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学历史？ 王晴佳
人大版《新史学讲演录》代前言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小书，是以我自2007年以来在各地高校演讲的记录汇总、整理而成的。我之所以会准备这些讲演，是因为自2007年初，我应聘成为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的长江讲座教授。依据“长江学者”的合同，我在北大历史系以本科生和研究生的一些相关课程为基础，就当代史学在世界范围的变化和趋向（当然以我的知识范围为限），开设了一系列讲座，有的对外公开，有的则采取小规模座谈的形式。这些讲座是本书得以成型的基础。以后，我又应邀在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上海大学和台湾大学等高校做了一些讲座，其内容大致与我在北大上课、开讲座的内容相同。在整理过程中，我个人对于讲座的录音整理，做了相当大的更动—比如将原来的一次讲座，在这里分为两讲，而有时又将原来的两次讲座，合为这里的一讲。我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是为了方便读者的阅读，因为开设讲座与整理成书，显然有明显的不同。讲座本身是一个独立的单元，而整理成书，则本质上是一种历史叙述，因此可以有铺陈、可以有延伸，有必要显出叙述的某种顺序和连续性。不过虽然有这些更动，重复的地方可能还是在所难免，这里只能提请读者注意并原谅。
新史学与西方
本书冠名《新史学讲演录》，其内容大致讨论战后、特别是1970年代以来史学界所发生的变化。毋庸赘言，这些变化，主要产生在欧美学术界，因此不可避免地体现西方在当今学术界的霸权地位。但本书的书名没有加上“西方”两字，其原因是我在开设讲座和整理成书的时候，都想尽量避免这种“西方中心论”，而把这些变化放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来讨论。而因为此书是以中文写出的，而那些讲座又主要以与中国师生交流为目的，所以我又特别注重加上与中国有关的内容。可是读者还是会发现，本书的内容还是以西方的变化为线索的。这里有两个相互关联的原因，一是上面所谈到的西方学术的霸权地位，二是中国学界对于当代西方的史学变化的兴趣。我在应邀做讲座的时候，常常开出一些可能的题目，但对方往往挑选的是有关西方的史学变化。也许他们考虑到我长期在西方生活、工作，讲起这些题目相对比较自然一些。但不管怎样，西方学术在当今中国，显然还是有不小的市场的。这一点我们无法轻易否认。当然我在讲演的时候，却常常是抱着希望听众能“知己知彼”的心态的。我们都知道这句成语的后一句就是“百战不殆”。我们最终是否能做到这一点，谁也无法预测，但至少在我，是颇有此心愿的。这也是我最终决定将这些讲演稿整理成册、与更多的读者见面的原因。
有关1970年代以来史学界的变化，也是我在《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中特别探讨的一个内容。此书最早是在1998年我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访问的时候，与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古伟瀛先生讨论有关问题，决定合作而写成的，于2000年在台湾地区由巨流出版公司出版。然后山东大学出版社于2003年发行了大陆版，据说在两岸销路都还不错。在这之后，有关后现代主义与历史研究的关系，也有很多新的论著的发表，我也比较关心。但同时我也做了其他的工作，所以我近年的研究并不都与有关后现代主义和历史学关系有关，虽然我对这个课题一直比较关心。出了那本《后现代与历史学》之后，也有一些其它出版社邀我再写这方面的书，如《后现代史学入门》等。但我并没愿意、也没敢这么做。其中的原因是，我不想让读者看到由我署名的一本新书，但却发现与原来那本大同小异。我想避免这种情形的发生，至少尽量避免。就我个人来说，虽然电脑时代有的东西复制起来很容易，但是用一句俗话来形容：我不想“炒冷饭”。在阅读本书的时候，读者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现与《后现代与历史学》重叠的地方，因为所处理的时间段相同，所以也许也无法完全避免。但我问心无愧的是，我在整理此书稿的时候，没有拷贝和复制原来的一些底稿（甚至也没有再读一下原书），而是尽量想展现一些近年获得的新的思考和心得。
读者稍微瞥一下本书目录，便可发现，本书所讲的“新史学”，以“新文化史”为中心，尽管在许多方面，“新文化史”的兴起与记忆史学和全球史的开展以及民族国家史学的式微，都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后者也是“新史学”的表现。就本书的写作来说，有关“新文化史”，一共有两讲，一是有关其兴起的背景，二是有关其特征。这样安排，主要是出于讲演的需要，基本是以介绍、分析为主，而不是一种专题论述，因此没有着重呈现个人对这些流派的观点和态度。比如就个人来说，我对“新文化史”主导当今史坛的状况，是颇有些批评的，虽然“新文化史”的内容，颇有一些让我欣赏的地方。我想借写作这个前言的机会，稍微做一些陈述，简单表达一下个人的看法。
坦白说来，笔者自1978年入学、1982年开始攻读研究生，然后再远渡重洋来美求学，进而参加工作，我在历史这一行里也折腾了大半辈子了。但个人治史这么多年，近年以来，却常常会对史学界的最新发展，产生一种隔膜感，甚至有一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感觉。这一形容，并不是指自己有意想离开史学界（到了这把年纪，似乎也有点太迟了），而是指自己虽然身在史学界，但却有一种跟不上趟的感觉。或许“沉舟侧畔千帆过”能更好的形容自己的感受，因为我常常觉得自己就是那“沉舟”，或者是啼叫不止的“猿声”，而同人就像是“轻舟”，倏忽之间已经过了“万重山”了。
史学与史学史
