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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teau论历史书写的两个时间策略
刘佳旻，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
在Certeau讨论历史书写、讨论文化书写的论述中，场域（place）是一个处处可见也往往被Certeau提出讨论的的问题。不管是历史的书写或文化书写／再现，在十六世纪之后逐渐透过科学革命进入西方现代的同时，所有学科／学术企求展开对真实（the real）的捕捉，却同时也因这捕捉而使真实不断反复再现，而使捕捉的操作（practice）困囿在场域中。
历史不是一个时间（time）-或，至少是与时间有关的问题吗？
一般而言，时间的本质先于人的经验而存在，它在超越感知的维度中安静地以一种抽象理性度量着经验。不管是事件或经验，只要脱离了此刻当下感知，过去（the past）便成为模糊不可辨认-除非按加上时间的维度来为之定位、命名，并透过书写加以再现、诠释那些不管是经验或非经验的过去。如此，彷佛便能随着时间的穿延横渡过去与未来，成为具延续性的认知，带领我们得以从此刻攀附着时间与书写组构的叙事走向过去，或走向未来。
然而，从Certeau对历史编年纂写的揭露，剖析出历史书写中的操作层面，使得历史似乎脱离时间的本质，而成为一个空间的问题了-处处是场域战争、安置与划分的问题-历史的书写是一个将过去视为它者的建构，在此／彼的场域划分中，一个书写主宰的权力争夺，在已经发生的真实不可能重来之后，再现取代了真实的空间。
当此刻已经发生，事件的发生在发生的那一刻便已经过去之后，不管是以历史的旁观论断位置或仅仅是一个纪录者回过头来书写－透过书写，时间被建立，也被抹去。时间作为科学计量的时间流原始形态已在书写或再现中被抹除了。时间一去不返的状态本就毫无路径可以追溯，而透过书写与再现，一个新的叙事时间在文本中被建立。这时间成为场域的结果，它使时间脱离了时间先验本质而转化成为空间形式，成为一个被叙事、论述所填充分配的空间。因此我以为，在Certeau的对史学传统的历史编年体例的书写讨论中，时间成一个空间问题，此下与过去之间的关系彷佛如空间有着相互定义并定位的关联性，此时／彼时的对立被具体化为此地／他方的分野，其中有着距离的问题。
事实上将时间放在空间词汇中来指涉似乎是很常见的：如「距」今一百年前-这样的说法，便是将时间放置在空间隐喻中来表达，这种表达将时间空间化，以理解时间本身所具之抽象理性度量。然而，在Certeau对历史书写的讨论中，究竟如何看待「时间」作为历史其中一元素的问题呢？透过此时／彼时转换成此地／他方的隐喻中，究竟只是一种将时间空间化表达以作为理解，还是在讨论时间再现（如传统史学的编年体例）时，时间再现本身就是一个空间化的形式？
或者，时间本身并不存在，历史书写的再现中，本来就是空间划分的问题？
本文的目的便是，透过Certeau对传统史学的编年体例与史料编纂书写的分析与批评，以及他为打破传统史学体例所僵化的过去，而提供的一种精神分析式的书写1，是否得以解决时间被空间化的历史书写操作（operation）问题，或者，更进一步地宣告「时间之不存在」？
时间是一个技术问题
在讨论历史书写的叙事分析之前，在Certeau的讨论中似乎不可避免掉时间作为一个技术（technical）问题的讨论。这是由于「时间」计量本身原来带有的抽象理性性格所致。
在Certeau的论述中，技术（technology）也是一个主要讨论的核心，是自十六世纪以来历经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而建立起的现代社会所凭依的主要元素。历经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后，西方世界逐渐步入现代-一个透过技术建立的现代社会。Certeau对于现代社会的反思，不管是在理论或是文化再现，几乎都可以说是建立在对技术的反思基础之上。2
人口暴增之后的西方世界，在Certeau眼里是一个个体消亡的世界。（1984：1）透过蚁冢般的模型建立起的社会，使得大众（the mass）成为分层理性的主体，也只有在理性所区隔的分层中，面目模糊如乌合之众的大众，才有机会在社会中产生各自的面貌（即，成为复数的the groups）。因此理性分层的机制（apparatus）进入区隔的操作中，而成为一技术管理形式的社会；最后，自由业（liberal profession）的兴起对抗技术官僚所垄断的技术利益集中社会。
当理性分层的机制建立之后，尽管带有专业的专家企图透过专业来解放技术官僚的禁梏与管理限制，但却无法逃脱技术社会诞生以来的技术网络，反而更加紧密地缠结。在现代社会中产生的分析技术，将日常生活袒露并开放在那些科学流动的边界上，最后任何人都沦陷在沉默的普遍场所（common place）中，只能不断地重复做着每一个被制度限定的劳动。
科学实践以及语言方式藉由技术进入了日常生活3，使得日常生活成为被一系列各式技术轴线错织的空间，一个充满战略（strategies）的场域。在这个场域里，科学语言带来如专有名词（proper name）般的武断指定意义-日常生活宛如科学过程，反复实验建立假说、学说，对日常生活下定义并命名：如按着规律生活才是生活，这样的武断定义。更进一步地来说，这种技术理性事实上是从日常生活中产生，并且在建立一整套具系统的科学实践及语言之后，又复返回日常生活，使得这种理性不断地实践、渗透在日常意识中。（1984：6）
在现代技术社会中，「规律」生活是一种被技术-如时间／空间、生产／消费关系所划分切割的一种过程。事实上，「时间」所带有的理性特质正好就来自这个技术时代。时间作为一个技术产物，便进入同质／异质的理性区分功能中：切分清晰且等分的时间里，建立了精确／偏差、理性／失控、常态／非常态之间的对立。
Certeau谈论历史书写时间的时候，反复讨论一种按表排列式的编年时间，以及这种编年体例的思维与叙事建立起来的虚构城堡；他明白地揭露历史的书写不过是一种透过策略建立的论述-历史是一种时间及书写策略生产出来的文本，一个虚构（fabrication）的文本。4
这十分符合Certeau所认为在这种技术分析的社会网络中的再现问题。Certeau认为再现不只是取代了日常生活语言，或者是「字」、「书写」作为一种纪录与发言的专业工具-将日常生活覆盖；而是再现如何将自己引介入我们的技术之中，与之结合，产生出生产论述的场域。同时，它自己如何透过介入技术之中，对那个生产论述场域产生再认同？这其中便是理性论述生产过程里的技术操作问题：论述如何透过技术来建立自己的合法性，并且，技术如何操作论述的问题。
然而当书写在Certeau的讨论中成为一种操作技术的时候，时间究竟扮演什么角色呢？历史是一系列历史书写操作程序（procedures）的结果，在Certeau的讨论中，决定再现的场所（place）因素（包括机构、学圈、博物馆之类的展示场域）在书写策略中隐匿的同时，被建构的时间-包括因果关系、事件命名等，也都将再现对象的实体隐匿在书写中。当Certeau用精神分析的方式试图从文本回溯、揭露这些隐匿的同时，打破了编年式的操作，时间是如何地被重新建构起来？5
