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光云影共徘徊：“黄金世纪”里的荷兰和世界
天光云影共徘徊
——“黄金世纪”里的荷兰与世界
云也退
今天我们所称的“荷兰”，原本是尼德兰地区北方七省之一的名字，在1588年，这七个省结成了乌德勒支联盟，现代意义上的荷兰共和国这才开始发端。但是，这小小的滨海国家甫一诞生就驶入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17世纪是它的黄金时代，联盟摆脱了西班牙的羁绊获得独立，饱受宗教战争困扰的欧洲人从四面八方涌向这新生的自由共和国，商业和航海业迅猛发展，在海上贸易方面，荷兰对西班牙取得了完胜，且屡屡占葡萄牙人上风。“黄金”的另一个特征则是艺术：荷兰画家差不多是世界上第一批主要靠中产阶级财力养活的艺术家群体，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收藏绘画在荷兰五大城市——乌德勒支、阿姆斯特丹、台夫特、海牙、哈伦——蔚然成风，执政大员、贵族富户勤于囤画，市井中的贩夫走卒也不惜倾囊购画。
一
谈荷兰历史，就离不开画家。伦勃朗生于1609年，五十年前，甚至连“荷兰”这个民族还不存在，尼德兰人对抗西班牙统治的独立战争还在艰难进行；而到1669年伦勃朗去世，荷兰却民殷国富，成了全欧瞩目的一颗海岸明珠，藏画之风，让社会呈现出一种极具进步特色的繁荣。后人在回顾荷兰的早期发达史时，率先呈现在脑海里的都是那些画作里的场景：戴金盔的男子，倒牛奶的妇人，佩珍珠耳环的少女。按荷兰本土的文化史家约翰•赫伊津哈在《17世纪的荷兰文明》一书中所说：是在一种普遍而强烈的社会需求刺激下，伦勃朗、维梅尔、弗兰克•哈尔斯等人才得以广泛接触社会各阶层，并向权贵、富人之外的人寻求赞助的。他们的画作也从而洋溢着生活气息，产生了一个被称为“风俗画”的流派。那是一个与英国、法国、意大利那些以宫廷画师执艺术界牛耳的社会截然不同的环境，荷兰画家为了谋生而倍加勤奋，在那短短的一百年里产生的绘画数量，超过了此前所有世纪的总和。
按赫伊津哈的分析，荷兰绘画的鼎盛，以及整个国家在欧洲的异军突起，是得了刚刚刚刚萌芽的欧洲人文主义新风之故，而传送这股清风的主将也是荷兰人：伊拉斯谟。赫伊津哈还专为他写了本传记，指出，伊拉斯谟的活跃期——从15世纪末到16世纪上半叶——可以视为荷兰共和国后来兴旺的前兆，恰如精力充沛、著述不倦的伏尔泰，给他身后爆发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发出先声一般。“他的生活理想是一个华美的梦境，所有文艺复兴时代的人都珍视这个美好的愿望。他们希望在花园里的树荫下和朋友交谈，安详、愉快而严肃地和睿智的好友交谈，希望三两知己的交谈能够在祥和、和谐的氛围中进行。”贵为宗教改革的早期领袖，伊拉斯谟谦逊的姿态、怀疑主义的习惯以及对真理和上帝的虔敬态度，和路德与加尔文有很大不同。他的一生与简单粗暴无缘，即使在政治上最春风得意的时期，伊拉斯谟都是用其优雅的仪表和文风来打动人们，而非凭借煽动性的宣讲或国家机器。
