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关于北京Party文化的老文章 (三联周刊 2005-05-23)

那些夜晚的“Party动物” by 于萍
余庆是个IT公司的销售。有段时间他每天晚上22点半都奔向CLUB FM参加舞曲Party。他穿着西装，拎着大包，进门第一件事儿就是先冲进洗手间，换上一身古怪的跳舞服装。CLUB里的熟客都对他的行头转变习以为常，每次只是打个招呼:“您又下班了。”这句话仿佛是宣布白日结束夜晚来临，余庆便像变色龙一样融进舞池，他和周围的人一样，在告别白天后换上了只属于夜晚的面孔。
                                                                               
从迪厅里爬出来
余庆1999年开始玩电子舞曲Party，眼见88号、CLUB FM、丝绒俱乐部、新88号的开开关关，算是个老战士。问起为什么不去迪厅，余庆说:“迪厅让我不舒服，第一次闯进舞曲Party我就觉得找对了地方，那是属于我的磁场。”另一个Party战士黄雯也是从迪厅里爬出来的，她是个模特，作家，自称“混混儿”，Party战场上中坚力量的代表。“1997年的冬天，京城还没有一家很正规的电子乐舞曲Party，我没事就去一些DSC舞厅，但每次去总会有一种不大痛快的感觉。大多数人来这儿都是为了找点乐子，可我很难在那里瞧到真正投入的人，每个人的舞姿都能看出他们的注意力不在这儿。他们一群一群地互相摇摆，假使有一个有离去的想法，‘团队’就有可能把他拽回来。我很少能看到一个人在跳舞，仿佛跳舞不是为了个人高兴，而是为保持一个姿态给别人看。”
等黄雯一接触到电子舞曲Party，就立刻沉迷于其中。在她的描述中，那是属于一个人的舞蹈，身边多一个不搭界的人都不行。强烈的音乐节奏让人的神经极度敏感到可以嗅出在场每个人的气味和动机。这与余庆的“磁场论”不谋而合。“我能在最快的几秒钟便意识到某个人的气场是否与我合拍，而我多半除了站在原地晃动身体以配合音乐外，就是在满场人群里乱钻一气，碰到熟人就微笑打声招呼，然后又开始低着头独自跳舞。累的时候，便喜欢研究别人的舞姿，每个人的舞姿都在暴露他们的内心秘密，黑暗中舞蹈的人们身体都在说话，连那个在一旁睡着的人，他的睡姿也在说话。”
“但一些自视高品位的边缘人士和艺术家将电子舞曲Party当成更时尚更有趣味的时髦玩意儿。”黄雯说，“他们嘲笑迪厅人多泛滥，鱼龙混杂，以奚落那些明确职业者的玩法为乐，却从不把自己搭进去，瞧够了迪厅那些丑态百出的人之后，便相约着去吃夜宵。直到京城出现了第一家电子乐派对的俱乐部，这群人才像找到了家的感觉，每个周末两天就像上夜班，过了夜晚0点后，纷纷到齐。”黄雯将自己与这群人区别开来——他们是对“舶来品”赶时髦的姿态，她自己却是爱着电子音乐。
不论是赶时髦的“高端人群”，还是电子音乐爱好者，这帮夜晚出动的Party动物使京城的电子舞曲Party空前风行。从1999年开始的北京电子舞曲文化和俱乐部文化，使得夜生活有了专业分配——最起码除了去酒吧和迪厅，人们还知道了有种方式是“电PAR”。几家俱乐部几乎同时在2000年开张，有Techno的CLUB ORANGE，有GERRN，有著名DJ翁嗡的“丝绒”。从1999～2001年，对于中国来说，几乎每个周末整晚都在震荡着世界性质的声音。对于北京,那是一段最流光异彩的舞曲时段，它们新鲜，与迪厅里麻木的口水歌截然不同，各种门派类别的舞曲节奏轰炸着北京夜晚。