事实上我试着认为，在Certeau讨论再现时，时间转换了原来编年形式所带有的性格。当时间原来被科学理性透过定时器定义时，似乎就带有直线行进的特质，或许历史采取编年形式，也同时在模仿这种科学事实定义下的时间。这种直线行进的特质具有几种连带性格：如，连续性、因果关系。然而在Certeau讨论历史编年体例所带有的特质时，这几种性格也都透过历史的书写策略而清楚展露出来。因此时间在文本中被建构出来的角色，似乎成为一个书写策略的问题了。是历史的书写策略使得时间（因果、连续性）像是存在的，并且就如编年历史那样无窒碍地前进，并且昭然若揭，彷佛历史的书写因此非关时间，而是一个书写问题。
Certeau曾经提到，若说「组织一段历史是与时间、空间都有关联」这样的事情是真的，那是因为生产技术的缘故。一个社会认为自己是具有历史的，那是因为历史透过生产论述的工具建构了「过去」（the past）。（1988：70-71）这些生产「过去」论述的工具，不仅仅是一些如考古与史料、事件命名等方法，同时还是一整个体制性的操作结果。这是这整个史学学科体制体制的生产的操作技术。
这些操作技术的首要关系到从十九世纪以来对所谓「自然」（the given）与「文化」（the created）的区分-这两者并非对立。当人类开始出现生产技术的时候，便透过技术来「更新自然」，在自然不断地被更新的同时，人类社会便累积出历史与文化。因此从垃圾、纸张、蔬菜或者永恒存在的冰河等那些天然环境中，人类制造了历史；人类参与自然，并且更进一步地，从自然中建立自己的环境，人类从附属于自然的参与角色进而益发积极，透过技术发展而成为有能力将自然囊括成自己的附属物，从自然中建构出自己的「环境」。（1988：70）因此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改变了，透过命名与人类劳动加工的方式，自然与社会之间彼此串结-是自然的社会化，同时自然也提供了社会自然化的空间。
十九世纪的历史写作便是一整套透过分析自然的社会化（如石器时代的石头如何被磨制成器皿及武器）与社会自然化（透过对石器时代的武器石头进行年代鉴试，便能够得知石头距今的时间距离）的过程，逐步地进行史学操作过程，而建构历史史料，并得到时间定位的理性事实，而成为历史编年的数据元素。这便是历史如何成为一个与时间、空间结合的叙事。
在这样的叙事中，时间被叙事时间取代，真正发生的时间客观性与其所衍生的因果关系并不如叙事中所述而存在。讲述的先后、因果的串联也组织了叙事时间，尽管事件的发生在科学时间性中有先后发生的客观性，但却也未必定义了其间的因果关系。然而透过叙事，这些都可以在书写中被抹除，重新建构再制。
历史书写的两种时间策略
对Certeau来说，书写与时间都是横渡千年的东西。当书写欲求再现过去的真实，并以时间作为刻度定位时，过去便成为一个非场域（non-place）—是一个想象的场域，可能被社会场域的论述所替代的场域。（1988：68）正是因为对过去的各式再现-包括自然遗物、遗迹与人工的论述、书写，不断地把原来沉积在「过去」（将过去视为一个场域）中的真实挖蚀殆尽，并且把再现填充进去，而使得真实透过再现之后更加不可能企及。这是再现的操作，同时也是真实的不可能复返。
因此历史永远不可能如普遍所期待的那样「还原真相」，甚至就是在一次又一次地述说与再现，反复地讲述之后，真实反而被隐没了，而成为羊皮纸上第一次写上的东西。在这种立论下，Certeau认为，对历史的书写都是操作的结果而组成的虚构文本：「在一种必然局限的状态下，想象历史作为一种操作，事实上等同于在一个场域（place）、分析程序（procedure）、以及文本的建立（constitution of text），三者相互关系中来理解」6。
在这些操作中，还有引用（quotation）7的问题。「过去」真实的发生，是没有作者的；Certeau提到，在科学的修辞学出现之前，是掌握权力的人掌握了话语权力：如只有精英统治者能够为野蛮人、精神病患、小孩、与大众来说话，这种权力位阶的主宰关系在科学修辞出现之后，看似被解放在人类学、精神病学、教育学与政治学等学科中。人类学告诉我们所谓的野蛮人过什么样的生活，精神病学告诉我们精神病患的生成因果，教育学对小孩的分析与教育法则决策具决定性关键位置，而政治学则彷佛能为大众人民述说需求-包括历史，历史为已经离开的过去说话。这些都是透过科学程序（procedure）建立起的可信度带来的话语权威。这些程序把声音（voices）都引介入权威语言（authorized language）中，让权威语言替这些野蛮人、精神病患、不会说话的小孩、沉默的大众与沉寂的过去发出声音。权威语言引用（quote）这些声音，加以撷取、诠释-这便是科学程序过程，这种科学程序过程产生了许多他论（heterologies），这些他论的共同特色便是「企图去书写这些声音」。因此这些声音从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来，当它们要到达我们、被我们倾听的时候，必须为自己在被书写下的文本（the written text）中，找一个位置。
这些操作都是透过场所具现的问题。不管是透过研究机构、研究学圈、图书馆、档案馆等场所的置列与安排，决定了历史书写中「此／彼」之间的分际与各自范界；或是在文本中，声音与书写占领文本空间的主权，这些科学程序的操作使得历史成为一个一个被论述与叙事填充的场域，而时间则成为标示工具，命名这些被转换成场域的空间。
因此透过空间置排，空间不仅仅只是时间的隐喻表达，同时变成时间具体呈现唯一种过去的它者空间与此刻建立起的相互关系。
西方现代历史的传统便在这样的相互关系中建立，在「过去（past）」与「现下（present）」之间的差异上展开。而在历史编年的书写中，不断地把此下时间从过去中分离出来，并且在各处都不断地重复这个内在分离动作，结果便形成历史年表（chronology）这样的东西，它被年代（periods）所组成，并企图在年代与年代之间找出关键事件、或使某个时代不再继续的事件时刻点，将它们标示出来。Certeau便认为，每一个「新时代」都提供了论述的场域。（1988：3-4）事实上不仅仅是新的时代提供了论述场域，那些被标示为旧的时代更是。在标示差异的同时，时间本具的连续性必须产生断裂，才能产生诠释的可能空间。因此编年体例尽管看起来是一个具时间连续性的产物，但事实上在不断地透过标记差异来定位年代的时候，时间连续性的断裂已经形成，将历史切分成空间之间的相互诠释定义-这种对旧时代的诠释定义同时定义了此刻的时间点。
在历史书写中，Certeau提到两种书写时间策略：历史编年的（historiography），与精神分析的（psychoanalysis）。（1988：210）这两种关于时间的书写策略最基本的不同是在过去与此刻之间关系的想象上：对历史编年体例的书写来说，过去与此刻是并置的，它们透过命名与文本空间的领据而在年表中并置而陈，它们之间是一种并置的连续性、带有相互关联，并展现因果关系；在历史编年中，过去与此刻是分裂的，透过时间的断裂才得以并置。对精神分析来说，过去与此刻之间的关系宛如层叠的鳞状物，过去就含带在此刻中，以鳞状层叠的方式相互嵌合，在其间展现出暧昧的置换关系，到处都有伪装、逆反、以及模糊的扮装游戏。在精神分析式的时间策略中，现下未必是现下，过去也未必在过去的场域中出现，现下里可能嵌着某个过去形体的逆反或伪装，而过去则被此刻模糊占领。因此，在精神分析式的时间策略里，「时间」的空间并非一遵守直线秩序的排列，而是相互交叠。
