札记：库切的《内心活动》
札记：库切的《内心活动》
昨天购买到库切的文学评论集《内心活动》，黄灿然翻译的。读了半本，感觉不少地方翻译有些不太踏实。比如在《马尔克斯：<回忆我忧伤的妓女们>》一文中开头：“马尔克斯的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结束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终于与他从远方爱了一生的女人团聚，……”，“从远方爱了一生的女人”感觉不太妥帖，或至少和小说要表达的意思有点距离。我感觉黄灿然采用了字面上的直译而漏掉了对小说本身的理解。事实上在小说中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从没有离开过他所爱慕的这个女人，他的目光几乎就是专注在她身上，他就是在她无处不在的日常的某个角落，在暗处，用近或远这样的表达都可能有失偏颇。黄灿然的翻译比较简练，试图平实点，有时却也因此而缩水或词不达意，有时又刚好相反，拖沓、语无伦次。他的翻译用词把库切的叙述丰富性减少了。但就整体上说，黄灿然可能还原了一个理性而不是智慧的库切。
库切的文学评论集《异乡人的国度》和《内心活动》都给人印象深刻。但据说《异乡人的国度》其实应该翻译成《更陌生的国度》，如果是这样的翻译的话，那意思差别很大。但哪怕是这样的翻译，我们依然是真正的受益者。其实，我们读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就已经是没办法很完美地接近大师本来的声音了。但是大师的语调依然在，他的谈论哪怕在最糟糕的翻译版本中也依然保留了一些可贵的品质。尤其对于库切这样出色的作家，也许，他在译本中的品质比一般的作家要更多地保留着。
在我翻阅的这本《内心活动》中，库切谈到罗•瓦尔泽、舒尔茨、本雅明、福克纳以及马尔克斯等作家和他们的作品给我印象深刻。相对而言，库切对作家或者说库切对文字是有深切的感情和理解的。他谈论以上几位作家的时候顺带了他们的故事，但绝不是窥视的心里。库切在引用卡内蒂反驳那些对天才作家传奇故事猎奇的心理时的话，“我问自己，在那些把自己悠闲、安稳、死气沉沉的平庸学院生涯建筑在这位曾经生活在悲惨中和绝望中的作家的生涯上的人士当中，可有一个感到羞耻？”卡内蒂在这里谈人们在津津乐道七十八岁死于雪天覆盖乡野下的罗•瓦尔泽时说的这一番话，其实也同样适用于库切本人的态度。库切在谈论作家故事时，总是以快速而切片的方式找到了“他”和文本呼应的故事经历。比如，库切写本雅明一文中谈到本雅明冒着险背着包要逃出境，本雅明说包里的书稿比他本人重要；比如，库切提到舒尔茨孩童时代的艺术兴趣对应舒尔茨试图“成熟为童年”的思想；又比如，库切发现福克纳给朋友信中谈论自己有点言过其实的倾向。等等。库切在这些故事背后找到了作为被秘密隐藏起来的“文学动力”，他对人有足够的理解和质疑，这是库切最了不起的地方。
在谈到本雅明的时候，库切层层分析了本雅明的思想在当时的境遇。库切对本雅明的左派思想有不少的怀疑，但是这怀疑也恰恰是因为本雅明在立场上出现了左右摇晃，或者说，当时本雅明被强大的美学化政治所迷惑。不过，其实本雅明早就很清醒地认识到，把政治当成浮夸的戏剧而非当成话语和辩论，不只是法西斯主义的服饰而是本质上就是法西斯主义。库切特意指出，这是本雅明的独特之处。库切同时也质疑本雅明的法西斯主义分析的彻底性，他认为纽伦堡煽情演出是希特勒的美学化政治，同样斯大林的“五一”节大场面和作秀式公审也是美学化政治，法西斯主义的精神是消除政治和媒介之间的界限，那么西方所谓的媒体推动的政治也包含了法西斯主义，库切认为美学化政治是在各种不同的变体中，而不只是本雅明所怀疑的那种已成标签的法西斯主义。这种深刻的发现是一般人所难于理解的。我一直在想赫塔•米勒给中国读者的那句话，或许她的书可以丰富中国读者对当下现实的认识。这种表述的好却一般会成为大多数人理解的“莫名其妙”。
在这本书中，库切对他所谈的作家抱着尊敬和质疑的态度，他在文字间平衡了这种态度。然而，库切似乎没有苛责他的前辈，而是设身处地地想象，要是这种情况如何，要是那样将是怎样。他在谈论舒尔茨中涉及了这样一个话题，对内心写作封闭性的疑虑，他指出舒尔茨似乎没办法很好地打开内心通往外界的道路，而这在隐约地限制了作家的创造力。对马尔克斯晚年的作品《回忆我忧伤的妓女们》，指出马尔克斯在选题的角度上受到川端康成《睡美人》的影响，然而马尔克斯似乎没办法很好地自圆其说，库切忍不住给马尔克斯开出“药方”从乔叟的作品中获取灵感去切换小说的角度。库切大有把小说推向极致的念想，于是，他的洞察就充满了复杂、争执和痛苦的尝试。
库切在谈论瓦尔泽一文最后引述了卡内蒂的一句话：如果我们最终对把他称作伟大（作家）而有所犹豫，那是因为对他来说再也没有什么比伟大更陌生的了。这话其实也适合库切和他所谈论的那些作家们，库切一直和他们的谈论或争论真正意义在于他试图和他们一起参与文本构建，而非为了所谓的“出言不逊”。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库切的评论让我们丰富了对他所谈论作家的认识，尤其重要的是我们从库切的谈论中似乎开始慢慢理解库切所写的小说。
2010年11月30日深夜到12月1日凌晨