我形容自己像是史学界的“沉舟”，或者是在河岸上旁观舟帆轻渡的山猿，是因为长期以来，我所感兴趣和研究的对象是史学史。史学界之外的朋友可能会认为，这在史学研究中是一个颇为重要的领域，如某人想研究文学，就必得学习文学史一样。但其实不然，史学工作者虽然研究过去，但却对自己的过去，抑或对史学这一学科的过去，并没表现出太大的研究热忱。史家愿意研究其它的过去，对此十分投入并由此而“忘我”，因此颇有些“大公无私”的姿态。比如欧美国家历史系的本科生，虽然也上“史学方法论”或“史学入门”这样的课程，但并不像英语系的学生那样，必得学习文学史。到了研究生的阶段，“史学史”(historiography) 成了一门必修的课程，但在许多学校，这一课程并不是以“通史”的形式出现的—大部分修课的学生，并无法从其中获得对史学学科从古至今发展的通盘了解。这一课程的侧重点，常常是史学界时髦的理论和方法，而且对这些理论和方法的选择，也往往取决于授课教授自己的兴趣。其实，我将 Historiography 这门课程译成“史学史”，也有点一厢情愿，因为该词的原意只是历史编纂学，其中虽然有“史”的部分，但并不是全部。
中国有悠久的历史编纂传统，因此中国的大学里，“史学史”（包括中外）是必修的课程，但这并不表明中国的历史系学生，对史学史这一类的课程就特别有兴趣。近年来中国大学的历史系大量招收研究生，但投考史学史专业的并不多，就是一例。史学史的研究应该是属于很冷门的一个专业的。而就我所认识的一些史学界的朋友而言，其治学的兴趣，也都显得很“大公无私”，像我这样含一点“私心”，企求在研究中回顾、关照一下史学本身学科发展的人，实在很少。我长期处于这样一种“独学无友”的状态，也许读者看官会理解为什么我会在前面将自己比喻为“沉舟侧畔千帆过”里的“沉舟”了。
读者看到这里，也许会感到我牢骚满腹，其实不然。坦白地说，我虽然在史学界相对有点孤单影只，但我的那些同行，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在现代社会，变化日新月异，从事史学教学研究的人，都是被视为有点“落伍的”(quaint)。比如你在美国如果告诉一个陌生人，你在大学研究、讲授历史，一般的反应总是简单的“好啊”(Oh, good)。对方其实是想讲几句恭维话的，但实在想不出来，因此就作罢了。运气好的时候，对方可能会说，“历史很有趣的。我在念中（大）学的时候，最喜欢的就是历史课了”。你乍听之后，也许有点沾沾自喜，但事后想一想，如果他（她）那么喜欢历史，为什么现在从事的是其它的职业呢？你试图想问一下他（她）现在是否还读历史书，但最终还是放弃了，因为对方用的是过去式，答案已经不言自明，何必自讨没趣？
我说我不想、不在发牢骚，更因为从事我的研究，在河岸上观察万帆竞渡的场面，正是我的职责。我有这样的机会，是一件幸运的事。因此我虽然有不少迟疑，但最终还是决定动笔了。因为长年考察史学的变化，也的确有些想法，可以讲一些旁观的话，写出来供读者批评。这实际上也是我研究史学史的工作之一。
中美史学异同
上面在谈到“史学史”课程的时候，我提到了中外史学界的一些异同，而此书又尝试突破一些“西方中心论”的桎梏，也许我的观察就从中外史学比较开始吧。我这里“中外”的“外”，主要指的是美国，因为我自己长期在美国工作，所以对之比较了解。相较传统中国对史学的重视，美国的历史研究，实在有点相形见拙，因为美国的历史与中国历史相比，实在太短了。比如中国明清史，在全世界的中国史研究中，都是一个显学。但对我的美国同事来说，将十四世纪至十九世纪的历史，用“late imperial China”那个“late”这样的字来称呼，实在让他们有点忍俊不禁，因为那时的美国，还不知道在哪里。所谓“早期美国史”(early American history)，也即美国的“古代史”，只是在清代中、后期才开始的。这只是中美历史研究差异的一个例子。
美国的历史研究，大致是从十九世纪才开始的，而且那时从事历史著述的人，大都是一些退休的官吏和闲散文人，如号称美国史学之父的乔治•班可罗夫特(George Bancroft, 1800-1891)，就曾是美国的海军大臣。我们现在奉为国际史学界牛耳的《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是在1895年才正式发行的，不但比《英国历史评论》(1886) 晚，更大大迟于法国和德国的专业历史刊物。甚至，日本的第一本专业历史刊物--《史学杂志》，出版于1889年，也比《美国历史评论》早上了六年。因此美国的专业史学，建立相对较迟，第一代的美国专业史家（包括那些在二十世纪初年驰骋美国史坛的风云人物），都需要在德国获取一个终极学位，或者混个留学的资格，才算有资本回来在美国史学界立足。 中文学界的同仁，自然要吸收美国史学在短时期内取得的长足进步，但也实在没有必要将美国的史学，视为世界史学发展的圭臬而竞相仿效。那些研究中国史的同学，更没有必要为了获取一个美国学位，而对那些连中文都讲不利索的美国教授，俯首帖耳，唯唯诺诺。我有时不免困惑，由傅斯年在1928年创办，其原意是为了抢占世界汉学中心地位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其招收的研究人员，也常常以获取美国的学位为尊。其实以我对史语所研究人员的了解，他们如果没有美国的终极学位，照样可以成为中国史研究的一流学者。当然，如果你去美国留学，是为了追随杨联升、余英时这样的大师，自然是例外。
美国虽然没有悠久的历史研究传统，但借助其国力和英语的话语霸权，其历史研究进步当然很明显，没有必要故意贬低。但美国社会从总体上来说是一个“反智”（此处借用余英时的术语 ）的社会，没有东方社会尊崇学问的传统，因此其学术研究的环境，与中国社会有很大不同。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但受到传统儒家“学而优则仕”的深远影响，而且又有程朱理学“天下己任”的激励，因此总以为自己是社会的先进、社会的良心，不免有点自命不凡。但美国的学术界人士，相对处于社会边缘的角色，因此没有这些心理的包袱。他们研究历史，一半出于兴趣，一半由于如果学得好，也可以谋个职位糊口。用一句美国人常讲的话，那就是“这是一份工作”(It is a job)。这样的平常心态，其实有不少好处。其中之一就是美国的学者，不但平时为人处事，相当平易近人，而且治学亦是如此，没有那种高高在上、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傲气，因此有助于让自己的学问，与（平民）社会（也即日语里的“世间”）进行更频繁与更及时的互动。从外观者的角度来看，美国史学界新潮迭出，据我观察，至少在许多层面是这一文化氛围的一个反映和结果。
