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z 我认识的七个理想主义者
旧文了，读来也就缅怀一下大一时那种理想的感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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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的七个理想主义者
（一）桂漓江
前两天听广播说，最近一期太阳风刚刚大规模爆发。我不知道这和最近天气如此变态的热有没有关系，反正我们作为世界上离太阳最近的人，热浪来临时一定会比常人受到更多的苦痛。每到这种时候，理教的空调教室总是人满为患。不过比起去年暑假，学校能毅然将理教开放，还是很值得掌声鼓励的。我想起百年校庆的时候，大礼堂落成不久，尚只允许所谓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参观，而今里面已开始上演电影和话剧了。
两个月前中芭在大礼堂演出，桂漓江兴致勃勃地邀我同看。我早想瞻仰礼堂里的豪华座椅，没及细想就草草答应。谁知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我竟因为此事陆续地受到亲朋好友的嘲讽。一般大家听说我要与人一起去看芭蕾，总是很自然地产生一些不太好的联想，然后兴致盎然地打探我那个同伴的生辰八字。等我报出桂漓江的大名，这关心却又马上转为揶揄。华明更是举出黄颉和国际著名美女tricky同去的事实来证明我这人是如何地缺乏情调。
本来我没觉得和桂漓江一起看芭蕾有什么不妥，但人言可畏，最终我还是把票送了同学，以免遭流言侵袭。其实桂漓江除了长得粗放了一点，也没犯什么错。有谁规定过鲁智深不能看艺术体操么？我现在每每想起这件事，都还有点后悔，觉得辜负了他的一片美意。
当然，桂漓江未免也太粗放了一点。举例说，我文曲星里的所有头像之中，数他的最为好画：只要先选出最大的脸盘，再添上最大的嘴和鼻子，进一步配上少许硬硬的短发就行了。再举例说，我不止一次见到他四面八叉仰躺在三教走廊的地板上吞云吐雾。
我认识他是在去年的毕业书市上，那天他先我半步从一个研究生手里抢走一本李政道的《统计力学》。虽然我当机立断拍出天高转会费，他还是全然不为所动。我无奈说既然买卖做不成，那咱们交个朋友吧，他欣然应允。两分钟后他就从另一个摊上淘了本王竹溪的统计，说这书他已经有了，送给我当见面礼。我问，你的那本是第几版？他傻傻地问，难道这书还分版吗？我说当然，王竹溪的统计总共出过两版，你手里这本是小32开，所以是第二版。他哇哇大叫道，我的那本好像是第一版，这本我不给你了。我坚持说不行，你答应送给我了。他于是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我把书夺过，掸了掸灰，挑衅似地一点一点藏进包里。事后我听说他的那本果然是第一版，他确认后欲哭无泪，万念俱灰，连着好几天没吃饭呢。
这以后我就经常在世界各地的书摊书市上碰到他。他和我一样，都是不折不扣的聚书癖，而且着重收集物理书。我的眼光比他敏锐，版本知识也远比他丰富，因此和他一块挑书从没吃过亏，甚至还能从他挑剩的书里拣出金子。但是我喜欢睡懒觉，加之信奉晚起的虫不被鸟吃，所以往往被他先下手为强。最恶劣的一次他抢在我前面从一个清华书商手里端了四百块钱的货。
因为搜书的关系我们一天天越来越熟。我逐渐了解到他是江西人，家住庐山脚下。他小时候天资聪颖，十五岁上了当地的一所大学，主修电子，毕业后因为喜欢物理，只身来到北京，立志要考北大的研究生。这样算来他也不过只比我大两岁，可看起来却比我历练得多。有一段时间我们哥俩每天晚上等三教熄了灯都要一起蹲在农园小吃部外面的空地上大啃羊肉串，嚼到爽处他就会向我描述庐山风景如画，谈他上小学时如何恶作剧地把同桌女孩的辫子系在椅子背上，讲他和他老爹一起在江里钓了大鱼大卸八块分给左邻右舍。有几次他还给我展示他颈中挂着的一块贴身碧玉，那是他妈妈在他出远门前给他的护身符。我惊奇地发现他其实是个感情细腻的人，只不过这细腻在平时被他外表的大大咧咧掩盖了，而且似乎是被他有意地掩盖着。每当他眼看着自己的乡愁即将决堤，就会刻意地中止话题——哪怕是刚讲到最精彩的环节——挥着手里早已光秃秃的签子，大叫吃串，吃串。
他在朗润园租了一间小屋，一个人住，倒也其乐无穷。那房子我去过一次，里面挤了一床一桌一柜一架，再挤个他，我就几乎进不去了。一开门墙上迎面一帖《兰亭集序》，吓我一跳。他很得意地说还有还有，说着就去撬桌子下头的柜门。好容易弄开，里面哗啦啦流出一泉CD，大部分都是贝多芬。他把贝多芬刨开，胳膊捅进柜子，半天摸出一个大牛皮信封，打开的一刹那冒出浓郁的墨香。他展开里面一张皱巴巴的宣纸，介绍说，这是张旭的狂草，专门请人到碑林拓的。看了这些宝贝我才明白他为什么老在三教黑板上龙飞凤舞唐诗宋词。再看他的书架，物理书之外还有很多文艺，从《诗经选注》到《谈美》，应有尽有。床头散着一本破烂不堪四分五裂的《史记》，他不好意思地解释，前一天晚上睡觉时候翻了个身，早上起来就发现前一半在床底下了。灯后的墙上贴着几张活页纸，上面用钢笔写了很多自勉的话，故事大意是说只要我每天坚持艰苦奋斗，我的理想就一定能实现。我问他他的理想是什么，他回答说想当物理学家。一霎之间他的形象伴随着那陋室里的一切在我面前爆米花似地膨胀起来。
自从去过他的小屋之后，我比以往更加认真地回答他的物理问题。他跟着我们上四大力学，上课听得很专心，但是因为以前的基础比较差，总还有很多东西弄不明白。老实说他问我的问题绝大多数都很弱，有的甚至很滑稽，我回答完之后他自己都会自嘲似地笑起来，好像是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问出这么弱的问题。后来他问我问题的频率日趋降低，我怀疑他是不愿在我面前暴露自己的弱智。我觉得我特别能体会他的这种心情，因为我问冉鹰问题的时候就总觉得自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弱智。无论如何，他从没有丧失过自信，仍日复一日顽强地学着。上个学期学量子力学，就我观察他有很多基本概念混淆不清，果然他期中没有考好。考完试那两天他心情很不好，羊肉串也很少吃。终于他给我看他的一个活页本，上面潦草地写了一首诗，就是抒发他内心的郁闷。我跟他说不要气馁，一次考试没什么大不了，有什么话吃完串再说。听我说完他的脸色看起来变晴了不少。他大着嗓门在教室里旁若无人地问，今天该你请客了吧。我笑着回答一定一定，你小点声，心里知道已无大碍。又过了几天我偶然在他那个活页本上读到他写的量子力学半学期总结，开头写道，这次期中考试我没有考好，我觉得我前半个学期学得还不够扎实，接下来是一份详细的补救计划，一二三四有板有眼，简直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实现自己理想的过程。看到这份计划我对他的敬佩较之先前就又深了一层。