如果说内因是人文精神，那么外因就是特殊的历史地理条件。荷兰是继西葡两强之后，第三个在地理大发现后尝到海洋甜头的国家，然后才是17世纪中期和“光荣革命”之后的英国，而位于大陆深处的法国、意大利和德国都要更晚。英国人还不具备出海的能力时，荷兰人就受雇于英王，为他们去海外搜寻资源和宝藏，这些人和邻居欧陆人不同，宁可冒出海的风险，也不肯在陆地上肉搏。没错，尼德兰在十六世纪为摆脱西班牙统治抗争了很久，但即便如此，尚武精神也从来与他们无缘。他们擅长的是商业——另一个场地上、另一种意义上的开疆拓土。
在尼德兰社会，商人是唯一富有经济活力的群体，他们在都市化程度向来极高的七省如鱼得水：没有封建主来阻挠他们自由流动——剥削农民的封建主在尼德兰不存在，贵族们普遍比较朴质，很多也并不富裕，不像在法国和英国那样拥有极大的权力；也没有教会和修道院去钳制社会思想——尼德兰接受基督教较晚，修道院在中世纪欧陆大行其道，在这里发挥的作用却十分有限，从而也没有形成什么强大的政治势力。宗教改革以后，荷兰很快成为加尔文教徒对抗天主教旧势力的桥头堡，被迫害的新教徒和其他异教徒如犹太人等都把荷兰视为宽容自由的港湾，纷纷移居过来。
因此，两三个世纪相对的经济自由，为荷兰的腾飞插上了翅膀。赫伊津哈解释了中世纪晚期以来的这种“自由”：不受限制，把组织化减少到最低限度。它从经济领域延展到政治领域，就是说，国家依然坚持其古老的传统和既定的法律，共和国没有一个中央集权，各个省各自主宰各自的事务。荷兰独立之前的二百年里，统治各省的历代公爵都只关心加强本省政府的权力，从而给乌德勒支联邦的成立和稳定创造了基础。
16世纪是专制主义无所不在的世纪，各国政府都竭力废弃中世纪的自由权利，用专制体制取而代之。赫伊津哈自豪地说，荷兰是个例外，荷兰人把中世纪最珍贵的政治遗产给继承了下来，它的成功证明了根据古老的地方自治原理建国仍然是可能的。很快，富裕的七省联盟共和国建立了庞大的贸易帝国，经济上继续保持去中心化的传统，商人们得到了充分的经济自由，由此，荷兰的工商业迅猛发展，在“大国崛起”的名单中占据耀眼的一席之地。那是尼德兰的黄金百年，当周边各国的经济或多或少都受制于战争或国家干预的时候，这个运河密集、海风吹拂的低地小国着实让人嫉妒不已。
二
回到文章开头，按美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的说法，17世纪荷兰产生了至少20位名副其实的伟大画家，还有200多位次一等的画家，“但这些所谓的次要艺术家，若放在其他时空，大部分都会跻身杰出艺术家之林。”“伟大画家”的名单里有伦勃朗、维梅尔、塞赫尔斯、弗兰斯•哈尔斯之类，个个名头响亮。然而，这庞大的贸易帝国也好，风靡全联邦的艺术品收藏风气也好，都并没有把每个画家都养成肥得流油的富翁。
赫伊津哈说出了个中缘由：风靡则风靡矣，但艺术之真谛并不为17世纪的荷兰人所懂得，那时诗人的地位比画家更高；执政者给画家们写信，从不掩饰自己的轻傲态度；普通民众也对大多出身小资产阶级家庭的画家不怀敬意。伦勃朗死时债台高筑，一贫如洗，与他生前身后的荣光都十分不相称；哈尔斯更惨。约翰内斯•维梅尔也好不到哪里去，不管他的36张存世之作今天如何名贵，画家本人终年居于简陋画室，并且年纪轻轻就悄无声息地死在那里，是不争的事实。
不过，维梅尔与那些活着的时候就大获成功的画家——如伦勃朗的弟子杜乌——相比，却是扎扎实实称得上“名垂青史”。维梅尔的每一幅作品，包括晚期方寸大乱后的几张二线油画在内，都得到了大量的复制生产，他的纪念画展在任何地方都能吸引大批观众；在专业领域内，他也是被研究透了的一位画家，卡拉瓦乔的写实手法在他那里达到巅峰，达•芬奇的晕染笔法在他手中有了新发展，他是世界上最早采用点描法的画家，等等。
