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士——《沉默的大多数》读后感
承诺了数周之后终于开始动笔了，感到很欣慰，哈哈。
这本书是我时隔12年后第二次看，很感慨，得出个结论，书确实是要这样看的。众所周知王小波是一位特立独行的作家，他自认为是小说家，这是他在写作末年开始写的所有杂文总编，编者是他的妻子李银河，并不是按照时间顺序，而是从内容上的连贯性出发而组织的，客观背景大致如此。
至今我仍然认为，大多数小说作家并不会写很多杂文其实是一种害羞自卑心理，相比较而言，我倒认为王小波在这方面确实是有斗士的精神。我们都知道杂文的精髓在于批判，而“胆子”似乎是很关键的一环。本书的开篇《沉默的大多数》，给我们讲述了他的动机，但看起来更像一杯壮胆的烈酒。他说自己因为“幼年的经历、家教和天性谨慎，是我变得沉默的起因”，这在我看来是一个对我们整个社会文化环境的隐喻。我同意这一点。人口数量和弱化隐私的文化传统让中国人在对外表达上有极为独特的风格，这也被很多人拿来当做东西方文化最大的区别。所以我们的“阳”的一面确实与西方“阳”的一面非常的不像，“阴”的一面却显得极为庞大，作者就把自己作为“大多数”中的一分子，而且是当中奋不顾身的勇敢者，甚至是起义者，用这文字作为武器，挺枪刺向“阳”的一派。
其实，我用“斗士”为题，并不是站在赞美的立场。任何时代任何一场战争中的斗士，其实本身是不是在真理的一方，都很值得商榷，只不过他们自己非常坚信而已。这种坚信、善意、责任以及勇气，便是一个完整的斗士了，至于“对”或“不对”，并不相干。而真正“客观”一些来看，偏见的成分是有的，而且是一定有的。
一、
大体上，本书从国学的讨论开始，涉及了东西方思想及比较、科学观、性、艺术、新事物、电影、风俗等等，内容很多很广，其中最大篇幅的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的批判，而且这种批判相当彻底，可以说是完全不接受。有关这个问题，我是持完全反对意见的，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是否能找到他这种观念的原因。他说：“我对国学的看法是：这种东西实在厉害。最可怕之处就在那个”国“字。”（《知识分子的不幸》）“为什么在中国，一说到文化，人们就往伦理道德方面去理解。我认为这是种历史的误会……”（《我看文化热》）“从孔孟以降，讲的全是行货言论，尤其是和《独立宣言》对照着读，更是这样。”（《“行货感”与文化相对主义》）王小波推崇的则是以罗素、萧伯纳、尤瑟纳尔等等人所提倡的”以人为本“、科学至上、真理至上的客观哲学。对中国哲学体系则归纳为臆断的（没做对过什么习题，没编对过什么程序，只是忽然间想通了一个大道理，觉得自己都对，凡不同意自己的都是禽兽之类……——《皇帝做习题》）、机械的（我们知道，儒士的基本功是要背书，把圣人说过的每一句话都牢牢记住……此种怪诞的情形提示了儒学的精神：让儒士成为圣人的精神复制品。——《文化之争》）、浅薄的（具体在《我看国学》，稍后详论）。最集中的体现在《我看国学》和《智慧与国学》这两篇。而且可以推断，他因为发表这些言论受到了很多攻击，并且他本人认为自己并不是所攻击的”民族虚无主义者“，反而认为攻击他的人有”狭隘民族主义“倾向（《警惕狭隘民族主义的蛊惑宣传》、《优越感种种》），且接受传统文化的人群有心理问题（《对中国文化的布罗代尔式考证》、《人性的逆转》、《弗洛伊德和”受虐狂“》）。
事实上，当年我高一时第一次看这本书，对于全书的每一个字都感觉像是自己说出来的，从而生发出对王小波的无比认同感。今天可以猜到，因为我当年正处于叛逆期而已。直到这十多年来，我本人接触了很多古籍，而且我自己认为我接触的过程是非常健康的——我先从《三国演义》看起，然后又去看《三国志》，然后再向前看前三史和春秋时的文章，顺带看些《世说新语》等。这跟王小波的过程截然相反，在《我看国学》中他提到，因为老师说他“国学底子不行”，于是发奋将四书五经孔孟杨朱看了一遍，而且是越看越烦（“虽然没有很钻进去”），我更相信是“翻”了一遍，至于具体的历史上的记载，从他引述中从未出现并不“广为人知”的事迹这一点可以看出，他反而了解极少。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他的青少年成长经历，在思维形成的重要阶段，他是在文革以及文革前的不断政治运动背景下度过的，我们可以相信，这对于一个思维坚强的人是一个极大的否定理由，所以我们看到他用来证明自己的各种结论的例子最多的便是那段时期发生的人和事。另外一个原因便是他在这段时间里由于自然的排斥民族文化转而接触了大量的西方读物，于是我们看到他对于西方的价值观是无条件的接受与褒奖，并举了相当多的例子：罗素等人不用说了，在他心中是无与伦比的伟人，就连科学人士也不例外——”我承认自己很佩服法拉第……牛顿、莱布尼兹，特别是爱因斯坦，你都不能不佩服，因为人家想出的东西完全在你的能力之外。“而对于传统文化或者说国学，他的说法是：“这些人（上述西方人）有一种惊世骇俗的思索能力，为孔孟所无。”“按现代的标准，孔孟所言的‘仁义‘啦，‘中庸’啦，虽然是些好话，但似乎都用不着特殊的思维能力就能想出来……”“如果说，这就是中华文化遗产的主要部分，那我就要说，这点东西太少了，拢共就是人际关系里那么一点事，再加上后来的阴阳五行。”
从这些评价来看，很容易明白一件事，那就是个人经历造成的价值观差异以及思维的局限性。我这么说不只是从他的例子推断得来，而是我接触过很多50-75岁的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士，大家都知道的就有陈丹青，而不知道的就有我本人的舅舅，跟王小波的情况几乎是一模一样，最喜欢的书全都是洋书。王小波其实是一个典型的中国老百姓，又有那个年代的典型经历，普通人的身份，加上对自身传统的排斥，让他自然对外来的“人文主义”一见钟情，因为这种东西恰好迎合了他认为当时自身环境缺失的，且应该是解药的元素。他这个推理其实是很合乎逻辑的，但是却没有考虑全面，而且如果继续分别研究下去，会得到截然不同的结论的——老百姓对于“政治”是有天然的漠视情结的，因此如果不能有特别的机缘去接触了解，这方面的“觉悟”是很难很难提高的，但自然知识不同，它就摆在那里，你想知道就可以去知道，而且顺手就摸得到，对这些感兴趣，并且专心做，是完全有可能得到非常好的成果的，并不是什么“完全在你的能力之外”，我们看到华人也有的是获得诺贝尔奖的，我们的“能力”，其实就是智商，完全不是问题。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在于，能够认识到——自然知识并没那么“重要”——这件事，才需要更大的智慧，而这类的智慧就是王小波所不齿的“国学”在几千年前就得到的成果。王小波也把自己归类为知识分子，这就使他成为了天然不懂政治的人群，也就造成了他天然倾向于那些“被统治、被利用、被荣誉”的以知识为骄傲的人群。