但是在由衷的敬佩之余，我还曾为他感到一丝悲哀。坦率地说，我认为他不适合学物理。他完全可以做别的事情，并且可以做得很好，但他终于还是凭兴趣选择了物理。他自己也许认识不到自己的能力不够，我作为局外人却能看得很清楚。我进一步想到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也许冉鹰之类早就在圈外看得分明，出于怜悯不跟我说罢了。这个想法一度让我很难受，毕竟我怀疑自己的能力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有一天我忍不住给我女友讲了桂漓江的故事，并由此提到我的顾虑。她听罢安慰我说，过程才是最重要的，就算能力不足最后一无所获也没什么关系。我突然从心底涌出一种理解万岁的感觉。我意识到我对桂漓江的同情简直一点道理也没有，当初为他付出的悲哀随即烟消云散。沐浴在心上人鼓励的目光中，我想，我大概是在杞人忧天吧。
下面这个人的名字其实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不过姓刘是肯定的。反正名字只不过一个符号，叫什么其实是无所谓的。
（二）刘进
如果说桂漓江的失败还很有些悲壮的话，那么刘进的失败就是不折不扣的悲哀。
我的这个想法，自从大一那年暑假与他首次不期而遇以来，就从来没有改变过。那天我没招谁没惹谁，在三教愉快地上着自习，忽然见到一个神态猥琐的青年，不打招呼，理所当然地进了教室，在黑板前站定，从容地卸下肩上发白的挎包，轻放在讲台上，对着下面成排的天然听众，鼓足真气，远远送出一句话：我叫刘进，耽误大家一点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数学发现……
底下的注意力于是不约而同地被调动起来。我记不太清楚这后来他都说了些什么话，总之没过多久他就开始散发一些油印的资料。其中一张传到我手里，破破烂烂的篇子，挤满数学符号，一下子激发起我鉴赏的冲动。可我跟着推敲了没两分钟，就忍不住想要笑出声来，因为那上面大书特书的一种所谓“数字空间”的东东，说穿了就是一个复杂点的杨辉三角，小学就学过的玩艺。这么一个简单粗暴的把戏，居然被他用个硕大名词包装得金光闪闪，还煞有介事地拿到北大这样的科学殿堂来兜售，不沦为众人笑柄才怪。事实上我的前后左右绝大多数连看都没看就把那些数学公式丢在一旁，就向对付街头广告那样。面对这样的局面，刘进似乎并不在意，资料发完一圈，重回到前面，不慌不忙地说，我发的这些资料，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花一块钱买下来。话音未落，教室里已是躁动一片。他见状赶忙解释说，别看印得很破，都是我自己花的钱，很不容易，大家买一份也算是对我的支持吧。下面的喧哗才渐渐平息。在我的印象里，那天他成功地回收了所有的资料。
第二次见到他是在一年之后，新东方化学所的GRE教室里。上课前十分钟这位老朋友大模大样地坐到投影仪前面，对着麦克风，镇定自若地说，大家好，我是青年数学家刘进……台下学生已经差不多到齐，闻听此言顿时一阵嘘声。他竟分毫不受干扰，自顾自地拿起桌上备的水笔在投影仪上写写画画起来，边画边讲解，于是教室前方的大屏幕上接二连三地出现一个个扭曲的圆圈，里面填满阿拉伯数字。时值盛夏，满屋的GRE同仁早就背词背得烦燥，恰碰到这么一个不识趣的家伙不合时宜地谈什么“数字空间”，都觉得遇上一个黄金机会发泄心中的郁闷，随即嘘声四起，声震屋瓦。我真的很佩服刘进的定力，居然就能那么无动于衷地于四面楚歌之中把他的理论从二维推广到三维，再从三维推广到四维。正当他攒足勇气要向n维进军之时，忽然全场欢声雷动，原来是填空主讲陈圣元驾到。我恐怕陈圣元这辈子也没受过如此的拥戴，因为他完全是凭着本能兴奋地挥舞上半身向广大同学致敬，进一步诱使下面的掌声更加汹涌地爆发，全然没有意识到这慷慨的喝彩有多一半是在赶刘进走人。陈就这么被众人的掌声推搡着上了台。这时刘进终于有点认识到自己的尴尬了，呆呆地僵在台上。我正在想他有何妙计脱身，就见陈颇具姿态地伸出自己的小胖手，嘴里咕哝着你好你好，要和刘进亲热。刘进慌忙起身被动地和陈握了手，在众人哄笑声中仓皇逃离。
虽然周围都在幸灾乐祸地议论着方才发生的一切，我却无论如何笑不出来。在我看来，刘进的无知已经到了一种让人悲哀的程度。好像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恭恭敬敬地举着一个分文不值的瓦罐，一本正经地逢人便讲这是他从某个孤坟荒冢里挖出的商朝军用水壶。陈圣元看到投影屏幕上的圆圈和数字，大概判断出刘进的演讲内容，很严肃地说，大家不要笑，我最敬佩数学家。接下来便给大家讲他小时候如何立志要当数学家，后来如何又放弃了。他说，数学家是应该得到社会尊重的。刚才那个人能到台上来讲数学说明他很有勇气，这种勇气是值得肯定的。慢慢地大家听着他的话就不笑了。我在新东方的诸多任课老师中一直不怎么喜欢陈圣元，我觉得他油滑，但是那次他说的话我十分支持。我也很尊敬数学家，所以刘进在台上现眼的时候我没有笑。他好歹说的是数学。就算他这个人很无知，看在他向社会宣扬数学的面子上，我想我也不应该笑话他。当然，实事求是地说，我认为出现刘进这样的人，无疑是社会的悲哀。
记得我刚进北大的第一个月，在某次力学课上，听舒幼生老师讲“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是学生们易犯的两个错误。当时他举了几个民间物理学家妄图推翻相对论的例子，作为“思而不学则殆”的教材。数学系的赵春来老师也讲，华罗庚先生生前有一个麻袋，专门用来盛这类“数学爱好者”们的精妙证明。我还看过一本Landau传，那书后面附了Landau的一些私人信件，其中有一篇是他写给一个民间物理学家的。大意说，我很愿意指引你进入物理学圣殿，但是物理并非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它建立在成千上万先辈的智慧之上，需要长期循序渐进的学习才能初窥门径……可以看出，你尚未掌握最基本的物理学研究方法，要指出你文章中的错误是很困难的，因为你从一开始就几乎没有对的地方……如果是在两年前，我也许会认为Landau有失刻薄，但是现在我觉得他说得恰如其分，因为这两年我自己就在书店里读过几本这样的书。一本《旋转Lorentz力和力的统一》，试图用一个很简单的模型统一自然界中的四种力。且不说那个模型本身就很粗糙，单说书中居然只字不提八十年代以来的高能QCD实验，还谈什么力的统一！那个作者是学电子出身的。这里我没有任何瞧不起电子工程师的意思，我只是很难想象一个三十岁出头、学电子学到研究生的人，能同时掌握现代高能物理的必要知识，至少我没从书中看出该作者运用了任何一点量子场论的语言。还有一本批判相对论的书，那就真如Landau所言，从一开始就几乎没有对的地方。作者开篇即指明的Einstein犯的一个“错误”，刚好暴露出作者本人连0/0型的极限都不知道的浅陋。思而不学则殆，果然无虚。刘进何尝不是如此？