2000年，ORANGE俱乐部几乎每月一次的Party，彻底在北京成为了Techno基地，开始一个CLUB文化的开端。从2000年6月第一次邀请亚洲Techno教父石野卓球到德国著名DJ Frank Muller，一共近十次的Party，让ORANGE 成了舞曲的圣地。同一时期的88号也是所有经历了那段瑰丽舞动时间的人们脑子里越回忆越美丽的记忆。那里曾经由于由DJ DIO的驻场，让TRANCE的诱魅之声在北京掀起潮流，而人群也和ORANGE 有所区别，那时在88号是可以看到各色亮丽的人群的，老板李HENRY明星一样的样子也成了标志，美丽的老板娘摇曳的舞姿也是风景，而李HENRY对俱乐部和电子舞曲的了解也是88号可以坚持到最后的原因。88号的盛况之一是，那片DJ台前的空旷总有人在跳舞，自己默默跳着，沉醉在音乐的节奏里，累了就倒下睡，起来再跳，直到天亮。只是自己的享受，其实这就是最好的舞曲俱乐部的状态，电子舞曲的享受是内心的，很个人，DJ的音乐给每一个的感受都不一样，给舞者一个最大的虚拟的空间，共同的快乐来自于，你也来了，那你一定是喜欢的，就不用任何语言的交流了，DJ已经通过机器把每个人的感受接通。
当舞曲的娱乐性质减少的时候，人们的兴致似乎也降低了。风格的猛烈或者诡异的DJ开始让奔向Party的大部分人热情渐渐减退。如Techno般强硬的舞曲，在国外始终有播放的俱乐部，也始终有固定人群，只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依然处于视听惰性为主导的土地上，仅靠一家俱乐部几个DJ，是无法承担引领的重负。2002年，ORANGE终于结束。随着北京拆迁的浪潮和市场的严峻考验，低潮不可抑制，俱乐部们几乎都退出了电子舞曲的舞台。随着几家俱乐部的拆除，电音人群也咻地一声消散。2003年，电子舞曲Party迎来了死气沉沉的萧条期。
                                                                          
盛极而衰后的淡定
如果说中国的电子舞曲Party生下来就会跑，那2003年的衰退就是高潮来得越快，疲软得越快。一些老战士经历过狂热，渐渐淡定下来。冰冰就是一个。她曾经是Party上惹人瞩目的舞者，也或多或少是这场城市集体欢闹的组织者。冰冰的身份同时是三家店:三里屯南街的芥末坊，798的“仁”俱乐部和胡同四合院“都江源”的老板。
2004年4月，位于三里屯南街的芥末坊被拆，“7年前开店时就说这条街将要拆掉，如同你的女朋友天天说分手，最后真正分手的时候却容易接受。芥末坊对于我来说是一次初恋，是梦开始的地方，是成长的地方。这条街就是一个舞台，很多人来到这里表演，我也身在其中。”早期芥末坊以音乐演出闻名，与崔健同一茬的秦齐是冰冰的合作伙伴，为“子曰”、“野孩子”做过专场。芥末坊经过了摇滚、爵士，1999年也成了京城跳舞文化的一个注脚:底特律三杰之首、Techno教父Derik May应邀在芥末坊打碟，300名Party战士挤满场子，全都站着。冰冰说开芥末坊就是为了玩儿，“我也站在那里，跳舞，喝到烂醉，没人知道我是老板”。
2001年底在798工厂开张的“仁”俱乐部与跳舞文化更接近些。“‘仁’俱乐部是开在798工厂的第一家酒吧，无数人对此不解，远，空旷，破败。我第一次见到这个空场子，自己都不知道要做什么，哭了4次。”冰冰说。前8个月，“仁”俱乐部一直在苦撑，冰冰自己做画展、演出。很快，嗅觉灵敏的电子舞曲Party寻到此处，将这片超现实主义的场地霸占。“仁”俱乐部相继举行过两场“炎”电子舞曲Party，多位知名DJ驾临此地。对电子舞曲Party，冰冰既喜爱又感激，但当Party战士们在自己的场子融进刮擦一般的电音节奏时，冰冰却成为一个独特的观看者。“我追随过摇滚，当过朋克，也在舞曲Party上死磕，现在却更愿意观看。他们跳舞的样子让我想起以前的自己，我也这样狂热过，现在却是淡淡的平静。”冰冰说她玩累了。相比之下，“都江源”也许更符合现在的冰冰，那是个胡同深处的四合院，雕梁画栋，天井里悬着鸟笼。这个餐馆与电子舞曲很难再有交集，却时常有诗人Party，文人聚会。冰冰说她经营过的三家店可以用三段话形容:“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愤青时代；“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孤傲时代；“山还是山，水还是水”的平和时代。