实际上我不说估计大家也都能看到，真正改变世界的并不是这些人，说白了科学家没有一个人明白自己所做的这件事有多大意义，他们只是“喜欢”做而已，如果哪个科学家心里十分清楚要为了什么什么伟大的目的去做科学研究，那他是绝对不可能有任何成就的，原因很简单——人的脑子没这么多容量。只有朝着一个方向专心地不停地搞，才能比其他人搞得好，也一定会搞得好。这也是今天中国为什么出不来科技成果的原因，因为你鼓励的方向完全是在捣乱。美国或者说西方为什么科学能搞的好呢？很简单，当权者不给你什么压力，不告诉你什么伟大目标，不跟你讲什么研究出这个来就是要打倒苏联打倒China，就给你钱，让你不愁吃不愁穿，给你荣誉，让你觉得你在你的领域比别人都牛逼，就够了，科学家就能够专心了，他想要的就这些，然后成果自然就出来了，就这么简单，这些科学家往往也不是多么聪明的人。而罗素、尤瑟纳尔等等这些人说白了就是哲学界的科学派而已，他们所提倡的也只是像个科学家那样对待所有事物。国外的老百姓就是这种思维环境，我们管这种环境就叫做思想自由，你喜欢想什么没人爱管，你喜欢做什么没人干涉，而且几乎做任何事业也不会饿死，绝大部分事业也不会富得冒油，更关键的是，营造出一种社会思潮——富得流油也没什么了不起，所以客观造成了没有多少人去争抢。这便是王小波脑中的理想社会。
我并不是说搞科学低等，思想自由也低等，我的意思是说，毕竟搞科学的还是被另外的人所用，搞思想自由的还是有所图谋，而研究这些更高一层的策略的思想，难道不是需要更高一点的觉悟或者说智慧吗？中国何尝不想也做到美国那样营造一个思想自由的环境，因为这最有利于科技发展，从而也最有利于快速称霸，但是我们的人口多、民族杂、地区差异大，搞自由那就等于自杀，稳定才是最最重要的第一目标，这种国情下保持稳定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在不断提高教育水平的前提下，非常缓慢的从统一思想向多元化思想直到思想自由去过度。毫不夸张的说，像某些愤青想的那样搞自由，我们国家早就分裂成十多个了，非常轻松。不要总把别人想得比自己白痴，这是我看史书得出的其中一个结论。中国政府其实是世界上水平最高连贯性最好的政府，让那些所谓先进西方国家的政府来做的话早被推翻一万次了。虽然说收入分配等等明显有问题，但这是人的自私劣根性，去要求某个人一定得是伟人本身就不现实。扯远了，我是想说在我们现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创造出一个有利于科学进步的环境，因为有“统一思想”的前提存在。而对于经济，按照历史规律也只能从迅速发展房地产、同时压低劳动报酬迅速发展出口来快速拉动GDP做起，因为只有GDP才是吸引外资的直接因素，外资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打个比方，你本来只有1万块做生意，年利10%，有人白给你5万，利润率一样（其实是更高），只是让你把每年这5万产生的利润给他一半，过10年后他再把这5万带走。傻子也能算出划不划算来。更何况引进来的产品和技术可以给我们很多机会去剽窃，好处太多了，而愤青们还在叫嚣抵制日货……有了外资加上自己不断增加的“内资”慢慢的增加劳动报酬从而发展消费、个人投资，然后再赶在地产泡沫破裂之前动手转型经济结构，降低房地产比重增加科技和服务业比重，从而达到真正健康的以消费和个人投资为主，政府投资和出口为次的高端经济结构，同时科技比重加大变成一个可持续的自我主导型的发展模式。这一切全部是邓小平的设计，为什么说他是“总设计师”就在于此，先搞经济，用最快同时又最有把握的办法搞，有了钱，慢慢的再参与别的，这就是某些愤青所不满的为什么政府总是“严正抗议”却从来没有行动的原因，我们的国学把这个叫做“韬光养晦”，“中庸”，用这个瞒住白痴老外是很简单的。而连续几届领导班子都坚决的执行了这个设计，这是最难能可贵的，也是多党制绝对办不到的。
我想，这些肯定是王小波从来没有想到的吧，是不是也算是“完全在能力之外”，很值得“佩服”的呢？我同样今年才27岁，正是因为看了很多“国学”，很多古书，才拓宽了自己的思维。另外正是史书里给出了无数的利用传统文化、利用国学来治理百姓、处理关系、和合家庭、从军作战的例子，国学是拿来用的，完全不是只是去背就能取得功名的，拿汉代来说，“对策”是让儒士得到上层赏识的最重要的过程，皇上或高官拿出时事来问你解决办法，你结合经义来回答，答的好坏区别是非常非常大的，这就是学习水平思想水平的差距，会学的，答得好，就可以取得更好的功名，答得不好，背的再熟也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我们的史书里从来没有赞美腐儒。知道了经义做什么用，又看过了如此多的人和事之后，再返回头去看孔子写的说的话，仔细领悟一下，每个人都会得到一个结论——孔丘就是一个先知一样的神人。我毫不夸张的说，正常人经历一辈子才能悟出来的一条真理，他恨不能随口就说出百八十条来，而这些真理甚至在几千年后的今天还有人不断地违背并受到恶果。这不叫圣人叫什么？你以为西方人也都是傻子吗，为什么都叫孔子学院？我前面说了，不要以为别人比自己白痴。就连西方人都说了，最最有效地治世之道，就是中国古文化和希腊古文化的结合，这句话不无道理，希腊古文化就是王小波所提倡的这种自由、求真的科学派思想。我认为这还要再加说明，实际上应该是中国古文化来领导希腊古文化的治世之道。王小波自己也引述过罗素的话：不加检点的生活，确实不值得一过。这句话可以更深一点理解，毫无制度的自由没有出路，至少不会发挥什么作用，也就是说没有政治来领导的科学，最终一事无成。孔子并不懂任何科技，关键是他没兴趣去研究科技，他的兴趣在于社会的规律、人的规律，这毫无疑问是主导其他规律的规律。王小波竟然说“这也太少了”，甚至说学习国学”无异于诵经念咒“，确实过分了，是没有丝毫了解下的结论。关键有意思的是，他提到自己在美国留学时向一个老外介绍中国文化，”给他讲解中华文化的真谛，什么忠孝、仁义之类。他听了居然不感动，还说：‘我们也爱国。我们也尊敬老年人。这有什么？我们都知道！’“随后还假意表示不满，然后说：“礼义廉耻，洋人所知没有我们精深，但也没有儿奸母、子食父、满地拉屎。东方文化里所有的一切，那边都有，之所以没有投入全身心来讲究，主要是因为人家还有些别的事情。”首先，他自己非常不认同的东西怎么给别人讲解“真谛”我不说了，以这些作为中华文化的真谛，是最能说明他没有理解的。实际上，国学这东西，绝对不是死学，绝对不是把当今的礼节都恢复成周礼就好了，正相反，是一定要活学的，“三代易礼”，明摆着的了，即便是礼也是时代都不同的，学习国学只是要看看真正的精髓和真谛在哪里，为什么要如此，然后就明白了不管过多少年，有很多东西永远都是一样的，重视这些东西，就有好的结果，忽视这些东西，就有坏的结果。四大古文化里面为什么只有中国文化没有消亡，很简单，正是因为中国文化是最“正”的。中国文化的真谛实际上是一个“和”字，为什么要有礼义廉耻，为什么禁止乱伦，为什么要“中庸”，为什么从不侵略（侵略基本是外族占领期所为）……都是为了这一个字。