Early Twelfth Century）一书，试图从文化的角度来
解释这个问题。根据作者的观点，两宋之交，中国文化在发展方向上经历着一个重大的转变：文
化逐渐失去了原有旺盛的生命力与扩张力，各方面都趋凝炼、雕琢、精细或专门化，而不是在广
度上继续深入。
在序言中，作者首先否定了所谓的唐宋出现“早期现代化”提法（因为并没有继之以“现代
化”），并将此后的发展相对缓慢归结为两宋之际文化的“内向化”所造成的社会“内向化” ，
即社会虽非停滞不前，其发展却主要表现为内部的自我调整，而不是新思想、新技术的不断出
现。通过考察十二世纪的政治与文化间的相互影响，对“内向化”问题进行研究就是作者的主要
意图。
除序言与结语之外，全书正文分为三部分，七个章节，作者主要着眼于士大夫这一紧密结合
着政治与文化两大领域的社会群体，以文化的“内向化”，来解释社会的“内向化”。
第一部分考察两宋的学术文化，包括文学、经学、史学、哲学，尤其是儒学的特征与发展趋
向，并且在此基础上分析理学的产生与发展，以及与政治的互动关系。
第二部分分析当时政治环境对文化思想的影响，尤其是理学对士大夫而言的政治意义，说明
理学兴盛正是出于政治的需要。
第三部分简述理学家的理念、生活方式，以及理学的发展概况，结合前面两个部分的分析，
试图阐明理学正统化的原因，并最终解决本书试图回答的主要问题：文化的内向化及其主要标
志——理学，如何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内向化。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宏观的，从文化——这一文明发展的内在逻辑、驱动力的角度来探求历史
的方向、轨迹本身，又是一种直接、有效但难度很高的取向，前人在这一方面的尝试不多，刘子
建先生的这一开创性的著作无疑具有很高的学术意义。
此外，作者写作的特点也值得注意。刘子建先生毕生致力于中西学术交流，以西方的视角观
察中国历史，同时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文化，这样的意图在本书中也有所体现：全书行文浅显，注
释详尽，附有详尽的中英文术语索引，极为便利读者的查考。即便是对中国历史了解不多的外国
读者，也可以借助注释与索引，方便地进行阅读。
但这决不意味着作者的著述也只是停留在浅层的介绍性工作，相反的，书中不乏引人注目的
新见，尤其重要的有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本文阐述宋代政局的动荡与权力纷争，论及皇帝的独裁与官僚集团内部的权力分配问
题，指出皇权与相权有矛盾的一面，同时也具有互相促进的一面。由于皇帝的独裁最终是必须以
某种特定的途径才可能得以实现，故分权未必会削弱皇权，有时甚至还是必要的。相对于国内学
术界的过分强调“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情况，作者能够透过在史籍中频繁出现的权力斗争
的记载，发现这一本质关系，若非具备敏锐的观察力是难以做到的。此外，作为一个海外学者，
刘子建先生受到的非史学范畴的干扰比较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这一论述中，作者对宋高
宗与秦桧的关系的分析尤为精彩。前人大多因为眼光局限于民族矛盾，无法公允地评价秦桧在巩
固皇权与稳定政局方面的作用，相应地，对于宋高宗长期任用秦桧的真正原因也难以判断，而刘
子建先生却以这一早为世人熟识的历史事件作为着眼点来剖析皇权与相权的关系，将二人置于当
时政治局势之下，对其历史作用得出了独到且令人信服的见解。
其次，在区分士大夫政治倾向时，前人多将致力于政府机构调整与政策革新的王安石列为改
革派，而将致力于社会道德重构的朱熹列为保守派，从而忽略了朱熹同样具有主张变革的一面。
刘子建先生依据对史实透彻的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在全书的第一部分，按照其对待改革
的不同政治主张，将宋代具有代表性的士大夫分为三类（P47页列表），即主张全面改革的、仅在
个别方面进行改革的、以及主张只需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强化的而不必大规模革新的，并且以王
安石与朱熹分别作为北、南宋激进变革主张的代表人物。在第二部分，作者接着分析了士大夫所
提出的政策调整与道德重构这两种主要的挽救时局的道路，又分别以朱熹与王安石为代表，对其
政治主张及其实现的途径进行深入的探讨，从而合理地解释了宋政权为摆脱内外交困的局面而被
迫进行变革过程中的一些政策上的徘徊与反复，以及最终道德重构的主张得到采纳的真正原因。
又次，作者在评述理学的正统化过程中，指出理学正统地位的确立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其一，
由于国内的社会危机与国外的军事压力，南宋政府需要加强道德的教化，理学恰好适应了这样的
需求而为政府所提倡。1237年，宋理宗下诏褒奖理学，标志南宋朝廷正式承认其正统地位。其
二，理学的典籍被确立为科举考试的范本，引起执着仕途的学子对理学的专注，直接加速了这一
哲学流派在社会中的流传。这种论述不仅对该问题本身做了合乎逻辑的解释，而且也可以说明当
时社会中政治对文化影响的一般途径。
当然，学术研究是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对于刘子建先生的研究，也给后人进一步深入探讨
留有相当的余地。
例如，作者虽然认为“不同的国家未必会遵循同样的发展道路”，而否定了“早期现代化”
的提法，但是他在本书中所提出的主要概念——“内向化”本身，其依据的参照系不完全是纵向
的，也隐含横向的意味，即与西欧社会的历史进行比较而具有其概念的内涵。作者虽在“现代
化”这一概念上摆脱了西欧中心论，但是他提出了“内向化”这一概念并加以论述，表明他把这
种发展上的特征界定为是异于普遍规律的一种特例，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发展不平衡性。但
是，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是否具有相同的发展阶段，是否具有足够的可比性呢？作者
在这里并没有明确交待。
再如，作者将论述的范围严格地限定于文化的“内向化”，主要的分析也仅仅针对社会精
英，而一种文化向基层渗透的过程绝不是自然而然的，更不是即时性的，因此作者要说明文化的
“内向化”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内向化”，就无法避开对文化渗透途径与过程的解释，但遗憾的
是，本书或许是为了突出重点或许是限于篇幅，对这一问题并未涉及。
不过无论如何，瑕不掩瑜，刘子建先生通过《两宋之际文化内向》一书，对中国历史发展进
程上这一意义深远的问题提出一种新的观点，并做了合理解释，无疑极有学术价值。此外，作者
的选题立意、遣词行文本身也是深具启发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