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以军 西夏梦中的台湾外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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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骆以军1967年出生于台北。台湾中生代代表作家，被誉为“台湾近十年来最优秀的小说作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红字团》、《妻梦狗》、《第三个舞者》、《月球姓氏》、《遣悲怀》、《西夏旅馆》等。曾获联合文学巡回文艺营创作奖小说奖首奖、大专青年文学奖小说奖、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推荐奖、时报文学奖小说奖首奖、红楼梦奖等。
《西夏旅馆》(上下册)，骆以军著，广西师大出版社2011年1月版，68.00元(估计)。(图为台版封面)
骆以军1967年出生于台北。台湾中生代代表作家，被誉为“台湾近十年来最优秀的小说作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红字团》、《妻梦狗》、《第三个舞者》、《月球姓氏》、《遣悲怀》、《西夏旅馆》等。曾获联合文学巡回文艺营创作奖小说奖首奖、大专青年文学奖小说奖、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推荐奖、时报文学奖小说奖首奖、红楼梦奖等。
骆以军是第一次在大陆出版作品，一上来就是他最大部头，最“难啃”的新作《西夏旅馆》。
“我也问过出版社，要不要换一本其他的作品先出，比较没压力。”骆以军呵呵地笑着说，在台湾，他有十年的铁杆粉丝，素质都很高，有的本身也是小说家，都被这部40万字的小说叙述的力度、繁复、讯息的密度给“打败掉了”。
今年7月《西夏旅馆》获得香港浸会大学创办的华文长篇小说奖项“红楼梦奖”首奖。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在宣读授奖辞时说，在娱乐化、市场化的大趋势下，《西夏旅馆》严肃地探索小说如何创造纯美形式和表达精神深度，显得孤独而可贵。“把红楼梦奖首奖颁给《西夏旅馆》，是对于当前令人堪忧的文学生态的挑战”。梁文道在“开卷八分钟”节目中也提出“这部小说很可能是最重要的一部华文长篇小说”。
骆以军说，自己也有畅销书。2004年他在台湾《壹周刊》写专栏，结集成书《我们》非常火爆，是那一年的畅销书，而且他被选为金石堂2004年度风云人物。
正在得意的时候他接到了朱天心的一封信，说唐诺和她很担心他。“他们觉得我本来是他们非常期待的一个小说家，不应该只是写这样的东西而已，他们怕失去我。我很感动，给他们回了一封信，说你们不会失去我。”
骆以军当即决定立刻开始自己拖延了多年的关于西夏的长篇写作计划。2005年他开始动笔，“无论从我投注下去的力度、体量、叙述的密度，这都是三部小说的分量。”在高度压力下，在创作这部小说的4年多时间里，骆以军几次严重抑郁症发作。最终在有限、破碎、生病的时间里完成了四十五万言的《西夏旅馆》，简直是个奇迹。
如果看过骆以军写在A 4大小的影印纸上的手写稿，更会觉得不可思议———这些纸张厚厚一叠超过一千五百页，铺开来足足两个篮球场的面积。他就是用笔和白纸，在咖啡馆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