所以我从来不主张什么男女不同路、孝等等这些当时看来天经地义的礼义，因为今天你再搞这些就会造成不“和”，所以是违背中华文化的，跟腐儒们的结论正相反。而还有一些本身很正确，然后被今人误解的理论，比如当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说的意思是，只有君是好君，臣才有机会做好臣，父先把父做好，子才有理由做好子，结果被后世的很多人正好反过来理解，然后拿他来攻击孔子攻击国学，然后扣个封建大帽子蒙起来打……有人问你凭什么这么说？我有很多例子，那就是在史书中，从来对那些敢于直谏的“臣”表示肯定，同时讥刺那些不君之君，也并不是像王小波想的那样古时候就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君虽然有这个权利，但很多时候没有这么厚的脸皮。举个例子，西汉时有个大臣汲黯很多人也都知道，他的事迹很多，不多说，都能看出他跟皇上说话就跟哥们一样。还有个大臣叫做冯唐，当汉文帝之时，有天皇帝跟他聊起赵将李齐，冯唐说李齐不如廉颇、李牧，自己的爷爷当时在赵国跟李牧很熟，而父亲做代相时跟李齐很熟，所以知道。这时汉文帝说了：“嗟乎！吾独不得廉颇、李牧为将，岂忧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虽有廉颇、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让曰：“公众辱我，独亡间处乎？”唐谢曰：“鄙人不知忌讳。”这段可以看出，冯唐完全没有什么低三下四的思想，汉文帝装逼的时候，他直接说那也得看谁用，你有你也不会用……皇上气得进屋了，这其实已经是作为皇上相当没品的表现了，确实气极了，但过了一会，还是把冯唐叫来很温柔的埋怨，你大庭广众不给我面子，就不能等咱单独聊的时候？冯唐完全不在意的道了个歉，说我不懂这一套。仅此而已。这跟王小波眼里的古时君臣关系应该不太一样吧？实际上中国古时候混蛋皇帝有没？当然有很多，但这不代表说我们的文化就倡导皇帝应该随便混蛋也没人管，正相反，我们倡导的是皇帝绝不能混蛋，如果万一混蛋了，作为大臣应该尽其所能去劝告，每个大臣都劝告，你说这皇上还能混蛋得了么？他指使谁去？关键是总有那小聪明的去做混蛋皇上的帮凶而已，而这些人没有一个得到好下场的，至少是遗臭万年了，要知道古人对于身后名声看得比身家性命任何事情都重。更何况，古时候也不是没有伊、霍这样”大胆“的臣子，而且还名垂青史了呢。照这样说，其实看了足够多的事例，看看正史的言论风向，才能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国文化。外国人虽然懂礼义廉耻，但照样监狱爆满，淫乱横行，中国文化里有的，外国只有个皮毛而已，他们为什么不全身心研究，不是有别的事要干，而是思想根本没到那个层次而已。漫长的连贯的文化史能够带来的远远比想象得要多。现在就连稍有点了解的老外都公认，中国文化是历史上最好的文化。我明白他们的意思，说出这话的原因太多太多了，”博大精深“这四个字不是脸皮厚瞎说的。王小波反对某些中国人总是说中国文化能取代全球，说这是“手淫中华文化，意淫全世界”（《知识分子的不幸》）。其实这只不过是很多人建立在了解之后，多少明白了中国文化的精髓实际上是凌驾在古希腊文化之上的而已。曾经在电视上看过一个非常权威的国外汉学研究得出结论，我非常赞同——历史上人类共分四等，第一等是动物阶层，就是杀人犯之类；第二等是功利阶层，就是绝大多数人；第三等是道德阶层，孔子为代表的极少数人；第四等就是天人阶层，从古到今只有老子一个人。中国古文化就提倡每个人向学之人都应该至少尽力达到第三等，从而达到“存天理，灭人欲”的境界，这句话的正确理解是要有更高尚的追求，真的追求到了，幸福程度自然就会提高，自然就会降低对金钱性欲这些低等的需求。而西方文化正是缺乏这些对于极高端的精神境界的向往，才导致如此众多相对野蛮的情景不断的出现。我认为王小波所提倡的那些”伟人“应该介乎于第二和第三层之间。具体就请大家自己揣摩吧。
二、
王小波还对一些现象或论调表示反对，例如，学习或者成长需要吃苦（《对中国文化的布罗代尔式考证》、《人性的逆转》、《弗洛伊德和”受虐狂“》）、奉献（《关于崇高》）等等，在我看来无一不是对当时变态社会的极端逆反报复心理造成的，所以不详细反驳。另外他本身也难以逃脱一些局限性，例如《京片子与民族自尊心》和《我怎样做青年的思想工作》中，表示对北京方言和严肃音乐的无比喜爱，以及对港台口音和摇滚乐的极端鄙视，看起来更有点幼稚的味道。但是还有些论题，让人看到了一个理智且讲理的王小波，例如《我是哪一种女权主义者》和很多篇有关性的讨论，对于女权主义，我几乎同作者的观点完全相同，那就是，当真正实现女权的时候，性别是被忽视掉的，就像一个残疾人真正被尊重的时候，是大家都对他的残疾视而不见的时候，中国宣扬提高妇女地位的方式是人为制造差异，比如工会或领导班子一定得有多少多少女性名额等等，在我看来无异于说，你们女的就是白痴，照顾照顾你们。而某些激进的言论则强调女的就是比男的强，男的能做的女的都能做，而且女的还能生孩子呢！这不啻于混蛋逻辑，身体多一块少一块都能成为比较的依据，那我说六指儿一族世界最强也可以了。性别之所以存在，确实有一定用处，男性确实较为强壮，思维也较为理性，所以自然有更加适合的领域，尤其是在历史上，力量为主导的社会时代里，男性自然会成为主导性别，但如今社会越来越向智力转型，实践证明男女性在智力上的差别微乎其微，所以在转型期才会出现各种女权主义，等到若干年后完全转型成功，大家自然对性别这东西就不会太在意了，反而应该会互相欣赏互相依赖。这是我从国学学来的发展观来预测的。
而关于性，具体说是《摆脱童稚状态》一篇，我认为是全书最完善的理论，很值得素质较高的人阅读。关于这个问题越来越成为中国的重要问题，众所周知，我国仍然处于性管制状态，也由此导致了很多自以为开明的”假不正经“人士的牢骚。虚伪的言论在此我不讨论，只从王小波的质疑说起。客观的说，他对于这种管制的质疑是完完全全正确的，官方理由非常可笑，”不要教坏孩子“确实不等于把全民都当做儿童水平来自欺欺人，而这么做的效果也绝对可疑，每年性犯罪率高企就是证明，而丹麦所做的性开放实验也能说明问题，也许有人质疑这个实验的真实性，我也没亲自验证，但我绝对相信，因为我们古时候也有相似的事情——每个父母官的重任之一就是打击犯罪，方式有两种，一、杀，大杀特杀，杀到你怕，自然就没了，这么干的很多；二、宽，并大力重视教育，而且以身作则，这在史书里的例子更多。比较来看呢，前者效果立竿见影，监狱爆满，但撑不了几年又乱，有的是老官一走就乱，有的是撑不下去了再乱，例如秦朝；后者呢，往往是深刻而长远的效果，路不拾遗，囹圄空虚，长治久安。这也跟很多愤青想的不一样，他们总是说罚得轻，有一个枪毙一个就没事了。不信咱就试试。但是呢，在性这个事情上能不能用”宽“的办法呢？答案是不行，因为这是中国。按我们现在的人口和受教育水平看，你一旦放宽，重则性犯罪率立即飙升，轻则有精神鸦片的后果，虽然一段时间之后肯定会变好，但这个初期结果是无法承受的，只有全力提高受教育水平之后，才能考虑这种办法，还是说，稳定第一。这样说大家也能明白为什么这几年大学疯狂合并扩招了吧？政府不是傻瓜，有些事情只能不得已而为之。所以，这些事情如果自己个人素质达标了，就好好管好自己就行了，懂政治之前少说话为妙。在《<黄金时代>后记》中，王小波自己也承认了：“当然，假如这是出于策略的考虑，那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很有意思，说明他自己偶尔也很清楚自己在某些领域是无知的。