在卜正民《维梅尔的帽子》一书出版后，读者们发现，原来维梅尔的伟大还可加上一条：他那妙到纤毫的风俗写实作品里，居然还徘徊着外部投射进来的天光云影。《军官和带笑的女子》中军官的帽子，《持秤的女子》中桌上的银币，《地理学家》中地图和地球仪，《站在一扇打开的窗前看信的女子》中的中国瓷盘和土耳其地毯，此外还有同时代画家范德布赫《玩牌的人》画面中的黑人小男孩——这些维梅尔画中的元素，是一幅渐渐清晰的全球贸易网络上的联结点，这张网渗透进了维梅尔生活了一辈子的、狭小的台夫特世界，甚至钻进了他那栋位于二层楼的简朴画室里。
卜正民管这些联结点叫“门”，一扇扇开往过去，钻进这些门，可以窥看画面背后的故事。这些故事是属于北美冒险家萨缪埃尔•德•尚普兰、马尼拉的西班牙总督巴斯蒂安•科尔库耶拉这类人的，也是属于徐光启、陆若汉这种中西文化交流的先行者的：
尚普兰率领的法国军队开辟通过五大湖区到太平洋的贸易路线，他们用火绳枪和当地土著休伦人交换海狸皮，带回欧洲后，这些珍贵的海狸皮原料得到加工，制成维梅尔画中军官头上的帽子。科尔库耶拉在马尼拉当政时期，由于对来自明朝政府的干预恐慌不安，曾多次对马尼拉的华人施行迫害与屠杀，导致这些灾祸的正是白银，这种维梅尔的作品里被持秤的女子称量的东西。荷兰的黄金世纪正逢明朝进入末期，徐光启与来自澳门的基督教徒的往来交道，是这段动荡日子里的一部分，岌岌可危的崇祯朝廷对外国人在中国活动的意图不明，保守派和“洋务派”交替占据上风，决定了基督徒在中国是受迫害还是受善待，这些往事都被卜正民与亨德里克•霍迪斯1618年绘制的世界地图联系在了一起，而这幅地图又正好挂在维梅尔《地理学家》画面中的墙壁上，揭示了当时西方人了解世界的程度和强烈欲望。
这些解读最耐咀嚼之处，就是风起云涌的海外局势，同维梅尔局限性很强的绘画主题之间存在的反差：他毕生蜗居于台夫特一隅，阳光从他家二楼的窗棂里洒进阴暗的屋子，照出了很小一个范围内的室内环境，而千里之外，东南亚海域发生的一场交火，北美处女地上一小队人的行踪，南美殖民地一个矿的开采，就可能与房间里的一件东西相关。在“秤量白银”一章中，卜正民对这种早期全球化现象作了精炼的概述：“一条银河将美洲的殖民经济和华南的经济连成一气，从一个大陆开采出的白银，被用来购买在另一个大陆制造的商品，而那些商品则被运到第三个大陆消费。”
这里我们会发现，赫伊津哈所说的17世纪尼德兰社会所体现的“自由”，其实也正在世界其他地方得到边探索边实践。这种实践与暴力的滥用、掠夺与殖民亦步亦趋，它呈现为这一事实：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之间，任何一种联系的建立都必然会经历“不打不相识”的过程。南中国海是当时因自由贸易而起的纷争的主战场，交火双方往往素不相识，仅因一时眼红于利益而起，帆帷飘飘的商船瞬间成为战舰，商人摇身变为杀人不眨眼的海盗，把别国的船只看成漂浮在浩渺海洋里任人捞取的金锭。荷兰人在这些冲突中并不总是胜利者，不乏挑起争端被反噬的事例，但荷兰人毕竟是凭借“后发优势”，在西班牙人殖民菲律宾，葡萄牙人割据澳门之后，挑战他们在当地的贸易垄断权威：东印度公司在印尼和马来一带成千上万的岛屿中建立自己的贸易点，养船养人，中转士兵、资金、武器和商品，屡屡劫夺西葡两国的商船，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