当历史以编年体例建构时，Certeau认为这种体例将产生一种危机：历史将主宰一个具有历史意识的社群的思考方法。因为历史编年中所陈述的「关于过去的知识」都是经过编排的，它的结构性具象到可以扮演国家意识型态的一统角色-甚至也可能统一一个时代的思考方式。（1988：137）只要让历史意识呈现一致性的因果关系，便得以主导整个国家思考自身定位与自我反射的形象。
相对于那些认为「过去」已经干净地被整理得有秩序、片片都好好地摆在资料馆中的历史学家，Freud则透过精神分析建构另外一种书写时间策略：一种精神分析式的绕道策略：那些已死的、已沉默的过去开始发声-并非透过历史学家的书写中介、也不透过历史学知识，而是透过文本里展现的沉默来发声-以一种伪装、逆反的方式出现，让这些来自遥远他处的声音在文本的缝系中发声。（1988：288，318，319）
这种精神分析式的时间书写策略不仅抹除了集体与个体之间的界线，全都放置在病理学的场域中展示；它在 再现文本缝隙中寻找真实的小碎片，透过对这部分真实的追溯，而取得真实的源头。当然在这类分析中，带有一些基本的分析方向：如成人生活的决定性因素是连结到孩童时期所经历的原初场景等。这种时间策略是透过精神分析治疗方式，即，对语言文本进行分析-并且将分析者与被分析对象之间关系切分清楚。
这种策略打破了历史编年体例将历史视为整体的观点，同时也打破了历史编年所建构出的直线时间秩序，创造出另一种历史书写文类：一种分析者将自己位置标示出来，而使得诠释位置变得透明，并且因此取代「客观论述」。精神分析式的时间策略让历史事实上与虚构小说无异-文本中的时间不过展现在符号的书写连续性中，历史满足于满足于安排这些符号，并从无数被书写下来的碎片中排列组成一个单独文本，这展现的是一个书写的劳动活动建构了时间，而且透过自我投射来创造意识。（1988：210）
然而透过精神分析式文类，将历史编年体例的直线史观转换为梦的逻辑的操作，仍然将历史的时间建构问题放置在一种空间论述的脉洛中。透过梦的逻辑所展现的不连续性，打破历史编年体例中所具有的虚构连续性、因果关系、相互关联性等，而透过书写建构出另一套具有分析位置的虚构论述-将原来被建构成有秩序的空间打乱，以另外一种不连续的方式置换。精神分析式的语言透过解析书写语言裂缝中的否认与悖反、伪装，而得到另外一种诠释空间，不再是透过捡拾碎片来拼凑真实，真实是必须循线而生，透过去辨识伪装、悖反的路径才得以到达。因此藉由无意识，历史书写去除了原来由场域转换成空间，本来所带有的延展限制：那些本来在场域中被框架的、不可说的声音，都会在书写的路径中留下痕迹；在延展的他者空间里，他们透过碎片的线索，循线返回自身。
因此透过精神分析的时间策略，我们可以知道的是，所看见的历史文本都是透过对真实碎片搜集而建构起的历史叙事，在这些叙事中藏有裂缝，分析者必须透过精神分析治疗方式来追溯那些裂缝的痕迹，而将那些已经被它者化在书写文本中的它者之声，重新复原。
Certeau举出十八世纪的歌剧，说明被书写成文本的声音如何透过听觉空间再次复返：8歌剧透过音乐与话语的结合，透过音乐作为声音的重新置入，而使被书写成文本的声音以另外一种听觉方式展现：透过交响乐团合奏的高低起伏与旋律，发声从它自己本来的路径逃脱开来，迷路在句法与乐声的揉合结构中，同时透过音乐旋律破坏了原来书写文本的语法结构，而使在书写中被隐匿或片面切割的声音得以在旋律起伏中重新被听见。这便是透过精神分析的时间策略而得以追回说话者究竟如何说、占据什么样的空间说，以什么方式述说的操作。
这个操作策略使人关注到历史的书写必须透过对叙事的分析来加以探见。只有透过对叙事的分析，被掩盖的它者之境才有可能经由痕迹的回溯而重新展现。
叙事的共时系统与操作
在书写生产中，藉由语言系统而产生的说话与被说之间的关系，是历史叙事的另一层操作。Certeau认为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生产经济下，独立的经济竞争活动促成了一种社会的普遍理性，这种普遍理性使得书写生产过程中同时存在生产品（作品）与生产者（作者）两种元素。9书写系统将它们的作者放在无庸置疑的位置，并且书写生产在自由放任经济中所产生的工具理性则允许这些系统征服并桎梏世界实体，将世界实体都放在这些书写系统错织的网络中，无一刻得以脱逃。
这种新的生产分配逻辑对书写产生了革命：书写的作者主体开始发生。人的存在里存有一种上帝赋予的天赋、同时也具有自身的创造力量-这便是书写主体-它只书写，并不说话；它不透过身体的交谈便产生了沟通；它是一个作者。这是透过技术系统产生的，一个从书写系统中产生的技术作者。这个技术作者具有支配权，带有合法性。只有通过书写的工具理性而产生的产品，才是被生产出来具有合法性卷标保证的产品。
于是叙事中便产生了命名与作者的问题。有一些制度操作（institutional practice）组织了叙事主体，并且确保叙事中占有主导地位的元素。同时，叙事中所建立的叙事时间也开始拉开再现与真实时间之间的距离。
在叙事中因为时态（temporalization）10的发生，使得原来不可能并存的命题透过时态顺序而得以共存并共置在同一个文本中。带有时态的叙事使得原来透过书写系统开展的空间有了时间的层次深度，而让叙事里的元素具有排列上的一致，并且在语法系统中确保它在科学上是有效的。这种叙事时态的深度使得原来被书写系统排除的、或对立的，都在文本中得到安置的空间。
历史编年体例就是建立了一个参考时间表来作为对应的时态。它以年代组织起来的年表作对应参考时间，在文本中介入了时间的想象，并且铺排了此刻到过去的路径-并加以逆反，因此在历史编年体例中，年表扮演的角色往往是从过去到现在的路径铺排，并把这路径转换成一种时间向量的必然，即，「过去如何形构此下」的历史必然性，这种必然性也连结了书写与实践之间的关系。
在叙事文本中，书写带引时间到达读者接收的时刻。透过叙事整合叙事元素所完成的叙事时间一致性，使得读者透过时态的捕捉而能够跟随叙事文本阅读。Certeau认为这种时间的一致化使得叙事无论如何都是在一个「发展」的状态中，这状态使得「此刻」不仅仅只是一个时刻点，而是一个在两端点将延伸到过去与未来的时刻，它随着年表的排置轨迹延伸，随着文本书写发展脉络的痕迹延伸。因此透过「此刻」作为一个论述的假设书写位置，使得原来生产文本的场域成为文本生产的场域。
这意味着透过「此刻」的书写位置以及文本中「此刻」的再现，将产生「此刻」的双重性：书写位置与再现的距离使得「此刻」产生了双面剥离-不仅是叙事时间与真实时间的剥离，同时是再现与书写位置之间的距离产生了生产文本的空间。然而书写的「此刻」位置介入，使得书写的主动性介入，让生产文本的空间转换成被文本生产的空间。时态以这样的方式介入书写操作：在年表上的标注，将「此刻」放置在一个空间之外，并依附着年表作为行进方向，叙事文本在此刻与「再现此刻」之间的空间生产出论述。