具体而言，美国史学的发展，以二战为分界，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与美国教育界的变化，切切相关。二战以前，美国的高等教育，还是十分精英化的，譬如那时来美国留学的中国人，进的都是私立学校，以“藤校”（常青藤大学联盟）居多，那是因为在二战以前，公立学校并没有太多。美国高等教育的普及，是在二战以后，特别是在苏联于1961年将加加林送上月球以后，受到强烈的刺激，才由联邦政府拨巨款，兴建了不少新的公立大学，由此而大规模进行研究生的培养。而不少研究生，是得利于GI Bill，也即二战退伍军人的奖学金，才成为家里第一代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他们进入高等教育的殿堂，对原来的那种专注精英人物活动的历史研究（以政治史、军事史、思想史和外交史为典型），并没有许多兴趣，而是更愿意研究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如酒吧、公园、教堂、社区等），于是社会史、公众史 (public history)和新文化史就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自此以后史学界的主流。
换句话说，社会史、公众史和其它“自下而上”(history from below)史学流派在美国史学界的兴盛，与研究人员的“草根化”和美国社会的“反智”风气，密切相关。而且这两者之间，又存在一种互相支援的关系，缺一不可。这一情形，在其它地区很难复制，而在中国，更是难上加难。这里有几点原因。首先，如同上述，美国高等教育的普及，比中国要早几十年。中国只是在近几年才开始大量生产的大学生，许多高校也大量扩招研究生，以求消化那些无法马上就业的大学毕业生。这一努力，从国家的层面考量，当然是有必要的。但如果就学术研究人员的“草根化”而言，那么其效果是正好相反的，因为其结果是让那些通过扩大招生进入高等教育的原来出身“草根”的学生，通过选拔而进入“精英”的层次。但中国的这一做法，正好又与我想说的第二点原因有关，那就是与美国社会的“反智”风气相对照，中国社会一直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传统，虽然尊崇教育，但其实只是把知识作为手段，真正的目的是想出人头地，而不仅仅是像美国学术界的人士那样以平常心对待学术，视其为一个饭碗 (It is a job) 而已。因此，中国的学术界，功利心很强--最近圈内的一些腐败现象，正与其有关，因为如果钻研学术本身无法达到出人头地的目的，于是就使出一些歪点子了。即使那些出身“草根”的学者，一旦进入学术界的核心，也往往会随大流，随风而起，刻意研究一些所谓时髦的课题，以求更快或最快地获得荣誉和声誉以及那些伴随荣誉和声誉的物质利益，而不是去研究那些自己真正感兴趣、并且独特新颖、与众不同的课题。
趋同的史学
我写到这里，读者可能会觉得中美文化的差异，在史学界主要表现在研究领域这一方面，其实不然。我实际上看到的是，中美两国虽然文化差异很大，但就史学潮流而言，正在日益趋同。这一趋同现象的产生，一方面是西方文化的霸权所致，另一方面也与我上面所说的中国治学的传统有关。既然中国学者治学的目的，是为了出人头地，因此就不免喜欢追随时髦。毋庸讳言，现在史学界时髦的东西，基本上都是源自西方的。近年中国史学界“新文化史”的兴盛，正是一个写照，而“新文化史”引领史学新潮，正是从西方开始的。换言之，那些“自下而上”的史学流派，现在也正在中国的史学界引领风骚。
我无意批评现在从事新文化史研究的学者；我在上面已经说过，我个人欣赏一些新文化史的研究。而且从我研究史学史的立场来看，史学潮流翻新愈快，对我来说兴趣愈大。如果好几代史家都研究同样的东西，那我就只有“失业”了。我只是想说，人的活动无法脱离社会、文化的环境，比如美国史学界流行“新文化史”，与其“反智”的文化氛围有关，而中国直至今天，尚没有这样的环境。当今成熟的学者，出自草根的并不多。他们研究一些草根的课题，让我想起文革中知识青年下乡劳动，虽然人也晒得黝黑、手上也长了老茧，也学会了干几样农活，但扪心自问，那时有多少知识青年是真正想一辈子扎根农村的？而他们内心深处，又与土生土长的农民有多少共同点呢？
换言之，我们研究历史，首先必须承认历史的多样性，以求像钱穆所说的那样，对历史带有一种“温情和敬意”。中国的文化崇尚精英，我们的历史研究，就不应、无法回避这一点，而是应该有人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不要一窝蜂地寻找“草根”的课题。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要我们永远维持这种尊崇精英的文化传统，但我们是研究历史的，“创造历史”、“改造世界”并不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我曾经在一篇文章的结尾写道：“中国人对自己历史的记忆，向来与一些文化的精英有关，如孔子、老子、司马迁、司马光、李白、杜甫、蒲松龄、罗贯中等。如果在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中，抽去这些名字，那么这一历史记忆一定会变得十分苍白”。 我在这里还想补充的是，其实这些文化精英，在他们当时的年代，有的并不是那么“精英”的，那是后人逐步把他们精英化的，而这一精英化的过程，正是反映中国文化特征的一个历史现象。如果我们故意回避对这些“精英化”的现象和人物的研究，刻意东施效颦，跟在别人的后面，希求发掘那些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和事件，这样的历史研究，自有其必要（这也是我出版此书的一个原因），但窃以为不应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主流，因为它与中国文明的传统特征，不尽契合。
其实，“新文化史”在西方的兴盛，也背离了西方史学的（一个）传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因为历史研究，其特征就是要对人类的活动及与自然界的互动，做一个长程的观察，然后做出概括。有一本至今在美国大学“史学方法论”课常用的教材，仍然指出历史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对历史现象做出“解释”(interpretation)，而“解释”的主要工作，就是做“概括”(generalization)。而“概括”的工作，常常需要使用对历史发展进行“分期”(periodization)和分析因果关系(causal relations)等手段。 由此可见， 描述、分析、解释在一定历史时期的人类活动，也即写作“通史”（通古今之变），本来也是西方史家的本职。二十世纪初年的史家何炳松 (1890-1946) 等人就曾观察到，是否写作“通史”可以概括中西史学的不同—中国传统史家写作朝代史，而西方史家写作通史。当然，如同何炳松自己在《通史新义》中所说，这样的观察并不完全正确。 但是，从西方古代到二十世纪，大部分历史著作、特别是一些名著，都是“通史”类的，如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兰克的《教皇史》等。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是一部文化史，但与现今的新文化史不同，该著处理的是一个时代，因此也是一部“通史”。新旧文化史的不同，就在于前者希求解释文化的时代变迁，而后者则只描述一个孤立的、微小的事件和人物，也即所谓“微观史”(microhistory)。