我没有钻研过刘进的文章，不敢妄评对错。但是我敢说，他的“数字空间”理论，即便是对的，在数学上也不会有很大的意义，不能算作一个重大的发现，更不值得他如此费力地推销。我知道他为了提高“数字空间”的知名度吃了很多苦，比如给饭店打下手，给人蹬三轮，但是这些苦吃得完全没有价值。刘进的悲哀就在于他认为他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他有这个时间完全可以认真地学一点真正的数学。无可否认，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理想就是坚持他的理论，希望得到大家的承认。但是这个理想不值得我们仿效。而且这几年他除了四处做广告，并没有什么新的工作，不由得让人怀疑他是不是想吃这个“数字空间”一辈子。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他就连起码的科学精神都丧失了。
今年春天我又一次在三教聆听到他的演说。这回他画的圆圈明显比一年前有进步，油印资料也比上次的清楚多了。那资料上面说，他发现数字空间的那个晚上，从学校图书馆出来的时候，觉得空气格外新鲜，立志要把它推广出去。看到这句话，我献给这位理想主义者的，刨却同情，就真的不剩什么了。
（三）钱江
李敖先生说：“神话有两种。一种是神话，一种是国民党反攻大陆。”
李敖先生一定不认识钱江。
最近一次和钱江通信是在上学期，我向他询问有关申请Harvard的事宜。其时他刚到Harvard不久，正在做着高等量子力学的TA，收到我的求救，忙里偷闲，很快批示说，如果没有研究背景，申请Harvard会很难，美国佬不看GRE的。三言两语之间将我吓退。哼，我记得他在Stanford的时候可没有那么意气风发，还要四处求人写推荐信，并且总不满意。毕竟，三封推荐信里只有两个诺贝尔奖，也真够让人耿耿于怀的了。还有不争气的GRE语文，是不是400分出头？呵呵……连那个教授都不得不承认：“钱江的GRE确实不太好……不过话说回来，我本人的英语也不大好，可这并不妨碍我得诺贝尔奖。”小时候看杨朔的散文，横竖就一个“欲扬先抑”，没想到老外玩起来也一样笔法娴熟。
我就是不明白，Stanford比Harvard差在哪儿了。按理说，Stanford对他也够仁至义尽的了。97年诺贝尔奖Laughlin收他当徒弟，带他去Washington参加国际会议，大三就让他判研究生作业，能做的都做了，就是留不住。难怪Laughlin要哀叹：“Stanford快要没有好学生了……你要走就走吧，我也不拦你。不过你记住，别的地方不要你，Stanford保底。”我怎么听怎么就不像人话。
要说Harvard也算是钱江的一桩夙愿了。他大二刚申请transfer那会，每天中午在学一吃饭，左手一部《孟子》，右手一把勺子，嘴里念念有词，Harvard快来……我问，你现在还有心情看《孟子》？他答，没办法，哲学系一哥们托他写稿子，平时没空，只好利用饭前便后了。我于是想起他大一时候写了篇论文送哲学系参评，得过二等奖的。不光哲学，文史也巨牛。一次他去听中文系的课，末了和教授探讨一个问题，满嘴经籍，周围中文系同仁个个听得目瞪口呆，那教授见状慨叹中文系今不如昔。偶然一次我和他谈起我们家楼里住了些大牛，报出金岳霖卞之琳钱钟书夏鼐，他就激动得瞳孔紧缩，浑身抽搐，迫不及待地大声问道：叶秀山在不在？贺麟在不在？沈有鼎呢？我一一据实回答，贺麟在三单元，叶秀山原来在平房后来搬出去了，还有那个沈什么来着的？我没听说过。他惊讶地问，沈有鼎！沈有鼎你没听说过？我说，没听说过，不过四单元还有一个搞哲学的叫周礼全。他立刻纠正说，周先生是搞数理逻辑的。我说，哦，他给我讲过理发师悖论，别的我就不知道了。他从椅子上弹起三丈多高，连连大叫：哇！你太幸福了！竟然有机会聆听周先生教诲！太幸福了！半天才冷静下来，用稍缓和的语气问，你们那儿还有什么比较年轻的牛人吗？我说，我们家楼底下刚搬进一位五十多岁的，好像叫张家龙，不知道干什么的。他连连说，我知道我知道，他也是搞逻辑和哲学的，我小学时候就看他的书了。说着从书包里掏出一本图书馆的书，翻到中间一页，指着上面的一个脚注说，喏，就是这本。我探头过去瞅了一眼，见一个冗长的书名后头跟着“张家龙”三字，在我看来和黄家驹也没什么区别。我得意地炫耀说，我还去过他家呢。他马上又不行了，掐着我的脖子拷问道，哇！你跟他探讨什么问题了么？我说，有的有的。他红着腮帮子逼问，是康德还是黑格尔？我终于有点不好意思，老老实实地答道，张先生问我，“小朋友，我们家电费这月多少钱？”
说过文史哲，还得回到钱江的老本行，数学和物理。相传钱江小学升初中的时候，被人大附中校长面试。那变态校长对钱江的天才早有不满，一时头脑发热，狞笑着出了一道微分，不想竟被钱江做出，登时晕厥。钱江有个邻居是我高中同学，告诉我说钱江打小每个周末被他爸关在书店里不让出来，久而久之，数学物理什么的就都练出来了。我听到这个说法之后第一个反应是他爸够狠，第二个反应是他爸一定看过武状元苏乞儿。我去钱江家做客，见他书架床头桌上脸盆里无一处不是书。枕畔一本厚厚的柏拉图，希腊原文加英文注释，是他在北大选学希腊文的辅助教材，吓得我不小心打了个喷嚏，又从书架顶端震落一本形散神不散的外斯科夫《二十世纪物理学》，一打听又是他小学时候看的。他小学时已如此生猛，到中学就更加不可收拾，竞赛获奖无数，高中时候还去罗马尼亚拿了块牌（不是IPhO）。待进了北大物理系，那更是公认的大才子，师生皆尽叹服。我每次听他跟我讲物理都觉得是一种享受。大二的某一个晚上我酒足饭饱之后在三教走廊里溜达，碰到他急匆匆下楼，就把他拦住，随便聊了几句，怎么的就说开了去，一路谈到人生观世界观，最后他心潮澎湃地给我讲起他的终极理想，那就是做Einstein、Godel那样纯粹的思想者。为此他立誓做物理到三十，再视能力修正进一步的方向。他整整两个小时的旁征博引苦口婆心，终于让我信服我们学物理不仅仅是从兴趣出发，有时候甚至是一种责任，因为这个世界从被创造出的那一刻起，就需要有专门的人来理解它，即物理学家。其实在钱江给我灌输这些道理之前，我早就认识到他是一个高级趣味的人。举例说，一次理论力学课间，96的一个师兄很客气地管我借望远镜。我不明所以，顺手递过，却没想到警觉的钱江马上在一旁叫起来，你们想干什么！可惜为时已晚，话音未落，三教教室窗前已是万头攒动，近半个班的男生挤成一团，争先恐后地抢夺我那个简陋的望远镜观察下面游泳池中的无辜女生。钱江见势不妙，横刀立马一夫当关，妄图用血肉之躯堵住汹涌的人潮，可怜还不及站稳，就被大众的车水马龙淹没，只剩一个脑袋浮在人群之上，仿佛还要叫几声，却又被周围“美女！”“调焦距！”的呐喊盖过，终于细不可闻了。叹钱江一代物理系正选守门员，堂堂北大校运会百米第四，竟落得如此下场！惨案过后三月有余，大家念起钱江，仍不由得拇指一竖，赞道“是条汉子！”“道德高尚！”——所以说，我早就知道钱江高尚，只是在那天晚上正经听他大谈个人理想之前，我想不到他竟然高尚至斯。从那天起我就衷心祝愿他transfer成功，尽早出去为中国学生挣脸。果然不久他就如愿以偿，奔Stanford去也。一年后GRE考2400的黄颉偶然读到他申请时写的essay，惊惶无措，再不敢称学过英语，那是后话。
