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王建房

1996年6月，在今天已经不存在的省体育馆，崔健演唱会。LP把公司老总的日本原装磁带录音机带来——其实多年后我才知道那大概就是便携采访机——我挂在脖子上录了差不多两盘蓝索尼。站在过道上的警察很看了我几眼，大概他觉得我有可能把一个带着闪烁红灯的爆炸物挂在了脖子上。那时候刚结婚，我俩还跟上大学时一样狂热地喜欢摇滚乐——就是说基本上只听摇滚乐——听崔健，听唐朝，听黑豹，听魔岩三杰，听中国火Ⅰ和中国火Ⅱ……甚至，我俩还在人民剧院听过一个日本的摇滚乐队，日文是听不懂的，见到的都是观众的撒欢，矿泉水瓶子就不断地飞上了舞台，日本人怕电器短路，脸都变色了，可谁也制止不住。混乱中间，他们操着八成生二分熟的中文唱了一首《大海啊故乡》，那一刻，全场如醉如痴地随着音乐摇摆。从此，我就特别沉浸于那种深情的摇滚唱法，不光是因为听到了熟悉的旋律，那种吟唱的深情实在是一次刻骨铭心的沉醉。可惜的是再也记不起那乐队的名字啦。
昨晚，独自在家，百无聊懒中先看了全智贤的《野蛮师姐》，再看了牛博老罗2010年11月24日海淀剧场的演讲。怪不得LP总跟我老罗来老罗去的，这个老罗还真有嫣牛范儿，硬是把励志和理想搞到了一张床上，蛮和谐，蛮让人心潮澎湃。如今年纪，我辈凡夫不似成名的老罗，那里还敢奢谈理想。看看美貌的全智贤，能回忆起青春的模样，就算有过理想了。前一阵子凑热闹看《老男孩》，发现当年有过那青涩的理想也是件挺傻逼的事情——理想是我们所配拥有的么？季振宜在《钱注杜诗序》中记载钱牧斋的后人描述其临终的情景：“目张。老泪犹湿。我抚而拭之曰。而之志有未终焉者乎。而在而手。而亡我手。我力之不足。而或有人焉。足谋之而何恨。而然后瞑目受含。”虽然亡人之夙愿并非理想，但是这种苍凉的力量应该是理想才具有的啊。就像乌江边上的楚霸王，就像风波亭上的岳武穆。“而在而手。而亡我手。”这份坚守可不是常人可以达到的。不惑之年，早已错过了“先据要路津”，过江之鲫芸芸，哪里还有机会？所以，当我前些天又翻出崔健来听的时候，连儿子都一脸的惊愕：“你怎么还挺这种音乐？”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在这样一种心态下去听王建房应该是件有趣的事情。两三年前吧，我和LP还跑到纬二街的一个酒吧去听过李志。酒吧很小人不少，可是整晚上我俩只见到一对儿跟我们年龄相仿的超龄文艺伪青年，如果没有这一对垫底儿，我俩实在不好意思待下去了。也许，我们两对儿都是在暗中互相激励着听完了李志的。所以，这次我就有了心理准备，而且彭老师可以替我垫底儿，他可比我还超龄的。哈哈。但是，但是，王建房一开唱就把我震翻了。幕纱落下的一瞬间，我仿佛又回到了1990年代的崔健演唱会。摇滚乐使我穿越了。听完出来，彭老师说了两句话：“今天过了把年轻的瘾。”“你的心态好年轻。”我想连闲云野鹤式的彭老师都被鸡冻了吧。他只顾指出我跟着呼啸和拍手的忘形，却丝毫没想到我在拍照时也没有忘记用眼角计算了他拍手的次数和频率，他比我勤快得多。王建房在豆瓣里上传了一张满是手机亮屏的照片，还说：“这一幕一辈子可能就一次 没去的人不会懂得”。是啊，全黑的场里飘满了星星点点的手机亮屏，那就是当年的打火机啊。我的当年的打火机啊，青春的打火机啊。
“与其说王建房给力，不如说摇滚乐依然给力。在那个小小的音乐厅里，我回到了1990年代崔健西安演唱会的现场，我似乎抓住了青春的尾巴。当最后满场的手机亮屏摇摆在黑暗中，我真的想哭。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可是，我有过青春。今天就是，纪念日。特殊的纪念日。”这段话是我一回来就发到微薄上去的。我回来的路上一直在想着老罗的愿景：
通过干干净净地赚钱让人相信干干净净地赚钱是可能的
通过实现理想让人相信实现理想是可能的
通过改变世界让人相信改变世界是可能的
即使是在中国
老罗说，最后一句最重要。
今天，王建房让我相信自己还能看见青春的尾巴，我不敢说自己能够抓住它，但我敢说，也许，也许我可以抓住它。
忽然想起今天还真是个纪念日，“双十二事变”，就是大名鼎鼎的“西安事变”。也许还不仅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