这里没有必要详述西方史学从宏观走向微观的趋向，但简单讲来，这一转向的根源，与西方强权在战后、特别是1970年代以后的衰落、第三世界的崛起（亦即后殖民时代的降临）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盛行，有许多关联。 我在讲演中曾多次提到过，兰克当年强调“如实直书”(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是有一定条件的。因为那时西方正处在上升的阶段，只要如实描述，便能清楚展现西方各国是人类历史演变的领头军。但当今的西方，其强权正在全球范围走向衰落，如果继续“如实直书”，只是在变相承认失败。没有人愿意自动承认失败的，所以西方史家就避免讨论这些宏观的历史趋向问题，也不愿写作通史了。这一概括，显得有些简单化，但前美国历史学会主席芭芭拉•瓦因斯坦（Barbara Weinstein）曾撰文指出，现今的西方历史研究，少有人分析历史的因果关系，或许可以作为我的这一观察的一个旁证。美国思想史专家、佛吉尼亚大学教授亚伦•莫吉尔（Allan Megill）也观察道，以前的史家，相信历史的发展，背后有其内在的和谐与一致，但这一和谐性或一致性（coherence），在当今的史学，也就是“新文化史”的研究中，似乎已经荡然无存了。于是，莫吉尔总结道：在新文化史家看来，史家写作什么，选择什么作为题目，都只是一种主观的选择，“仅此而已”（ It is no more than that.）。 因为要对历史做宏观的、长程的分析研究，就必须处理其中的因果关系。而现今的“新文化史”研究，只想向文学叙述靠拢，注重精致的描述，基本放弃了对历史事件因果关系的探讨。而且，因为“新文化史”常常处理的是一个孤立的小事件、小人物，因此也无法做全面的因果关系分析。总之，西方史学的当今趋向，是企图解构 (deconstruct) 原来的解释框架，希求“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或者干脆就不要“立”，永远“破坏”下去，搞“永久革命”。这是当代西方文化思潮的一个反映。而令人惊讶的是，这一思潮，也影响了中国史的研究。现在美国的中国史学界，特别想解构一些原来从历史考察中提炼出来的概念，如“中国”、“汉化”、“长城”等等，怀疑他们历史的真实性和长久性。而令人扼腕的是，许多在美的中国学者、甚至在中国的史学家，也追求时髦，参与了这一“解构”的工作，并为之提供注脚和佐料。问题是，西方自近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建立了包括文化在内的各种强权，现在遇到了危机，需要进行解构和反省，而中国甫从受压迫、受欺凌的境地中走出来，正想建立起自己的历史解释框架，我们何必也依样画葫芦，自我解构，自毁长城？
认识余英时
余英时先生是我们当代一位杰出史家，也是我敬仰的一位学者。这几年来由于同住在新泽西州，所以有不少接触、讨教的机会。我想在这里谈一下我对余先生治史的观察，以做本文的结束。许多读者知道，余先生近三十年来，虽然在美国工作，但注重用中文发表论著，许多人对此有些不解。据我所知，余先生的英文写作能力，绝对是一流的。但他注重中文著述，据他自己所说，是因为他不想花许多时间，将引用的中文的史料译成英文，事倍功半。这显然是自谦之语，不过他的话也令我想到，吾辈与其吃力地紧跟形势，尽可能将自己的研究，与国际（其实也就是西方学术）接轨，希求博得西方同事和学术界的认可，是否也应像余先生那样，从中文学界的需要出发，写作一些中国读者喜欢读的东西？举例来说，余先生最近写了一些有关胡适和顾颉刚的论著，这些思想史的研究，在当今西方学界是不受青睐的。但在中国学界，却有不少读者。 比如中国的近代史研究和五四研究，都还比较侧重从思想史的角度探讨。罗志田、桑兵教授，都拥有不少读者。他们论著的流行，显现出中外史学潮流的明显差异。
但我想讲的还不止这一点。依我管见，余英时先生用中文写作，是他不想只将自己定位为一个美国学者，抑或一个在美国工作的华裔学者，并得到美国史学界的承认和赞赏。他也许更想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当代传人，因此中文写作就不是仅仅为了省力，而是一种文化上的自我定位和自我期许，也是对西方文化霸权的一种不屑。余先生的治史范围和兴趣，也可证明这一点。他早年研究汉代的历史，注重的是汉朝与匈奴等游牧民族的关系。这一关系毋庸赘言是汉代历史的一条主线。以后他研究明清的历史，侧重的是明清文化的转型，又是那段历史的一条主线。近年他转向研究宋代的历史，写出了《朱熹的历史世界》，分析了理学的兴起，又显然是所有研究宋史的人必须注意的问题。目前他所从事的研究，是想探究唐代的诗歌文化。 诗歌在唐代的发达，前所未有、后无来者，因此还是唐代历史的关键。我想写到这里，各位也许会知道我的用意了。余先生志向高远。他所处理的都是一些宏观的大问题，其用意是对中国历史的几个重要阶段，达到一种画龙点睛的理解。我们研究历史，要想获得与余先生一样成就的，恐怕不会很多，本人更无此奢想。但中国有句老话：“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我们与其追随那些源自西方、反映了西方文化焦虑甚至危机的史学潮流，还不如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借助自身文化的特点和积淀，选择研究一些反映中国文化特性的历史课题。读者读到这里，可能感觉我有点自相矛盾，一方面写书讨论以“新文化史”为代表的史学界新潮，另一方面又告诫读者不要“随大流”，人云亦云，对这些新潮加以模仿。其实在我看来，这两者并不矛盾。我们了解新学术的原因，是为了“知己知彼”，而了解的目的乃至手段，就在于如何找出其弱点并加以批评和克服。而持这样的态度所获得的研究成果和心得，也许更能辩证地体现当今全球化的特点。因为全球化的开展，通常是以其“在地化”(glocalization)为前提、并与之互为表里的。史学研究，也不例外。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小书，是以我自2007年以来在各地高校演讲的记录汇总、整理而成的。