《西夏旅馆》在台湾出版于2008年，很难用一个故事性的描述来概括。小说中，“自称最后一个西夏人的叙事者图尼克用不断增殖的谣言、廉价的故事搭建了一座既左支右绌又金碧辉煌的建筑。”
“西夏”一方面是历史上消失的王朝和一群人，另一方面又是发生在现代“旅馆”局促空间中的想象，两个词连接起来其实隐喻的是台湾外省第二代的命运、历史和身份认同。在骆以军这些外省第二代看来，他们的后代们会彻底成为本省人，外省人这样一个族群迟早会消融，而这样一种命运就像中国历史上曾经创建西夏的党项人。有论者认为，《西夏旅馆》之后，台湾文学对于“外省人”的讨论已经可以终结了。
外表可以称得上“很m an”的骆以军，完全不像那种会紧张害羞的人。何况他说自己高中时代也曾经是“混流氓”的。可11月27日在北京苏伟贞新书发布会上，只是作为嘉宾的骆以军却紧张得连午饭都没有吃。
“说起来真是很丢脸。”骆以军呵呵地笑着，一点不避讳自己的弱点，即使在台湾他已经参加过无数次演讲活动，但每次临上场前哪怕抽完一包烟他还是紧张得像要上断头台一样。不敢吃东西，因为怕活动中紧张到拉肚子跑厕所，后来唐诺和朱天心笑他是“大肠躁郁症”。不过据出版社的人透露，一旦他跟你熟悉了就一点也不害羞了，他可以光着脚丫，恨不得跳到沙发上跟你海阔天空聊天。
我们的对话于是就从他的“紧张”开始。
南方都市报：这种紧张的个性，其实应该算是作家的特性之一吧？
骆以军：我相信对写作是有意义的。其实朱天心也很害羞。我还有“人渣”的个性，会耍宝。她已经是那么大的小说家了，可是她一到客厅里面对大家，脸常常是红的。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参加聚会回去以后，会在脑子里一直重播，一直倒带，想我在什么时候讲错了什么话，特别沮丧。但一次有个长辈跟我说，大陆在挑选乒乓球国家队种子球员的时候，挑到最后球技、身体协调度都差不多的时候，就选最神经质的。因为比赛要考瞬间反应和爆发力。我听了还挺安慰的，这种神经质对于写小说，至少年轻的时候是很棒的配备。
21世纪以来西方的小说，从詹姆斯·乔伊斯、普鲁斯特、博尔赫斯到法国新小说、拉美魔幻等等，都是不断地改变观看世界的屏幕，可能是神经质地把像素变成了别人的一百倍。你看普鲁斯特小说里时间的那种细微的触须，或朱天文小说对光影、颜色、细节，比别人更繁花簇锦。别人投射下去的经验可能是一团模糊，可是21世纪的小说家展示的是不一样的。如果讲天分的话，我觉得确实是小说家本来就比别人敏感、神经质，感受到的要多很多。
南都：那是先有这样的性格才能成为小说家，还是写小说之后才有这样的神经质？
骆以军：好问题。我觉得就像一个下端比较细，上端比较大的沙漏。肯定是这个人要先有这样敏感的特质，30岁以前用天赋资产进行自我训练，但30岁以后，不断写作的过程中这种特质会持续放大，不自觉地强迫训练。一个小说家到后来其实会有这种职业病或者强迫症，就像本能反应。
南都：《西夏旅馆》在台湾出版两年了，反响怎么样？
骆以军：卖了差不多七千八千套，在台湾已经很不错了。可那时候是我拼了，到处去演讲，到处去打书（宣传新书）。那三个月，几乎每天都有演讲，什么大学、中学、图书馆、书店，差不多跑了一百场。打到后来我自己都抑郁症复发了，还有一次头都昏了，以为是地震。
有一次在台中的诚品书店有一场新书宣讲，一进去遇见我大学的哥们，带着他夫人、儿子、女儿，一家四口来捧场。我说你别来，你来了我笑话讲不下去，等晚上结束了我去找你喝酒。———结果还好他没走，那一场总共六个人，如果他一家走了就只剩下两个。那真是好可怕。
还有一次在台南诚品做宣传，书店经理先带我去看了一眼场子，四五十个人坐满了。然后我开始讲，突然发现很多都是夏天进去免费吹冷气的老伯，在那里翻免费报纸。然后我对着他们在讲他们根本听不懂的话，他们就陆续离开，像候鸟飞开那样。我就开始崩溃了。本来在公众场合就很焦虑，讲到后来就很痛苦。