钱江去美国之后，和我联络减少。中途他曾回来几次，我却只见了他一面。听说他在Stanford选了无穷多门物理数学课，还选学拉丁文，期末考试前一个礼拜住在图书馆里，每天只睡三两个小时。后来就是他不幸被一个从架子上翻落的沉重仪器击中头部，一时血流不止，支撑着摸到电话机旁奋力拨出911。所幸警卫和医护人员及时赶到，方无大碍。一位警官还煞有介事地问他被何人袭击，他无奈指了指身旁那个沾血的仪器。饶是他一贯身体强健，这次也不免住院一月。再后来，就是他去Harvard读博，音信渐无，再不知晓。
哦，忘了说我们是怎么认识的。那是一次电视台举办的名为“著名科学家和青少年见面”的无聊活动，我和他一同作为著名青少年应邀参加。会上他听说我是北大附中的，第一句话就是冉鹰怎么没来？我解释说冉鹰参加化学竞赛去了。他接着就评论说，冉鹰很厉害，“雷达杯”第一。我那时已经知道“雷达杯”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一年一届，考试范围极广，数理化天地生无所不包。冉鹰是第三届的第一，光奖金就有一万，钱江则比他低两名，亦是名声大噪。我一时找不出别的话题，干脆顺着他的话线接下去说，雷达杯的题目很难啊，我记得有一道题给了几种怪鸟，然后问哪些擅长爬树，哪些擅长游泳。钱江被问得愣了一下，茫然地看了我一会，终于很不解地说，你难道不知道鸟是分作鸣禽、猛禽、攀禽、游禽、涉禽的么？
关于《我认识的七个理想主义者》写不下去了的声明
在传说中的32楼绝顶，住着一群离上苍最近的人们……
——姚坤
我的《理想主义者》系列原定写七人：桂漓江、刘进、钱江、姚坤、王彦、肖笛、华明，至今已写完三个。后四人集体定居在32楼绝顶，平日里个个和我青梅竹马，亲密无间。我原以为越近的人越好写，就把他们留到后面，结果终于酿成惨剧。姚坤开了一个头就难以为继；想想肖笛之类，更是难于上青天。我这人写文章，一旦文思枯竭，绝不强写，最怕用力过猛，故此次见势不妙，毅然壮士断腕，就此打住，并遵华明建议，发此通告，算是对大家有个交待。痛定思痛，这件事给我的教训是：
一、永远不要在题目里使用确定性的数词，万不得已的时候可以用n。古龙写《七种武器》，写完了只有六种（“拳头”不算），我比古先生还少一半，惭愧惭愧。
二、距离产生美，远一点的人反而好写。亲朋密友因为知之甚深，写的时候总想面面俱到，一旦功力不足，就是我这个下场。Dirac有一个理论，任何美女都有最佳观赏距离。道理很简单：当距离为零时，观察者贴在美女脸上，只见一寸肌肤，盲人摸象，无所谓美；而当距离为无穷大时，美女近似为一质点，连形状都丧失，更无所谓美。综合以上两种极端情况，由连续函数性质，命题即得证。美女如此，朋友亦如此。
下面随便说说我这几位朋友。
姚坤天生豪杰。豪杰若非天生，则一定假冒伪劣。黄颉最喜欢的一句英语“Gentleman is, rather than does.”，意思说绅士与生俱来，而非后天修得。豪杰同理。《雪山飞狐》中胡斐刚出生就不哭不闹躺在老爸怀里抿酒，视迎面歹徒若无物，即为绝好范例。
王彦一脑袋政治理想。如果现在再来一次政治漩涡，首当其冲被卷进去的肯定是他。北大的招牌。
肖笛是那种把什么事情都看得很简单，以至于有点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为快乐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华明正直磊落。他办事，我放心。
常有人问我，什么样的人才算“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通常是指那些为了个人理想不惜放弃酒池肉林的变态，我这里说的却还包括那些用理想化眼光看世界的人。物理系四年课程设置，专教人干这个。比如数学物理方法，一学期下来，只会解方块、圆柱和球，碰到复杂一点的情况，就只好做以上三种的近似。这还不算夸张的，运动力学里，人一律简化为杆架系统。比如脑袋是一块球形刚体，大臂是一根刚杆，膝盖是铰链。物理学家看伏明霞跳水，就是一堆杠啊球啊什么的，之间拧了几个螺丝，以一定初始角动量做落体运动。这样的人就是我定义下的“理想主义者”。按照这个扩充定义，我本人也应该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举例说，我很显著的一个毛病就是喜欢给东东按理想化标准分类。大物理学家中，喜欢分类的有不少，最出名的大概是Landau。Landau曾把物理学家按对数级分类（就是说2级物理学家的贡献是3级物理学家的10倍）。他把Einstein归为1/2级，Bohr、Heisenberg、Schrodinger、Dirac归为1级，把自己归为2 1/2级。事隔多年之后，才把自己升到2级。我喜欢分类，却和物理无关，而是中国人的天性。中国古代一贯有分类的传统，两仪四象八卦，无一不是例证。有时候甚至显得繁琐，比如“池塘”，方为池，圆为塘，不能乱了规矩，所以我们家的洗手池学名叫洗手塘。印象最深的是《封神演义》，那里面宝贝和兵器是分开的，比如番天印、九龙神火罩、太极图都是宝贝，红缨枪、熟铜棍、打神鞭则是兵器。某一集出来一个小孩，有个物品叫“落宝金钱”。别人使出多厉害的宝贝打他，他只需祭起这“落宝金钱”，对方的宝贝就会掉进他手里。后来有个什么人扔了一截兵器打他，他如法炮制，祭起“落宝金钱”，结果自己反被打死，因为兵器不是宝贝，“落宝金钱”失效了。即便是姜子牙的打神鞭，也不是百发百中，虽然可以遍打诸神，但是碰到仙、佛甚至人，就没脾气了。中国古代“神”这个概念很复杂，连姜子牙自己都经常搞错，打神鞭扔出去，才知道对方原来不是神。大家知道定义一个集合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穷举，还有一种是描述集合中元素的性质。《封神演义》中用的是前一种，把所有的“神”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起名为“封神榜”，从此以后想知道一个家伙是不是神，查表即可。之所以要用这么土的法子，并非作者想赚稿费，实在是神族群体良莠不齐，性质不均，赤胆忠心者如比干，人面兽心者如申公豹，一齐榜上有名，除穷举外别无他法。时下电视台做洗衣粉、空调“上榜品牌”广告，罗罗嗦嗦一大串牌子念下来，跟“封神榜”的道理一样，并非不懂观众心理，而是确有难言之隐，各类品牌间差距过大，不得已而穷举的。
感谢华明长期帮我文字校对。感谢吴俊宝的精神支持。感谢大家自去年暑假以来对我的不断鼓励。这次Fang准备不足，不自量力，对不起大家了。
我本是一只初到贵州的驴。当老虎出现的时候，逃跑是我的最佳选择。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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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桂漓江