可以说，《维梅尔的帽子》给《17世纪的荷兰文明》里关于荷兰繁荣的分析补上了一条不那么光彩的理由：狡猾的荷兰人成功利用了那个尚未建立秩序的“自由”环境，一旦自己获胜，则立即着手制定游戏规则，那就是日后被视为公法领域奠基性文献的雨果•格劳秀斯的《海域自由》。格氏在文中堂皇地为公海上的贸易自由辩护，究其实质，乃是给他所服役的东印度公司的海盗行径扫清法理障碍。四十年后，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初步确立了欧洲大国的海外秩序时，荷兰事实上已经取代了西葡两国的霸主地位。
三
然而，套用一个美术用语，牵动着所有欧洲人的财富欲的终极“没影点”却在远方：那就是中国，对于当时的西方人而言，中国还过于遥远、过于神秘，以至于刚刚发现的美洲新大陆，没过多久就被定性为通往东方的跳板。按卜正民的说法，中国在这场较量中始终是一块大磁石，无数小铁屑在中国的吸附下竞相驶出港口，目标是那个有着让西方人垂涎的精美瓷器、白银匮乏、劳动力又廉价的庞大帝国。
这个帝国正在内忧外患的压逼下走向崩溃：与日本“倭寇”、荷兰“红毛”以及非洲“黑鬼”的交道，非但没有让晚明政府获得开明的眼界，反而加剧了他们对外界的疑虑和惊惶失措。明清政府从未鼓励国民进行海外探险，受惠于中国人智慧的是他们的敌人。弗朗西斯•培根在1620年指出了值得公众关注的三大“机械发明”——磁石罗盘、纸张和火药，他并不知道欧洲同胞对这些东西的利用属于“师夷长技以制夷”，只说其血统是“含糊和不光彩的”。从《维梅尔的帽子》一书中，读者会得到如此的印象：是那些来自西欧的亡命之徒前仆后继，掉了一大堆脑袋，推动着海洋文明在与东方农耕文明的较量中战而胜之。
在这个意义上讲，通行于16、17世纪的贸易全球化进程的依然是丛林法则，而“自由”实是大量的木材烧掉后剩下的一小块煤。《维梅尔的帽子》里提到的那些屠杀和盗匪行径的血腥味很淡，因为道德谴责在这里没有立锥之地，对财富的贪欲是驱动世界前行的最核心的动力。哥伦布的残暴，“五月花”清教徒的冷酷无情，乃至耶稣会传教士的狡诈多端，丝毫不亚于科尔特斯之类毁灭拉美原始文明的殖民者，但他们和维梅尔《地理学家》中描绘的那些纯为探寻有用知识的西方科学家一样，属于对人类有“贡献”之人，浑身散发着马可•波罗式的传奇色彩。
对比尼德兰社会，对比海洋文明里那些红着眼的赌徒强盗，不得不说，东西双方同期的表现实在差别太大了。一个三宝太监还不足以让中国地理学家兴奋起来，在绝大多数朝代，他们都“没有改变现状的动力”，因为本国没有那么多远洋商人需要他们不断提供精确的海陆地图，更不用说政府支持了。而相反，以瓷器鉴赏家文震亨为代表的早期“品位工作者”，他们被授予或自封的使命是完成“化夷”之功——教会西方人如何享用来自中国的奢侈品，从而也激发了后者对东方更强烈的觊觎。
真的很神奇：今天所谓的“地球村”，原来在三百年前就已见端倪——向来固步自封的封建晚期中国人，在西方的诱惑和敦促下，竟也发展出了白银崇拜和烟草需求，从而不由自主地正式进入全球之网，与远在万里之遥的荷兰、西班牙、葡萄牙发生了联系，受到它的驱动、牵制、约束和波及。二百年以后，西方完全强盛起来，大清帝国却被西方人制造的需求彻底拖垮。文震亨一辈子轻蔑西方“化外之民”，视后者为孺子难教，维梅尔《看信的女子》画里那只显眼的瓷盘也许会让他满意；他不曾想到的是，今天自己的国家号称已返归强国之林，但精英人群们却埋头匍匐在了拿刀叉、抽雪茄的“野蛮人”礼仪脚下。