但我有时候也觉得很迷糊。有时候我去台湾某个女中演讲，一千多人的场子，对着她们讲很变态的小说，也是全场会很激动。所以我在台湾是测不到我自己的魅力值的（笑）。
南都：为什么会想到写西夏？
骆以军：大概是1996年，写书之前十年，我跟太太来大陆宁夏，去了昊王陵，就是西夏创国者李元昊的墓。不知道怎么搞的，看了之后特别感动，就好像心里面有个中轴线突然被扎到。我买了很多西夏王朝的资料来看，还有《李元昊传》。有一次在台北见到阿城，他看我的脸貌，就觉得我的祖先一定是突厥人，可能还混了一种中亚过来的小黑人之类的血统。所以我后来在读西夏资料的时候，就一直怀疑自己的祖先会不会是西夏人。我读到一个资料，明代安徽一个叫余阙的人记录过，他家乡在明那时还有“河西人”，都非常高大，个性都非常耿直、刚烈、讲义气。我就想到我的父亲，他和我在南京老家的几个大哥都是很高大，个性都非常爽朗。
李元昊硬生生从部落的状态到建国，在当时形成一个跟南宋、辽三国鼎立的国家。创造自己的文字、官制、朝廷礼节，好像要创造一个反的宇宙，一个倒影的世界，一切都要跟你汉人的世界区别开来。西夏字也很怪，像汉字长了很多毛发。但曾经这么强悍的文明消失了，被蒙古人灭掉了。
所以我跟哥们说，我以后一定要写西夏。我当时就想好一个小说的名字，叫《如烟消失的两百年帝国》。其实开始我是想写一部辞典式的小说，像汉人写《东京梦华录》一样，以西夏人写《兴庆府梦华录》的口吻来写，当然全部是伪造的历史，是梦中造境。但后来发现不容易进行下去。
南都：《西夏旅馆》里你其实在探讨台湾外省人的问题？
骆以军：我的隐喻也复杂，一部分好像在谈外省，我父亲这部分的逃亡者，但某部分也在谈那几年台湾本省人的一个焦虑。我把西夏的历史叠合到我父亲的人生经历。西夏是被蒙古人灭掉的，但历史的传说是，有最后一支西夏的骑兵军逃出来了，跑到了四川西康一带。
也许我父亲他们当时相信的民国在1949年就灭掉了。号称一百万的国军跑到台湾去，大部分都是20多岁就跟大陆的父母切断，到台湾成了彻底异乡人。台湾的眷村就像安徽的河西人，几代人了，还是质朴重义，相互扶持。
他们这批人逃亡的过程就像那支骑兵军，我在小说里写他们发现逃到一个奇怪的时钟的刻度与刻度之间，掉到一个假空间，真实时间之外。而“旅馆”是空间上的不存在之物，是无根之所。
我父亲20多岁来到台湾，在台湾活了50多年，可是我始终觉得我父亲，尤其越到晚年，他觉得他真实的人生就是之前的那20多年，来台湾之后的这么多年就像是一场梦。我觉得我就是我父亲在一场奇怪的梦里生出来的孩子。
南都：写作的过程为什么会抑郁症发作？
骆以军：2005年初开动的时候很爽，觉得越来越成熟。写《壹周刊》的过程就像N BA球员的练习，反复做了各种操练。但渐渐发现，写西夏不是一场几十分钟的球赛，而是一场大型战争。以前我的长篇可能是一场球赛，可以控制节奏、阵型、战术，到了西夏已经无法控制。战场扩散得非常广，旷野上各军团拉出去。每个章节的操作都需要非常高度动员的，就像一个个独立的短篇小说，但一定比我以前的短篇都跳几级。每个单元内一万多字，结构特别复杂，编织得特别多结，提供的讯息非常复杂。所以大约写了半年就忧郁症爆发。
爆发的原因，可以说暴虎冯河，就是你准备其实还不够。登山家最忌讳的是身体状况不好，爬到半山时风向改变。那时候拼西夏，可能备战还不够，不该这么早打，贸然发动顶级战争。所以打到大概半年后，我脑袋里结构的想法已经跑到书的一半以后，但都要变成一个个文字书写下来，一个密度很大的动员，所以推不动，跑不快。加上也可能经济压力，种种生活问题，所以就发病了，大概停了九个月。我很理性，去看医生，吃药，九个月之后就好了。
南都：刚才说到经济压力。在台湾写纯文学作品，生存的状况是怎样的？