前两天听广播说，最近一期太阳风刚刚大规模爆发。我不知道这和最近天气如此变态的热有没有关系，反正我们作为世界上离太阳最近的人，热浪来临时一定会比常人受到更多的苦痛。每到这种时候，理教的空调教室总是人满为患。不过比起去年暑假，学校能毅然将理教开放，还是很值得掌声鼓励的。我想起百年校庆的时候，大礼堂落成不久，尚只允许所谓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参观，而今里面已开始上演电影和话剧了。
两个月前中芭在大礼堂演出，桂漓江兴致勃勃地邀我同看。我早想瞻仰礼堂里的豪华座椅，没及细想就草草答应。谁知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我竟因为此事陆续地受到亲朋好友的嘲讽。一般大家听说我要与人一起去看芭蕾，总是很自然地产生一些不太好的联想，然后兴致盎然地打探我那个同伴的生辰八字。等我报出桂漓江的大名，这关心却又马上转为揶揄。华明更是举出黄颉和国际著名美女tricky同去的事实来证明我这人是如何地缺乏情调。
本来我没觉得和桂漓江一起看芭蕾有什么不妥，但人言可畏，最终我还是把票送了同学，以免遭流言侵袭。其实桂漓江除了长得粗放了一点，也没犯什么错。有谁规定过鲁智深不能看艺术体操么？我现在每每想起这件事，都还有点后悔，觉得辜负了他的一片美意。
当然，桂漓江未免也太粗放了一点。举例说，我文曲星里的所有头像之中，数他的最为好画：只要先选出最大的脸盘，再添上最大的嘴和鼻子，进一步配上少许硬硬的短发就行了。再举例说，我不止一次见到他四面八叉仰躺在三教走廊的地板上吞云吐雾。
我认识他是在去年的毕业书市上，那天他先我半步从一个研究生手里抢走一本李政道的《统计力学》。虽然我当机立断拍出天高转会费，他还是全然不为所动。我无奈说既然买卖做不成，那咱们交个朋友吧，他欣然应允。两分钟后他就从另一个摊上淘了本王竹溪的统计，说这书他已经有了，送给我当见面礼。我问，你的那本是第几版？他傻傻地问，难道这书还分版吗？我说当然，王竹溪的统计总共出过两版，你手里这本是小32开，所以是第二版。他哇哇大叫道，我的那本好像是第一版，这本我不给你了。我坚持说不行，你答应送给我了。他于是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我把书夺过，掸了掸灰，挑衅似地一点一点藏进包里。事后我听说他的那本果然是第一版，他确认后欲哭无泪，万念俱灰，连着好几天没吃饭呢。
这以后我就经常在世界各地的书摊书市上碰到他。他和我一样，都是不折不扣的聚书癖，而且着重收集物理书。我的眼光比他敏锐，版本知识也远比他丰富，因此和他一块挑书从没吃过亏，甚至还能从他挑剩的书里拣出金子。但是我喜欢睡懒觉，加之信奉晚起的虫不被鸟吃，所以往往被他先下手为强。最恶劣的一次他抢在我前面从一个清华书商手里端了四百块钱的货。
因为搜书的关系我们一天天越来越熟。我逐渐了解到他是江西人，家住庐山脚下。他小时候天资聪颖，十五岁上了当地的一所大学，主修电子，毕业后因为喜欢物理，只身来到北京，立志要考北大的研究生。这样算来他也不过只比我大两岁，可看起来却比我历练得多。有一段时间我们哥俩每天晚上等三教熄了灯都要一起蹲在农园小吃部外面的空地上大啃羊肉串，嚼到爽处他就会向我描述庐山风景如画，谈他上小学时如何恶作剧地把同桌女孩的辫子系在椅子背上，讲他和他老爹一起在江里钓了大鱼大卸八块分给左邻右舍。有几次他还给我展示他颈中挂着的一块贴身碧玉，那是他妈妈在他出远门前给他的护身符。我惊奇地发现他其实是个感情细腻的人，只不过这细腻在平时被他外表的大大咧咧掩盖了，而且似乎是被他有意地掩盖着。每当他眼看着自己的乡愁即将决堤，就会刻意地中止话题——哪怕是刚讲到最精彩的环节——挥着手里早已光秃秃的签子，大叫吃串，吃串。
他在朗润园租了一间小屋，一个人住，倒也其乐无穷。那房子我去过一次，里面挤了一床一桌一柜一架，再挤个他，我就几乎进不去了。一开门墙上迎面一帖《兰亭集序》，吓我一跳。他很得意地说还有还有，说着就去撬桌子下头的柜门。好容易弄开，里面哗啦啦流出一泉CD，大部分都是贝多芬。他把贝多芬刨开，胳膊捅进柜子，半天摸出一个大牛皮信封，打开的一刹那冒出浓郁的墨香。他展开里面一张皱巴巴的宣纸，介绍说，这是张旭的狂草，专门请人到碑林拓的。看了这些宝贝我才明白他为什么老在三教黑板上龙飞凤舞唐诗宋词。再看他的书架，物理书之外还有很多文艺，从《诗经选注》到《谈美》，应有尽有。床头散着一本破烂不堪四分五裂的《史记》，他不好意思地解释，前一天晚上睡觉时候翻了个身，早上起来就发现前一半在床底下了。灯后的墙上贴着几张活页纸，上面用钢笔写了很多自勉的话，故事大意是说只要我每天坚持艰苦奋斗，我的理想就一定能实现。我问他他的理想是什么，他回答说想当物理学家。一霎之间他的形象伴随着那陋室里的一切在我面前爆米花似地膨胀起来。
自从去过他的小屋之后，我比以往更加认真地回答他的物理问题。他跟着我们上四大力学，上课听得很专心，但是因为以前的基础比较差，总还有很多东西弄不明白。老实说他问我的问题绝大多数都很弱，有的甚至很滑稽，我回答完之后他自己都会自嘲似地笑起来，好像是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问出这么弱的问题。后来他问我问题的频率日趋降低，我怀疑他是不愿在我面前暴露自己的弱智。我觉得我特别能体会他的这种心情，因为我问冉鹰问题的时候就总觉得自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弱智。无论如何，他从没有丧失过自信，仍日复一日顽强地学着。上个学期学量子力学，就我观察他有很多基本概念混淆不清，果然他期中没有考好。考完试那两天他心情很不好，羊肉串也很少吃。终于他给我看他的一个活页本，上面潦草地写了一首诗，就是抒发他内心的郁闷。我跟他说不要气馁，一次考试没什么大不了，有什么话吃完串再说。听我说完他的脸色看起来变晴了不少。他大着嗓门在教室里旁若无人地问，今天该你请客了吧。我笑着回答一定一定，你小点声，心里知道已无大碍。又过了几天我偶然在他那个活页本上读到他写的量子力学半学期总结，开头写道，这次期中考试我没有考好，我觉得我前半个学期学得还不够扎实，接下来是一份详细的补救计划，一二三四有板有眼，简直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实现自己理想的过程。看到这份计划我对他的敬佩较之先前就又深了一层。