在Certeau看来，藉由允许「此刻」被放置在时间中，并且最后在叙事中被象征符号化，叙事便将自己放置在一个与「开端」之间具有必然关系的位置上，然而这开端却是空的，是nothing，或着只能做为限制的作用。因此历史编年体例在叙事上便成为一种截断与暴力指定的连续性，透过将此刻放置在时间轴上，不仅横断出再现与时间之间的空间，同时指定了叙事时间的连续性。
这种连续性得以将原来在历史中没有空间的事件放置在历史时间中，并且透过书写的去自然化（de-natures），介入了时间的实践。书写因此建构了沉默空间，只有被书写列置的秩序，而没有时间本身的声音。
这种书写的操作，便是将时间视为他论，透过叙事的科学性格来为其发言、发声，真正的时间秩序则被隐没在这一整套的叙事论述规则背后，历史编年叙事成为一种强制形成的假面系谱。时间在其中是被建构的，真正的时间已不可考，建构的叙事时间在文本生产的过程中被加以排置、流动，形成一个具有一致性的描述，建构出历史的他论。（1988：90-91）
若单单只是透过对历史的书写，或许时间在再现中的真正实体根本是不可能展现出来的，它被层层的书写操作包封了，掩盖了，并且透过年表时刻点标记，借了时间之型的口来说被虚构出来的话语，以成为具历史有效性的论述。这样的操作似乎带来对时间再现的绝望，透过文本的追溯，时间仍然不可能跳脱书写的安置，而持续地成为空间的问题，不断地在空间的具体化隐喻中真正成为「此地对他地的排除」，而划出理性有效的范围，将范围之外的声音都搁去不论。
然而在Certeau讨论旅行书写的过程中（1988：218-219），时间被空间所占据的情况，似乎有些不同。透过传教士的旅行，从此地到他地，再回返的过程，旅行者从原初社会到达旧世界，在经历与旧世界的切断之后，回到出发地。透过叙事与被叙事建构的世界想象，旅行者彷佛从此刻的现代社会回到原初社会，事实上是历经了一次从此刻到过去，在由过去返回此刻的历史书写路径。
于是在旅行书写中，历史书写所建构的时间真正被具体化地展现。它以空间再现了历史的再现，明确地透过空间复返书写了时间的路径。
另外，除了书写时间的安置之外，叙事本身所带有的虚构性格也是形成历史时间空间化的原因之一。在Certeau定义的「叙事」中，它与描述不同；叙事不再是一种尽可能寻求逼近「真实」的再现，而是透过叙述历史而制造一个虚构空间：它从真实离开，假装逃离此刻。它是一种脱离真实的妙计，同时也是一种「说的艺术」（an art of saying）（1984：79）。
若书写系统与操作，使得书写与历史再现这件事情有了「战略」（strategies），那么叙事逃离「逼近现实」任务、并生产虚构空间的性格，便是「战术」（tactics）了。编年体例的结构经过时间定位的命名产生的文本空间，加上叙事虚构出的深度，使得历史的书写被放置在叙事空间与文本空间相交之际，在想象的时间轴上游移，交织出历史再现。
结论
在对Certeau讨论书写操作、再现、叙事及历史的过程中，可以逐渐耙梳出时间在再现文本中的形貌。时间脱离了从抽象理性中建构起的精确与等量度量，脱离科学理性设计出的定时器那样一分一秒丝毫不差、这一分与那一分之间没有差异的特质，而透过书写操作建构出时间宛如人的经验感知那样，有着不一致的速度与不等分的时间长短感受。然而这种不一致的速度却又是在书写的过程中透过叙事的一致性整合而建构出来的。
因此，历史书写中的时间始终跳脱不出「建构」的范畴，不管透过技术、叙事或计量，就算是时钟对时间的计量也是透过科学建构出来的。
或许这意味着时间本质的抽象不可捉摸，就算一分钟一秒钟是可以透过石英定时器一分不差地持续计算，但却永远是一种无法感知的东西，脱离不了抽象理性建构的禁梏。不管是定时器、叙事，事实上都是在「对抽象时间的具体展现」的基础上描绘时间，时间本质的不可考与不可再现成为文本再现中最终的缺席。
因此，将时间放置在空间的论述方式里，或许是一种具体化展现的方式。这种论述方式其实跟Certeau在讨论城市中行走时候的立论很类似：现代社会的高楼大厦使人彷佛站在一个全知的位置，全景俯瞰这一切，这全在不知觉中被现代社会技术所囿绑；唯有用步伐足迹才能够去对抗城市中的现代社会科学理性技术所布下的挪用战略网络。（1984：97）
在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中，一开始的大钟内部齿轮运转的特写，便清楚描述了现代社会里的理性秩序。若说时间之抽象理性秩序建构自现代社会技术，那么，一种对时间具体化的展示或许也就成为把时间拖拉出现代社会的理性秩序的唯一出口。只有透过空间化的再现，时间才能够被感知、甚至在旅行中清楚触碰那个过去的世界（尽管也是建构的）。或许，现代技术的理性秩序宛如一个大战略场，而将时间在文本中具体化、历史描绘中以空间再现，便是一种藉以逃脱理性秩序的大战略场的战术位置，而将抽象理性转化成能够具体感知形式的同时，也就产生了对抗战略的战术空间。
因此，历史书写或许是一个跟时间有关的问题。正是因为它与时间如此紧密串连，必得透过空间化的再现，才能够在脱离历史编年建构的同时，不被技术理性的时间本质用一种虚构的方式置换。如此，对Certeau来说，精神分析式的时间策略才有实践的可能。
参考书目
Certeau. 1984.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erteau. 1986. Heterologies: Discourse on the Othe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Certeau. 1988. The Writing of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Ahearne, Jeremy. 1995. Michel de Certeau: Interpretation and its Other. Standford, California: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注释：
1.一种精神分析式的历史观，在Certeau的the Writing of History中，在最后一章"Freudian Writing"中提及，当历史作为一种叙事的时候，所有被阅读的路径都已经像是被摆放在橱窗里面那样地安置在一个秩序中，只要我们一接收这文本，那个摆置秩序的操作就已经运作。而Freud的书写，正是他认为有别于上述历史作为叙事那样的操作之外，另一种历史的可能。Certeau, Michel de. 1988 The Writing of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287.
2.Certeau, Michel de, 1984,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xxiii
3.更进一步地来说，这种技术理性事实上是从日常生活中产生，并且在建立一整套具系统的科学实践及语言之后，又复返回日常生活，使得这种理性不断地实践、渗透在日常意识中。
4.Ahearne, Jeremy. Michel de Certeau: Interpretation and Its Other.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14.
