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手一把杀猪刀
我小时候有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倾向。那时候的梦想，就是拥有同村民兵连长彭大叔家卧室的床头和穿衣柜之间放在那里好几年不用一次用一次得好长时间调试的步枪那样的超级武器，这样就可以在闲极无聊的时候，带领着一帮长着小弟弟的小弟们，到竹林里打鸟；而在路见不平时，可以拔枪相助打鸟人。
有时候甚至会幻想，大河边的树林里会蹦出来一个跟《小兵张嘎》里那种模样的鬼子，老子一枪崩了他，然后在小弟们的欢呼与拥戴中，组织会奖赏我一个更牛逼的手枪，甚至会赢得村里跟自己年龄差不多的姑娘们如汉江之水滔滔不绝的崇拜，然后我就像江面偶尔扬起的白帆，在河风的抚慰下飘飘然。而这个梦想，很大程度上也抚慰了我身单力薄以至于不怎么得势的童年。
只是后来，我很残忍地逐渐认识到，这不过是年少时的一场英雄主义春梦，这注定只是一场梦，我搞不到枪，也就打不到鸟。
但英雄主义的情结始终在欲火中烧的内心里纠缠，揉了揉眼睛看了看现实之后，我决定与自我达成妥协，并降低了目标。我开始幻想着可以拥有邻村张屠夫手里那把锋利的杀猪刀，走哪儿都搓根草绳当腰带，把杀猪刀像匕首一样别在腰里或像宝剑一样挂在腰间，见谁不爽，就可以砍上一刀。那是怎样的一把刀啊：尖端锋利，尾端厚重，腰身明晃晃的，宛如姑娘们脸上敷的一层白白的粉。但见张屠夫一下将其捅入猪脖子，再牛逼的猪也会喷血而亡，了结它生前或情欲纠缠或庸庸碌碌的一生。
杀猪刀就这样成为我青春期里一个挥之不去的符号，直到我英雄主义的春秋大梦在现实的奔波中变得风雨飘摇直至最终云散烟销。
其实，我并非想讲一个杀猪刀的故事，我只是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我所遭遇和记忆的青春期，以及不同的青春期曾留在我视野里的印记。
我之所以想谈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太穷，单位过年时发的家乐富购物卡即将过期，虽然里面的钱不多，在我最缺钱的时候，我原本准备用它接济一下自己的生活，但恰好逢上了那场风风火火的抵制运动。于是，我只好放弃，整天紧衣缩食，好歹我们还是撑过了那段日子。
但这突然也让我想明白了一个我很久以来未曾想明白但一直忍不住要去想的问题。
我的问题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杀猪刀哪里去了。自认字起，我们就始终在体制里接受教育和熏陶，始终在不断的灌输中获得身心的发育，然后温顺的像一只羊羔。童年里那种不知天高地厚的野性与荒唐，就像一把杀猪刀被扔进了火红的熔炉里，消弭于无形。直到这一次的集体爆发，我才发现那把杀猪刀一直被深藏在一个个小宇宙里，似乎谁也丢不掉。当然，抵制不抵制，这是个人的选择自由，应该跟爱不爱国没有关系，去大义凛然慷慨激昂地抵制的哥们儿，我不会对他崇拜的五体投地，选择不抵制的人，我也不会觉得他多么与众不同多么牛逼。
但不管怎样，这让我看到了，人们腰里似乎都别着一把杀猪刀。
有些年代，这一把把刀被捆到一起，用来推翻三座大山，不少人在这把刀的感召下，抛了头颅洒了热血。
有些年代，这一把把刀自觉地凑到一起，被用来赶英超美，或者把阶级敌人的脑袋剁掉，然后擦干血迹，继续振臂高呼不知疲倦地喊着异口同声的口号。
在我出生的年代，这一把把刀的刀尖上，翻滚着各种思潮，有人跃跃欲试，有人纵情舞蹈，有人装疯卖傻，有人亡命而逃；终归每个人还是很难丢下那把钝得切不了啥肉的杀猪刀。
而在我成熟的年代，这一把把刀，已被各自悄然的装进刀鞘。