骆以军：其实我算是比较幸运的。我的同辈或晚我一辈的作家，写一个纯文学作品，一本书就销两千本，在台湾拿到版税大概是六七万新台币，折合人民币一万五。等于说，如果很专注地做一个专业作家，一年的收入就是一万五。台湾的物价又贵，所以是不可能的。可是我20多岁就立志要做一个专业作家，我去上过几个月班就崩溃了，我对人本来敏感，办公室的人际关系又复杂。然后我又结婚生孩子，要养家，所以我三十多岁是蛮辛苦的，要去写一些烂电影剧本，也不成，也被骗。然后又接一些广告文案，帮出版社写封底文案。所以我说，后来给杂志写专栏，简直是上天下来的救赎，至少不用工作可以养家。但对我来讲，这些都不是借口。真正的借口在于，你对写小说的专注度到底有多少。
南都：你的小说路数好像一直在变？
骆以军：其实我30岁后开始写长篇，每本长篇写完，我都故意要把记忆洗掉，不要重复。每个长篇都是一个新的独立的小宇宙。比如《妻梦狗》里绵密的梦境书写，形成一种文体，很多人模仿。可是后来写《第三个舞者》，就变成一个非常恶搞、暴力的，很像日本村上龙。《遣悲怀》更不一样。不过到《西夏旅馆》就有读者追出我之前的各种路数，认为是一个终极版。下一本我打算写《女儿》，跟西夏完全不同，是一个柔情的、罗曼史小说。
南都：台湾现在年青一代的作家情况如何？
骆以军：台湾在三十到四十岁有一批很好的小说家，我觉得相对比中国大陆强很多。可是他们的市场很小。我希望有一天，如果我在大陆能站住脚，能把他们介绍过来。比如有个叫陈淑瑶的，很低调的，十年写了一本书叫《流水账》。很像《海上花》，淡到不能，可是你越看越悲伤。还有一个叫童伟格的，小我十岁，刚得了一个台湾“国家文学馆”的长篇小说奖。甘耀明，去年出《杀鬼》，像小莫言，写魔幻。还有胡舒文、陈雪、颜忠贤等等。他们各自都很不同。台湾并不是只有那几个明星级的作家。
采写：南都记者 田志凌
广西师大理想国供图
骆以军豆瓣小站：http://site.douban.com/110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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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骆以军1967年出生于台北。台湾中生代代表作家，被誉为“台湾近十年来最优秀的小说作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红字团》、《妻梦狗》、《第三个舞者》、《月球姓氏》、《遣悲怀》、《西夏旅馆》等。曾获联合文学巡回文艺营创作奖小说奖首奖、大专青年文学奖小说奖、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推荐奖、时报文学奖小说奖首奖、红楼梦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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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旅馆》(上下册)，骆以军著，广西师大出版社2011年1月版，68.00元(估计)。(图为台版封面)
骆以军1967年出生于台北。台湾中生代代表作家，被誉为“台湾近十年来最优秀的小说作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红字团》、《妻梦狗》、《第三个舞者》、《月球姓氏》、《遣悲怀》、《西夏旅馆》等。曾获联合文学巡回文艺营创作奖小说奖首奖、大专青年文学奖小说奖、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推荐奖、时报文学奖小说奖首奖、红楼梦奖等。
骆以军是第一次在大陆出版作品，一上来就是他最大部头，最“难啃”的新作《西夏旅馆》。