但是在由衷的敬佩之余，我还曾为他感到一丝悲哀。坦率地说，我认为他不适合学物理。他完全可以做别的事情，并且可以做得很好，但他终于还是凭兴趣选择了物理。他自己也许认识不到自己的能力不够，我作为局外人却能看得很清楚。我进一步想到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也许冉鹰之类早就在圈外看得分明，出于怜悯不跟我说罢了。这个想法一度让我很难受，毕竟我怀疑自己的能力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有一天我忍不住给我女友讲了桂漓江的故事，并由此提到我的顾虑。她听罢安慰我说，过程才是最重要的，就算能力不足最后一无所获也没什么关系。我突然从心底涌出一种理解万岁的感觉。我意识到我对桂漓江的同情简直一点道理也没有，当初为他付出的悲哀随即烟消云散。沐浴在心上人鼓励的目光中，我想，我大概是在杞人忧天吧。
下面这个人的名字其实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不过姓刘是肯定的。反正名字只不过一个符号，叫什么其实是无所谓的。
（二）刘进
如果说桂漓江的失败还很有些悲壮的话，那么刘进的失败就是不折不扣的悲哀。
我的这个想法，自从大一那年暑假与他首次不期而遇以来，就从来没有改变过。那天我没招谁没惹谁，在三教愉快地上着自习，忽然见到一个神态猥琐的青年，不打招呼，理所当然地进了教室，在黑板前站定，从容地卸下肩上发白的挎包，轻放在讲台上，对着下面成排的天然听众，鼓足真气，远远送出一句话：我叫刘进，耽误大家一点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数学发现……
底下的注意力于是不约而同地被调动起来。我记不太清楚这后来他都说了些什么话，总之没过多久他就开始散发一些油印的资料。其中一张传到我手里，破破烂烂的篇子，挤满数学符号，一下子激发起我鉴赏的冲动。可我跟着推敲了没两分钟，就忍不住想要笑出声来，因为那上面大书特书的一种所谓“数字空间”的东东，说穿了就是一个复杂点的杨辉三角，小学就学过的玩艺。这么一个简单粗暴的把戏，居然被他用个硕大名词包装得金光闪闪，还煞有介事地拿到北大这样的科学殿堂来兜售，不沦为众人笑柄才怪。事实上我的前后左右绝大多数连看都没看就把那些数学公式丢在一旁，就向对付街头广告那样。面对这样的局面，刘进似乎并不在意，资料发完一圈，重回到前面，不慌不忙地说，我发的这些资料，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花一块钱买下来。话音未落，教室里已是躁动一片。他见状赶忙解释说，别看印得很破，都是我自己花的钱，很不容易，大家买一份也算是对我的支持吧。下面的喧哗才渐渐平息。在我的印象里，那天他成功地回收了所有的资料。
第二次见到他是在一年之后，新东方化学所的GRE教室里。上课前十分钟这位老朋友大模大样地坐到投影仪前面，对着麦克风，镇定自若地说，大家好，我是青年数学家刘进……台下学生已经差不多到齐，闻听此言顿时一阵嘘声。他竟分毫不受干扰，自顾自地拿起桌上备的水笔在投影仪上写写画画起来，边画边讲解，于是教室前方的大屏幕上接二连三地出现一个个扭曲的圆圈，里面填满阿拉伯数字。时值盛夏，满屋的GRE同仁早就背词背得烦燥，恰碰到这么一个不识趣的家伙不合时宜地谈什么“数字空间”，都觉得遇上一个黄金机会发泄心中的郁闷，随即嘘声四起，声震屋瓦。我真的很佩服刘进的定力，居然就能那么无动于衷地于四面楚歌之中把他的理论从二维推广到三维，再从三维推广到四维。正当他攒足勇气要向n维进军之时，忽然全场欢声雷动，原来是填空主讲陈圣元驾到。我恐怕陈圣元这辈子也没受过如此的拥戴，因为他完全是凭着本能兴奋地挥舞上半身向广大同学致敬，进一步诱使下面的掌声更加汹涌地爆发，全然没有意识到这慷慨的喝彩有多一半是在赶刘进走人。陈就这么被众人的掌声推搡着上了台。这时刘进终于有点认识到自己的尴尬了，呆呆地僵在台上。我正在想他有何妙计脱身，就见陈颇具姿态地伸出自己的小胖手，嘴里咕哝着你好你好，要和刘进亲热。刘进慌忙起身被动地和陈握了手，在众人哄笑声中仓皇逃离。
虽然周围都在幸灾乐祸地议论着方才发生的一切，我却无论如何笑不出来。在我看来，刘进的无知已经到了一种让人悲哀的程度。好像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恭恭敬敬地举着一个分文不值的瓦罐，一本正经地逢人便讲这是他从某个孤坟荒冢里挖出的商朝军用水壶。陈圣元看到投影屏幕上的圆圈和数字，大概判断出刘进的演讲内容，很严肃地说，大家不要笑，我最敬佩数学家。接下来便给大家讲他小时候如何立志要当数学家，后来如何又放弃了。他说，数学家是应该得到社会尊重的。刚才那个人能到台上来讲数学说明他很有勇气，这种勇气是值得肯定的。慢慢地大家听着他的话就不笑了。我在新东方的诸多任课老师中一直不怎么喜欢陈圣元，我觉得他油滑，但是那次他说的话我十分支持。我也很尊敬数学家，所以刘进在台上现眼的时候我没有笑。他好歹说的是数学。就算他这个人很无知，看在他向社会宣扬数学的面子上，我想我也不应该笑话他。当然，实事求是地说，我认为出现刘进这样的人，无疑是社会的悲哀。
记得我刚进北大的第一个月，在某次力学课上，听舒幼生老师讲“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是学生们易犯的两个错误。当时他举了几个民间物理学家妄图推翻相对论的例子，作为“思而不学则殆”的教材。数学系的赵春来老师也讲，华罗庚先生生前有一个麻袋，专门用来盛这类“数学爱好者”们的精妙证明。我还看过一本Landau传，那书后面附了Landau的一些私人信件，其中有一篇是他写给一个民间物理学家的。大意说，我很愿意指引你进入物理学圣殿，但是物理并非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它建立在成千上万先辈的智慧之上，需要长期循序渐进的学习才能初窥门径……可以看出，你尚未掌握最基本的物理学研究方法，要指出你文章中的错误是很困难的，因为你从一开始就几乎没有对的地方……如果是在两年前，我也许会认为Landau有失刻薄，但是现在我觉得他说得恰如其分，因为这两年我自己就在书店里读过几本这样的书。一本《旋转Lorentz力和力的统一》，试图用一个很简单的模型统一自然界中的四种力。且不说那个模型本身就很粗糙，单说书中居然只字不提八十年代以来的高能QCD实验，还谈什么力的统一！那个作者是学电子出身的。这里我没有任何瞧不起电子工程师的意思，我只是很难想象一个三十岁出头、学电子学到研究生的人，能同时掌握现代高能物理的必要知识，至少我没从书中看出该作者运用了任何一点量子场论的语言。还有一本批判相对论的书，那就真如Landau所言，从一开始就几乎没有对的地方。作者开篇即指明的Einstein犯的一个“错误”，刚好暴露出作者本人连0/0型的极限都不知道的浅陋。思而不学则殆，果然无虚。刘进何尝不是如此？