三、
在全书的中段，王小波谈到了他的本行——小说，也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有关艺术的思考，其中也包括电影。
对于从事的动机，我很欣赏他自己的解释（《我为什么要写作》），确实，这种自然而然的归宿是从事艺术非常好的状态。但我也认为正是这种态度，导致了他对艺术的某些看法并不能算积极。他从来没有考虑过有关责任感的问题，甚至又是因为时代经历的原因，他非常反对”责任感“。我记得我岳父曾经给我讲过课本上是怎样解释”艺术“的：三个要素分别是美感、现实意义、教育性。我是非常赞同这种解释的，从我自身的艺术欣赏经验来看，越是满足这三个条件，作品就越伟大，越能长留在历史中。而即便是很多从事艺术的人，更别说欣赏者，都在片面理解”艺术“的含义——夸大美感，漠视教育性。王小波也是其中之一，他说“负道义责任可不是艺术标准，尤其不是小说艺术的标准。这很重要啊。”（《小说的艺术》）他认为小说最重要的是有趣，“我以为自己的本分就是把小说写得尽量好看，而不应在作品里夹杂某些可以说教。”实际上就这一点我还是比较理解他的，也许他所说的说教是像电影《庐山恋》里那种，那确实是毫无争议应该避免的。但是作为一个作品如果没有教育性，那就等于承认自己是在“玩”而已。而我认为，《黄金时代》和《未来世界》之所以能得到短篇小说大奖，也绝绝对对是因为这特殊背景中蕴含的思想教育性。如果不是为了说明一个事情一个道理，表达一个观点一个结论，就没必要费尽心思构思比喻去搞出一个作品了，这是我对于艺术作品的态度。实际上他是把真善美的教育跟政治说教混为一谈了。真善美的教育更多的是一种反对现有世界的荒谬，更多的是启发。《<怀疑三部曲>后记》里也说：“我以为严肃文学就是乍读起来有点费劲的东西……经过反复思量，发现不严肃有些东西就写不出来，结果才走上了这条路。”我是彻底赞同这个说法的，正因为一部好的艺术作品对于现实的批判性逼着作者不得不狡猾一点搞出一个美妙的比喻来完成它。而为什么要费这个劲？就是想让大家不要继续蠢下去，这就叫教育性，这就叫责任感。
电影电视行业中的情况更加恶劣，《都市言情剧里的爱情》和《有关爱情片》里作者诙谐的调侃了商业娱乐现象，并且很多著名的电影导演也有错误的想法，比如王家卫，比如科恩兄弟，你问他们，这个镜头，这段故事什么意思，有什么寓意？他们往往回答你，没什么意思，你们本身老是在想有什么寓意就是错的……说来说去都像是不好意思直说，啊，其实我们就是耍你们观众玩呢。我很不能赞同这种创作态度，写小说也罢了，拍电影是要很多钱的，你拿这么多钱去“玩”，是不是有点他妈的罪恶呢？拍商业片也罢了，偏偏去拍些装得很高深的“文艺片”，是有点该挨揍了。另外，装得极狠的，Barton Fink那种，还能蒙骗戛纳评委，王家卫这种的，是绝对拿不到金棕榈奖的，再拍一万部也没用。你看看历届金棕榈奖除了极少数失误的以外，哪个不是有极强的现实意义的？甚至像技巧性稍差的The Wind That Shakes The Barley都可以被认可。Shinning很刺激，《无人知晓》很清新动人，《龙猫》很温馨，然后呢，这些片子说了些什么？它们的价值一定是非常不高的。更吓人的是，很多人居然硬生生的把一些现实意义牵强附会在这样的电影中，豆瓣电影里的很多“热门”影评就是在干这件事。我很想说，有这功夫有这想象力干吗不去看看其他的更合理的呢？这一点我觉得小说就好得多，至少权威的理论是非常正派的，绝对不会有那种毫无社会价值的小说被历史认可为优秀的作品的，一部也没有。原因也很简单，没那么多人关注而已，人只要一多，事情就要完蛋套，他们会认为金庸琼瑶比张炜铁凝王小波伟大得多。在这一点上我以前说过，从艺术的角度讲，吸引大众取悦大众就是一种罪恶。
四、
在本书的后段有很多篇谈到了另一个话题，就是有关尊严，具体说是国人在尊严方面的变态表现。其实这一段跟第一段有些重复的地方，但我还是想单独说一下。王小波想到这些是因为看到了中国公共场所的卫生环境和人文环境与外国尤其是欧洲相去甚远而引发的。我觉得由此想到“尊严”上去，有一定道理，但似乎应该有更深层的原因而导致国人在公共道德上面脸皮特别的厚。
在《个人尊严》一篇中，他引用罗素、费孝通、龙应台、三毛等人来说明很多人都认为中国人不重视公共道德，只重视家族内的私德，只关心与自己有关的人和事。还说这些人都是在国外呆过，而没呆过的人对此浑然不觉。对此我是深表怀疑的。那我本人举例子，我从初中起就对随手扔垃圾的人极为不理解，我当时想的是，这院子都脏成这样了你他妈的还扔，喜欢看脏东西还是怎么着，是不是脑子有病？当然现在明白得很了，其实根本不是什么阶级分化造成的无视尊严，只是社会风气驱使人无限合理化自己的自私而已。还是因为人口多，并且从文革以来就消灭了礼让、清高等诸多高尚品德组成的传统文化，转而灌输政治迷信，而政治迷信破灭后又开始改革开放，以经济为第一目标的国家自然在思潮上会推崇财富，并且对于积累财富方面能力突出且不择手段的人，民间舆论更是全面倾倒，同时又完全没有传统礼教，结果就导致了讲公共道德便是“傻”、“装”的舆论环境，在一边倒的舆论环境中，绝大部分个体是要受到彻底的影响的。有个很有趣的例子，我曾经在爱丁堡留学过，那个城市的人文环境可想而知跟西欧大部分地方一样，相当和谐，平时大家简直是你恭我敬。我们学校有个校车，每天下午两班往返市区，相隔一小时，对于数量众多的学生来说，两班车显然是少了点，所以你会看到车还没来时，大家还比较矜持害羞散落在站牌周围聊天，接近发车，大家就开始紧张，往站牌下面凑，直到车来了，完全是一副北京二环晚高峰公交车站的景象了，平时那种自觉排成一队，两人之间隔八丈远还谦让老人孕妇的情景一扫而光。第一次见到这场景之后，我便明白了，不是欧洲人觉悟高，而是确实没逼到那份上，而且受教育程度稍微好一点。我们呢，已经被逼了很多很多年，而且谁的素质也没高到能忍耐谦让。受教育程度在这件事情上的作用就是，人家在车来前还能假装一会，而我们则是随时处在一级战备状态。情有可原而已。
大致上就是这些了，看完之后，最大的感慨还是自己的成长，从一个叛逆偏激的孩子到如今还算客观平衡的成年人。而最欣慰的还是自己一直保持着思考的习惯，就像《思维的乐趣》里所说。对王小波本人的一些思考结论我虽然不再赞同，但对他敢于质疑善于批判的态度是绝对尊敬的，这是一个群体精神进步的源泉。一个群体需要斗士，需要斗士一样的战斗精神，但同时，必须健康的引导这种精神推动力是车轮前进，而不要让这种精神把整个车都给砸烂，就需要还有一个将军，一个理智客观的领导者。至于将军是谁，怎么做，恐怕就不是斗士所能知道的了。