同样经营餐馆的翁嗡与冰冰有如出一辙的淡定，但身为DJ的他却对电子舞曲爱恨交织。1997年翁嗡接触到电子舞曲，开始DJ生涯。早年坊间曾经流传对翁嗡经营的V-One Club推广电子舞曲的一种调侃:经常混迹于迪厅的年轻人相互传说:告诉你啊，现在跳舞摇头已经不时髦了，现在流行摸地雷。说的就是舞曲Party上战士们最擅长的舞姿:晃动手掌，跟随感觉，保持体力。带着对电子舞曲的新奇及本能的喜爱，翁嗡开始了跌倒爬起再跌再爬的电音DJ经历。
1997年，他同北京音乐台DJ有待在三里屯、五道口等酒吧举办电子舞曲派对，同时通过与一些志同道合的DJ交流，学习吸收DJ文化。1998年，翁嗡应邀加入崔健乐队，担任现场DJ，此后京城几大前卫跳舞活动都可见到他的身影:王府井大饭店的36小时不间歇Party；2000年6月的“金山岭”长城露天大Party;每个周末藏酷的千人集合……翁嗡与DJ 杨兵、Will组成的“中国打气工厂”（China Pump Factory）在藏酷坐庄，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千人记录。就着这气势，2001年夏天又开张繁华一时的丝绒俱乐部。2002年，在88号、丝绒俱乐部、橙街俱乐部相继消失后，DJ翁嗡同有待、DJ Ben在CLUB FM继续坚守北京电子舞曲文化的阵地。但翁嗡转战数地，最终迎来的却是衰败——许多电子舞曲俱乐部要么关张，要么昙花一现。
“电子舞曲在中国没有根基。”翁嗡由此说，“音乐对听者来说，只有好听与不好听；对音乐人来说，只有感动与不感动。但如此简单的理解中国人都做不到。电子舞曲Party成为一时风行，赶时髦的人们蜂拥而至，吸引他们的只是姿态，而不是音乐。”这番无奈的感叹大概可以解释电子舞曲Party在京城激烈绽放又迅速衰退的原因。相比当初的痴迷，现在的翁嗡更像是潜伏下来的平静的火山湖，“现在我喜欢安静的生活，对电子音乐依然痴迷，通过DJ生活对音乐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现在播放的音乐也更加多样，从经典的Funk、Disco到实验音乐。同时学习新的制作技术，创作自己的音乐。”
但对于仍在玩电子舞曲的人来说，2004年是中国舞曲文化冷静却脱胎换骨的一年。7月24日，焱飞长城Party举行，这可能是最接近锐舞的一次纯粹中国的舞曲Party，锐舞将音乐对人体所能发挥的影响发展到了极致。
echno就像是一种心灵感应，引领人们去找寻另一个理想化的世界。凌晨，人们聚在一起，在震耳欲聋的电子乐接近人体兴奋情况下心跳的声响中挥汗如雨。2004年的焱飞长城Party暗示着如同德国的街道，法国的海滩，泰国的月满之夜一样的中国舞曲文化的端倪。此后，更多舞曲Party相继在京城的夜晚上演，电子舞曲更多样，优秀的本土DJ不断涌现。
每个电子舞曲的Party,如果不是用心去体会音乐,表面看起来永远是一样的，难免心升厌倦。但2004年，像BANBAN，NIGHTMEN这样的DISCO重地，也开始引进不少大牌的DJ，吸收Party要素。这似乎说明电子舞曲已不只是小众的游戏，而是走进生活。同时，不少北京的音乐人，也开始创作自己的电子音乐，更多的唱片公司愿意出版电子音乐的专集，比如DJ Mickey Zhang，在摩登天空，出版的“灵”，“E”乐队的出现，龙宽九段的频频上榜，更多的主流音乐开始尝试制作了单曲的舞曲版。“焱飞长城”的组织者之一，DJ Mickey这样形容舞曲文化暗流涌动的2004年:“人们更平静的心态，商业因素的良性促进，让中国的舞曲文化朝着更健康、平稳的方向发展。”对Party搞手来说，这是他们职业的曙光，对城市Party动物们来说，这些跳舞的夜晚让他们离现实更远，离心里的渴望更近。
