讳疾忌医考
扁鹊见蔡桓公一段，大家都熟。齐国都上蔡，所以蔡桓公就是齐桓公。今天要说的不是蔡齐间的小置换问题，而是更大一点的，角色政治问题。
扁鹊看见齐桓公，三说有疾，桓公不信。扁鹊再见辄逃，之后没几天，齐桓公就挂了。
对这个简单的故事，有两种角度的评论：桓公说扁鹊是“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扁鹊除了说您老有病，不治将恐深这种替天发言之外，倒是没有什么评论，从这点上看，扁鹊至少在涵养上胜了桓侯一筹。另一个角度的叙述是讳疾忌医，出处颇蹊跷，这个一会再说。
一眼就看明白啦，患者说医生喜欢给没病的人治病，以显示自己医术高明；医生则说患者有病而不自知，害怕得病就说医生乌鸦嘴，乱说话——这是在吵架。
说白了，这就是典型的角色政治问题：对同一件事情，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就有不同的看法，一言不合，就会吵起来；吵架向来有害无益，主要的功能就是把大家对客观问题的理解分歧变成对方的人格问题——上升到人格攻击，它就是政治啦。角色政治形式多样，但究其核心，则往往是专业两个字在中间作怪。所谓专业，就是个黑匣子，它对外行略去过程，直接输出结果，很酷，很高深。但这只是专业人士单方面的叙述，不构成沟通。等涉及叙述对象的时候，这件事就可能出问题，特别是，如果它输出的结果是“根据专业理论显示，您有大问题，需要付钱给我才能解决”的时候。
倘若持有黑匣子的专业人士道德可靠，或听结果的人乐于信赖对方，这自然也没有问题；但倘若其中任何一个因素不具备，专业这件事在现象上就变成了“甲拿乙不懂的事情来忽悠乙”，是诈骗了。蔡桓公身处乱世，身边有的是骗吃骗喝的所谓门客和苏秦张仪之流的游说之士，是被唬大的，看谁都像骗子；他自己又是一方枭雄，每天都承受着国破家亡的风险做决策，缺什么也不缺胆子。所以自然不会在查无实据（毫无症状）的情况下信任你的所谓专业论断了。所以在这件事上蔡桓公没有错，要是相信扁鹊他就不是蔡桓公，而是一个娇生惯养生性怯懦的小纨绔崽子；扁鹊也没有错，因为讳疾忌医这四字总结根本就不是他说的。
医术是专业一种。可是专业黑匣子导致的角色政治问题确是个大到不得了的问题，只要有所谓专业存在，它作为问题就无所不在。我们这个时代和蔡桓公的时代有一点是共同的：都是人心不古的乱世，街上、厕所里和电视里爬满了蟑螂一样的骗子。这这种乱世里，最初级和最容易学会的的骗术就是一句我是专业人士，你什么都不懂，花钱消灾就对了。盲目相信所谓专业的人们早已破产，改行上街去卖如来神掌去了。因此普遍的信任不可能建立。角色政治在我们这个时代，格外是个大问题。
理解了原理，就容易明白，在我们的时代科普读物和打假斗士必然流行。
再说回讳疾忌医的出处。
最早写扁鹊见蔡桓公的人是法家的韩非。韩非子不是史书，而是论文集。它不重记实，要在论理。这个故事在这里大概是防微杜渐的寓言，要点不在桓侯，也不在扁鹊，而在为防微杜渐的基本观念起兴明理。他借用扁鹊的医神身份是为了证明确有这么一种病，从腠理到肠胃的过程令人无从察觉，但又可致命，以说明飓风起于青萍之末的道理；又借用桓侯这么个一代霸主来佐证，疏于防微杜渐之事非止村野匹夫所独过，英明人主亦不能免。然后，你知道啦，他就可以给君主们写制度建设方案博取功名富贵和万古流芳了。
然后是司马迁。他是扁鹊的大粉丝，因此在《扁鹊仓公列传》里照搬了韩非的这个故事，用以佐证扁鹊医术通神，望微知著。既然是用以说明一个著名历史人物很专业的资料，那必然就是确乎发生过的信史啦，但这就弄错了要点，把这则故事的首要属性变成了史实。但有汉一代，学风质朴雄浑，思想方向上还出不了大问题，因此一向喜欢发表高见的太史公司马迁没敢在这里多加聒噪。在史记里，这还只是一个中性的故事，并无褒贬倾向。
那么讳疾忌医是从哪冒出来的呢？说来好笑，根据一般的考据结果，这个词出自周敦颐的《周子通书.过》，原文是“今人有过，不喜人规，如护疾而忌医，宁灭其身而无悟也。”。周敦颐我们都知道，是宋代人。宋儒无他，迂腐就对啦。上古宗师通过观察世界来建设思想模型；秦汉大儒用思想于天下，重在一个用字，其本尚在；到了宋代，文明的纨绔子弟们深中文明之毒，仰之弥高的前贤挡在他们和现实世界之间，迷离的双眼哪里还看得见自然世界，自然不免转而将前贤的著作绝对化和自然化，并开始从这些二手材料里发展新的理论，试图在乐高积木的基础上上建设迪斯尼城堡。其风柔糜，其质糟粕。周敦颐先生正是干这个的，他也的确这么干了。尽管这句话没头没脑，没有直指出处，但完全可以合理地加以推断，这种论调正是宋虫蠹经后的满地粪便。