我之所以会准备这些讲演，是因为自2007年初，我应聘成为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的长江讲座教授。依据“长江学者”的合同，我在北大历史系以本科生和研究生的一些相关课程为基础，就当代史学在世界范围的变化和趋向（当然以我的知识范围为限），开设了一系列讲座，有的对外公开，有的则采取小规模座谈的形式。这些讲座是本书得以成型的基础。以后，我又应邀在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上海大学和台湾大学等高校做了一些讲座，其内容大致与我在北大上课、开讲座的内容相同。在整理过程中，我个人对于讲座的录音整理，做了相当大的更动—比如将原来的一次讲座，在这里分为两讲，而有时又将原来的两次讲座，合为这里的一讲。我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是为了方便读者的阅读，因为开设讲座与整理成书，显然有明显的不同。讲座本身是一个独立的单元，而整理成书，则本质上是一种历史叙述，因此可以有铺陈、可以有延伸，有必要显出叙述的某种顺序和连续性。不过虽然有这些更动，重复的地方可能还是在所难免，这里只能提请读者注意并原谅。
新史学与西方
本书冠名《新史学讲演录》，其内容大致讨论战后、特别是1970年代以来史学界所发生的变化。毋庸赘言，这些变化，主要产生在欧美学术界，因此不可避免地体现西方在当今学术界的霸权地位。但本书的书名没有加上“西方”两字，其原因是我在开设讲座和整理成书的时候，都想尽量避免这种“西方中心论”，而把这些变化放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来讨论。而因为此书是以中文写出的，而那些讲座又主要以与中国师生交流为目的，所以我又特别注重加上与中国有关的内容。可是读者还是会发现，本书的内容还是以西方的变化为线索的。这里有两个相互关联的原因，一是上面所谈到的西方学术的霸权地位，二是中国学界对于当代西方的史学变化的兴趣。我在应邀做讲座的时候，常常开出一些可能的题目，但对方往往挑选的是有关西方的史学变化。也许他们考虑到我长期在西方生活、工作，讲起这些题目相对比较自然一些。但不管怎样，西方学术在当今中国，显然还是有不小的市场的。这一点我们无法轻易否认。当然我在讲演的时候，却常常是抱着希望听众能“知己知彼”的心态的。我们都知道这句成语的后一句就是“百战不殆”。我们最终是否能做到这一点，谁也无法预测，但至少在我，是颇有此心愿的。这也是我最终决定将这些讲演稿整理成册、与更多的读者见面的原因。
有关1970年代以来史学界的变化，也是我在《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中特别探讨的一个内容。此书最早是在1998年我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访问的时候，与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古伟瀛先生讨论有关问题，决定合作而写成的，于2000年在台湾地区由巨流出版公司出版。然后山东大学出版社于2003年发行了大陆版，据说在两岸销路都还不错。在这之后，有关后现代主义与历史研究的关系，也有很多新的论著的发表，我也比较关心。但同时我也做了其他的工作，所以我近年的研究并不都与有关后现代主义和历史学关系有关，虽然我对这个课题一直比较关心。出了那本《后现代与历史学》之后，也有一些其它出版社邀我再写这方面的书，如《后现代史学入门》等。但我并没愿意、也没敢这么做。其中的原因是，我不想让读者看到由我署名的一本新书，但却发现与原来那本大同小异。我想避免这种情形的发生，至少尽量避免。就我个人来说，虽然电脑时代有的东西复制起来很容易，但是用一句俗话来形容：我不想“炒冷饭”。在阅读本书的时候，读者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现与《后现代与历史学》重叠的地方，因为所处理的时间段相同，所以也许也无法完全避免。但我问心无愧的是，我在整理此书稿的时候，没有拷贝和复制原来的一些底稿（甚至也没有再读一下原书），而是尽量想展现一些近年获得的新的思考和心得。
读者稍微瞥一下本书目录，便可发现，本书所讲的“新史学”，以“新文化史”为中心，尽管在许多方面，“新文化史”的兴起与记忆史学和全球史的开展以及民族国家史学的式微，都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后者也是“新史学”的表现。就本书的写作来说，有关“新文化史”，一共有两讲，一是有关其兴起的背景，二是有关其特征。这样安排，主要是出于讲演的需要，基本是以介绍、分析为主，而不是一种专题论述，因此没有着重呈现个人对这些流派的观点和态度。比如就个人来说，我对“新文化史”主导当今史坛的状况，是颇有些批评的，虽然“新文化史”的内容，颇有一些让我欣赏的地方。我想借写作这个前言的机会，稍微做一些陈述，简单表达一下个人的看法。
坦白说来，笔者自1978年入学、1982年开始攻读研究生，然后再远渡重洋来美求学，进而参加工作，我在历史这一行里也折腾了大半辈子了。但个人治史这么多年，近年以来，却常常会对史学界的最新发展，产生一种隔膜感，甚至有一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感觉。这一形容，并不是指自己有意想离开史学界（到了这把年纪，似乎也有点太迟了），而是指自己虽然身在史学界，但却有一种跟不上趟的感觉。或许“沉舟侧畔千帆过”能更好的形容自己的感受，因为我常常觉得自己就是那“沉舟”，或者是啼叫不止的“猿声”，而同人就像是“轻舟”，倏忽之间已经过了“万重山”了。
史学与史学史
我形容自己像是史学界的“沉舟”，或者是在河岸上旁观舟帆轻渡的山猿，是因为长期以来，我所感兴趣和研究的对象是史学史。史学界之外的朋友可能会认为，这在史学研究中是一个颇为重要的领域，如某人想研究文学，就必得学习文学史一样。但其实不然，史学工作者虽然研究过去，但却对自己的过去，抑或对史学这一学科的过去，并没表现出太大的研究热忱。史家愿意研究其它的过去，对此十分投入并由此而“忘我”，因此颇有些“大公无私”的姿态。比如欧美国家历史系的本科生，虽然也上“史学方法论”或“史学入门”这样的课程，但并不像英语系的学生那样，必得学习文学史。到了研究生的阶段，“史学史”(historiography) 成了一门必修的课程，但在许多学校，这一课程并不是以“通史”的形式出现的—大部分修课的学生，并无法从其中获得对史学学科从古至今发展的通盘了解。这一课程的侧重点，常常是史学界时髦的理论和方法，而且对这些理论和方法的选择，也往往取决于授课教授自己的兴趣。其实，我将 Historiography 这门课程译成“史学史”，也有点一厢情愿，因为该词的原意只是历史编纂学，其中虽然有“史”的部分，但并不是全部。