Party动物百态 by 黄雯
夜晚带来许多“机会”。人们由于松懈，生命垃圾到处乱扔，而我便是那个喜欢研究垃圾的人——总是有许多缝隙可以渗透，不像白天那些机械的生物无懈可击。各种职业，各个阶层的男女混杂以夜为背景放置在一起，就像一个巨大的染缸，滋生着各种奇形怪状的细菌。
舞曲Party上，每个人的舞姿表现至少能看出他们的职业倾向，一群人围在一起成圈跳的一定是公司里的人，多半老板是坐在一旁观看的，面前开着一两瓶威士忌，旁边放着好几瓶“绿茶”。那些公司职员总是把白天上班的习惯带到夜晚，团结互助的优良品德同样表现在他们的舞蹈里，连晃动肩膀的方向都是一致的，假如老板劝不过被邀请入列，一群人起哄一定在所难免。当然，他们很可能不太懂音乐，只为了来放松凑热闹，问题是，从他们的舞姿来看，放松根本谈不上。与公司职员和老板的距离感相比，娱乐圈中的老板、制片人同手下的演员之间的舞蹈却显得十二分的亲密，男老板多半喝得醉眼迷离亲热地搂着漂亮的女孩跳贴面舞，那些女孩多半有几分姿色，或签约或刚刚进行发展。她们的舞姿总是很配合男方，似乎很投入，可在表面亲近的转瞬间老感到她们的眼神藏着一丝冷静和心机。
新潮“混混”们倒是都显得比较可爱。服装新潮而随意，瘦瘦小小的舞蹈起来没有章法，却都很好看。多半他们一手拿着啤酒一手夹着香烟，故意驼着背在人群里蹿来蹿去，碰到熟人招呼着借个火什么的，之间也都不说什么话。他们总是自己一人来，结束一个人离去，他们很少和别人一起跳舞，即使一群人来了，也是各顾各的玩。他们在不经意间舞姿会相互模仿，可多少能瞧出谁是谁的风格。他们跳舞不一定张扬，但都很时髦很酷的样子，他们可能是真的来听音乐，喜欢这个磁场，假使能在这儿有艳遇，也只是偶然发生的惊喜，从不为此而真的上心。他们也不缺友善，只要你去搭理他们，他们多半都会微笑着回答你，甚至同你配合着舞蹈一会儿，可很快他们又会回到原来的状态，眼神游离表情平静。更多时间他们是沉浸在音乐带给他的那个小世界里，他们跳得高兴时候，脸上带着陶醉的笑容。他们一定是不太有钱，因为很少能正规在门口买过票，总能找到各种理由混入场地，一瓶啤酒也是你一口我一口的一块喝，穿着很中性，大多女孩子都穿得像个男生，留着时髦的短发。
在这个热闹的氛围里，突然出现一批上海派的玩家，增添了不一样的趣味。曾经去过几次上海最时髦的舞厅和锐舞派对，印象中上海人跳起舞来比较传统，可能人多拥挤不够放得开，多半站在原地点头，偶尔扭扭腰身，发觉喜欢扭腰的男生还挺多，穿着紧身T恤，扭得一点不比女生逊色。奇怪的是，在上海舞厅搞锐舞派对几乎场场爆满，人多的时候根本无法容身，只能挤在一个包房边的走道上，差点与保安交涉能否站在他的位置方便看到全场。可在这样一个人满为患的场合中，我却老怀疑众人同音乐是否真的合拍在了一起，即使请到世界排名前几位DJ来，也有这样的感觉。与北京派对上人不太多却是真心喜欢电子乐的群体来比，上海给我的感觉有些虚假繁荣，他们的舞蹈带给我的感觉很是异样，看得出他们更喜欢那国际DJ排名的头衔和电子乐的时髦，而对是否真心喜欢这音乐是两码事。在他们的派对上，极少能看到只为了音乐而疯狂跳舞的人，只有两三个老外会是这样。由此，我总是不太喜欢去上海舞蹈，他们很会赶时髦，灵活地掌握了时代最前端的风潮，可总有某种无法深入不能入骨的气息叫你心情不够舒畅，他们缺少生命力和热爱，喜欢追随表面潮流，他们的娱乐泡沫比任何一座城市都要严重。