这本书是我时隔12年后第二次看，很感慨，得出个结论，书确实是要这样看的。众所周知王小波是一位特立独行的作家，他自认为是小说家，这是他在写作末年开始写的所有杂文总编，编者是他的妻子李银河，并不是按照时间顺序，而是从内容上的连贯性出发而组织的，客观背景大致如此。
至今我仍然认为，大多数小说作家并不会写很多杂文其实是一种害羞自卑心理，相比较而言，我倒认为王小波在这方面确实是有斗士的精神。我们都知道杂文的精髓在于批判，而“胆子”似乎是很关键的一环。本书的开篇《沉默的大多数》，给我们讲述了他的动机，但看起来更像一杯壮胆的烈酒。他说自己因为“幼年的经历、家教和天性谨慎，是我变得沉默的起因”，这在我看来是一个对我们整个社会文化环境的隐喻。我同意这一点。人口数量和弱化隐私的文化传统让中国人在对外表达上有极为独特的风格，这也被很多人拿来当做东西方文化最大的区别。所以我们的“阳”的一面确实与西方“阳”的一面非常的不像，“阴”的一面却显得极为庞大，作者就把自己作为“大多数”中的一分子，而且是当中奋不顾身的勇敢者，甚至是起义者，用这文字作为武器，挺枪刺向“阳”的一派。
其实，我用“斗士”为题，并不是站在赞美的立场。任何时代任何一场战争中的斗士，其实本身是不是在真理的一方，都很值得商榷，只不过他们自己非常坚信而已。这种坚信、善意、责任以及勇气，便是一个完整的斗士了，至于“对”或“不对”，并不相干。而真正“客观”一些来看，偏见的成分是有的，而且是一定有的。
一、
大体上，本书从国学的讨论开始，涉及了东西方思想及比较、科学观、性、艺术、新事物、电影、风俗等等，内容很多很广，其中最大篇幅的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的批判，而且这种批判相当彻底，可以说是完全不接受。有关这个问题，我是持完全反对意见的，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是否能找到他这种观念的原因。他说：“我对国学的看法是：这种东西实在厉害。最可怕之处就在那个”国“字。”（《知识分子的不幸》）“为什么在中国，一说到文化，人们就往伦理道德方面去理解。我认为这是种历史的误会……”（《我看文化热》）“从孔孟以降，讲的全是行货言论，尤其是和《独立宣言》对照着读，更是这样。”（《“行货感”与文化相对主义》）王小波推崇的则是以罗素、萧伯纳、尤瑟纳尔等等人所提倡的”以人为本“、科学至上、真理至上的客观哲学。对中国哲学体系则归纳为臆断的（没做对过什么习题，没编对过什么程序，只是忽然间想通了一个大道理，觉得自己都对，凡不同意自己的都是禽兽之类……——《皇帝做习题》）、机械的（我们知道，儒士的基本功是要背书，把圣人说过的每一句话都牢牢记住……此种怪诞的情形提示了儒学的精神：让儒士成为圣人的精神复制品。——《文化之争》）、浅薄的（具体在《我看国学》，稍后详论）。最集中的体现在《我看国学》和《智慧与国学》这两篇。而且可以推断，他因为发表这些言论受到了很多攻击，并且他本人认为自己并不是所攻击的”民族虚无主义者“，反而认为攻击他的人有”狭隘民族主义“倾向（《警惕狭隘民族主义的蛊惑宣传》、《优越感种种》），且接受传统文化的人群有心理问题（《对中国文化的布罗代尔式考证》、《人性的逆转》、《弗洛伊德和”受虐狂“》）。
事实上，当年我高一时第一次看这本书，对于全书的每一个字都感觉像是自己说出来的，从而生发出对王小波的无比认同感。今天可以猜到，因为我当年正处于叛逆期而已。直到这十多年来，我本人接触了很多古籍，而且我自己认为我接触的过程是非常健康的——我先从《三国演义》看起，然后又去看《三国志》，然后再向前看前三史和春秋时的文章，顺带看些《世说新语》等。这跟王小波的过程截然相反，在《我看国学》中他提到，因为老师说他“国学底子不行”，于是发奋将四书五经孔孟杨朱看了一遍，而且是越看越烦（“虽然没有很钻进去”），我更相信是“翻”了一遍，至于具体的历史上的记载，从他引述中从未出现并不“广为人知”的事迹这一点可以看出，他反而了解极少。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他的青少年成长经历，在思维形成的重要阶段，他是在文革以及文革前的不断政治运动背景下度过的，我们可以相信，这对于一个思维坚强的人是一个极大的否定理由，所以我们看到他用来证明自己的各种结论的例子最多的便是那段时期发生的人和事。另外一个原因便是他在这段时间里由于自然的排斥民族文化转而接触了大量的西方读物，于是我们看到他对于西方的价值观是无条件的接受与褒奖，并举了相当多的例子：罗素等人不用说了，在他心中是无与伦比的伟人，就连科学人士也不例外——”我承认自己很佩服法拉第……牛顿、莱布尼兹，特别是爱因斯坦，你都不能不佩服，因为人家想出的东西完全在你的能力之外。“而对于传统文化或者说国学，他的说法是：“这些人（上述西方人）有一种惊世骇俗的思索能力，为孔孟所无。”“按现代的标准，孔孟所言的‘仁义‘啦，‘中庸’啦，虽然是些好话，但似乎都用不着特殊的思维能力就能想出来……”“如果说，这就是中华文化遗产的主要部分，那我就要说，这点东西太少了，拢共就是人际关系里那么一点事，再加上后来的阴阳五行。”
从这些评价来看，很容易明白一件事，那就是个人经历造成的价值观差异以及思维的局限性。我这么说不只是从他的例子推断得来，而是我接触过很多50-75岁的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士，大家都知道的就有陈丹青，而不知道的就有我本人的舅舅，跟王小波的情况几乎是一模一样，最喜欢的书全都是洋书。王小波其实是一个典型的中国老百姓，又有那个年代的典型经历，普通人的身份，加上对自身传统的排斥，让他自然对外来的“人文主义”一见钟情，因为这种东西恰好迎合了他认为当时自身环境缺失的，且应该是解药的元素。他这个推理其实是很合乎逻辑的，但是却没有考虑全面，而且如果继续分别研究下去，会得到截然不同的结论的——老百姓对于“政治”是有天然的漠视情结的，因此如果不能有特别的机缘去接触了解，这方面的“觉悟”是很难很难提高的，但自然知识不同，它就摆在那里，你想知道就可以去知道，而且顺手就摸得到，对这些感兴趣，并且专心做，是完全有可能得到非常好的成果的，并不是什么“完全在你的能力之外”，我们看到华人也有的是获得诺贝尔奖的，我们的“能力”，其实就是智商，完全不是问题。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在于，能够认识到——自然知识并没那么“重要”——这件事，才需要更大的智慧，而这类的智慧就是王小波所不齿的“国学”在几千年前就得到的成果。王小波也把自己归类为知识分子，这就使他成为了天然不懂政治的人群，也就造成了他天然倾向于那些“被统治、被利用、被荣誉”的以知识为骄傲的人群。实际上我不说估计大家也都能看到，真正改变世界的并不是这些人，说白了科学家没有一个人明白自己所做的这件事有多大意义，他们只是“喜欢”做而已，如果哪个科学家心里十分清楚要为了什么什么伟大的目的去做科学研究，那他是绝对不可能有任何成就的，原因很简单——人的脑子没这么多容量。