中国有悠久的历史编纂传统，因此中国的大学里，“史学史”（包括中外）是必修的课程，但这并不表明中国的历史系学生，对史学史这一类的课程就特别有兴趣。近年来中国大学的历史系大量招收研究生，但投考史学史专业的并不多，就是一例。史学史的研究应该是属于很冷门的一个专业的。而就我所认识的一些史学界的朋友而言，其治学的兴趣，也都显得很“大公无私”，像我这样含一点“私心”，企求在研究中回顾、关照一下史学本身学科发展的人，实在很少。我长期处于这样一种“独学无友”的状态，也许读者看官会理解为什么我会在前面将自己比喻为“沉舟侧畔千帆过”里的“沉舟”了。
读者看到这里，也许会感到我牢骚满腹，其实不然。坦白地说，我虽然在史学界相对有点孤单影只，但我的那些同行，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在现代社会，变化日新月异，从事史学教学研究的人，都是被视为有点“落伍的”(quaint)。比如你在美国如果告诉一个陌生人，你在大学研究、讲授历史，一般的反应总是简单的“好啊”(Oh, good)。对方其实是想讲几句恭维话的，但实在想不出来，因此就作罢了。运气好的时候，对方可能会说，“历史很有趣的。我在念中（大）学的时候，最喜欢的就是历史课了”。你乍听之后，也许有点沾沾自喜，但事后想一想，如果他（她）那么喜欢历史，为什么现在从事的是其它的职业呢？你试图想问一下他（她）现在是否还读历史书，但最终还是放弃了，因为对方用的是过去式，答案已经不言自明，何必自讨没趣？
我说我不想、不在发牢骚，更因为从事我的研究，在河岸上观察万帆竞渡的场面，正是我的职责。我有这样的机会，是一件幸运的事。因此我虽然有不少迟疑，但最终还是决定动笔了。因为长年考察史学的变化，也的确有些想法，可以讲一些旁观的话，写出来供读者批评。这实际上也是我研究史学史的工作之一。
中美史学异同
上面在谈到“史学史”课程的时候，我提到了中外史学界的一些异同，而此书又尝试突破一些“西方中心论”的桎梏，也许我的观察就从中外史学比较开始吧。我这里“中外”的“外”，主要指的是美国，因为我自己长期在美国工作，所以对之比较了解。相较传统中国对史学的重视，美国的历史研究，实在有点相形见拙，因为美国的历史与中国历史相比，实在太短了。比如中国明清史，在全世界的中国史研究中，都是一个显学。但对我的美国同事来说，将十四世纪至十九世纪的历史，用“late imperial China”那个“late”这样的字来称呼，实在让他们有点忍俊不禁，因为那时的美国，还不知道在哪里。所谓“早期美国史”(early American history)，也即美国的“古代史”，只是在清代中、后期才开始的。这只是中美历史研究差异的一个例子。
美国的历史研究，大致是从十九世纪才开始的，而且那时从事历史著述的人，大都是一些退休的官吏和闲散文人，如号称美国史学之父的乔治•班可罗夫特(George Bancroft, 1800-1891)，就曾是美国的海军大臣。我们现在奉为国际史学界牛耳的《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是在1895年才正式发行的，不但比《英国历史评论》(1886) 晚，更大大迟于法国和德国的专业历史刊物。甚至，日本的第一本专业历史刊物--《史学杂志》，出版于1889年，也比《美国历史评论》早上了六年。因此美国的专业史学，建立相对较迟，第一代的美国专业史家（包括那些在二十世纪初年驰骋美国史坛的风云人物），都需要在德国获取一个终极学位，或者混个留学的资格，才算有资本回来在美国史学界立足。 中文学界的同仁，自然要吸收美国史学在短时期内取得的长足进步，但也实在没有必要将美国的史学，视为世界史学发展的圭臬而竞相仿效。那些研究中国史的同学，更没有必要为了获取一个美国学位，而对那些连中文都讲不利索的美国教授，俯首帖耳，唯唯诺诺。我有时不免困惑，由傅斯年在1928年创办，其原意是为了抢占世界汉学中心地位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其招收的研究人员，也常常以获取美国的学位为尊。其实以我对史语所研究人员的了解，他们如果没有美国的终极学位，照样可以成为中国史研究的一流学者。当然，如果你去美国留学，是为了追随杨联升、余英时这样的大师，自然是例外。
美国虽然没有悠久的历史研究传统，但借助其国力和英语的话语霸权，其历史研究进步当然很明显，没有必要故意贬低。但美国社会从总体上来说是一个“反智”（此处借用余英时的术语 ）的社会，没有东方社会尊崇学问的传统，因此其学术研究的环境，与中国社会有很大不同。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但受到传统儒家“学而优则仕”的深远影响，而且又有程朱理学“天下己任”的激励，因此总以为自己是社会的先进、社会的良心，不免有点自命不凡。但美国的学术界人士，相对处于社会边缘的角色，因此没有这些心理的包袱。他们研究历史，一半出于兴趣，一半由于如果学得好，也可以谋个职位糊口。用一句美国人常讲的话，那就是“这是一份工作”(It is a job)。这样的平常心态，其实有不少好处。其中之一就是美国的学者，不但平时为人处事，相当平易近人，而且治学亦是如此，没有那种高高在上、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傲气，因此有助于让自己的学问，与（平民）社会（也即日语里的“世间”）进行更频繁与更及时的互动。从外观者的角度来看，美国史学界新潮迭出，据我观察，至少在许多层面是这一文化氛围的一个反映和结果。
具体而言，美国史学的发展，以二战为分界，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与美国教育界的变化，切切相关。二战以前，美国的高等教育，还是十分精英化的，譬如那时来美国留学的中国人，进的都是私立学校，以“藤校”（常青藤大学联盟）居多，那是因为在二战以前，公立学校并没有太多。美国高等教育的普及，是在二战以后，特别是在苏联于1961年将加加林送上月球以后，受到强烈的刺激，才由联邦政府拨巨款，兴建了不少新的公立大学，由此而大规模进行研究生的培养。而不少研究生，是得利于GI Bill，也即二战退伍军人的奖学金，才成为家里第一代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他们进入高等教育的殿堂，对原来的那种专注精英人物活动的历史研究（以政治史、军事史、思想史和外交史为典型），并没有许多兴趣，而是更愿意研究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如酒吧、公园、教堂、社区等），于是社会史、公众史 (public history)和新文化史就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自此以后史学界的主流。