当我兴奋不已地扑进新千年的怀抱，很委琐地摸了摸她的腰，却发现她的腰里没有杀猪刀；而邻村的张屠夫，也在后继无人的绝望中升天了，只留下他那把锈迹斑驳几成废铁的杀猪刀。他死也不知道，他一生只用来杀猪的杀猪刀里，曾经凝结了一个少年不甘舍弃的追逐。一次次为了证明自己配得上拥有这把刀，和小弟们并排站在岸边朝河里撒尿时，我总会尽力要比他们尿得更远飚得更高。这些事，不曾有人知道。这明明已经不是一把杀猪刀，而是一个与英雄和梦想有关的符号。
可是在我能看明白一些事情时，我没有看到。直到这次轰轰烈烈的运动，我才发现，原来每个人心里都还有一把杀猪刀，只不过这把刀上的热血激情淹没了理性思考。这把刀还是一如既往地被用来党同伐异或统一步调。一句美丽的口号，胜过一千句说理。一个写过《乌合之众》的人大致这么说过。在我们被阉割的青春与记忆里，这把刀总会被人有意无意地隐藏或鬼使神差地拿出来捅人一刀。现在我也慢慢明白，为啥我的同龄人或年小的人们最近很容易屡屡地掏出杀猪刀，并且刀口朝向一个方向。这磨刀霍霍的场景，常常会让我感到兴奋，因为这让我们看到了我们这一代被驯化的人身上，依然还残存着血性，这种血性不是当年的占山为王英雄美人，也不是曾经的江山社稷忧国忧民，而是隐忍已久的骄傲青春里的一次集体宣泄和释放冲动，这略显矫情的真实热情与义愤填膺的青春表情，容易让我想起了我所见的杀猪的场景，每一次都是捅向相似的部位，朝向同一个方向。
我只是觉得，时代不同了，我们需要更多的杀猪刀，不同的刀应该砍向不同的方向，不同人的也应该允许自己挨不同的刀。小时候，张屠夫常常讲：杀猪杀屁股，各有各杀法。不过，我从来没见过他一上来就对猪屁股下手。杀猪杀脖子，似乎是一种更安全更稳妥更实际的选择。
我常常想，如果真有人敢用杀猪刀捅猪屁股而非众刀一致地捅猪喉咙，这把刀才更有存在的必要和意义，也才会有更大的威力。
否则，这人手一把杀猪刀，还没等刀出鞘，已经被背后一双看不见的大手给玩了，反倒会搞得人人不如张屠夫，人家至少还能杀头猪。
因为，这么多年了，这把我们只有在人群中才敢挥舞的杀猪刀，原本想杀的是猪，最后往往伤的，却是人。
有时候甚至会幻想，大河边的树林里会蹦出来一个跟《小兵张嘎》里那种模样的鬼子，老子一枪崩了他，然后在小弟们的欢呼与拥戴中，组织会奖赏我一个更牛逼的手枪，甚至会赢得村里跟自己年龄差不多的姑娘们如汉江之水滔滔不绝的崇拜，然后我就像江面偶尔扬起的白帆，在河风的抚慰下飘飘然。而这个梦想，很大程度上也抚慰了我身单力薄以至于不怎么得势的童年。
只是后来，我很残忍地逐渐认识到，这不过是年少时的一场英雄主义春梦，这注定只是一场梦，我搞不到枪，也就打不到鸟。
但英雄主义的情结始终在欲火中烧的内心里纠缠，揉了揉眼睛看了看现实之后，我决定与自我达成妥协，并降低了目标。我开始幻想着可以拥有邻村张屠夫手里那把锋利的杀猪刀，走哪儿都搓根草绳当腰带，把杀猪刀像匕首一样别在腰里或像宝剑一样挂在腰间，见谁不爽，就可以砍上一刀。那是怎样的一把刀啊：尖端锋利，尾端厚重，腰身明晃晃的，宛如姑娘们脸上敷的一层白白的粉。但见张屠夫一下将其捅入猪脖子，再牛逼的猪也会喷血而亡，了结它生前或情欲纠缠或庸庸碌碌的一生。
杀猪刀就这样成为我青春期里一个挥之不去的符号，直到我英雄主义的春秋大梦在现实的奔波中变得风雨飘摇直至最终云散烟销。
其实，我并非想讲一个杀猪刀的故事，我只是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我所遭遇和记忆的青春期，以及不同的青春期曾留在我视野里的印记。
我之所以想谈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太穷，单位过年时发的家乐富购物卡即将过期，虽然里面的钱不多，在我最缺钱的时候，我原本准备用它接济一下自己的生活，但恰好逢上了那场风风火火的抵制运动。于是，我只好放弃，整天紧衣缩食，好歹我们还是撑过了那段日子。