5.这一种精神分析式的历史观点，主要指的便是一种「使书写起点开始在他者场域中」，是在历史诠释中引介入一种精神分析式的模式。于本文稍后会详细提及。
6.这一种对历史书写的理解，对Certeau来说是一种认识论上的觉醒；他提及，在历史中每个思考系统都指向场域。然而系统与场域之间的相互指涉对Certeau来说并不足够，因为正是「书写」使得实践进入社会空间，正是被设定好的学科规则组织了实践的程序。Certeau. Writing of History. p57
7.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p157)
8.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p162)
9.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p157)
10.Certeau. The Writing of History. (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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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佳旻，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
在Certeau讨论历史书写、讨论文化书写的论述中，场域（place）是一个处处可见也往往被Certeau提出讨论的的问题。不管是历史的书写或文化书写／再现，在十六世纪之后逐渐透过科学革命进入西方现代的同时，所有学科／学术企求展开对真实（the real）的捕捉，却同时也因这捕捉而使真实不断反复再现，而使捕捉的操作（practice）困囿在场域中。
历史不是一个时间（time）-或，至少是与时间有关的问题吗？
一般而言，时间的本质先于人的经验而存在，它在超越感知的维度中安静地以一种抽象理性度量着经验。不管是事件或经验，只要脱离了此刻当下感知，过去（the past）便成为模糊不可辨认-除非按加上时间的维度来为之定位、命名，并透过书写加以再现、诠释那些不管是经验或非经验的过去。如此，彷佛便能随着时间的穿延横渡过去与未来，成为具延续性的认知，带领我们得以从此刻攀附着时间与书写组构的叙事走向过去，或走向未来。
然而，从Certeau对历史编年纂写的揭露，剖析出历史书写中的操作层面，使得历史似乎脱离时间的本质，而成为一个空间的问题了-处处是场域战争、安置与划分的问题-历史的书写是一个将过去视为它者的建构，在此／彼的场域划分中，一个书写主宰的权力争夺，在已经发生的真实不可能重来之后，再现取代了真实的空间。
当此刻已经发生，事件的发生在发生的那一刻便已经过去之后，不管是以历史的旁观论断位置或仅仅是一个纪录者回过头来书写－透过书写，时间被建立，也被抹去。时间作为科学计量的时间流原始形态已在书写或再现中被抹除了。时间一去不返的状态本就毫无路径可以追溯，而透过书写与再现，一个新的叙事时间在文本中被建立。这时间成为场域的结果，它使时间脱离了时间先验本质而转化成为空间形式，成为一个被叙事、论述所填充分配的空间。因此我以为，在Certeau的对史学传统的历史编年体例的书写讨论中，时间成一个空间问题，此下与过去之间的关系彷佛如空间有着相互定义并定位的关联性，此时／彼时的对立被具体化为此地／他方的分野，其中有着距离的问题。
事实上将时间放在空间词汇中来指涉似乎是很常见的：如「距」今一百年前-这样的说法，便是将时间放置在空间隐喻中来表达，这种表达将时间空间化，以理解时间本身所具之抽象理性度量。然而，在Certeau对历史书写的讨论中，究竟如何看待「时间」作为历史其中一元素的问题呢？透过此时／彼时转换成此地／他方的隐喻中，究竟只是一种将时间空间化表达以作为理解，还是在讨论时间再现（如传统史学的编年体例）时，时间再现本身就是一个空间化的形式？
或者，时间本身并不存在，历史书写的再现中，本来就是空间划分的问题？
本文的目的便是，透过Certeau对传统史学的编年体例与史料编纂书写的分析与批评，以及他为打破传统史学体例所僵化的过去，而提供的一种精神分析式的书写1，是否得以解决时间被空间化的历史书写操作（operation）问题，或者，更进一步地宣告「时间之不存在」？
时间是一个技术问题
在讨论历史书写的叙事分析之前，在Certeau的讨论中似乎不可避免掉时间作为一个技术（technical）问题的讨论。这是由于「时间」计量本身原来带有的抽象理性性格所致。
在Certeau的论述中，技术（technology）也是一个主要讨论的核心，是自十六世纪以来历经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而建立起的现代社会所凭依的主要元素。历经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后，西方世界逐渐步入现代-一个透过技术建立的现代社会。Certeau对于现代社会的反思，不管是在理论或是文化再现，几乎都可以说是建立在对技术的反思基础之上。2
人口暴增之后的西方世界，在Certeau眼里是一个个体消亡的世界。（1984：1）透过蚁冢般的模型建立起的社会，使得大众（the mass）成为分层理性的主体，也只有在理性所区隔的分层中，面目模糊如乌合之众的大众，才有机会在社会中产生各自的面貌（即，成为复数的the groups）。因此理性分层的机制（apparatus）进入区隔的操作中，而成为一技术管理形式的社会；最后，自由业（liberal profession）的兴起对抗技术官僚所垄断的技术利益集中社会。
当理性分层的机制建立之后，尽管带有专业的专家企图透过专业来解放技术官僚的禁梏与管理限制，但却无法逃脱技术社会诞生以来的技术网络，反而更加紧密地缠结。在现代社会中产生的分析技术，将日常生活袒露并开放在那些科学流动的边界上，最后任何人都沦陷在沉默的普遍场所（common place）中，只能不断地重复做着每一个被制度限定的劳动。
科学实践以及语言方式藉由技术进入了日常生活3，使得日常生活成为被一系列各式技术轴线错织的空间，一个充满战略（strategies）的场域。在这个场域里，科学语言带来如专有名词（proper name）般的武断指定意义-日常生活宛如科学过程，反复实验建立假说、学说，对日常生活下定义并命名：如按着规律生活才是生活，这样的武断定义。更进一步地来说，这种技术理性事实上是从日常生活中产生，并且在建立一整套具系统的科学实践及语言之后，又复返回日常生活，使得这种理性不断地实践、渗透在日常意识中。（1984：6）
在现代技术社会中，「规律」生活是一种被技术-如时间／空间、生产／消费关系所划分切割的一种过程。事实上，「时间」所带有的理性特质正好就来自这个技术时代。时间作为一个技术产物，便进入同质／异质的理性区分功能中：切分清晰且等分的时间里，建立了精确／偏差、理性／失控、常态／非常态之间的对立。
Certeau谈论历史书写时间的时候，反复讨论一种按表排列式的编年时间，以及这种编年体例的思维与叙事建立起来的虚构城堡；他明白地揭露历史的书写不过是一种透过策略建立的论述-历史是一种时间及书写策略生产出来的文本，一个虚构（fabrication）的文本。4
这十分符合Certeau所认为在这种技术分析的社会网络中的再现问题。Certeau认为再现不只是取代了日常生活语言，或者是「字」、「书写」作为一种纪录与发言的专业工具-将日常生活覆盖；而是再现如何将自己引介入我们的技术之中，与之结合，产生出生产论述的场域。同时，它自己如何透过介入技术之中，对那个生产论述场域产生再认同？这其中便是理性论述生产过程里的技术操作问题：论述如何透过技术来建立自己的合法性，并且，技术如何操作论述的问题。