换句话说，社会史、公众史和其它“自下而上”(history from below)史学流派在美国史学界的兴盛，与研究人员的“草根化”和美国社会的“反智”风气，密切相关。而且这两者之间，又存在一种互相支援的关系，缺一不可。这一情形，在其它地区很难复制，而在中国，更是难上加难。这里有几点原因。首先，如同上述，美国高等教育的普及，比中国要早几十年。中国只是在近几年才开始大量生产的大学生，许多高校也大量扩招研究生，以求消化那些无法马上就业的大学毕业生。这一努力，从国家的层面考量，当然是有必要的。但如果就学术研究人员的“草根化”而言，那么其效果是正好相反的，因为其结果是让那些通过扩大招生进入高等教育的原来出身“草根”的学生，通过选拔而进入“精英”的层次。但中国的这一做法，正好又与我想说的第二点原因有关，那就是与美国社会的“反智”风气相对照，中国社会一直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传统，虽然尊崇教育，但其实只是把知识作为手段，真正的目的是想出人头地，而不仅仅是像美国学术界的人士那样以平常心对待学术，视其为一个饭碗 (It is a job) 而已。因此，中国的学术界，功利心很强--最近圈内的一些腐败现象，正与其有关，因为如果钻研学术本身无法达到出人头地的目的，于是就使出一些歪点子了。即使那些出身“草根”的学者，一旦进入学术界的核心，也往往会随大流，随风而起，刻意研究一些所谓时髦的课题，以求更快或最快地获得荣誉和声誉以及那些伴随荣誉和声誉的物质利益，而不是去研究那些自己真正感兴趣、并且独特新颖、与众不同的课题。
趋同的史学
我写到这里，读者可能会觉得中美文化的差异，在史学界主要表现在研究领域这一方面，其实不然。我实际上看到的是，中美两国虽然文化差异很大，但就史学潮流而言，正在日益趋同。这一趋同现象的产生，一方面是西方文化的霸权所致，另一方面也与我上面所说的中国治学的传统有关。既然中国学者治学的目的，是为了出人头地，因此就不免喜欢追随时髦。毋庸讳言，现在史学界时髦的东西，基本上都是源自西方的。近年中国史学界“新文化史”的兴盛，正是一个写照，而“新文化史”引领史学新潮，正是从西方开始的。换言之，那些“自下而上”的史学流派，现在也正在中国的史学界引领风骚。
我无意批评现在从事新文化史研究的学者；我在上面已经说过，我个人欣赏一些新文化史的研究。而且从我研究史学史的立场来看，史学潮流翻新愈快，对我来说兴趣愈大。如果好几代史家都研究同样的东西，那我就只有“失业”了。我只是想说，人的活动无法脱离社会、文化的环境，比如美国史学界流行“新文化史”，与其“反智”的文化氛围有关，而中国直至今天，尚没有这样的环境。当今成熟的学者，出自草根的并不多。他们研究一些草根的课题，让我想起文革中知识青年下乡劳动，虽然人也晒得黝黑、手上也长了老茧，也学会了干几样农活，但扪心自问，那时有多少知识青年是真正想一辈子扎根农村的？而他们内心深处，又与土生土长的农民有多少共同点呢？
换言之，我们研究历史，首先必须承认历史的多样性，以求像钱穆所说的那样，对历史带有一种“温情和敬意”。中国的文化崇尚精英，我们的历史研究，就不应、无法回避这一点，而是应该有人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不要一窝蜂地寻找“草根”的课题。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要我们永远维持这种尊崇精英的文化传统，但我们是研究历史的，“创造历史”、“改造世界”并不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我曾经在一篇文章的结尾写道：“中国人对自己历史的记忆，向来与一些文化的精英有关，如孔子、老子、司马迁、司马光、李白、杜甫、蒲松龄、罗贯中等。如果在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中，抽去这些名字，那么这一历史记忆一定会变得十分苍白”。 我在这里还想补充的是，其实这些文化精英，在他们当时的年代，有的并不是那么“精英”的，那是后人逐步把他们精英化的，而这一精英化的过程，正是反映中国文化特征的一个历史现象。如果我们故意回避对这些“精英化”的现象和人物的研究，刻意东施效颦，跟在别人的后面，希求发掘那些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和事件，这样的历史研究，自有其必要（这也是我出版此书的一个原因），但窃以为不应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主流，因为它与中国文明的传统特征，不尽契合。
其实，“新文化史”在西方的兴盛，也背离了西方史学的（一个）传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因为历史研究，其特征就是要对人类的活动及与自然界的互动，做一个长程的观察，然后做出概括。有一本至今在美国大学“史学方法论”课常用的教材，仍然指出历史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对历史现象做出“解释”(interpretation)，而“解释”的主要工作，就是做“概括”(generalization)。而“概括”的工作，常常需要使用对历史发展进行“分期”(periodization)和分析因果关系(causal relations)等手段。 由此可见， 描述、分析、解释在一定历史时期的人类活动，也即写作“通史”（通古今之变），本来也是西方史家的本职。二十世纪初年的史家何炳松 (1890-1946) 等人就曾观察到，是否写作“通史”可以概括中西史学的不同—中国传统史家写作朝代史，而西方史家写作通史。当然，如同何炳松自己在《通史新义》中所说，这样的观察并不完全正确。 但是，从西方古代到二十世纪，大部分历史著作、特别是一些名著，都是“通史”类的，如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兰克的《教皇史》等。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是一部文化史，但与现今的新文化史不同，该著处理的是一个时代，因此也是一部“通史”。新旧文化史的不同，就在于前者希求解释文化的时代变迁，而后者则只描述一个孤立的、微小的事件和人物，也即所谓“微观史”(microhistory)。