“我也问过出版社，要不要换一本其他的作品先出，比较没压力。”骆以军呵呵地笑着说，在台湾，他有十年的铁杆粉丝，素质都很高，有的本身也是小说家，都被这部40万字的小说叙述的力度、繁复、讯息的密度给“打败掉了”。
今年7月《西夏旅馆》获得香港浸会大学创办的华文长篇小说奖项“红楼梦奖”首奖。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在宣读授奖辞时说，在娱乐化、市场化的大趋势下，《西夏旅馆》严肃地探索小说如何创造纯美形式和表达精神深度，显得孤独而可贵。“把红楼梦奖首奖颁给《西夏旅馆》，是对于当前令人堪忧的文学生态的挑战”。梁文道在“开卷八分钟”节目中也提出“这部小说很可能是最重要的一部华文长篇小说”。
骆以军说，自己也有畅销书。2004年他在台湾《壹周刊》写专栏，结集成书《我们》非常火爆，是那一年的畅销书，而且他被选为金石堂2004年度风云人物。
正在得意的时候他接到了朱天心的一封信，说唐诺和她很担心他。“他们觉得我本来是他们非常期待的一个小说家，不应该只是写这样的东西而已，他们怕失去我。我很感动，给他们回了一封信，说你们不会失去我。”
骆以军当即决定立刻开始自己拖延了多年的关于西夏的长篇写作计划。2005年他开始动笔，“无论从我投注下去的力度、体量、叙述的密度，这都是三部小说的分量。”在高度压力下，在创作这部小说的4年多时间里，骆以军几次严重抑郁症发作。最终在有限、破碎、生病的时间里完成了四十五万言的《西夏旅馆》，简直是个奇迹。
如果看过骆以军写在A 4大小的影印纸上的手写稿，更会觉得不可思议———这些纸张厚厚一叠超过一千五百页，铺开来足足两个篮球场的面积。他就是用笔和白纸，在咖啡馆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
《西夏旅馆》在台湾出版于2008年，很难用一个故事性的描述来概括。小说中，“自称最后一个西夏人的叙事者图尼克用不断增殖的谣言、廉价的故事搭建了一座既左支右绌又金碧辉煌的建筑。”
“西夏”一方面是历史上消失的王朝和一群人，另一方面又是发生在现代“旅馆”局促空间中的想象，两个词连接起来其实隐喻的是台湾外省第二代的命运、历史和身份认同。在骆以军这些外省第二代看来，他们的后代们会彻底成为本省人，外省人这样一个族群迟早会消融，而这样一种命运就像中国历史上曾经创建西夏的党项人。有论者认为，《西夏旅馆》之后，台湾文学对于“外省人”的讨论已经可以终结了。
外表可以称得上“很m an”的骆以军，完全不像那种会紧张害羞的人。何况他说自己高中时代也曾经是“混流氓”的。可11月27日在北京苏伟贞新书发布会上，只是作为嘉宾的骆以军却紧张得连午饭都没有吃。
“说起来真是很丢脸。”骆以军呵呵地笑着，一点不避讳自己的弱点，即使在台湾他已经参加过无数次演讲活动，但每次临上场前哪怕抽完一包烟他还是紧张得像要上断头台一样。不敢吃东西，因为怕活动中紧张到拉肚子跑厕所，后来唐诺和朱天心笑他是“大肠躁郁症”。不过据出版社的人透露，一旦他跟你熟悉了就一点也不害羞了，他可以光着脚丫，恨不得跳到沙发上跟你海阔天空聊天。
我们的对话于是就从他的“紧张”开始。
南方都市报：这种紧张的个性，其实应该算是作家的特性之一吧？
骆以军：我相信对写作是有意义的。其实朱天心也很害羞。我还有“人渣”的个性，会耍宝。她已经是那么大的小说家了，可是她一到客厅里面对大家，脸常常是红的。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参加聚会回去以后，会在脑子里一直重播，一直倒带，想我在什么时候讲错了什么话，特别沮丧。但一次有个长辈跟我说，大陆在挑选乒乓球国家队种子球员的时候，挑到最后球技、身体协调度都差不多的时候，就选最神经质的。因为比赛要考瞬间反应和爆发力。我听了还挺安慰的，这种神经质对于写小说，至少年轻的时候是很棒的配备。