然而当书写在Certeau的讨论中成为一种操作技术的时候，时间究竟扮演什么角色呢？历史是一系列历史书写操作程序（procedures）的结果，在Certeau的讨论中，决定再现的场所（place）因素（包括机构、学圈、博物馆之类的展示场域）在书写策略中隐匿的同时，被建构的时间-包括因果关系、事件命名等，也都将再现对象的实体隐匿在书写中。当Certeau用精神分析的方式试图从文本回溯、揭露这些隐匿的同时，打破了编年式的操作，时间是如何地被重新建构起来？5
事实上我试着认为，在Certeau讨论再现时，时间转换了原来编年形式所带有的性格。当时间原来被科学理性透过定时器定义时，似乎就带有直线行进的特质，或许历史采取编年形式，也同时在模仿这种科学事实定义下的时间。这种直线行进的特质具有几种连带性格：如，连续性、因果关系。然而在Certeau讨论历史编年体例所带有的特质时，这几种性格也都透过历史的书写策略而清楚展露出来。因此时间在文本中被建构出来的角色，似乎成为一个书写策略的问题了。是历史的书写策略使得时间（因果、连续性）像是存在的，并且就如编年历史那样无窒碍地前进，并且昭然若揭，彷佛历史的书写因此非关时间，而是一个书写问题。
Certeau曾经提到，若说「组织一段历史是与时间、空间都有关联」这样的事情是真的，那是因为生产技术的缘故。一个社会认为自己是具有历史的，那是因为历史透过生产论述的工具建构了「过去」（the past）。（1988：70-71）这些生产「过去」论述的工具，不仅仅是一些如考古与史料、事件命名等方法，同时还是一整个体制性的操作结果。这是这整个史学学科体制体制的生产的操作技术。
这些操作技术的首要关系到从十九世纪以来对所谓「自然」（the given）与「文化」（the created）的区分-这两者并非对立。当人类开始出现生产技术的时候，便透过技术来「更新自然」，在自然不断地被更新的同时，人类社会便累积出历史与文化。因此从垃圾、纸张、蔬菜或者永恒存在的冰河等那些天然环境中，人类制造了历史；人类参与自然，并且更进一步地，从自然中建立自己的环境，人类从附属于自然的参与角色进而益发积极，透过技术发展而成为有能力将自然囊括成自己的附属物，从自然中建构出自己的「环境」。（1988：70）因此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改变了，透过命名与人类劳动加工的方式，自然与社会之间彼此串结-是自然的社会化，同时自然也提供了社会自然化的空间。
十九世纪的历史写作便是一整套透过分析自然的社会化（如石器时代的石头如何被磨制成器皿及武器）与社会自然化（透过对石器时代的武器石头进行年代鉴试，便能够得知石头距今的时间距离）的过程，逐步地进行史学操作过程，而建构历史史料，并得到时间定位的理性事实，而成为历史编年的数据元素。这便是历史如何成为一个与时间、空间结合的叙事。
在这样的叙事中，时间被叙事时间取代，真正发生的时间客观性与其所衍生的因果关系并不如叙事中所述而存在。讲述的先后、因果的串联也组织了叙事时间，尽管事件的发生在科学时间性中有先后发生的客观性，但却也未必定义了其间的因果关系。然而透过叙事，这些都可以在书写中被抹除，重新建构再制。
历史书写的两种时间策略
对Certeau来说，书写与时间都是横渡千年的东西。当书写欲求再现过去的真实，并以时间作为刻度定位时，过去便成为一个非场域（non-place）—是一个想象的场域，可能被社会场域的论述所替代的场域。（1988：68）正是因为对过去的各式再现-包括自然遗物、遗迹与人工的论述、书写，不断地把原来沉积在「过去」（将过去视为一个场域）中的真实挖蚀殆尽，并且把再现填充进去，而使得真实透过再现之后更加不可能企及。这是再现的操作，同时也是真实的不可能复返。
因此历史永远不可能如普遍所期待的那样「还原真相」，甚至就是在一次又一次地述说与再现，反复地讲述之后，真实反而被隐没了，而成为羊皮纸上第一次写上的东西。在这种立论下，Certeau认为，对历史的书写都是操作的结果而组成的虚构文本：「在一种必然局限的状态下，想象历史作为一种操作，事实上等同于在一个场域（place）、分析程序（procedure）、以及文本的建立（constitution of text），三者相互关系中来理解」6。
在这些操作中，还有引用（quotation）7的问题。「过去」真实的发生，是没有作者的；Certeau提到，在科学的修辞学出现之前，是掌握权力的人掌握了话语权力：如只有精英统治者能够为野蛮人、精神病患、小孩、与大众来说话，这种权力位阶的主宰关系在科学修辞出现之后，看似被解放在人类学、精神病学、教育学与政治学等学科中。人类学告诉我们所谓的野蛮人过什么样的生活，精神病学告诉我们精神病患的生成因果，教育学对小孩的分析与教育法则决策具决定性关键位置，而政治学则彷佛能为大众人民述说需求-包括历史，历史为已经离开的过去说话。这些都是透过科学程序（procedure）建立起的可信度带来的话语权威。这些程序把声音（voices）都引介入权威语言（authorized language）中，让权威语言替这些野蛮人、精神病患、不会说话的小孩、沉默的大众与沉寂的过去发出声音。权威语言引用（quote）这些声音，加以撷取、诠释-这便是科学程序过程，这种科学程序过程产生了许多他论（heterologies），这些他论的共同特色便是「企图去书写这些声音」。因此这些声音从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来，当它们要到达我们、被我们倾听的时候，必须为自己在被书写下的文本（the written text）中，找一个位置。
这些操作都是透过场所具现的问题。不管是透过研究机构、研究学圈、图书馆、档案馆等场所的置列与安排，决定了历史书写中「此／彼」之间的分际与各自范界；或是在文本中，声音与书写占领文本空间的主权，这些科学程序的操作使得历史成为一个一个被论述与叙事填充的场域，而时间则成为标示工具，命名这些被转换成场域的空间。
因此透过空间置排，空间不仅仅只是时间的隐喻表达，同时变成时间具体呈现唯一种过去的它者空间与此刻建立起的相互关系。
西方现代历史的传统便在这样的相互关系中建立，在「过去（past）」与「现下（present）」之间的差异上展开。而在历史编年的书写中，不断地把此下时间从过去中分离出来，并且在各处都不断地重复这个内在分离动作，结果便形成历史年表（chronology）这样的东西，它被年代（periods）所组成，并企图在年代与年代之间找出关键事件、或使某个时代不再继续的事件时刻点，将它们标示出来。Certeau便认为，每一个「新时代」都提供了论述的场域。（1988：3-4）事实上不仅仅是新的时代提供了论述场域，那些被标示为旧的时代更是。在标示差异的同时，时间本具的连续性必须产生断裂，才能产生诠释的可能空间。因此编年体例尽管看起来是一个具时间连续性的产物，但事实上在不断地透过标记差异来定位年代的时候，时间连续性的断裂已经形成，将历史切分成空间之间的相互诠释定义-这种对旧时代的诠释定义同时定义了此刻的时间点。
在历史书写中，Certeau提到两种书写时间策略：历史编年的（historiography），与精神分析的（psychoanalysis）。（1988：210）这两种关于时间的书写策略最基本的不同是在过去与此刻之间关系的想象上：对历史编年体例的书写来说，过去与此刻是并置的，它们透过命名与文本空间的领据而在年表中并置而陈，它们之间是一种并置的连续性、带有相互关联，并展现因果关系；在历史编年中，过去与此刻是分裂的，透过时间的断裂才得以并置。对精神分析来说，过去与此刻之间的关系宛如层叠的鳞状物，过去就含带在此刻中，以鳞状层叠的方式相互嵌合，在其间展现出暧昧的置换关系，到处都有伪装、逆反、以及模糊的扮装游戏。在精神分析式的时间策略中，现下未必是现下，过去也未必在过去的场域中出现，现下里可能嵌着某个过去形体的逆反或伪装，而过去则被此刻模糊占领。因此，在精神分析式的时间策略里，「时间」的空间并非一遵守直线秩序的排列，而是相互交叠。