这里没有必要详述西方史学从宏观走向微观的趋向，但简单讲来，这一转向的根源，与西方强权在战后、特别是1970年代以后的衰落、第三世界的崛起（亦即后殖民时代的降临）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盛行，有许多关联。 我在讲演中曾多次提到过，兰克当年强调“如实直书”(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是有一定条件的。因为那时西方正处在上升的阶段，只要如实描述，便能清楚展现西方各国是人类历史演变的领头军。但当今的西方，其强权正在全球范围走向衰落，如果继续“如实直书”，只是在变相承认失败。没有人愿意自动承认失败的，所以西方史家就避免讨论这些宏观的历史趋向问题，也不愿写作通史了。这一概括，显得有些简单化，但前美国历史学会主席芭芭拉•瓦因斯坦（Barbara Weinstein）曾撰文指出，现今的西方历史研究，少有人分析历史的因果关系，或许可以作为我的这一观察的一个旁证。美国思想史专家、佛吉尼亚大学教授亚伦•莫吉尔（Allan Megill）也观察道，以前的史家，相信历史的发展，背后有其内在的和谐与一致，但这一和谐性或一致性（coherence），在当今的史学，也就是“新文化史”的研究中，似乎已经荡然无存了。于是，莫吉尔总结道：在新文化史家看来，史家写作什么，选择什么作为题目，都只是一种主观的选择，“仅此而已”（ It is no more than that.）。 因为要对历史做宏观的、长程的分析研究，就必须处理其中的因果关系。而现今的“新文化史”研究，只想向文学叙述靠拢，注重精致的描述，基本放弃了对历史事件因果关系的探讨。而且，因为“新文化史”常常处理的是一个孤立的小事件、小人物，因此也无法做全面的因果关系分析。总之，西方史学的当今趋向，是企图解构 (deconstruct) 原来的解释框架，希求“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或者干脆就不要“立”，永远“破坏”下去，搞“永久革命”。这是当代西方文化思潮的一个反映。而令人惊讶的是，这一思潮，也影响了中国史的研究。现在美国的中国史学界，特别想解构一些原来从历史考察中提炼出来的概念，如“中国”、“汉化”、“长城”等等，怀疑他们历史的真实性和长久性。而令人扼腕的是，许多在美的中国学者、甚至在中国的史学家，也追求时髦，参与了这一“解构”的工作，并为之提供注脚和佐料。问题是，西方自近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建立了包括文化在内的各种强权，现在遇到了危机，需要进行解构和反省，而中国甫从受压迫、受欺凌的境地中走出来，正想建立起自己的历史解释框架，我们何必也依样画葫芦，自我解构，自毁长城？
认识余英时
余英时先生是我们当代一位杰出史家，也是我敬仰的一位学者。这几年来由于同住在新泽西州，所以有不少接触、讨教的机会。我想在这里谈一下我对余先生治史的观察，以做本文的结束。许多读者知道，余先生近三十年来，虽然在美国工作，但注重用中文发表论著，许多人对此有些不解。据我所知，余先生的英文写作能力，绝对是一流的。但他注重中文著述，据他自己所说，是因为他不想花许多时间，将引用的中文的史料译成英文，事倍功半。这显然是自谦之语，不过他的话也令我想到，吾辈与其吃力地紧跟形势，尽可能将自己的研究，与国际（其实也就是西方学术）接轨，希求博得西方同事和学术界的认可，是否也应像余先生那样，从中文学界的需要出发，写作一些中国读者喜欢读的东西？举例来说，余先生最近写了一些有关胡适和顾颉刚的论著，这些思想史的研究，在当今西方学界是不受青睐的。但在中国学界，却有不少读者。 比如中国的近代史研究和五四研究，都还比较侧重从思想史的角度探讨。罗志田、桑兵教授，都拥有不少读者。他们论著的流行，显现出中外史学潮流的明显差异。
但我想讲的还不止这一点。依我管见，余英时先生用中文写作，是他不想只将自己定位为一个美国学者，抑或一个在美国工作的华裔学者，并得到美国史学界的承认和赞赏。他也许更想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当代传人，因此中文写作就不是仅仅为了省力，而是一种文化上的自我定位和自我期许，也是对西方文化霸权的一种不屑。余先生的治史范围和兴趣，也可证明这一点。他早年研究汉代的历史，注重的是汉朝与匈奴等游牧民族的关系。这一关系毋庸赘言是汉代历史的一条主线。以后他研究明清的历史，侧重的是明清文化的转型，又是那段历史的一条主线。近年他转向研究宋代的历史，写出了《朱熹的历史世界》，分析了理学的兴起，又显然是所有研究宋史的人必须注意的问题。目前他所从事的研究，是想探究唐代的诗歌文化。 诗歌在唐代的发达，前所未有、后无来者，因此还是唐代历史的关键。我想写到这里，各位也许会知道我的用意了。余先生志向高远。他所处理的都是一些宏观的大问题，其用意是对中国历史的几个重要阶段，达到一种画龙点睛的理解。我们研究历史，要想获得与余先生一样成就的，恐怕不会很多，本人更无此奢想。但中国有句老话：“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我们与其追随那些源自西方、反映了西方文化焦虑甚至危机的史学潮流，还不如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借助自身文化的特点和积淀，选择研究一些反映中国文化特性的历史课题。读者读到这里，可能感觉我有点自相矛盾，一方面写书讨论以“新文化史”为代表的史学界新潮，另一方面又告诫读者不要“随大流”，人云亦云，对这些新潮加以模仿。其实在我看来，这两者并不矛盾。我们了解新学术的原因，是为了“知己知彼”，而了解的目的乃至手段，就在于如何找出其弱点并加以批评和克服。而持这样的态度所获得的研究成果和心得，也许更能辩证地体现当今全球化的特点。因为全球化的开展，通常是以其“在地化”(glocalization)为前提、并与之互为表里的。史学研究，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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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列文先生授业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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