——“黄金世纪”里的荷兰与世界
云也退
今天我们所称的“荷兰”，原本是尼德兰地区北方七省之一的名字，在1588年，这七个省结成了乌德勒支联盟，现代意义上的荷兰共和国这才开始发端。但是，这小小的滨海国家甫一诞生就驶入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17世纪是它的黄金时代，联盟摆脱了西班牙的羁绊获得独立，饱受宗教战争困扰的欧洲人从四面八方涌向这新生的自由共和国，商业和航海业迅猛发展，在海上贸易方面，荷兰对西班牙取得了完胜，且屡屡占葡萄牙人上风。“黄金”的另一个特征则是艺术：荷兰画家差不多是世界上第一批主要靠中产阶级财力养活的艺术家群体，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收藏绘画在荷兰五大城市——乌德勒支、阿姆斯特丹、台夫特、海牙、哈伦——蔚然成风，执政大员、贵族富户勤于囤画，市井中的贩夫走卒也不惜倾囊购画。
一
谈荷兰历史，就离不开画家。伦勃朗生于1609年，五十年前，甚至连“荷兰”这个民族还不存在，尼德兰人对抗西班牙统治的独立战争还在艰难进行；而到1669年伦勃朗去世，荷兰却民殷国富，成了全欧瞩目的一颗海岸明珠，藏画之风，让社会呈现出一种极具进步特色的繁荣。后人在回顾荷兰的早期发达史时，率先呈现在脑海里的都是那些画作里的场景：戴金盔的男子，倒牛奶的妇人，佩珍珠耳环的少女。按荷兰本土的文化史家约翰•赫伊津哈在《17世纪的荷兰文明》一书中所说：是在一种普遍而强烈的社会需求刺激下，伦勃朗、维梅尔、弗兰克•哈尔斯等人才得以广泛接触社会各阶层，并向权贵、富人之外的人寻求赞助的。他们的画作也从而洋溢着生活气息，产生了一个被称为“风俗画”的流派。那是一个与英国、法国、意大利那些以宫廷画师执艺术界牛耳的社会截然不同的环境，荷兰画家为了谋生而倍加勤奋，在那短短的一百年里产生的绘画数量，超过了此前所有世纪的总和。
按赫伊津哈的分析，荷兰绘画的鼎盛，以及整个国家在欧洲的异军突起，是得了刚刚刚刚萌芽的欧洲人文主义新风之故，而传送这股清风的主将也是荷兰人：伊拉斯谟。赫伊津哈还专为他写了本传记，指出，伊拉斯谟的活跃期——从15世纪末到16世纪上半叶——可以视为荷兰共和国后来兴旺的前兆，恰如精力充沛、著述不倦的伏尔泰，给他身后爆发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发出先声一般。“他的生活理想是一个华美的梦境，所有文艺复兴时代的人都珍视这个美好的愿望。他们希望在花园里的树荫下和朋友交谈，安详、愉快而严肃地和睿智的好友交谈，希望三两知己的交谈能够在祥和、和谐的氛围中进行。”贵为宗教改革的早期领袖，伊拉斯谟谦逊的姿态、怀疑主义的习惯以及对真理和上帝的虔敬态度，和路德与加尔文有很大不同。他的一生与简单粗暴无缘，即使在政治上最春风得意的时期，伊拉斯谟都是用其优雅的仪表和文风来打动人们，而非凭借煽动性的宣讲或国家机器。
如果说内因是人文精神，那么外因就是特殊的历史地理条件。荷兰是继西葡两强之后，第三个在地理大发现后尝到海洋甜头的国家，然后才是17世纪中期和“光荣革命”之后的英国，而位于大陆深处的法国、意大利和德国都要更晚。英国人还不具备出海的能力时，荷兰人就受雇于英王，为他们去海外搜寻资源和宝藏，这些人和邻居欧陆人不同，宁可冒出海的风险，也不肯在陆地上肉搏。没错，尼德兰在十六世纪为摆脱西班牙统治抗争了很久，但即便如此，尚武精神也从来与他们无缘。他们擅长的是商业——另一个场地上、另一种意义上的开疆拓土。
