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诺归来：火刑柱与异端书
布鲁诺归来：火刑柱与异端书
(小说界：2011:1）
一五四八年，乔尔丹诺•布鲁诺出生于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维苏威山脚下的诺兰镇。十五岁那年，布鲁诺加入多明我会成为修士，这位少年聪颖而勤奋，很快便掌握了作为“必修课目”的正统教义，然而，接下来的故事显然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最佳例证，聪明过头的布鲁诺大逆不道地发展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也就是异端邪说，于是被教会毅然决然地扫地出门。既然海是广阔的而天空是高远的，布鲁诺便鱼跃鹰击了好些年，十六世纪八十年代，他的足迹遍布法兰西、英格兰、和德意志各城市，并在这一流浪时期创作了六十余部著作，诸如《盛气猛兽之驱逐》（The Expulsion of the Triumphant Beast）《论原因、原则和统一》（Cause, Principle and Unity）和《论无限宇宙和多重世界》（On the Infinite Universe and Worlds）等。在这些著作里，布鲁诺宣称宇宙无限且不可确定，这便直接挑战了教会所教诲的“上帝外在于其造物，即宇宙”。然而，布鲁诺却并不是个无神论者，他绝对无意于证明上帝的缺席，相反，在无限的宇宙里，布鲁诺坚信上帝内在于我们的世界，这样的上帝，倒不如被描述为“世界灵魂”（anima del mondo）。既然世界灵魂内在于世界的因、果与形、质（借用亚里士多德的概念），那么，世间的种种分离、对立与冲突到头来都会归为统一。该如何举例说明如此高深的哲学论辩呢？例子其实是现成的：据说布鲁诺曾与菲利普•西德尼爵士交游甚密，还直接影响了剧作家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的著名台词—“人可以拿吃过国王的蛆虫去钓鱼，再吃那吃过那条蛆虫的鱼”（IV.iii.27-28）就折射着布鲁诺的“对立统一观”。当然，《哈姆雷特》中的对立统一与其说有意验证哲学道理，倒不如说是借着哲学道理来冷嘲热讽人世间井然秩序背后的虚伪与无常。
一五九二年，“威胁教会安全、妨碍信仰传播的危险分子”布鲁诺被宗教裁判所囚禁。长达八年的审讯之后，一六零零年二月十七日，布鲁诺在罗马百花广场的火刑柱上英勇就义。布鲁诺之后，宗教裁判所又把魔爪伸向了科学家伽利略，不仅禁止出版后者的著作，还迫使他公开放弃哥白尼地心说。虽然伽利略有幸逃过火刑，但与布鲁诺同享此殊荣的至少还有一位名人，那就是奥尔良少女贞德。英法百年战争时，农家少女贞德号称听命于天使圣音而挺身从军，她带领法军抵抗英格兰人，并支持查理七世加冕。贞德最终被英军俘虏，英方借助教会势力，在一四三零年以异端和女巫的罪名烧死了贞德。但教会显然不愿在英法争端中被人当枪使，仅二十六年后便迅速为贞德平反。一九二零年，教皇本尼迪克十五索性将贞德封为“圣女”。一九七九年，教会重申伽利略冤案，并于一九九二为当年的错误判决公开道歉。然而，时至今日，布鲁诺仍然是教会正统眼中的异端人士。与伽利略的科学探索相比，布鲁诺的泛神论更为有害；与受教会外部政治背景影响的贞德一案相比，布鲁诺的故事则体现了宗教传统内部变革与守旧的殊死斗争。布鲁诺率先推开了新时代的大门，也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我们能否简单地把签署死刑令、点燃火把并最终收集骨灰的修士们形容成侍奉上帝的恶魔？他们无非是在为自己所深信或深爱的世界以及依附于这套话语的种种实际利益送葬而已。以此类推，布鲁诺的赞歌也不过来自于新时代塑造新意识形态的需要。