但这突然也让我想明白了一个我很久以来未曾想明白但一直忍不住要去想的问题。
我的问题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杀猪刀哪里去了。自认字起，我们就始终在体制里接受教育和熏陶，始终在不断的灌输中获得身心的发育，然后温顺的像一只羊羔。童年里那种不知天高地厚的野性与荒唐，就像一把杀猪刀被扔进了火红的熔炉里，消弭于无形。直到这一次的集体爆发，我才发现那把杀猪刀一直被深藏在一个个小宇宙里，似乎谁也丢不掉。当然，抵制不抵制，这是个人的选择自由，应该跟爱不爱国没有关系，去大义凛然慷慨激昂地抵制的哥们儿，我不会对他崇拜的五体投地，选择不抵制的人，我也不会觉得他多么与众不同多么牛逼。
但不管怎样，这让我看到了，人们腰里似乎都别着一把杀猪刀。
有些年代，这一把把刀被捆到一起，用来推翻三座大山，不少人在这把刀的感召下，抛了头颅洒了热血。
有些年代，这一把把刀自觉地凑到一起，被用来赶英超美，或者把阶级敌人的脑袋剁掉，然后擦干血迹，继续振臂高呼不知疲倦地喊着异口同声的口号。
在我出生的年代，这一把把刀的刀尖上，翻滚着各种思潮，有人跃跃欲试，有人纵情舞蹈，有人装疯卖傻，有人亡命而逃；终归每个人还是很难丢下那把钝得切不了啥肉的杀猪刀。
而在我成熟的年代，这一把把刀，已被各自悄然的装进刀鞘。
当我兴奋不已地扑进新千年的怀抱，很委琐地摸了摸她的腰，却发现她的腰里没有杀猪刀；而邻村的张屠夫，也在后继无人的绝望中升天了，只留下他那把锈迹斑驳几成废铁的杀猪刀。他死也不知道，他一生只用来杀猪的杀猪刀里，曾经凝结了一个少年不甘舍弃的追逐。一次次为了证明自己配得上拥有这把刀，和小弟们并排站在岸边朝河里撒尿时，我总会尽力要比他们尿得更远飚得更高。这些事，不曾有人知道。这明明已经不是一把杀猪刀，而是一个与英雄和梦想有关的符号。
可是在我能看明白一些事情时，我没有看到。直到这次轰轰烈烈的运动，我才发现，原来每个人心里都还有一把杀猪刀，只不过这把刀上的热血激情淹没了理性思考。这把刀还是一如既往地被用来党同伐异或统一步调。一句美丽的口号，胜过一千句说理。一个写过《乌合之众》的人大致这么说过。在我们被阉割的青春与记忆里，这把刀总会被人有意无意地隐藏或鬼使神差地拿出来捅人一刀。现在我也慢慢明白，为啥我的同龄人或年小的人们最近很容易屡屡地掏出杀猪刀，并且刀口朝向一个方向。这磨刀霍霍的场景，常常会让我感到兴奋，因为这让我们看到了我们这一代被驯化的人身上，依然还残存着血性，这种血性不是当年的占山为王英雄美人，也不是曾经的江山社稷忧国忧民，而是隐忍已久的骄傲青春里的一次集体宣泄和释放冲动，这略显矫情的真实热情与义愤填膺的青春表情，容易让我想起了我所见的杀猪的场景，每一次都是捅向相似的部位，朝向同一个方向。
我只是觉得，时代不同了，我们需要更多的杀猪刀，不同的刀应该砍向不同的方向，不同人的也应该允许自己挨不同的刀。小时候，张屠夫常常讲：杀猪杀屁股，各有各杀法。不过，我从来没见过他一上来就对猪屁股下手。杀猪杀脖子，似乎是一种更安全更稳妥更实际的选择。
我常常想，如果真有人敢用杀猪刀捅猪屁股而非众刀一致地捅猪喉咙，这把刀才更有存在的必要和意义，也才会有更大的威力。
否则，这人手一把杀猪刀，还没等刀出鞘，已经被背后一双看不见的大手给玩了，反倒会搞得人人不如张屠夫，人家至少还能杀头猪。
因为，这么多年了，这把我们只有在人群中才敢挥舞的杀猪刀，原本想杀的是猪，最后往往伤的，却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