昨天购买到库切的文学评论集《内心活动》，黄灿然翻译的。读了半本，感觉不少地方翻译有些不太踏实。比如在《马尔克斯：<回忆我忧伤的妓女们>》一文中开头：“马尔克斯的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结束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终于与他从远方爱了一生的女人团聚，……”，“从远方爱了一生的女人”感觉不太妥帖，或至少和小说要表达的意思有点距离。我感觉黄灿然采用了字面上的直译而漏掉了对小说本身的理解。事实上在小说中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从没有离开过他所爱慕的这个女人，他的目光几乎就是专注在她身上，他就是在她无处不在的日常的某个角落，在暗处，用近或远这样的表达都可能有失偏颇。黄灿然的翻译比较简练，试图平实点，有时却也因此而缩水或词不达意，有时又刚好相反，拖沓、语无伦次。他的翻译用词把库切的叙述丰富性减少了。但就整体上说，黄灿然可能还原了一个理性而不是智慧的库切。
库切的文学评论集《异乡人的国度》和《内心活动》都给人印象深刻。但据说《异乡人的国度》其实应该翻译成《更陌生的国度》，如果是这样的翻译的话，那意思差别很大。但哪怕是这样的翻译，我们依然是真正的受益者。其实，我们读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就已经是没办法很完美地接近大师本来的声音了。但是大师的语调依然在，他的谈论哪怕在最糟糕的翻译版本中也依然保留了一些可贵的品质。尤其对于库切这样出色的作家，也许，他在译本中的品质比一般的作家要更多地保留着。
在我翻阅的这本《内心活动》中，库切谈到罗•瓦尔泽、舒尔茨、本雅明、福克纳以及马尔克斯等作家和他们的作品给我印象深刻。相对而言，库切对作家或者说库切对文字是有深切的感情和理解的。他谈论以上几位作家的时候顺带了他们的故事，但绝不是窥视的心里。库切在引用卡内蒂反驳那些对天才作家传奇故事猎奇的心理时的话，“我问自己，在那些把自己悠闲、安稳、死气沉沉的平庸学院生涯建筑在这位曾经生活在悲惨中和绝望中的作家的生涯上的人士当中，可有一个感到羞耻？”卡内蒂在这里谈人们在津津乐道七十八岁死于雪天覆盖乡野下的罗•瓦尔泽时说的这一番话，其实也同样适用于库切本人的态度。库切在谈论作家故事时，总是以快速而切片的方式找到了“他”和文本呼应的故事经历。比如，库切写本雅明一文中谈到本雅明冒着险背着包要逃出境，本雅明说包里的书稿比他本人重要；比如，库切提到舒尔茨孩童时代的艺术兴趣对应舒尔茨试图“成熟为童年”的思想；又比如，库切发现福克纳给朋友信中谈论自己有点言过其实的倾向。等等。库切在这些故事背后找到了作为被秘密隐藏起来的“文学动力”，他对人有足够的理解和质疑，这是库切最了不起的地方。
在谈到本雅明的时候，库切层层分析了本雅明的思想在当时的境遇。库切对本雅明的左派思想有不少的怀疑，但是这怀疑也恰恰是因为本雅明在立场上出现了左右摇晃，或者说，当时本雅明被强大的美学化政治所迷惑。不过，其实本雅明早就很清醒地认识到，把政治当成浮夸的戏剧而非当成话语和辩论，不只是法西斯主义的服饰而是本质上就是法西斯主义。库切特意指出，这是本雅明的独特之处。库切同时也质疑本雅明的法西斯主义分析的彻底性，他认为纽伦堡煽情演出是希特勒的美学化政治，同样斯大林的“五一”节大场面和作秀式公审也是美学化政治，法西斯主义的精神是消除政治和媒介之间的界限，那么西方所谓的媒体推动的政治也包含了法西斯主义，库切认为美学化政治是在各种不同的变体中，而不只是本雅明所怀疑的那种已成标签的法西斯主义。这种深刻的发现是一般人所难于理解的。我一直在想赫塔•米勒给中国读者的那句话，或许她的书可以丰富中国读者对当下现实的认识。这种表述的好却一般会成为大多数人理解的“莫名其妙”。
在这本书中，库切对他所谈的作家抱着尊敬和质疑的态度，他在文字间平衡了这种态度。然而，库切似乎没有苛责他的前辈，而是设身处地地想象，要是这种情况如何，要是那样将是怎样。他在谈论舒尔茨中涉及了这样一个话题，对内心写作封闭性的疑虑，他指出舒尔茨似乎没办法很好地打开内心通往外界的道路，而这在隐约地限制了作家的创造力。对马尔克斯晚年的作品《回忆我忧伤的妓女们》，指出马尔克斯在选题的角度上受到川端康成《睡美人》的影响，然而马尔克斯似乎没办法很好地自圆其说，库切忍不住给马尔克斯开出“药方”从乔叟的作品中获取灵感去切换小说的角度。库切大有把小说推向极致的念想，于是，他的洞察就充满了复杂、争执和痛苦的尝试。
库切在谈论瓦尔泽一文最后引述了卡内蒂的一句话：如果我们最终对把他称作伟大（作家）而有所犹豫，那是因为对他来说再也没有什么比伟大更陌生的了。这话其实也适合库切和他所谈论的那些作家们，库切一直和他们的谈论或争论真正意义在于他试图和他们一起参与文本构建，而非为了所谓的“出言不逊”。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库切的评论让我们丰富了对他所谈论作家的认识，尤其重要的是我们从库切的谈论中似乎开始慢慢理解库切所写的小说。
2010年11月30日深夜到12月1日凌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