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写读了《南明史》的感想
过去有两句老话，一说：清谈误国；一说：党争亡国。其实，这两句话皆片面。士大夫坐而论道，并无什么危害。如果他们满足于“不治而议论”的智囊角色，反而会给国家治理带来若干好处。至于党争，它所造成的行政的混乱和政策的左右摇摆，的确会使国家有陷于贫困和分裂的危险。但是，党争并不必然地就导致亡国——如果斗争的双方在面对共同的敌人之时能够暂时捐弃门户、抛开歧见，转而携起手来的话。
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里有一个小人国利立浦特，国内就有高跟党和低跟党的党争，可利立浦特人当对付邻国的时候，仍然一致对外。究其原因，乃是邻国吃鸡蛋前打破的是大的一端，他们则是小端派，而大端派的强邻的存在，令利立浦特国内党争的双方都感觉本国的正确的生活方式有不保之虞。内心的这种对于本国文明天然优越的信念，促使他们起而共同维护本国的根本利益。
我相信，若是满洲人入关之初，即悍然发布薙发令，恐怕他们也很难取得大一统的地位。（山海关战役后，多尔衮即曾下令沿途各州县官民剃头留辫，遭到强烈反对。多尔衮自知操之过急，一度被迫收回成命。等到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和南明的弘光政权相继被摧毁，多尔衮认为天下大定了，这才又勒令剃发。）因为“许多地方的抗清斗争不始于清廷接管之时，而起于剃发令发布之日”（《南明史》第214页）。可惜，这许多地方抗清力量非但各自为战，且又内部矛盾重重，最终为清廷各个击破。
鹬蚌相争，自有渔翁坐得其利。所以毋庸讳言，南明几个小朝廷，倒真是在内部的纷争不已中，被满清政权趁势挨个地灭掉了。正如作者所写的那样，南明“在内讧中粉墨登场，在内讧中分崩离析”。（第76页）
作者说：“明后期的党争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的表现，它贯串于万历以后整个政治生活中，一直延续到南明。……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党争是导致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第66页）这无疑是不刊之论。
计南明党争，最突出的是这么几回：一是弘光一朝所谓“定策”之争及南渡三案；二是唐、鲁的对立，以及隆武政权内部的纷争；还有，就是弘历一朝的吴、楚党争。而我们仔细观察下来，又会发现，上述的这几次党争，几乎无不带着明显的地方色彩。
弘光朝有坐镇武昌的左良玉，及江北四镇，东林-复社党人接近左良玉，而弘光、马士英则依附四镇。隆武朝有福建实权人物郑芝龙兄弟的跋扈专横；而唐、鲁之争实质是闽、浙之争。永历朝有视湖南为禁脔的何腾蛟，以及所谓“东勋”（即李成栋父子的广东派）与陈邦傅等广西实权派的吴、楚党争。甚至永历皇帝于云南立足不住，在决策入川还是入缅时，也还因地方利益裹足而走投无路。
大明帝国地域社会的力量，在加速南明政权的覆亡的过程中，似乎扮演了极为不光彩的角色。但这种地域力量的展示，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或许顾炎武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为后人留下了著名的《郡县论》九篇。
顾炎武后半生长期活动于山、陕一带，而从山西形势在1649年前后的风云突变，曾经一度使“满洲贵族遇到了入关以来最大的挑战”（第533页）来看， 他“肯定是有所为而往的，不是单纯的学术游历活动”。（第543页）
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里有一个小人国利立浦特，国内就有高跟党和低跟党的党争，可利立浦特人当对付邻国的时候，仍然一致对外。究其原因，乃是邻国吃鸡蛋前打破的是大的一端，他们则是小端派，而大端派的强邻的存在，令利立浦特国内党争的双方都感觉本国的正确的生活方式有不保之虞。内心的这种对于本国文明天然优越的信念，促使他们起而共同维护本国的根本利益。
我相信，若是满洲人入关之初，即悍然发布薙发令，恐怕他们也很难取得大一统的地位。（山海关战役后，多尔衮即曾下令沿途各州县官民剃头留辫，遭到强烈反对。多尔衮自知操之过急，一度被迫收回成命。等到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和南明的弘光政权相继被摧毁，多尔衮认为天下大定了，这才又勒令剃发。）因为“许多地方的抗清斗争不始于清廷接管之时，而起于剃发令发布之日”（《南明史》第214页）。可惜，这许多地方抗清力量非但各自为战，且又内部矛盾重重，最终为清廷各个击破。
鹬蚌相争，自有渔翁坐得其利。所以毋庸讳言，南明几个小朝廷，倒真是在内部的纷争不已中，被满清政权趁势挨个地灭掉了。正如作者所写的那样，南明“在内讧中粉墨登场，在内讧中分崩离析”。（第76页）
作者说：“明后期的党争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的表现，它贯串于万历以后整个政治生活中，一直延续到南明。……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党争是导致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第66页）这无疑是不刊之论。
计南明党争，最突出的是这么几回：一是弘光一朝所谓“定策”之争及南渡三案；二是唐、鲁的对立，以及隆武政权内部的纷争；还有，就是弘历一朝的吴、楚党争。而我们仔细观察下来，又会发现，上述的这几次党争，几乎无不带着明显的地方色彩。
弘光朝有坐镇武昌的左良玉，及江北四镇，东林-复社党人接近左良玉，而弘光、马士英则依附四镇。隆武朝有福建实权人物郑芝龙兄弟的跋扈专横；而唐、鲁之争实质是闽、浙之争。永历朝有视湖南为禁脔的何腾蛟，以及所谓“东勋”（即李成栋父子的广东派）与陈邦傅等广西实权派的吴、楚党争。甚至永历皇帝于云南立足不住，在决策入川还是入缅时，也还因地方利益裹足而走投无路。
大明帝国地域社会的力量，在加速南明政权的覆亡的过程中，似乎扮演了极为不光彩的角色。但这种地域力量的展示，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或许顾炎武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为后人留下了著名的《郡县论》九篇。
顾炎武后半生长期活动于山、陕一带，而从山西形势在1649年前后的风云突变，曾经一度使“满洲贵族遇到了入关以来最大的挑战”（第533页）来看， 他“肯定是有所为而往的，不是单纯的学术游历活动”。（第54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