可在上海你会觉得它的娱乐氛围比任何城市都要繁华，他们缺少个人主义，却很有团队精神，特立独行在这座城市很难实行，因为人人看起来都很时尚，有股聪明人爱学习的劲儿，对新事物新形式有悟性好模仿，就是缺乏点风骨。这样的人群倒是能带来很好的娱乐前景，便是我不懂我不热爱无所谓，各种形式都去参与，都去凑热闹。此性格特点颇有影响力，可以带动整个娱乐行业的商业繁荣。
与此相比，北京就显得有些沽名钓誉，即使电子乐再是个时髦的玩意儿，经过一阵热潮过后，一部分人群又会回到原来的熟悉氛围中，形成几个娱乐割据局面。在北京不知不觉细分后的锐舞派对，人群比以往少了很多，留下来的都是执著的“战士”们，其中前卫混混们占多数，是好多年不变化的人群；文艺青年、艺术家不是经常来，但一出来玩一定是这里；白领、文化商人，要来玩的总是那些固定的几拨人；外国人是另一个主要人群，他们到这儿是为了缩小同自己娱乐方式的差距，他们喜欢这儿，因为这儿是惟一的同自己接近的玩法。这样的娱乐细分后的北京，相对比上海成熟许多，可也失去了门庭若市、热热闹闹的场面。
俱乐部里有两种人 by 健崔
在烟熏灯燎的舞池里，我举着来电的手机冲出人群，飞一般闪开阻拦我的保安，还有一双没看到主人面孔的手臂。这时我才听清了电话那边的声音，又是一拨找不到玩乐方向的人向我问询今晚有什么好去处，我把这一周内已经不断向各种人重复过的活动信息又复述了一遍。挂上电话，看清时间，现在才1点钟，扯动被汗水浸湿的T恤，我在俱乐部门口左右晃着等待又一群人的到来。对于他们来说，我的用处只有一个，带人混票。
这基本就是每个Party举行时我所忙碌的事，很无聊的像个疯子一样的蹿进蹿出，在不断的争吵和打招呼之间毫无察觉地度过整晚。从最开始自己做摇滚演出的Party到后来参加并慢慢开始成为那种商业Party的组织者，我这才意识到一个疯狂的Party对于像我这样一个不学无术整天游手好闲的年轻人来说有多么重要，Party让我终于有了点事情可干。
在记忆中抹不去最好的时光就是在CLUB所度过的每个周末，这也是我开始知道锐舞派对和疯狂着迷于此的原因。为CLUB FM保驾护航的三个DJ是全北京最出色的三个派对大拿——DJ Youdai，也就是电台里的那个有待，北京最早的舞曲DJ和Party组织者，老战士，我们的领路人。DJ Wengweng，最亲切的小嗡，他也是最早一拨开始接触派对文化的老DJ。当然还有DJ Ben这个当时还年轻的新人，现在留学归来的他似乎慢慢地淡出了这个圈子。FM俱乐部承办了各种出色的Party，当然我最初的那些最好的梦想也都停留在这个并不很大的地方。
那一年我17岁，当时我对俱乐部的评价现在看起来很可笑，我说:“俱乐部里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懂音乐的，一种是不懂音乐的。”18岁时我翻看写过这句话的小本子，脸红的同时写下了新的一行:“俱乐部里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想找男人的，一种是想找女人的。”从FM开始，到后来的天堂一样的Cloud Nine（九霄俱乐部），每个Party对于我来说都已经没有太多的新奇了，喝高飞高在所难免，而那些DJ在这时似乎已经变成了陪衬。我有了自己身边的一群每个周末都要厮混在一起的小分队。DJ走了一个又一个，Party上的美女从夏天的清凉变成了冬日的皮草，某年的一个圣诞节，远在外地的我从手机里听着朋友在北京的Party里现场直播来的音乐，DJ BT的大派对，惟有我不在，这是多么温暖的回忆。19岁的我一边听着手机一边在想:“俱乐部里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享受孤单的，一种是承受孤单的。”