然后呢？这件事情还没算完。周敦颐也没把事情做绝，他没把这句话挂在韩非的引文后面，所以我们只能没有证据地说他干了件不靠谱的事情，但还拿不上法庭。最后一步是后人完成的。在周敦颐之后，某位已不可考的佚名先生终于将周敦颐的高论成语化，并建立起这个琅琅上口的四字短语与韩非典故间的明确映射关系，一个天大的历史误会由此产生，并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我们的现代成语词典和教科书，成为定论。
移步换景，这是文明的反面。我们都知道，生活最难的是当机立断，最容易的是放放马后炮。在发生的当时，桓侯看流窜分子扁鹊面目可疑毫不奇怪；之后病亡，旁观者一方面感其神奇，另一方面仍不免慑于桓侯英伟，不知道该怎么加以评论，认为“这件事很有意义，但意义是什么，我还不知道。”——这种态度叫做负责任；往后发展，一个心思的人发现了意义一种，就写了下来，但没加以错误引导，这叫做举重若轻；如是流传，等到世风日渐浮躁，扁鹊又确立了千古医圣地位，对这件事情的评论和定性突然变得容易起来：扁鹊是神医，桓侯是傻13嘛。这种说法如此写意，如此高致，大家看了就赶忙拿来用个不停，错的也成了对的，假的也成了真的。
我对这种天大的误会当然深恶痛绝。公关专家可以在同一个时代里为平行主体处理沟通失真问题，谁能为古人在漫长的历史里做高保真传输呢？那些以传往圣之绝学为使命的人们，往往就是最大的糊涂蛋，因此这个口号竟越说越悲壮，不断地为自己作着反向的注脚，而终于完全不可实现了。
而我们的时代呢？所有的坏事已经被古人做完，我们怀着深刻的彼此不信任，从根本上放弃了沟通的可能性，在自身角色的切换中间，熟练地在“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和“讳疾忌医”之间相机择用，把一切问题转变成角色政治问题；而我们的真理，早就湮没在荡漾着实辩与玄谈的魏晋竹林深处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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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鹊看见齐桓公，三说有疾，桓公不信。扁鹊再见辄逃，之后没几天，齐桓公就挂了。
对这个简单的故事，有两种角度的评论：桓公说扁鹊是“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扁鹊除了说您老有病，不治将恐深这种替天发言之外，倒是没有什么评论，从这点上看，扁鹊至少在涵养上胜了桓侯一筹。另一个角度的叙述是讳疾忌医，出处颇蹊跷，这个一会再说。
一眼就看明白啦，患者说医生喜欢给没病的人治病，以显示自己医术高明；医生则说患者有病而不自知，害怕得病就说医生乌鸦嘴，乱说话——这是在吵架。
说白了，这就是典型的角色政治问题：对同一件事情，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就有不同的看法，一言不合，就会吵起来；吵架向来有害无益，主要的功能就是把大家对客观问题的理解分歧变成对方的人格问题——上升到人格攻击，它就是政治啦。角色政治形式多样，但究其核心，则往往是专业两个字在中间作怪。所谓专业，就是个黑匣子，它对外行略去过程，直接输出结果，很酷，很高深。但这只是专业人士单方面的叙述，不构成沟通。等涉及叙述对象的时候，这件事就可能出问题，特别是，如果它输出的结果是“根据专业理论显示，您有大问题，需要付钱给我才能解决”的时候。
倘若持有黑匣子的专业人士道德可靠，或听结果的人乐于信赖对方，这自然也没有问题；但倘若其中任何一个因素不具备，专业这件事在现象上就变成了“甲拿乙不懂的事情来忽悠乙”，是诈骗了。蔡桓公身处乱世，身边有的是骗吃骗喝的所谓门客和苏秦张仪之流的游说之士，是被唬大的，看谁都像骗子；他自己又是一方枭雄，每天都承受着国破家亡的风险做决策，缺什么也不缺胆子。所以自然不会在查无实据（毫无症状）的情况下信任你的所谓专业论断了。所以在这件事上蔡桓公没有错，要是相信扁鹊他就不是蔡桓公，而是一个娇生惯养生性怯懦的小纨绔崽子；扁鹊也没有错，因为讳疾忌医这四字总结根本就不是他说的。