21世纪以来西方的小说，从詹姆斯·乔伊斯、普鲁斯特、博尔赫斯到法国新小说、拉美魔幻等等，都是不断地改变观看世界的屏幕，可能是神经质地把像素变成了别人的一百倍。你看普鲁斯特小说里时间的那种细微的触须，或朱天文小说对光影、颜色、细节，比别人更繁花簇锦。别人投射下去的经验可能是一团模糊，可是21世纪的小说家展示的是不一样的。如果讲天分的话，我觉得确实是小说家本来就比别人敏感、神经质，感受到的要多很多。
南都：那是先有这样的性格才能成为小说家，还是写小说之后才有这样的神经质？
骆以军：好问题。我觉得就像一个下端比较细，上端比较大的沙漏。肯定是这个人要先有这样敏感的特质，30岁以前用天赋资产进行自我训练，但30岁以后，不断写作的过程中这种特质会持续放大，不自觉地强迫训练。一个小说家到后来其实会有这种职业病或者强迫症，就像本能反应。
南都：《西夏旅馆》在台湾出版两年了，反响怎么样？
骆以军：卖了差不多七千八千套，在台湾已经很不错了。可那时候是我拼了，到处去演讲，到处去打书（宣传新书）。那三个月，几乎每天都有演讲，什么大学、中学、图书馆、书店，差不多跑了一百场。打到后来我自己都抑郁症复发了，还有一次头都昏了，以为是地震。
有一次在台中的诚品书店有一场新书宣讲，一进去遇见我大学的哥们，带着他夫人、儿子、女儿，一家四口来捧场。我说你别来，你来了我笑话讲不下去，等晚上结束了我去找你喝酒。———结果还好他没走，那一场总共六个人，如果他一家走了就只剩下两个。那真是好可怕。
还有一次在台南诚品做宣传，书店经理先带我去看了一眼场子，四五十个人坐满了。然后我开始讲，突然发现很多都是夏天进去免费吹冷气的老伯，在那里翻免费报纸。然后我对着他们在讲他们根本听不懂的话，他们就陆续离开，像候鸟飞开那样。我就开始崩溃了。本来在公众场合就很焦虑，讲到后来就很痛苦。
但我有时候也觉得很迷糊。有时候我去台湾某个女中演讲，一千多人的场子，对着她们讲很变态的小说，也是全场会很激动。所以我在台湾是测不到我自己的魅力值的（笑）。
南都：为什么会想到写西夏？
骆以军：大概是1996年，写书之前十年，我跟太太来大陆宁夏，去了昊王陵，就是西夏创国者李元昊的墓。不知道怎么搞的，看了之后特别感动，就好像心里面有个中轴线突然被扎到。我买了很多西夏王朝的资料来看，还有《李元昊传》。有一次在台北见到阿城，他看我的脸貌，就觉得我的祖先一定是突厥人，可能还混了一种中亚过来的小黑人之类的血统。所以我后来在读西夏资料的时候，就一直怀疑自己的祖先会不会是西夏人。我读到一个资料，明代安徽一个叫余阙的人记录过，他家乡在明那时还有“河西人”，都非常高大，个性都非常耿直、刚烈、讲义气。我就想到我的父亲，他和我在南京老家的几个大哥都是很高大，个性都非常爽朗。
李元昊硬生生从部落的状态到建国，在当时形成一个跟南宋、辽三国鼎立的国家。创造自己的文字、官制、朝廷礼节，好像要创造一个反的宇宙，一个倒影的世界，一切都要跟你汉人的世界区别开来。西夏字也很怪，像汉字长了很多毛发。但曾经这么强悍的文明消失了，被蒙古人灭掉了。
所以我跟哥们说，我以后一定要写西夏。我当时就想好一个小说的名字，叫《如烟消失的两百年帝国》。其实开始我是想写一部辞典式的小说，像汉人写《东京梦华录》一样，以西夏人写《兴庆府梦华录》的口吻来写，当然全部是伪造的历史，是梦中造境。但后来发现不容易进行下去。
南都：《西夏旅馆》里你其实在探讨台湾外省人的问题？
骆以军：我的隐喻也复杂，一部分好像在谈外省，我父亲这部分的逃亡者，但某部分也在谈那几年台湾本省人的一个焦虑。我把西夏的历史叠合到我父亲的人生经历。西夏是被蒙古人灭掉的，但历史的传说是，有最后一支西夏的骑兵军逃出来了，跑到了四川西康一带。