在尼德兰社会，商人是唯一富有经济活力的群体，他们在都市化程度向来极高的七省如鱼得水：没有封建主来阻挠他们自由流动——剥削农民的封建主在尼德兰不存在，贵族们普遍比较朴质，很多也并不富裕，不像在法国和英国那样拥有极大的权力；也没有教会和修道院去钳制社会思想——尼德兰接受基督教较晚，修道院在中世纪欧陆大行其道，在这里发挥的作用却十分有限，从而也没有形成什么强大的政治势力。宗教改革以后，荷兰很快成为加尔文教徒对抗天主教旧势力的桥头堡，被迫害的新教徒和其他异教徒如犹太人等都把荷兰视为宽容自由的港湾，纷纷移居过来。
因此，两三个世纪相对的经济自由，为荷兰的腾飞插上了翅膀。赫伊津哈解释了中世纪晚期以来的这种“自由”：不受限制，把组织化减少到最低限度。它从经济领域延展到政治领域，就是说，国家依然坚持其古老的传统和既定的法律，共和国没有一个中央集权，各个省各自主宰各自的事务。荷兰独立之前的二百年里，统治各省的历代公爵都只关心加强本省政府的权力，从而给乌德勒支联邦的成立和稳定创造了基础。
16世纪是专制主义无所不在的世纪，各国政府都竭力废弃中世纪的自由权利，用专制体制取而代之。赫伊津哈自豪地说，荷兰是个例外，荷兰人把中世纪最珍贵的政治遗产给继承了下来，它的成功证明了根据古老的地方自治原理建国仍然是可能的。很快，富裕的七省联盟共和国建立了庞大的贸易帝国，经济上继续保持去中心化的传统，商人们得到了充分的经济自由，由此，荷兰的工商业迅猛发展，在“大国崛起”的名单中占据耀眼的一席之地。那是尼德兰的黄金百年，当周边各国的经济或多或少都受制于战争或国家干预的时候，这个运河密集、海风吹拂的低地小国着实让人嫉妒不已。
二
回到文章开头，按美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的说法，17世纪荷兰产生了至少20位名副其实的伟大画家，还有200多位次一等的画家，“但这些所谓的次要艺术家，若放在其他时空，大部分都会跻身杰出艺术家之林。”“伟大画家”的名单里有伦勃朗、维梅尔、塞赫尔斯、弗兰斯•哈尔斯之类，个个名头响亮。然而，这庞大的贸易帝国也好，风靡全联邦的艺术品收藏风气也好，都并没有把每个画家都养成肥得流油的富翁。
赫伊津哈说出了个中缘由：风靡则风靡矣，但艺术之真谛并不为17世纪的荷兰人所懂得，那时诗人的地位比画家更高；执政者给画家们写信，从不掩饰自己的轻傲态度；普通民众也对大多出身小资产阶级家庭的画家不怀敬意。伦勃朗死时债台高筑，一贫如洗，与他生前身后的荣光都十分不相称；哈尔斯更惨。约翰内斯•维梅尔也好不到哪里去，不管他的36张存世之作今天如何名贵，画家本人终年居于简陋画室，并且年纪轻轻就悄无声息地死在那里，是不争的事实。
不过，维梅尔与那些活着的时候就大获成功的画家——如伦勃朗的弟子杜乌——相比，却是扎扎实实称得上“名垂青史”。维梅尔的每一幅作品，包括晚期方寸大乱后的几张二线油画在内，都得到了大量的复制生产，他的纪念画展在任何地方都能吸引大批观众；在专业领域内，他也是被研究透了的一位画家，卡拉瓦乔的写实手法在他那里达到巅峰，达•芬奇的晕染笔法在他手中有了新发展，他是世界上最早采用点描法的画家，等等。