只有朝着一个方向专心地不停地搞，才能比其他人搞得好，也一定会搞得好。这也是今天中国为什么出不来科技成果的原因，因为你鼓励的方向完全是在捣乱。美国或者说西方为什么科学能搞的好呢？很简单，当权者不给你什么压力，不告诉你什么伟大目标，不跟你讲什么研究出这个来就是要打倒苏联打倒China，就给你钱，让你不愁吃不愁穿，给你荣誉，让你觉得你在你的领域比别人都牛逼，就够了，科学家就能够专心了，他想要的就这些，然后成果自然就出来了，就这么简单，这些科学家往往也不是多么聪明的人。而罗素、尤瑟纳尔等等这些人说白了就是哲学界的科学派而已，他们所提倡的也只是像个科学家那样对待所有事物。国外的老百姓就是这种思维环境，我们管这种环境就叫做思想自由，你喜欢想什么没人爱管，你喜欢做什么没人干涉，而且几乎做任何事业也不会饿死，绝大部分事业也不会富得冒油，更关键的是，营造出一种社会思潮——富得流油也没什么了不起，所以客观造成了没有多少人去争抢。这便是王小波脑中的理想社会。
我并不是说搞科学低等，思想自由也低等，我的意思是说，毕竟搞科学的还是被另外的人所用，搞思想自由的还是有所图谋，而研究这些更高一层的策略的思想，难道不是需要更高一点的觉悟或者说智慧吗？中国何尝不想也做到美国那样营造一个思想自由的环境，因为这最有利于科技发展，从而也最有利于快速称霸，但是我们的人口多、民族杂、地区差异大，搞自由那就等于自杀，稳定才是最最重要的第一目标，这种国情下保持稳定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在不断提高教育水平的前提下，非常缓慢的从统一思想向多元化思想直到思想自由去过度。毫不夸张的说，像某些愤青想的那样搞自由，我们国家早就分裂成十多个了，非常轻松。不要总把别人想得比自己白痴，这是我看史书得出的其中一个结论。中国政府其实是世界上水平最高连贯性最好的政府，让那些所谓先进西方国家的政府来做的话早被推翻一万次了。虽然说收入分配等等明显有问题，但这是人的自私劣根性，去要求某个人一定得是伟人本身就不现实。扯远了，我是想说在我们现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创造出一个有利于科学进步的环境，因为有“统一思想”的前提存在。而对于经济，按照历史规律也只能从迅速发展房地产、同时压低劳动报酬迅速发展出口来快速拉动GDP做起，因为只有GDP才是吸引外资的直接因素，外资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打个比方，你本来只有1万块做生意，年利10%，有人白给你5万，利润率一样（其实是更高），只是让你把每年这5万产生的利润给他一半，过10年后他再把这5万带走。傻子也能算出划不划算来。更何况引进来的产品和技术可以给我们很多机会去剽窃，好处太多了，而愤青们还在叫嚣抵制日货……有了外资加上自己不断增加的“内资”慢慢的增加劳动报酬从而发展消费、个人投资，然后再赶在地产泡沫破裂之前动手转型经济结构，降低房地产比重增加科技和服务业比重，从而达到真正健康的以消费和个人投资为主，政府投资和出口为次的高端经济结构，同时科技比重加大变成一个可持续的自我主导型的发展模式。这一切全部是邓小平的设计，为什么说他是“总设计师”就在于此，先搞经济，用最快同时又最有把握的办法搞，有了钱，慢慢的再参与别的，这就是某些愤青所不满的为什么政府总是“严正抗议”却从来没有行动的原因，我们的国学把这个叫做“韬光养晦”，“中庸”，用这个瞒住白痴老外是很简单的。而连续几届领导班子都坚决的执行了这个设计，这是最难能可贵的，也是多党制绝对办不到的。
我想，这些肯定是王小波从来没有想到的吧，是不是也算是“完全在能力之外”，很值得“佩服”的呢？我同样今年才27岁，正是因为看了很多“国学”，很多古书，才拓宽了自己的思维。另外正是史书里给出了无数的利用传统文化、利用国学来治理百姓、处理关系、和合家庭、从军作战的例子，国学是拿来用的，完全不是只是去背就能取得功名的，拿汉代来说，“对策”是让儒士得到上层赏识的最重要的过程，皇上或高官拿出时事来问你解决办法，你结合经义来回答，答的好坏区别是非常非常大的，这就是学习水平思想水平的差距，会学的，答得好，就可以取得更好的功名，答得不好，背的再熟也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我们的史书里从来没有赞美腐儒。知道了经义做什么用，又看过了如此多的人和事之后，再返回头去看孔子写的说的话，仔细领悟一下，每个人都会得到一个结论——孔丘就是一个先知一样的神人。我毫不夸张的说，正常人经历一辈子才能悟出来的一条真理，他恨不能随口就说出百八十条来，而这些真理甚至在几千年后的今天还有人不断地违背并受到恶果。这不叫圣人叫什么？你以为西方人也都是傻子吗，为什么都叫孔子学院？我前面说了，不要以为别人比自己白痴。就连西方人都说了，最最有效地治世之道，就是中国古文化和希腊古文化的结合，这句话不无道理，希腊古文化就是王小波所提倡的这种自由、求真的科学派思想。我认为这还要再加说明，实际上应该是中国古文化来领导希腊古文化的治世之道。王小波自己也引述过罗素的话：不加检点的生活，确实不值得一过。这句话可以更深一点理解，毫无制度的自由没有出路，至少不会发挥什么作用，也就是说没有政治来领导的科学，最终一事无成。孔子并不懂任何科技，关键是他没兴趣去研究科技，他的兴趣在于社会的规律、人的规律，这毫无疑问是主导其他规律的规律。王小波竟然说“这也太少了”，甚至说学习国学”无异于诵经念咒“，确实过分了，是没有丝毫了解下的结论。关键有意思的是，他提到自己在美国留学时向一个老外介绍中国文化，”给他讲解中华文化的真谛，什么忠孝、仁义之类。他听了居然不感动，还说：‘我们也爱国。我们也尊敬老年人。这有什么？我们都知道！’“随后还假意表示不满，然后说：“礼义廉耻，洋人所知没有我们精深，但也没有儿奸母、子食父、满地拉屎。东方文化里所有的一切，那边都有，之所以没有投入全身心来讲究，主要是因为人家还有些别的事情。”首先，他自己非常不认同的东西怎么给别人讲解“真谛”我不说了，以这些作为中华文化的真谛，是最能说明他没有理解的。实际上，国学这东西，绝对不是死学，绝对不是把当今的礼节都恢复成周礼就好了，正相反，是一定要活学的，“三代易礼”，明摆着的了，即便是礼也是时代都不同的，学习国学只是要看看真正的精髓和真谛在哪里，为什么要如此，然后就明白了不管过多少年，有很多东西永远都是一样的，重视这些东西，就有好的结果，忽视这些东西，就有坏的结果。四大古文化里面为什么只有中国文化没有消亡，很简单，正是因为中国文化是最“正”的。中国文化的真谛实际上是一个“和”字，为什么要有礼义廉耻，为什么禁止乱伦，为什么要“中庸”，为什么从不侵略（侵略基本是外族占领期所为）……都是为了这一个字。所以我从来不主张什么男女不同路、孝等等这些当时看来天经地义的礼义，因为今天你再搞这些就会造成不“和”，所以是违背中华文化的，跟腐儒们的结论正相反。