后来的事可笑而美好的发生了，我居然有了一份在俱乐部里上班的工作，很简单也很盲目，就是组织更多的Party。20岁的我又有了新的感悟:“俱乐部里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想要进来的，一种是渴望离开的。”
                                                                         
锐舞与中国的电子舞曲Party
锐舞（RAVE）源于四位英国DJ的小岛度假。1987年他们来到位于地中海的西班牙岛屿Ibiza，当地DJ将意大利disco,soul和工业等曲风柔和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独特的跳舞音乐，让这四人度过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夏天。当年他们就将伴随这种音乐形式的party搬回伦敦。
锐舞Party的伴音是电子舞曲House、Techno、Trance等，它们是重复、强劲的4/4拍机械舞曲，没有歌词，不分A段、B段。与嬉皮、朋克的反抗社会不同，锐舞者通过这种轮回往复的节奏追求的是对社会的逃避。“锐舞不是来自抗争，而是来自放弃。”
1989年后，由于锐舞影响力扩大，俱乐部有限的空间容不下越来越多的狂热者，露天锐舞Party开始兴盛。但非法占地、扰民等问题引来政府干预，锐舞party屡遭取缔。上世纪90年代初锐舞传入美国，1992年，纽约的一个废弃码头举行了千人锐舞Party，DJ Frankie Bones宣布了锐舞的“PLUR”内涵——和平、爱、和谐和尊重。2000年后，锐舞活动渐趋主流，并添加了更多商业因素，许多跳舞活动开始避讳“锐舞”这一称谓，改叫“Festival”或干脆简称“Party”。但它们仍保有锐舞最初的理想主义，在流传中出现了更多样的变化。
在中国，锐舞总被看成异国情调，有音乐人抱怨:“欧洲的锐舞形式在北京及至中国都不合适，因为锐舞精神是来自地下舞曲，是自发性的，没有任何商业因素”;“90年代初的英国，人们为锐舞合法化而游行；90年代的美国，锐舞在旧金山重现了60年代的集体狂欢；团结、爱、和平、尊重的锐舞主题，一直都和环保、科技、自然、东方思想联系在一起……这些别人看来是生活一部分的东西，我们却要讨论、解释、争辩和模仿。”许多锐舞形式的Party被叫做“电子舞曲Party”。
凹凸: Party 专业搞手 by 于萍
“凹凸”有四名成员:策划Kiko，媒体宣传小e，两名DJ Dio和Mickey。他们成功组织过“GOLD FISH”、“MORSE”、“炎”等主题电子舞曲Party。“凹凸”成员之一，DJ Dio这样形容一次成功的Party:“舞池里有人秀衣服，有人瞎扭一气，有人沉迷于音乐，有人泡妞，有人喝大了……每个人都沉醉于这个环境，而这环境又包容每个人。”
“凹凸”的年头不长，2004年成立，前身PLUS却是北京最早的电子舞曲品牌之一。其中的线索人物是日本人Kiko。15年前来北京，会流利的中文，比北京孩子更容易接触“先进文化”。1999年前Kiko一直在为北大的学生策划Party，他的一份兼职是DEN俱乐部的经理。这个如今有些衰败的夜店，在当年的“北京酒吧史志”上还是有点分量:“DEN是北京较早的迪吧，两层，一楼相对安静一些，二楼闹一些，嬉皮士扎堆，狂热的舞。面积很大，有点豪华。”或许是国际化的身份，Kiko开始单打独斗地组织电子舞曲活动。一位乐评人这样形容北京早期的前卫跳舞活动:“一个黑屋子，凌晨5点，几十名资深的战士在里面狂跳，音乐是国际化的主流电子舞曲，而警察会随时冲进来关掉音乐开始验尿。这正是本地特色。”虽然缺乏严肃锐舞的各种要件:户外，非法用地，药物，英国1990年前后的法律和青少年文化……这种早期电子舞曲Party仍让1999年前的Party战士们稍微感到了那么点锐舞的味道。