医术是专业一种。可是专业黑匣子导致的角色政治问题确是个大到不得了的问题，只要有所谓专业存在，它作为问题就无所不在。我们这个时代和蔡桓公的时代有一点是共同的：都是人心不古的乱世，街上、厕所里和电视里爬满了蟑螂一样的骗子。这这种乱世里，最初级和最容易学会的的骗术就是一句我是专业人士，你什么都不懂，花钱消灾就对了。盲目相信所谓专业的人们早已破产，改行上街去卖如来神掌去了。因此普遍的信任不可能建立。角色政治在我们这个时代，格外是个大问题。
理解了原理，就容易明白，在我们的时代科普读物和打假斗士必然流行。
再说回讳疾忌医的出处。
最早写扁鹊见蔡桓公的人是法家的韩非。韩非子不是史书，而是论文集。它不重记实，要在论理。这个故事在这里大概是防微杜渐的寓言，要点不在桓侯，也不在扁鹊，而在为防微杜渐的基本观念起兴明理。他借用扁鹊的医神身份是为了证明确有这么一种病，从腠理到肠胃的过程令人无从察觉，但又可致命，以说明飓风起于青萍之末的道理；又借用桓侯这么个一代霸主来佐证，疏于防微杜渐之事非止村野匹夫所独过，英明人主亦不能免。然后，你知道啦，他就可以给君主们写制度建设方案博取功名富贵和万古流芳了。
然后是司马迁。他是扁鹊的大粉丝，因此在《扁鹊仓公列传》里照搬了韩非的这个故事，用以佐证扁鹊医术通神，望微知著。既然是用以说明一个著名历史人物很专业的资料，那必然就是确乎发生过的信史啦，但这就弄错了要点，把这则故事的首要属性变成了史实。但有汉一代，学风质朴雄浑，思想方向上还出不了大问题，因此一向喜欢发表高见的太史公司马迁没敢在这里多加聒噪。在史记里，这还只是一个中性的故事，并无褒贬倾向。
那么讳疾忌医是从哪冒出来的呢？说来好笑，根据一般的考据结果，这个词出自周敦颐的《周子通书.过》，原文是“今人有过，不喜人规，如护疾而忌医，宁灭其身而无悟也。”。周敦颐我们都知道，是宋代人。宋儒无他，迂腐就对啦。上古宗师通过观察世界来建设思想模型；秦汉大儒用思想于天下，重在一个用字，其本尚在；到了宋代，文明的纨绔子弟们深中文明之毒，仰之弥高的前贤挡在他们和现实世界之间，迷离的双眼哪里还看得见自然世界，自然不免转而将前贤的著作绝对化和自然化，并开始从这些二手材料里发展新的理论，试图在乐高积木的基础上上建设迪斯尼城堡。其风柔糜，其质糟粕。周敦颐先生正是干这个的，他也的确这么干了。尽管这句话没头没脑，没有直指出处，但完全可以合理地加以推断，这种论调正是宋虫蠹经后的满地粪便。
然后呢？这件事情还没算完。周敦颐也没把事情做绝，他没把这句话挂在韩非的引文后面，所以我们只能没有证据地说他干了件不靠谱的事情，但还拿不上法庭。最后一步是后人完成的。在周敦颐之后，某位已不可考的佚名先生终于将周敦颐的高论成语化，并建立起这个琅琅上口的四字短语与韩非典故间的明确映射关系，一个天大的历史误会由此产生，并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我们的现代成语词典和教科书，成为定论。
移步换景，这是文明的反面。我们都知道，生活最难的是当机立断，最容易的是放放马后炮。在发生的当时，桓侯看流窜分子扁鹊面目可疑毫不奇怪；之后病亡，旁观者一方面感其神奇，另一方面仍不免慑于桓侯英伟，不知道该怎么加以评论，认为“这件事很有意义，但意义是什么，我还不知道。”——这种态度叫做负责任；往后发展，一个心思的人发现了意义一种，就写了下来，但没加以错误引导，这叫做举重若轻；如是流传，等到世风日渐浮躁，扁鹊又确立了千古医圣地位，对这件事情的评论和定性突然变得容易起来：扁鹊是神医，桓侯是傻13嘛。这种说法如此写意，如此高致，大家看了就赶忙拿来用个不停，错的也成了对的，假的也成了真的。
我对这种天大的误会当然深恶痛绝。公关专家可以在同一个时代里为平行主体处理沟通失真问题，谁能为古人在漫长的历史里做高保真传输呢？那些以传往圣之绝学为使命的人们，往往就是最大的糊涂蛋，因此这个口号竟越说越悲壮，不断地为自己作着反向的注脚，而终于完全不可实现了。
而我们的时代呢？所有的坏事已经被古人做完，我们怀着深刻的彼此不信任，从根本上放弃了沟通的可能性，在自身角色的切换中间，熟练地在“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和“讳疾忌医”之间相机择用，把一切问题转变成角色政治问题；而我们的真理，早就湮没在荡漾着实辩与玄谈的魏晋竹林深处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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