而还有一些本身很正确，然后被今人误解的理论，比如当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说的意思是，只有君是好君，臣才有机会做好臣，父先把父做好，子才有理由做好子，结果被后世的很多人正好反过来理解，然后拿他来攻击孔子攻击国学，然后扣个封建大帽子蒙起来打……有人问你凭什么这么说？我有很多例子，那就是在史书中，从来对那些敢于直谏的“臣”表示肯定，同时讥刺那些不君之君，也并不是像王小波想的那样古时候就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君虽然有这个权利，但很多时候没有这么厚的脸皮。举个例子，西汉时有个大臣汲黯很多人也都知道，他的事迹很多，不多说，都能看出他跟皇上说话就跟哥们一样。还有个大臣叫做冯唐，当汉文帝之时，有天皇帝跟他聊起赵将李齐，冯唐说李齐不如廉颇、李牧，自己的爷爷当时在赵国跟李牧很熟，而父亲做代相时跟李齐很熟，所以知道。这时汉文帝说了：“嗟乎！吾独不得廉颇、李牧为将，岂忧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虽有廉颇、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让曰：“公众辱我，独亡间处乎？”唐谢曰：“鄙人不知忌讳。”这段可以看出，冯唐完全没有什么低三下四的思想，汉文帝装逼的时候，他直接说那也得看谁用，你有你也不会用……皇上气得进屋了，这其实已经是作为皇上相当没品的表现了，确实气极了，但过了一会，还是把冯唐叫来很温柔的埋怨，你大庭广众不给我面子，就不能等咱单独聊的时候？冯唐完全不在意的道了个歉，说我不懂这一套。仅此而已。这跟王小波眼里的古时君臣关系应该不太一样吧？实际上中国古时候混蛋皇帝有没？当然有很多，但这不代表说我们的文化就倡导皇帝应该随便混蛋也没人管，正相反，我们倡导的是皇帝绝不能混蛋，如果万一混蛋了，作为大臣应该尽其所能去劝告，每个大臣都劝告，你说这皇上还能混蛋得了么？他指使谁去？关键是总有那小聪明的去做混蛋皇上的帮凶而已，而这些人没有一个得到好下场的，至少是遗臭万年了，要知道古人对于身后名声看得比身家性命任何事情都重。更何况，古时候也不是没有伊、霍这样”大胆“的臣子，而且还名垂青史了呢。照这样说，其实看了足够多的事例，看看正史的言论风向，才能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国文化。外国人虽然懂礼义廉耻，但照样监狱爆满，淫乱横行，中国文化里有的，外国只有个皮毛而已，他们为什么不全身心研究，不是有别的事要干，而是思想根本没到那个层次而已。漫长的连贯的文化史能够带来的远远比想象得要多。现在就连稍有点了解的老外都公认，中国文化是历史上最好的文化。我明白他们的意思，说出这话的原因太多太多了，”博大精深“这四个字不是脸皮厚瞎说的。王小波反对某些中国人总是说中国文化能取代全球，说这是“手淫中华文化，意淫全世界”（《知识分子的不幸》）。其实这只不过是很多人建立在了解之后，多少明白了中国文化的精髓实际上是凌驾在古希腊文化之上的而已。曾经在电视上看过一个非常权威的国外汉学研究得出结论，我非常赞同——历史上人类共分四等，第一等是动物阶层，就是杀人犯之类；第二等是功利阶层，就是绝大多数人；第三等是道德阶层，孔子为代表的极少数人；第四等就是天人阶层，从古到今只有老子一个人。中国古文化就提倡每个人向学之人都应该至少尽力达到第三等，从而达到“存天理，灭人欲”的境界，这句话的正确理解是要有更高尚的追求，真的追求到了，幸福程度自然就会提高，自然就会降低对金钱性欲这些低等的需求。而西方文化正是缺乏这些对于极高端的精神境界的向往，才导致如此众多相对野蛮的情景不断的出现。我认为王小波所提倡的那些”伟人“应该介乎于第二和第三层之间。具体就请大家自己揣摩吧。
二、
王小波还对一些现象或论调表示反对，例如，学习或者成长需要吃苦（《对中国文化的布罗代尔式考证》、《人性的逆转》、《弗洛伊德和”受虐狂“》）、奉献（《关于崇高》）等等，在我看来无一不是对当时变态社会的极端逆反报复心理造成的，所以不详细反驳。另外他本身也难以逃脱一些局限性，例如《京片子与民族自尊心》和《我怎样做青年的思想工作》中，表示对北京方言和严肃音乐的无比喜爱，以及对港台口音和摇滚乐的极端鄙视，看起来更有点幼稚的味道。但是还有些论题，让人看到了一个理智且讲理的王小波，例如《我是哪一种女权主义者》和很多篇有关性的讨论，对于女权主义，我几乎同作者的观点完全相同，那就是，当真正实现女权的时候，性别是被忽视掉的，就像一个残疾人真正被尊重的时候，是大家都对他的残疾视而不见的时候，中国宣扬提高妇女地位的方式是人为制造差异，比如工会或领导班子一定得有多少多少女性名额等等，在我看来无异于说，你们女的就是白痴，照顾照顾你们。而某些激进的言论则强调女的就是比男的强，男的能做的女的都能做，而且女的还能生孩子呢！这不啻于混蛋逻辑，身体多一块少一块都能成为比较的依据，那我说六指儿一族世界最强也可以了。性别之所以存在，确实有一定用处，男性确实较为强壮，思维也较为理性，所以自然有更加适合的领域，尤其是在历史上，力量为主导的社会时代里，男性自然会成为主导性别，但如今社会越来越向智力转型，实践证明男女性在智力上的差别微乎其微，所以在转型期才会出现各种女权主义，等到若干年后完全转型成功，大家自然对性别这东西就不会太在意了，反而应该会互相欣赏互相依赖。这是我从国学学来的发展观来预测的。
而关于性，具体说是《摆脱童稚状态》一篇，我认为是全书最完善的理论，很值得素质较高的人阅读。关于这个问题越来越成为中国的重要问题，众所周知，我国仍然处于性管制状态，也由此导致了很多自以为开明的”假不正经“人士的牢骚。虚伪的言论在此我不讨论，只从王小波的质疑说起。客观的说，他对于这种管制的质疑是完完全全正确的，官方理由非常可笑，”不要教坏孩子“确实不等于把全民都当做儿童水平来自欺欺人，而这么做的效果也绝对可疑，每年性犯罪率高企就是证明，而丹麦所做的性开放实验也能说明问题，也许有人质疑这个实验的真实性，我也没亲自验证，但我绝对相信，因为我们古时候也有相似的事情——每个父母官的重任之一就是打击犯罪，方式有两种，一、杀，大杀特杀，杀到你怕，自然就没了，这么干的很多；二、宽，并大力重视教育，而且以身作则，这在史书里的例子更多。比较来看呢，前者效果立竿见影，监狱爆满，但撑不了几年又乱，有的是老官一走就乱，有的是撑不下去了再乱，例如秦朝；后者呢，往往是深刻而长远的效果，路不拾遗，囹圄空虚，长治久安。这也跟很多愤青想的不一样，他们总是说罚得轻，有一个枪毙一个就没事了。不信咱就试试。但是呢，在性这个事情上能不能用”宽“的办法呢？答案是不行，因为这是中国。按我们现在的人口和受教育水平看，你一旦放宽，重则性犯罪率立即飙升，轻则有精神鸦片的后果，虽然一段时间之后肯定会变好，但这个初期结果是无法承受的，只有全力提高受教育水平之后，才能考虑这种办法，还是说，稳定第一。这样说大家也能明白为什么这几年大学疯狂合并扩招了吧？政府不是傻瓜，有些事情只能不得已而为之。所以，这些事情如果自己个人素质达标了，就好好管好自己就行了，懂政治之前少说话为妙。在《<黄金时代>后记》中，王小波自己也承认了：“当然，假如这是出于策略的考虑，那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很有意思，说明他自己偶尔也很清楚自己在某些领域是无知的。