当历史以编年体例建构时，Certeau认为这种体例将产生一种危机：历史将主宰一个具有历史意识的社群的思考方法。因为历史编年中所陈述的「关于过去的知识」都是经过编排的，它的结构性具象到可以扮演国家意识型态的一统角色-甚至也可能统一一个时代的思考方式。（1988：137）只要让历史意识呈现一致性的因果关系，便得以主导整个国家思考自身定位与自我反射的形象。
相对于那些认为「过去」已经干净地被整理得有秩序、片片都好好地摆在资料馆中的历史学家，Freud则透过精神分析建构另外一种书写时间策略：一种精神分析式的绕道策略：那些已死的、已沉默的过去开始发声-并非透过历史学家的书写中介、也不透过历史学知识，而是透过文本里展现的沉默来发声-以一种伪装、逆反的方式出现，让这些来自遥远他处的声音在文本的缝系中发声。（1988：288，318，319）
这种精神分析式的时间书写策略不仅抹除了集体与个体之间的界线，全都放置在病理学的场域中展示；它在 再现文本缝隙中寻找真实的小碎片，透过对这部分真实的追溯，而取得真实的源头。当然在这类分析中，带有一些基本的分析方向：如成人生活的决定性因素是连结到孩童时期所经历的原初场景等。这种时间策略是透过精神分析治疗方式，即，对语言文本进行分析-并且将分析者与被分析对象之间关系切分清楚。
这种策略打破了历史编年体例将历史视为整体的观点，同时也打破了历史编年所建构出的直线时间秩序，创造出另一种历史书写文类：一种分析者将自己位置标示出来，而使得诠释位置变得透明，并且因此取代「客观论述」。精神分析式的时间策略让历史事实上与虚构小说无异-文本中的时间不过展现在符号的书写连续性中，历史满足于满足于安排这些符号，并从无数被书写下来的碎片中排列组成一个单独文本，这展现的是一个书写的劳动活动建构了时间，而且透过自我投射来创造意识。（1988：210）
然而透过精神分析式文类，将历史编年体例的直线史观转换为梦的逻辑的操作，仍然将历史的时间建构问题放置在一种空间论述的脉洛中。透过梦的逻辑所展现的不连续性，打破历史编年体例中所具有的虚构连续性、因果关系、相互关联性等，而透过书写建构出另一套具有分析位置的虚构论述-将原来被建构成有秩序的空间打乱，以另外一种不连续的方式置换。精神分析式的语言透过解析书写语言裂缝中的否认与悖反、伪装，而得到另外一种诠释空间，不再是透过捡拾碎片来拼凑真实，真实是必须循线而生，透过去辨识伪装、悖反的路径才得以到达。因此藉由无意识，历史书写去除了原来由场域转换成空间，本来所带有的延展限制：那些本来在场域中被框架的、不可说的声音，都会在书写的路径中留下痕迹；在延展的他者空间里，他们透过碎片的线索，循线返回自身。
因此透过精神分析的时间策略，我们可以知道的是，所看见的历史文本都是透过对真实碎片搜集而建构起的历史叙事，在这些叙事中藏有裂缝，分析者必须透过精神分析治疗方式来追溯那些裂缝的痕迹，而将那些已经被它者化在书写文本中的它者之声，重新复原。
Certeau举出十八世纪的歌剧，说明被书写成文本的声音如何透过听觉空间再次复返：8歌剧透过音乐与话语的结合，透过音乐作为声音的重新置入，而使被书写成文本的声音以另外一种听觉方式展现：透过交响乐团合奏的高低起伏与旋律，发声从它自己本来的路径逃脱开来，迷路在句法与乐声的揉合结构中，同时透过音乐旋律破坏了原来书写文本的语法结构，而使在书写中被隐匿或片面切割的声音得以在旋律起伏中重新被听见。这便是透过精神分析的时间策略而得以追回说话者究竟如何说、占据什么样的空间说，以什么方式述说的操作。
这个操作策略使人关注到历史的书写必须透过对叙事的分析来加以探见。只有透过对叙事的分析，被掩盖的它者之境才有可能经由痕迹的回溯而重新展现。
叙事的共时系统与操作
在书写生产中，藉由语言系统而产生的说话与被说之间的关系，是历史叙事的另一层操作。Certeau认为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生产经济下，独立的经济竞争活动促成了一种社会的普遍理性，这种普遍理性使得书写生产过程中同时存在生产品（作品）与生产者（作者）两种元素。9书写系统将它们的作者放在无庸置疑的位置，并且书写生产在自由放任经济中所产生的工具理性则允许这些系统征服并桎梏世界实体，将世界实体都放在这些书写系统错织的网络中，无一刻得以脱逃。
这种新的生产分配逻辑对书写产生了革命：书写的作者主体开始发生。人的存在里存有一种上帝赋予的天赋、同时也具有自身的创造力量-这便是书写主体-它只书写，并不说话；它不透过身体的交谈便产生了沟通；它是一个作者。这是透过技术系统产生的，一个从书写系统中产生的技术作者。这个技术作者具有支配权，带有合法性。只有通过书写的工具理性而产生的产品，才是被生产出来具有合法性卷标保证的产品。
于是叙事中便产生了命名与作者的问题。有一些制度操作（institutional practice）组织了叙事主体，并且确保叙事中占有主导地位的元素。同时，叙事中所建立的叙事时间也开始拉开再现与真实时间之间的距离。
在叙事中因为时态（temporalization）10的发生，使得原来不可能并存的命题透过时态顺序而得以共存并共置在同一个文本中。带有时态的叙事使得原来透过书写系统开展的空间有了时间的层次深度，而让叙事里的元素具有排列上的一致，并且在语法系统中确保它在科学上是有效的。这种叙事时态的深度使得原来被书写系统排除的、或对立的，都在文本中得到安置的空间。
历史编年体例就是建立了一个参考时间表来作为对应的时态。它以年代组织起来的年表作对应参考时间，在文本中介入了时间的想象，并且铺排了此刻到过去的路径-并加以逆反，因此在历史编年体例中，年表扮演的角色往往是从过去到现在的路径铺排，并把这路径转换成一种时间向量的必然，即，「过去如何形构此下」的历史必然性，这种必然性也连结了书写与实践之间的关系。
在叙事文本中，书写带引时间到达读者接收的时刻。透过叙事整合叙事元素所完成的叙事时间一致性，使得读者透过时态的捕捉而能够跟随叙事文本阅读。Certeau认为这种时间的一致化使得叙事无论如何都是在一个「发展」的状态中，这状态使得「此刻」不仅仅只是一个时刻点，而是一个在两端点将延伸到过去与未来的时刻，它随着年表的排置轨迹延伸，随着文本书写发展脉络的痕迹延伸。因此透过「此刻」作为一个论述的假设书写位置，使得原来生产文本的场域成为文本生产的场域。
这意味着透过「此刻」的书写位置以及文本中「此刻」的再现，将产生「此刻」的双重性：书写位置与再现的距离使得「此刻」产生了双面剥离-不仅是叙事时间与真实时间的剥离，同时是再现与书写位置之间的距离产生了生产文本的空间。然而书写的「此刻」位置介入，使得书写的主动性介入，让生产文本的空间转换成被文本生产的空间。时态以这样的方式介入书写操作：在年表上的标注，将「此刻」放置在一个空间之外，并依附着年表作为行进方向，叙事文本在此刻与「再现此刻」之间的空间生产出论述。
在Certeau看来，藉由允许「此刻」被放置在时间中，并且最后在叙事中被象征符号化，叙事便将自己放置在一个与「开端」之间具有必然关系的位置上，然而这开端却是空的，是nothing，或着只能做为限制的作用。因此历史编年体例在叙事上便成为一种截断与暴力指定的连续性，透过将此刻放置在时间轴上，不仅横断出再现与时间之间的空间，同时指定了叙事时间的连续性。
这种连续性得以将原来在历史中没有空间的事件放置在历史时间中，并且透过书写的去自然化（de-natures），介入了时间的实践。书写因此建构了沉默空间，只有被书写列置的秩序，而没有时间本身的声音。
这种书写的操作，便是将时间视为他论，透过叙事的科学性格来为其发言、发声，真正的时间秩序则被隐没在这一整套的叙事论述规则背后，历史编年叙事成为一种强制形成的假面系谱。时间在其中是被建构的，真正的时间已不可考，建构的叙事时间在文本生产的过程中被加以排置、流动，形成一个具有一致性的描述，建构出历史的他论。（1988：90-91）