在卜正民《维梅尔的帽子》一书出版后，读者们发现，原来维梅尔的伟大还可加上一条：他那妙到纤毫的风俗写实作品里，居然还徘徊着外部投射进来的天光云影。《军官和带笑的女子》中军官的帽子，《持秤的女子》中桌上的银币，《地理学家》中地图和地球仪，《站在一扇打开的窗前看信的女子》中的中国瓷盘和土耳其地毯，此外还有同时代画家范德布赫《玩牌的人》画面中的黑人小男孩——这些维梅尔画中的元素，是一幅渐渐清晰的全球贸易网络上的联结点，这张网渗透进了维梅尔生活了一辈子的、狭小的台夫特世界，甚至钻进了他那栋位于二层楼的简朴画室里。
卜正民管这些联结点叫“门”，一扇扇开往过去，钻进这些门，可以窥看画面背后的故事。这些故事是属于北美冒险家萨缪埃尔•德•尚普兰、马尼拉的西班牙总督巴斯蒂安•科尔库耶拉这类人的，也是属于徐光启、陆若汉这种中西文化交流的先行者的：
尚普兰率领的法国军队开辟通过五大湖区到太平洋的贸易路线，他们用火绳枪和当地土著休伦人交换海狸皮，带回欧洲后，这些珍贵的海狸皮原料得到加工，制成维梅尔画中军官头上的帽子。科尔库耶拉在马尼拉当政时期，由于对来自明朝政府的干预恐慌不安，曾多次对马尼拉的华人施行迫害与屠杀，导致这些灾祸的正是白银，这种维梅尔的作品里被持秤的女子称量的东西。荷兰的黄金世纪正逢明朝进入末期，徐光启与来自澳门的基督教徒的往来交道，是这段动荡日子里的一部分，岌岌可危的崇祯朝廷对外国人在中国活动的意图不明，保守派和“洋务派”交替占据上风，决定了基督徒在中国是受迫害还是受善待，这些往事都被卜正民与亨德里克•霍迪斯1618年绘制的世界地图联系在了一起，而这幅地图又正好挂在维梅尔《地理学家》画面中的墙壁上，揭示了当时西方人了解世界的程度和强烈欲望。
这些解读最耐咀嚼之处，就是风起云涌的海外局势，同维梅尔局限性很强的绘画主题之间存在的反差：他毕生蜗居于台夫特一隅，阳光从他家二楼的窗棂里洒进阴暗的屋子，照出了很小一个范围内的室内环境，而千里之外，东南亚海域发生的一场交火，北美处女地上一小队人的行踪，南美殖民地一个矿的开采，就可能与房间里的一件东西相关。在“秤量白银”一章中，卜正民对这种早期全球化现象作了精炼的概述：“一条银河将美洲的殖民经济和华南的经济连成一气，从一个大陆开采出的白银，被用来购买在另一个大陆制造的商品，而那些商品则被运到第三个大陆消费。”
这里我们会发现，赫伊津哈所说的17世纪尼德兰社会所体现的“自由”，其实也正在世界其他地方得到边探索边实践。这种实践与暴力的滥用、掠夺与殖民亦步亦趋，它呈现为这一事实：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之间，任何一种联系的建立都必然会经历“不打不相识”的过程。南中国海是当时因自由贸易而起的纷争的主战场，交火双方往往素不相识，仅因一时眼红于利益而起，帆帷飘飘的商船瞬间成为战舰，商人摇身变为杀人不眨眼的海盗，把别国的船只看成漂浮在浩渺海洋里任人捞取的金锭。荷兰人在这些冲突中并不总是胜利者，不乏挑起争端被反噬的事例，但荷兰人毕竟是凭借“后发优势”，在西班牙人殖民菲律宾，葡萄牙人割据澳门之后，挑战他们在当地的贸易垄断权威：东印度公司在印尼和马来一带成千上万的岛屿中建立自己的贸易点，养船养人，中转士兵、资金、武器和商品，屡屡劫夺西葡两国的商船，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