三、
在全书的中段，王小波谈到了他的本行——小说，也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有关艺术的思考，其中也包括电影。
对于从事的动机，我很欣赏他自己的解释（《我为什么要写作》），确实，这种自然而然的归宿是从事艺术非常好的状态。但我也认为正是这种态度，导致了他对艺术的某些看法并不能算积极。他从来没有考虑过有关责任感的问题，甚至又是因为时代经历的原因，他非常反对”责任感“。我记得我岳父曾经给我讲过课本上是怎样解释”艺术“的：三个要素分别是美感、现实意义、教育性。我是非常赞同这种解释的，从我自身的艺术欣赏经验来看，越是满足这三个条件，作品就越伟大，越能长留在历史中。而即便是很多从事艺术的人，更别说欣赏者，都在片面理解”艺术“的含义——夸大美感，漠视教育性。王小波也是其中之一，他说“负道义责任可不是艺术标准，尤其不是小说艺术的标准。这很重要啊。”（《小说的艺术》）他认为小说最重要的是有趣，“我以为自己的本分就是把小说写得尽量好看，而不应在作品里夹杂某些可以说教。”实际上就这一点我还是比较理解他的，也许他所说的说教是像电影《庐山恋》里那种，那确实是毫无争议应该避免的。但是作为一个作品如果没有教育性，那就等于承认自己是在“玩”而已。而我认为，《黄金时代》和《未来世界》之所以能得到短篇小说大奖，也绝绝对对是因为这特殊背景中蕴含的思想教育性。如果不是为了说明一个事情一个道理，表达一个观点一个结论，就没必要费尽心思构思比喻去搞出一个作品了，这是我对于艺术作品的态度。实际上他是把真善美的教育跟政治说教混为一谈了。真善美的教育更多的是一种反对现有世界的荒谬，更多的是启发。《<怀疑三部曲>后记》里也说：“我以为严肃文学就是乍读起来有点费劲的东西……经过反复思量，发现不严肃有些东西就写不出来，结果才走上了这条路。”我是彻底赞同这个说法的，正因为一部好的艺术作品对于现实的批判性逼着作者不得不狡猾一点搞出一个美妙的比喻来完成它。而为什么要费这个劲？就是想让大家不要继续蠢下去，这就叫教育性，这就叫责任感。
电影电视行业中的情况更加恶劣，《都市言情剧里的爱情》和《有关爱情片》里作者诙谐的调侃了商业娱乐现象，并且很多著名的电影导演也有错误的想法，比如王家卫，比如科恩兄弟，你问他们，这个镜头，这段故事什么意思，有什么寓意？他们往往回答你，没什么意思，你们本身老是在想有什么寓意就是错的……说来说去都像是不好意思直说，啊，其实我们就是耍你们观众玩呢。我很不能赞同这种创作态度，写小说也罢了，拍电影是要很多钱的，你拿这么多钱去“玩”，是不是有点他妈的罪恶呢？拍商业片也罢了，偏偏去拍些装得很高深的“文艺片”，是有点该挨揍了。另外，装得极狠的，Barton Fink那种，还能蒙骗戛纳评委，王家卫这种的，是绝对拿不到金棕榈奖的，再拍一万部也没用。你看看历届金棕榈奖除了极少数失误的以外，哪个不是有极强的现实意义的？甚至像技巧性稍差的The Wind That Shakes The Barley都可以被认可。Shinning很刺激，《无人知晓》很清新动人，《龙猫》很温馨，然后呢，这些片子说了些什么？它们的价值一定是非常不高的。更吓人的是，很多人居然硬生生的把一些现实意义牵强附会在这样的电影中，豆瓣电影里的很多“热门”影评就是在干这件事。我很想说，有这功夫有这想象力干吗不去看看其他的更合理的呢？这一点我觉得小说就好得多，至少权威的理论是非常正派的，绝对不会有那种毫无社会价值的小说被历史认可为优秀的作品的，一部也没有。原因也很简单，没那么多人关注而已，人只要一多，事情就要完蛋套，他们会认为金庸琼瑶比张炜铁凝王小波伟大得多。在这一点上我以前说过，从艺术的角度讲，吸引大众取悦大众就是一种罪恶。
四、
在本书的后段有很多篇谈到了另一个话题，就是有关尊严，具体说是国人在尊严方面的变态表现。其实这一段跟第一段有些重复的地方，但我还是想单独说一下。王小波想到这些是因为看到了中国公共场所的卫生环境和人文环境与外国尤其是欧洲相去甚远而引发的。我觉得由此想到“尊严”上去，有一定道理，但似乎应该有更深层的原因而导致国人在公共道德上面脸皮特别的厚。
在《个人尊严》一篇中，他引用罗素、费孝通、龙应台、三毛等人来说明很多人都认为中国人不重视公共道德，只重视家族内的私德，只关心与自己有关的人和事。还说这些人都是在国外呆过，而没呆过的人对此浑然不觉。对此我是深表怀疑的。那我本人举例子，我从初中起就对随手扔垃圾的人极为不理解，我当时想的是，这院子都脏成这样了你他妈的还扔，喜欢看脏东西还是怎么着，是不是脑子有病？当然现在明白得很了，其实根本不是什么阶级分化造成的无视尊严，只是社会风气驱使人无限合理化自己的自私而已。还是因为人口多，并且从文革以来就消灭了礼让、清高等诸多高尚品德组成的传统文化，转而灌输政治迷信，而政治迷信破灭后又开始改革开放，以经济为第一目标的国家自然在思潮上会推崇财富，并且对于积累财富方面能力突出且不择手段的人，民间舆论更是全面倾倒，同时又完全没有传统礼教，结果就导致了讲公共道德便是“傻”、“装”的舆论环境，在一边倒的舆论环境中，绝大部分个体是要受到彻底的影响的。有个很有趣的例子，我曾经在爱丁堡留学过，那个城市的人文环境可想而知跟西欧大部分地方一样，相当和谐，平时大家简直是你恭我敬。我们学校有个校车，每天下午两班往返市区，相隔一小时，对于数量众多的学生来说，两班车显然是少了点，所以你会看到车还没来时，大家还比较矜持害羞散落在站牌周围聊天，接近发车，大家就开始紧张，往站牌下面凑，直到车来了，完全是一副北京二环晚高峰公交车站的景象了，平时那种自觉排成一队，两人之间隔八丈远还谦让老人孕妇的情景一扫而光。第一次见到这场景之后，我便明白了，不是欧洲人觉悟高，而是确实没逼到那份上，而且受教育程度稍微好一点。我们呢，已经被逼了很多很多年，而且谁的素质也没高到能忍耐谦让。受教育程度在这件事情上的作用就是，人家在车来前还能假装一会，而我们则是随时处在一级战备状态。情有可原而已。
大致上就是这些了，看完之后，最大的感慨还是自己的成长，从一个叛逆偏激的孩子到如今还算客观平衡的成年人。而最欣慰的还是自己一直保持着思考的习惯，就像《思维的乐趣》里所说。对王小波本人的一些思考结论我虽然不再赞同，但对他敢于质疑善于批判的态度是绝对尊敬的，这是一个群体精神进步的源泉。一个群体需要斗士，需要斗士一样的战斗精神，但同时，必须健康的引导这种精神推动力是车轮前进，而不要让这种精神把整个车都给砸烂，就需要还有一个将军，一个理智客观的领导者。至于将军是谁，怎么做，恐怕就不是斗士所能知道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