若单单只是透过对历史的书写，或许时间在再现中的真正实体根本是不可能展现出来的，它被层层的书写操作包封了，掩盖了，并且透过年表时刻点标记，借了时间之型的口来说被虚构出来的话语，以成为具历史有效性的论述。这样的操作似乎带来对时间再现的绝望，透过文本的追溯，时间仍然不可能跳脱书写的安置，而持续地成为空间的问题，不断地在空间的具体化隐喻中真正成为「此地对他地的排除」，而划出理性有效的范围，将范围之外的声音都搁去不论。
然而在Certeau讨论旅行书写的过程中（1988：218-219），时间被空间所占据的情况，似乎有些不同。透过传教士的旅行，从此地到他地，再回返的过程，旅行者从原初社会到达旧世界，在经历与旧世界的切断之后，回到出发地。透过叙事与被叙事建构的世界想象，旅行者彷佛从此刻的现代社会回到原初社会，事实上是历经了一次从此刻到过去，在由过去返回此刻的历史书写路径。
于是在旅行书写中，历史书写所建构的时间真正被具体化地展现。它以空间再现了历史的再现，明确地透过空间复返书写了时间的路径。
另外，除了书写时间的安置之外，叙事本身所带有的虚构性格也是形成历史时间空间化的原因之一。在Certeau定义的「叙事」中，它与描述不同；叙事不再是一种尽可能寻求逼近「真实」的再现，而是透过叙述历史而制造一个虚构空间：它从真实离开，假装逃离此刻。它是一种脱离真实的妙计，同时也是一种「说的艺术」（an art of saying）（1984：79）。
若书写系统与操作，使得书写与历史再现这件事情有了「战略」（strategies），那么叙事逃离「逼近现实」任务、并生产虚构空间的性格，便是「战术」（tactics）了。编年体例的结构经过时间定位的命名产生的文本空间，加上叙事虚构出的深度，使得历史的书写被放置在叙事空间与文本空间相交之际，在想象的时间轴上游移，交织出历史再现。
结论
在对Certeau讨论书写操作、再现、叙事及历史的过程中，可以逐渐耙梳出时间在再现文本中的形貌。时间脱离了从抽象理性中建构起的精确与等量度量，脱离科学理性设计出的定时器那样一分一秒丝毫不差、这一分与那一分之间没有差异的特质，而透过书写操作建构出时间宛如人的经验感知那样，有着不一致的速度与不等分的时间长短感受。然而这种不一致的速度却又是在书写的过程中透过叙事的一致性整合而建构出来的。
因此，历史书写中的时间始终跳脱不出「建构」的范畴，不管透过技术、叙事或计量，就算是时钟对时间的计量也是透过科学建构出来的。
或许这意味着时间本质的抽象不可捉摸，就算一分钟一秒钟是可以透过石英定时器一分不差地持续计算，但却永远是一种无法感知的东西，脱离不了抽象理性建构的禁梏。不管是定时器、叙事，事实上都是在「对抽象时间的具体展现」的基础上描绘时间，时间本质的不可考与不可再现成为文本再现中最终的缺席。
因此，将时间放置在空间的论述方式里，或许是一种具体化展现的方式。这种论述方式其实跟Certeau在讨论城市中行走时候的立论很类似：现代社会的高楼大厦使人彷佛站在一个全知的位置，全景俯瞰这一切，这全在不知觉中被现代社会技术所囿绑；唯有用步伐足迹才能够去对抗城市中的现代社会科学理性技术所布下的挪用战略网络。（1984：97）
在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中，一开始的大钟内部齿轮运转的特写，便清楚描述了现代社会里的理性秩序。若说时间之抽象理性秩序建构自现代社会技术，那么，一种对时间具体化的展示或许也就成为把时间拖拉出现代社会的理性秩序的唯一出口。只有透过空间化的再现，时间才能够被感知、甚至在旅行中清楚触碰那个过去的世界（尽管也是建构的）。或许，现代技术的理性秩序宛如一个大战略场，而将时间在文本中具体化、历史描绘中以空间再现，便是一种藉以逃脱理性秩序的大战略场的战术位置，而将抽象理性转化成能够具体感知形式的同时，也就产生了对抗战略的战术空间。
因此，历史书写或许是一个跟时间有关的问题。正是因为它与时间如此紧密串连，必得透过空间化的再现，才能够在脱离历史编年建构的同时，不被技术理性的时间本质用一种虚构的方式置换。如此，对Certeau来说，精神分析式的时间策略才有实践的可能。
参考书目
Certeau. 1984.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erteau. 1986. Heterologies: Discourse on the Othe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Certeau. 1988. The Writing of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Ahearne, Jeremy. 1995. Michel de Certeau: Interpretation and its Other. Standford, California: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注释：
1.一种精神分析式的历史观，在Certeau的the Writing of History中，在最后一章"Freudian Writing"中提及，当历史作为一种叙事的时候，所有被阅读的路径都已经像是被摆放在橱窗里面那样地安置在一个秩序中，只要我们一接收这文本，那个摆置秩序的操作就已经运作。而Freud的书写，正是他认为有别于上述历史作为叙事那样的操作之外，另一种历史的可能。Certeau, Michel de. 1988 The Writing of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287.
2.Certeau, Michel de, 1984,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xxiii
3.更进一步地来说，这种技术理性事实上是从日常生活中产生，并且在建立一整套具系统的科学实践及语言之后，又复返回日常生活，使得这种理性不断地实践、渗透在日常意识中。
4.Ahearne, Jeremy. Michel de Certeau: Interpretation and Its Other.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14.
5.这一种精神分析式的历史观点，主要指的便是一种「使书写起点开始在他者场域中」，是在历史诠释中引介入一种精神分析式的模式。于本文稍后会详细提及。
6.这一种对历史书写的理解，对Certeau来说是一种认识论上的觉醒；他提及，在历史中每个思考系统都指向场域。然而系统与场域之间的相互指涉对Certeau来说并不足够，因为正是「书写」使得实践进入社会空间，正是被设定好的学科规则组织了实践的程序。Certeau. Writing of History. p57
7.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p157)
8.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p162)
9.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p157)
10.Certeau. The Writing of History. (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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