我没有钻研过刘进的文章，不敢妄评对错。但是我敢说，他的“数字空间”理论，即便是对的，在数学上也不会有很大的意义，不能算作一个重大的发现，更不值得他如此费力地推销。我知道他为了提高“数字空间”的知名度吃了很多苦，比如给饭店打下手，给人蹬三轮，但是这些苦吃得完全没有价值。刘进的悲哀就在于他认为他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他有这个时间完全可以认真地学一点真正的数学。无可否认，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理想就是坚持他的理论，希望得到大家的承认。但是这个理想不值得我们仿效。而且这几年他除了四处做广告，并没有什么新的工作，不由得让人怀疑他是不是想吃这个“数字空间”一辈子。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他就连起码的科学精神都丧失了。
今年春天我又一次在三教聆听到他的演说。这回他画的圆圈明显比一年前有进步，油印资料也比上次的清楚多了。那资料上面说，他发现数字空间的那个晚上，从学校图书馆出来的时候，觉得空气格外新鲜，立志要把它推广出去。看到这句话，我献给这位理想主义者的，刨却同情，就真的不剩什么了。
（三）钱江
李敖先生说：“神话有两种。一种是神话，一种是国民党反攻大陆。”
李敖先生一定不认识钱江。
最近一次和钱江通信是在上学期，我向他询问有关申请Harvard的事宜。其时他刚到Harvard不久，正在做着高等量子力学的TA，收到我的求救，忙里偷闲，很快批示说，如果没有研究背景，申请Harvard会很难，美国佬不看GRE的。三言两语之间将我吓退。哼，我记得他在Stanford的时候可没有那么意气风发，还要四处求人写推荐信，并且总不满意。毕竟，三封推荐信里只有两个诺贝尔奖，也真够让人耿耿于怀的了。还有不争气的GRE语文，是不是400分出头？呵呵……连那个教授都不得不承认：“钱江的GRE确实不太好……不过话说回来，我本人的英语也不大好，可这并不妨碍我得诺贝尔奖。”小时候看杨朔的散文，横竖就一个“欲扬先抑”，没想到老外玩起来也一样笔法娴熟。
我就是不明白，Stanford比Harvard差在哪儿了。按理说，Stanford对他也够仁至义尽的了。97年诺贝尔奖Laughlin收他当徒弟，带他去Washington参加国际会议，大三就让他判研究生作业，能做的都做了，就是留不住。难怪Laughlin要哀叹：“Stanford快要没有好学生了……你要走就走吧，我也不拦你。不过你记住，别的地方不要你，Stanford保底。”我怎么听怎么就不像人话。
要说Harvard也算是钱江的一桩夙愿了。他大二刚申请transfer那会，每天中午在学一吃饭，左手一部《孟子》，右手一把勺子，嘴里念念有词，Harvard快来……我问，你现在还有心情看《孟子》？他答，没办法，哲学系一哥们托他写稿子，平时没空，只好利用饭前便后了。我于是想起他大一时候写了篇论文送哲学系参评，得过二等奖的。不光哲学，文史也巨牛。一次他去听中文系的课，末了和教授探讨一个问题，满嘴经籍，周围中文系同仁个个听得目瞪口呆，那教授见状慨叹中文系今不如昔。偶然一次我和他谈起我们家楼里住了些大牛，报出金岳霖卞之琳钱钟书夏鼐，他就激动得瞳孔紧缩，浑身抽搐，迫不及待地大声问道：叶秀山在不在？贺麟在不在？沈有鼎呢？我一一据实回答，贺麟在三单元，叶秀山原来在平房后来搬出去了，还有那个沈什么来着的？我没听说过。他惊讶地问，沈有鼎！沈有鼎你没听说过？我说，没听说过，不过四单元还有一个搞哲学的叫周礼全。他立刻纠正说，周先生是搞数理逻辑的。我说，哦，他给我讲过理发师悖论，别的我就不知道了。他从椅子上弹起三丈多高，连连大叫：哇！你太幸福了！竟然有机会聆听周先生教诲！太幸福了！半天才冷静下来，用稍缓和的语气问，你们那儿还有什么比较年轻的牛人吗？我说，我们家楼底下刚搬进一位五十多岁的，好像叫张家龙，不知道干什么的。他连连说，我知道我知道，他也是搞逻辑和哲学的，我小学时候就看他的书了。说着从书包里掏出一本图书馆的书，翻到中间一页，指着上面的一个脚注说，喏，就是这本。我探头过去瞅了一眼，见一个冗长的书名后头跟着“张家龙”三字，在我看来和黄家驹也没什么区别。我得意地炫耀说，我还去过他家呢。他马上又不行了，掐着我的脖子拷问道，哇！你跟他探讨什么问题了么？我说，有的有的。他红着腮帮子逼问，是康德还是黑格尔？我终于有点不好意思，老老实实地答道，张先生问我，“小朋友，我们家电费这月多少钱？”
说过文史哲，还得回到钱江的老本行，数学和物理。相传钱江小学升初中的时候，被人大附中校长面试。那变态校长对钱江的天才早有不满，一时头脑发热，狞笑着出了一道微分，不想竟被钱江做出，登时晕厥。钱江有个邻居是我高中同学，告诉我说钱江打小每个周末被他爸关在书店里不让出来，久而久之，数学物理什么的就都练出来了。我听到这个说法之后第一个反应是他爸够狠，第二个反应是他爸一定看过武状元苏乞儿。我去钱江家做客，见他书架床头桌上脸盆里无一处不是书。枕畔一本厚厚的柏拉图，希腊原文加英文注释，是他在北大选学希腊文的辅助教材，吓得我不小心打了个喷嚏，又从书架顶端震落一本形散神不散的外斯科夫《二十世纪物理学》，一打听又是他小学时候看的。他小学时已如此生猛，到中学就更加不可收拾，竞赛获奖无数，高中时候还去罗马尼亚拿了块牌（不是IPhO）。待进了北大物理系，那更是公认的大才子，师生皆尽叹服。我每次听他跟我讲物理都觉得是一种享受。大二的某一个晚上我酒足饭饱之后在三教走廊里溜达，碰到他急匆匆下楼，就把他拦住，随便聊了几句，怎么的就说开了去，一路谈到人生观世界观，最后他心潮澎湃地给我讲起他的终极理想，那就是做Einstein、Godel那样纯粹的思想者。为此他立誓做物理到三十，再视能力修正进一步的方向。他整整两个小时的旁征博引苦口婆心，终于让我信服我们学物理不仅仅是从兴趣出发，有时候甚至是一种责任，因为这个世界从被创造出的那一刻起，就需要有专门的人来理解它，即物理学家。其实在钱江给我灌输这些道理之前，我早就认识到他是一个高级趣味的人。举例说，一次理论力学课间，96的一个师兄很客气地管我借望远镜。我不明所以，顺手递过，却没想到警觉的钱江马上在一旁叫起来，你们想干什么！可惜为时已晚，话音未落，三教教室窗前已是万头攒动，近半个班的男生挤成一团，争先恐后地抢夺我那个简陋的望远镜观察下面游泳池中的无辜女生。钱江见势不妙，横刀立马一夫当关，妄图用血肉之躯堵住汹涌的人潮，可怜还不及站稳，就被大众的车水马龙淹没，只剩一个脑袋浮在人群之上，仿佛还要叫几声，却又被周围“美女！”“调焦距！”的呐喊盖过，终于细不可闻了。叹钱江一代物理系正选守门员，堂堂北大校运会百米第四，竟落得如此下场！惨案过后三月有余，大家念起钱江，仍不由得拇指一竖，赞道“是条汉子！”“道德高尚！”——所以说，我早就知道钱江高尚，只是在那天晚上正经听他大谈个人理想之前，我想不到他竟然高尚至斯。从那天起我就衷心祝愿他transfer成功，尽早出去为中国学生挣脸。果然不久他就如愿以偿，奔Stanford去也。一年后GRE考2400的黄颉偶然读到他申请时写的essay，惊惶无措，再不敢称学过英语，那是后话。