早在十九世纪后期，布鲁诺就已经被奉为自由思想、科学见地和英雄气概的典范。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他的意大利文和拉丁文著作开始结集出版。一八六七年，多米尼克•贝尔迪（Domenico Berti）的《布鲁诺传》进一步感召学者们去回顾发掘这位哲学家的思想和生平。布鲁诺成了大西洋两岸的热门话题，各种活动得以被组织发动；一八八九年，人们在布鲁诺的就义地树立起一座纪念雕像。一九二三年，紧随着教会对贞德的封圣，萧伯纳的新剧《圣女贞德》公演。剧本前言里，萧伯纳把圣女贞德、伽利略和布鲁诺相提并论，而对其加以迫害的教会自然就是自由思想的大敌。那么，在萧伯纳和他的同时代人看来，所谓的自由思想或异端又具体指涉什么呢？答案是伽利略的探索和发现所开启的现代科学，贞德故事所煽动的女性主义和民族主义高潮，还有布鲁诺的泛神论所宣扬或暗示的科学与神学的调和、基督教与异教的交融。堡垒更容易从内部攻破，所以布鲁诺的泛神论是毒草中的毒草，至今为教会所不容。神学一旦调和于科学，人类理性便能长驱直入驱逐天启的权威；而异教因素一旦沉渣泛起，基督教的边界与独立身份何在？
俗谚有云：此之毒药，彼之佳肴。教会急于销毁的毒草，显然正是现代世俗社会忙于重塑的救世灵丹。一九零九年，剑桥异端协会（the Cambridge Heretics Society）成立，该协会创始人查尔斯•凯伊•奥格登(Charles Kay Ogden，1889-1957)是著名语言学家、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所兴办的“剑桥异端协会”（1909-1932）为一系列著名作家学者提供了演讲和讨论的舞台，而这些活动的中心议题就是以异端邪说冲击既定的文化权威、尤其是宗教权威。一九零九年十二月七日，文化人类学家简•哈里森（Jane Harrison，1850-1928）为该协会发表开幕演说，并于两年后将其发言以《异端与人类》(Heresy and Humanity)为题出版。一九二四年，另一位杰出女性，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借异端协会的场地为其作品《雅各布的房间》辩护。罗素、维特根斯坦、凯恩斯等人都曾接受异端协会的邀请登坛立说。而如果把注意力集中于该协会对同时期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我们立刻就能注意到一九一一年萧伯纳在演说《未来的宗教》（“The Religion of the Future”） 中对“异端”的赞誉，该赞誉正是十多年后剧本《圣女贞德》的潜台词。而该剧作的成功演出早有预兆：一九一一年五月二十五日，剑桥异端协会的演讲大厅里涌进上千名听众，还有近两百名晚到者不幸被拒之门外，该日的主角正是萧伯纳，以及他为之辩护的未来宗教，即解放思想、挑战权威的异端。无形中蚕食并意图取代教会权威的异端有种种表现形式，文学便是其中之一。一九二八和二九年，异端协会的主席是燕卜荪（William Empson,1906-1984），同样活跃于该协会的还有其导师，另一位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瑞恰慈（Ivor Armstrong Richards,1893-1979）。燕卜荪和瑞恰慈堪称文学研究中新批评派的先驱。新批评派以文本细读形式分析为基础，不仅以剑桥异端协会的诉求为本源，而且参与奠定了“文学”这一早年异端的自我封圣。这方面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二零零八年，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戴蒙•弗兰克（Damon Franke）的文学史专著《现代主义异端》（Modernist Heresies: British Literary History, 1883-1924），该书不仅重新挖掘了剑桥异端协会的种种活动，尤其是对现代主义文学建构的直接介入，更还解读了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异端人士的归来，比如说至今仍为教会所不容的布鲁诺。
接下来，我们就随着弗兰克去看布鲁诺的幽灵如何出没于斯温伯恩的诗作、佩特的艺术史、哈代的名作《苔丝》，以及乔伊斯的《都柏林人》。