也许我父亲他们当时相信的民国在1949年就灭掉了。号称一百万的国军跑到台湾去，大部分都是20多岁就跟大陆的父母切断，到台湾成了彻底异乡人。台湾的眷村就像安徽的河西人，几代人了，还是质朴重义，相互扶持。
他们这批人逃亡的过程就像那支骑兵军，我在小说里写他们发现逃到一个奇怪的时钟的刻度与刻度之间，掉到一个假空间，真实时间之外。而“旅馆”是空间上的不存在之物，是无根之所。
我父亲20多岁来到台湾，在台湾活了50多年，可是我始终觉得我父亲，尤其越到晚年，他觉得他真实的人生就是之前的那20多年，来台湾之后的这么多年就像是一场梦。我觉得我就是我父亲在一场奇怪的梦里生出来的孩子。
南都：写作的过程为什么会抑郁症发作？
骆以军：2005年初开动的时候很爽，觉得越来越成熟。写《壹周刊》的过程就像N BA球员的练习，反复做了各种操练。但渐渐发现，写西夏不是一场几十分钟的球赛，而是一场大型战争。以前我的长篇可能是一场球赛，可以控制节奏、阵型、战术，到了西夏已经无法控制。战场扩散得非常广，旷野上各军团拉出去。每个章节的操作都需要非常高度动员的，就像一个个独立的短篇小说，但一定比我以前的短篇都跳几级。每个单元内一万多字，结构特别复杂，编织得特别多结，提供的讯息非常复杂。所以大约写了半年就忧郁症爆发。
爆发的原因，可以说暴虎冯河，就是你准备其实还不够。登山家最忌讳的是身体状况不好，爬到半山时风向改变。那时候拼西夏，可能备战还不够，不该这么早打，贸然发动顶级战争。所以打到大概半年后，我脑袋里结构的想法已经跑到书的一半以后，但都要变成一个个文字书写下来，一个密度很大的动员，所以推不动，跑不快。加上也可能经济压力，种种生活问题，所以就发病了，大概停了九个月。我很理性，去看医生，吃药，九个月之后就好了。
南都：刚才说到经济压力。在台湾写纯文学作品，生存的状况是怎样的？
骆以军：其实我算是比较幸运的。我的同辈或晚我一辈的作家，写一个纯文学作品，一本书就销两千本，在台湾拿到版税大概是六七万新台币，折合人民币一万五。等于说，如果很专注地做一个专业作家，一年的收入就是一万五。台湾的物价又贵，所以是不可能的。可是我20多岁就立志要做一个专业作家，我去上过几个月班就崩溃了，我对人本来敏感，办公室的人际关系又复杂。然后我又结婚生孩子，要养家，所以我三十多岁是蛮辛苦的，要去写一些烂电影剧本，也不成，也被骗。然后又接一些广告文案，帮出版社写封底文案。所以我说，后来给杂志写专栏，简直是上天下来的救赎，至少不用工作可以养家。但对我来讲，这些都不是借口。真正的借口在于，你对写小说的专注度到底有多少。
南都：你的小说路数好像一直在变？
骆以军：其实我30岁后开始写长篇，每本长篇写完，我都故意要把记忆洗掉，不要重复。每个长篇都是一个新的独立的小宇宙。比如《妻梦狗》里绵密的梦境书写，形成一种文体，很多人模仿。可是后来写《第三个舞者》，就变成一个非常恶搞、暴力的，很像日本村上龙。《遣悲怀》更不一样。不过到《西夏旅馆》就有读者追出我之前的各种路数，认为是一个终极版。下一本我打算写《女儿》，跟西夏完全不同，是一个柔情的、罗曼史小说。
南都：台湾现在年青一代的作家情况如何？
骆以军：台湾在三十到四十岁有一批很好的小说家，我觉得相对比中国大陆强很多。可是他们的市场很小。我希望有一天，如果我在大陆能站住脚，能把他们介绍过来。比如有个叫陈淑瑶的，很低调的，十年写了一本书叫《流水账》。很像《海上花》，淡到不能，可是你越看越悲伤。还有一个叫童伟格的，小我十岁，刚得了一个台湾“国家文学馆”的长篇小说奖。甘耀明，去年出《杀鬼》，像小莫言，写魔幻。还有胡舒文、陈雪、颜忠贤等等。他们各自都很不同。台湾并不是只有那几个明星级的作家。
采写：南都记者 田志凌
广西师大理想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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