可以说，《维梅尔的帽子》给《17世纪的荷兰文明》里关于荷兰繁荣的分析补上了一条不那么光彩的理由：狡猾的荷兰人成功利用了那个尚未建立秩序的“自由”环境，一旦自己获胜，则立即着手制定游戏规则，那就是日后被视为公法领域奠基性文献的雨果•格劳秀斯的《海域自由》。格氏在文中堂皇地为公海上的贸易自由辩护，究其实质，乃是给他所服役的东印度公司的海盗行径扫清法理障碍。四十年后，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初步确立了欧洲大国的海外秩序时，荷兰事实上已经取代了西葡两国的霸主地位。
三
然而，套用一个美术用语，牵动着所有欧洲人的财富欲的终极“没影点”却在远方：那就是中国，对于当时的西方人而言，中国还过于遥远、过于神秘，以至于刚刚发现的美洲新大陆，没过多久就被定性为通往东方的跳板。按卜正民的说法，中国在这场较量中始终是一块大磁石，无数小铁屑在中国的吸附下竞相驶出港口，目标是那个有着让西方人垂涎的精美瓷器、白银匮乏、劳动力又廉价的庞大帝国。
这个帝国正在内忧外患的压逼下走向崩溃：与日本“倭寇”、荷兰“红毛”以及非洲“黑鬼”的交道，非但没有让晚明政府获得开明的眼界，反而加剧了他们对外界的疑虑和惊惶失措。明清政府从未鼓励国民进行海外探险，受惠于中国人智慧的是他们的敌人。弗朗西斯•培根在1620年指出了值得公众关注的三大“机械发明”——磁石罗盘、纸张和火药，他并不知道欧洲同胞对这些东西的利用属于“师夷长技以制夷”，只说其血统是“含糊和不光彩的”。从《维梅尔的帽子》一书中，读者会得到如此的印象：是那些来自西欧的亡命之徒前仆后继，掉了一大堆脑袋，推动着海洋文明在与东方农耕文明的较量中战而胜之。
在这个意义上讲，通行于16、17世纪的贸易全球化进程的依然是丛林法则，而“自由”实是大量的木材烧掉后剩下的一小块煤。《维梅尔的帽子》里提到的那些屠杀和盗匪行径的血腥味很淡，因为道德谴责在这里没有立锥之地，对财富的贪欲是驱动世界前行的最核心的动力。哥伦布的残暴，“五月花”清教徒的冷酷无情，乃至耶稣会传教士的狡诈多端，丝毫不亚于科尔特斯之类毁灭拉美原始文明的殖民者，但他们和维梅尔《地理学家》中描绘的那些纯为探寻有用知识的西方科学家一样，属于对人类有“贡献”之人，浑身散发着马可•波罗式的传奇色彩。
对比尼德兰社会，对比海洋文明里那些红着眼的赌徒强盗，不得不说，东西双方同期的表现实在差别太大了。一个三宝太监还不足以让中国地理学家兴奋起来，在绝大多数朝代，他们都“没有改变现状的动力”，因为本国没有那么多远洋商人需要他们不断提供精确的海陆地图，更不用说政府支持了。而相反，以瓷器鉴赏家文震亨为代表的早期“品位工作者”，他们被授予或自封的使命是完成“化夷”之功——教会西方人如何享用来自中国的奢侈品，从而也激发了后者对东方更强烈的觊觎。
真的很神奇：今天所谓的“地球村”，原来在三百年前就已见端倪——向来固步自封的封建晚期中国人，在西方的诱惑和敦促下，竟也发展出了白银崇拜和烟草需求，从而不由自主地正式进入全球之网，与远在万里之遥的荷兰、西班牙、葡萄牙发生了联系，受到它的驱动、牵制、约束和波及。二百年以后，西方完全强盛起来，大清帝国却被西方人制造的需求彻底拖垮。文震亨一辈子轻蔑西方“化外之民”，视后者为孺子难教，维梅尔《看信的女子》画里那只显眼的瓷盘也许会让他满意；他不曾想到的是，今天自己的国家号称已返归强国之林，但精英人群们却埋头匍匐在了拿刀叉、抽雪茄的“野蛮人”礼仪脚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