tbc
(小说界：2011:1）
一五四八年，乔尔丹诺•布鲁诺出生于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维苏威山脚下的诺兰镇。十五岁那年，布鲁诺加入多明我会成为修士，这位少年聪颖而勤奋，很快便掌握了作为“必修课目”的正统教义，然而，接下来的故事显然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最佳例证，聪明过头的布鲁诺大逆不道地发展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也就是异端邪说，于是被教会毅然决然地扫地出门。既然海是广阔的而天空是高远的，布鲁诺便鱼跃鹰击了好些年，十六世纪八十年代，他的足迹遍布法兰西、英格兰、和德意志各城市，并在这一流浪时期创作了六十余部著作，诸如《盛气猛兽之驱逐》（The Expulsion of the Triumphant Beast）《论原因、原则和统一》（Cause, Principle and Unity）和《论无限宇宙和多重世界》（On the Infinite Universe and Worlds）等。在这些著作里，布鲁诺宣称宇宙无限且不可确定，这便直接挑战了教会所教诲的“上帝外在于其造物，即宇宙”。然而，布鲁诺却并不是个无神论者，他绝对无意于证明上帝的缺席，相反，在无限的宇宙里，布鲁诺坚信上帝内在于我们的世界，这样的上帝，倒不如被描述为“世界灵魂”（anima del mondo）。既然世界灵魂内在于世界的因、果与形、质（借用亚里士多德的概念），那么，世间的种种分离、对立与冲突到头来都会归为统一。该如何举例说明如此高深的哲学论辩呢？例子其实是现成的：据说布鲁诺曾与菲利普•西德尼爵士交游甚密，还直接影响了剧作家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的著名台词—“人可以拿吃过国王的蛆虫去钓鱼，再吃那吃过那条蛆虫的鱼”（IV.iii.27-28）就折射着布鲁诺的“对立统一观”。当然，《哈姆雷特》中的对立统一与其说有意验证哲学道理，倒不如说是借着哲学道理来冷嘲热讽人世间井然秩序背后的虚伪与无常。
一五九二年，“威胁教会安全、妨碍信仰传播的危险分子”布鲁诺被宗教裁判所囚禁。长达八年的审讯之后，一六零零年二月十七日，布鲁诺在罗马百花广场的火刑柱上英勇就义。布鲁诺之后，宗教裁判所又把魔爪伸向了科学家伽利略，不仅禁止出版后者的著作，还迫使他公开放弃哥白尼地心说。虽然伽利略有幸逃过火刑，但与布鲁诺同享此殊荣的至少还有一位名人，那就是奥尔良少女贞德。英法百年战争时，农家少女贞德号称听命于天使圣音而挺身从军，她带领法军抵抗英格兰人，并支持查理七世加冕。贞德最终被英军俘虏，英方借助教会势力，在一四三零年以异端和女巫的罪名烧死了贞德。但教会显然不愿在英法争端中被人当枪使，仅二十六年后便迅速为贞德平反。一九二零年，教皇本尼迪克十五索性将贞德封为“圣女”。一九七九年，教会重申伽利略冤案，并于一九九二为当年的错误判决公开道歉。然而，时至今日，布鲁诺仍然是教会正统眼中的异端人士。与伽利略的科学探索相比，布鲁诺的泛神论更为有害；与受教会外部政治背景影响的贞德一案相比，布鲁诺的故事则体现了宗教传统内部变革与守旧的殊死斗争。布鲁诺率先推开了新时代的大门，也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我们能否简单地把签署死刑令、点燃火把并最终收集骨灰的修士们形容成侍奉上帝的恶魔？他们无非是在为自己所深信或深爱的世界以及依附于这套话语的种种实际利益送葬而已。以此类推，布鲁诺的赞歌也不过来自于新时代塑造新意识形态的需要。