Kiko先认识的Dio，一个在莱特曼俱乐部打了5年碟的DJ。2004年11月20日，当重新开业后的莱特曼请来香港老一代DJ Spark和明星级的德国DJ Timomaas时，老战士们都感叹此事意味深长——早年的莱特曼擅长放口水歌，跟电子舞曲毫不搭界。Dio是当时莱特曼的驻场DJ，他将这段经历形容为:一种模式化的，向金钱、迪厅老板、杂七杂八的客人不断妥协的尴尬职业。1998年他身上已有了电子音乐浸染下的非主流气质，辞了莱特曼的工作，在各个小酒吧打碟。年中，他与DJ Bobby组建了日后邀请最多国外大牌DJ的“莲花”DJ组织。几年间他身上附加了几件可以说道的事:2001年组织、参加了工人体育场“五度空间”万人锐舞Party，这被当作京城锐舞Party的鼎盛标志；同年获得CHANNLE[V]举办的全国超级DJ大赛冠军；2001年参加、组织上海“天堂”5000人Party；3次参加长城锐舞Party……2000～2001年间通常被看作北京跳舞文化的黄金时代，这股跳舞浪潮让Dio的职业更艺术化，曲风突破迪厅的模式，更具个人风格。他既有站在DJ台上“舞池里的人都属于我”的自信，又有台下“我不过是个会放音乐的人”的平和，他说他找到了来自血液里的东西。此时的Dio与凹凸并无交集，与Kiko的结识可以理解为当红DJ与Party搞手最顺理成章的相遇。
2000年Kiko与DJ Mickey成立了PLUS，不久小e也加入进来。Mickey身上也带着电子音乐附加的光环:他灌制过中国首张电子音乐唱片《灵》;为小室哲哉做过Remix；;2000年组建并驻场打碟的Orange俱乐部是京城Party战士的朝圣地，那里接待过穿着裙子的男同志，顶鸡冠头的朋克，日本来的流浪汉，美国的老嬉皮，北京的作家和嗅觉灵敏的白领……他在北京被称为“最具个人魅力DJ”。Mickey擅长最具节奏感、受强硬派战士喜爱的Techno,2003年在京城跳舞文化低潮时期，Mickey并未抽身而退，坚守在零散Party的DJ台上。女孩小e与PLUS扯上干系就没那么多铺垫，此前她是个Party老战士，媒体从业人员的身份又让她对跳舞文化的背景有刨根问底的认识。她快人快语，了解舞曲文化的历史脉络，避世情节，推倡内涵……她对于这个专业Party搞手组织来说，平衡的不仅是性别。
2000年组建的PLUS组织大小舞曲活动20多次，顶峰出现在2003年10月31日。名为“超级电音鬼节”的千人Party在藏酷天地上演，世界级Techno DJ石井贤现身，众战士仰慕其风采，蜂拥而至，构成2003年北京萧瑟Party世界的一次华彩。2003年底，Dio加入PLUS，组织更名为“凹凸”。“凹凸”在舞曲Party最衰败的时期组建，却逐渐成为中国罕有的舞曲Party专业组织策划者。他们有历经3年的两大Party品牌:GOLD FISH和MORSE，对此四人都不敢自称“锐舞”，但2004年创立的“炎”在有太多芜杂的舞曲Party中，显示出最接近锐舞的纯粹品质。
炎”的盛况，首推2004年7月的“焱飞长城Party”，记录当时场面的文字，或许只参透了这场集体欢乐的1/10。“当太阳在长城边缘上随着DJ Dio悠远的TRANCE声音一跃而出的时候，再没有人能控制兴奋的喊叫，一整夜千人所有的惊喜在迎着阳光的同时共同的爆发。震动的欢呼和电声在绵延的长城间回荡，所有关于舞曲文化的解释其实都显得无力……”
组织一次Party，在凹凸成员口中都是轻描淡写，创意，联络场地，布置会场，联系酒水供应人，印制海报……宏大背后的琐碎只有亲历者才能体会。Dio曾这样描述这种过程:“忙乱后看到万事俱备的场子，忐忑地等待Party战士们的驾临，还带着淡淡的兴奋，如同等待恋人；撤场后，一片空旷与凌乱，心里却是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