钱江去美国之后，和我联络减少。中途他曾回来几次，我却只见了他一面。听说他在Stanford选了无穷多门物理数学课，还选学拉丁文，期末考试前一个礼拜住在图书馆里，每天只睡三两个小时。后来就是他不幸被一个从架子上翻落的沉重仪器击中头部，一时血流不止，支撑着摸到电话机旁奋力拨出911。所幸警卫和医护人员及时赶到，方无大碍。一位警官还煞有介事地问他被何人袭击，他无奈指了指身旁那个沾血的仪器。饶是他一贯身体强健，这次也不免住院一月。再后来，就是他去Harvard读博，音信渐无，再不知晓。
哦，忘了说我们是怎么认识的。那是一次电视台举办的名为“著名科学家和青少年见面”的无聊活动，我和他一同作为著名青少年应邀参加。会上他听说我是北大附中的，第一句话就是冉鹰怎么没来？我解释说冉鹰参加化学竞赛去了。他接着就评论说，冉鹰很厉害，“雷达杯”第一。我那时已经知道“雷达杯”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一年一届，考试范围极广，数理化天地生无所不包。冉鹰是第三届的第一，光奖金就有一万，钱江则比他低两名，亦是名声大噪。我一时找不出别的话题，干脆顺着他的话线接下去说，雷达杯的题目很难啊，我记得有一道题给了几种怪鸟，然后问哪些擅长爬树，哪些擅长游泳。钱江被问得愣了一下，茫然地看了我一会，终于很不解地说，你难道不知道鸟是分作鸣禽、猛禽、攀禽、游禽、涉禽的么？
关于《我认识的七个理想主义者》写不下去了的声明
在传说中的32楼绝顶，住着一群离上苍最近的人们……
——姚坤
我的《理想主义者》系列原定写七人：桂漓江、刘进、钱江、姚坤、王彦、肖笛、华明，至今已写完三个。后四人集体定居在32楼绝顶，平日里个个和我青梅竹马，亲密无间。我原以为越近的人越好写，就把他们留到后面，结果终于酿成惨剧。姚坤开了一个头就难以为继；想想肖笛之类，更是难于上青天。我这人写文章，一旦文思枯竭，绝不强写，最怕用力过猛，故此次见势不妙，毅然壮士断腕，就此打住，并遵华明建议，发此通告，算是对大家有个交待。痛定思痛，这件事给我的教训是：
一、永远不要在题目里使用确定性的数词，万不得已的时候可以用n。古龙写《七种武器》，写完了只有六种（“拳头”不算），我比古先生还少一半，惭愧惭愧。
二、距离产生美，远一点的人反而好写。亲朋密友因为知之甚深，写的时候总想面面俱到，一旦功力不足，就是我这个下场。Dirac有一个理论，任何美女都有最佳观赏距离。道理很简单：当距离为零时，观察者贴在美女脸上，只见一寸肌肤，盲人摸象，无所谓美；而当距离为无穷大时，美女近似为一质点，连形状都丧失，更无所谓美。综合以上两种极端情况，由连续函数性质，命题即得证。美女如此，朋友亦如此。
下面随便说说我这几位朋友。
姚坤天生豪杰。豪杰若非天生，则一定假冒伪劣。黄颉最喜欢的一句英语“Gentleman is, rather than does.”，意思说绅士与生俱来，而非后天修得。豪杰同理。《雪山飞狐》中胡斐刚出生就不哭不闹躺在老爸怀里抿酒，视迎面歹徒若无物，即为绝好范例。
王彦一脑袋政治理想。如果现在再来一次政治漩涡，首当其冲被卷进去的肯定是他。北大的招牌。
肖笛是那种把什么事情都看得很简单，以至于有点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为快乐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华明正直磊落。他办事，我放心。
常有人问我，什么样的人才算“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通常是指那些为了个人理想不惜放弃酒池肉林的变态，我这里说的却还包括那些用理想化眼光看世界的人。物理系四年课程设置，专教人干这个。比如数学物理方法，一学期下来，只会解方块、圆柱和球，碰到复杂一点的情况，就只好做以上三种的近似。这还不算夸张的，运动力学里，人一律简化为杆架系统。比如脑袋是一块球形刚体，大臂是一根刚杆，膝盖是铰链。物理学家看伏明霞跳水，就是一堆杠啊球啊什么的，之间拧了几个螺丝，以一定初始角动量做落体运动。这样的人就是我定义下的“理想主义者”。按照这个扩充定义，我本人也应该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举例说，我很显著的一个毛病就是喜欢给东东按理想化标准分类。大物理学家中，喜欢分类的有不少，最出名的大概是Landau。Landau曾把物理学家按对数级分类（就是说2级物理学家的贡献是3级物理学家的10倍）。他把Einstein归为1/2级，Bohr、Heisenberg、Schrodinger、Dirac归为1级，把自己归为2 1/2级。事隔多年之后，才把自己升到2级。我喜欢分类，却和物理无关，而是中国人的天性。中国古代一贯有分类的传统，两仪四象八卦，无一不是例证。有时候甚至显得繁琐，比如“池塘”，方为池，圆为塘，不能乱了规矩，所以我们家的洗手池学名叫洗手塘。印象最深的是《封神演义》，那里面宝贝和兵器是分开的，比如番天印、九龙神火罩、太极图都是宝贝，红缨枪、熟铜棍、打神鞭则是兵器。某一集出来一个小孩，有个物品叫“落宝金钱”。别人使出多厉害的宝贝打他，他只需祭起这“落宝金钱”，对方的宝贝就会掉进他手里。后来有个什么人扔了一截兵器打他，他如法炮制，祭起“落宝金钱”，结果自己反被打死，因为兵器不是宝贝，“落宝金钱”失效了。即便是姜子牙的打神鞭，也不是百发百中，虽然可以遍打诸神，但是碰到仙、佛甚至人，就没脾气了。中国古代“神”这个概念很复杂，连姜子牙自己都经常搞错，打神鞭扔出去，才知道对方原来不是神。大家知道定义一个集合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穷举，还有一种是描述集合中元素的性质。《封神演义》中用的是前一种，把所有的“神”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起名为“封神榜”，从此以后想知道一个家伙是不是神，查表即可。之所以要用这么土的法子，并非作者想赚稿费，实在是神族群体良莠不齐，性质不均，赤胆忠心者如比干，人面兽心者如申公豹，一齐榜上有名，除穷举外别无他法。时下电视台做洗衣粉、空调“上榜品牌”广告，罗罗嗦嗦一大串牌子念下来，跟“封神榜”的道理一样，并非不懂观众心理，而是确有难言之隐，各类品牌间差距过大，不得已而穷举的。
感谢华明长期帮我文字校对。感谢吴俊宝的精神支持。感谢大家自去年暑假以来对我的不断鼓励。这次Fang准备不足，不自量力，对不起大家了。
我本是一只初到贵州的驴。当老虎出现的时候，逃跑是我的最佳选择。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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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Fang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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