早在十九世纪后期，布鲁诺就已经被奉为自由思想、科学见地和英雄气概的典范。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他的意大利文和拉丁文著作开始结集出版。一八六七年，多米尼克•贝尔迪（Domenico Berti）的《布鲁诺传》进一步感召学者们去回顾发掘这位哲学家的思想和生平。布鲁诺成了大西洋两岸的热门话题，各种活动得以被组织发动；一八八九年，人们在布鲁诺的就义地树立起一座纪念雕像。一九二三年，紧随着教会对贞德的封圣，萧伯纳的新剧《圣女贞德》公演。剧本前言里，萧伯纳把圣女贞德、伽利略和布鲁诺相提并论，而对其加以迫害的教会自然就是自由思想的大敌。那么，在萧伯纳和他的同时代人看来，所谓的自由思想或异端又具体指涉什么呢？答案是伽利略的探索和发现所开启的现代科学，贞德故事所煽动的女性主义和民族主义高潮，还有布鲁诺的泛神论所宣扬或暗示的科学与神学的调和、基督教与异教的交融。堡垒更容易从内部攻破，所以布鲁诺的泛神论是毒草中的毒草，至今为教会所不容。神学一旦调和于科学，人类理性便能长驱直入驱逐天启的权威；而异教因素一旦沉渣泛起，基督教的边界与独立身份何在？
俗谚有云：此之毒药，彼之佳肴。教会急于销毁的毒草，显然正是现代世俗社会忙于重塑的救世灵丹。一九零九年，剑桥异端协会（the Cambridge Heretics Society）成立，该协会创始人查尔斯•凯伊•奥格登(Charles Kay Ogden，1889-1957)是著名语言学家、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所兴办的“剑桥异端协会”（1909-1932）为一系列著名作家学者提供了演讲和讨论的舞台，而这些活动的中心议题就是以异端邪说冲击既定的文化权威、尤其是宗教权威。一九零九年十二月七日，文化人类学家简•哈里森（Jane Harrison，1850-1928）为该协会发表开幕演说，并于两年后将其发言以《异端与人类》(Heresy and Humanity)为题出版。一九二四年，另一位杰出女性，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借异端协会的场地为其作品《雅各布的房间》辩护。罗素、维特根斯坦、凯恩斯等人都曾接受异端协会的邀请登坛立说。而如果把注意力集中于该协会对同时期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我们立刻就能注意到一九一一年萧伯纳在演说《未来的宗教》（“The Religion of the Future”） 中对“异端”的赞誉，该赞誉正是十多年后剧本《圣女贞德》的潜台词。而该剧作的成功演出早有预兆：一九一一年五月二十五日，剑桥异端协会的演讲大厅里涌进上千名听众，还有近两百名晚到者不幸被拒之门外，该日的主角正是萧伯纳，以及他为之辩护的未来宗教，即解放思想、挑战权威的异端。无形中蚕食并意图取代教会权威的异端有种种表现形式，文学便是其中之一。一九二八和二九年，异端协会的主席是燕卜荪（William Empson,1906-1984），同样活跃于该协会的还有其导师，另一位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瑞恰慈（Ivor Armstrong Richards,1893-1979）。燕卜荪和瑞恰慈堪称文学研究中新批评派的先驱。新批评派以文本细读形式分析为基础，不仅以剑桥异端协会的诉求为本源，而且参与奠定了“文学”这一早年异端的自我封圣。这方面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二零零八年，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戴蒙•弗兰克（Damon Franke）的文学史专著《现代主义异端》（Modernist Heresies: British Literary History, 1883-1924），该书不仅重新挖掘了剑桥异端协会的种种活动，尤其是对现代主义文学建构的直接介入，更还解读了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异端人士的归来，比如说至今仍为教会所不容的布鲁诺。
接下来，我们就随着弗兰克去看布鲁诺的幽灵如何出没于斯温伯恩的诗作、佩特的艺术史、哈代的名作《苔丝》，以及乔伊斯的《都柏林人》。
tb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