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天津医大建首个遗体捐献者展室讲述生命意义
一切都是按开诚老人生前的意愿进行的。
没有葬礼、没有挽联。最后的告别是在天津一家医院5平方米逼仄的太平间举行的。20多名亲友几乎背贴冰柜，前贴老人的遗体，一个紧挨一个，把白菊花轻轻放下，默默走上一圈。家属自带的录音机播放着一段轻柔的音乐。午后的阳光，照着老人清瘦的脸和红色的帽子。
整个过程不超过两分钟。
数米之外，是车水马龙的大街，人们热腾腾的生活如常。
正如老人设想的一样，最终他去的不是墓地，而是门口停着的一辆略显破旧的白色金杯车。车开往天津医科大学。不用太久，他会变成一块块、一片片，甚至他的头发都会变成小切片，被放在医学院学生的显微镜下。这些初学医的后生们将从老人身上，认识第一根神经、第一根动脉。
2010年12月2日，78岁的开诚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他只是换了一种存在方式。他是天津市全年的第8位、有记录的第334位遗体捐献者。
在最美最安静的地方展示生命的意义
49岁的袁武记不清这是第二百多少次坐在这样的车里了。他用那双常年被药水浸泡得发白的手，把装有开诚老人的不锈钢箱子抬上车，然后坐在老人前面——那是他多年的固定位置。
这位做解剖工作30年的天津医科大学高级实验员，把每次接遗体捐献者都说成“请”。
有时候大半夜、年三十、年初一，他也要去“请”人。多年来，他几乎没怎么穿过颜色鲜亮的衣服。
车子徐徐开到医科大学解剖楼。在这栋终年弥漫着福尔马林味道的灰色老建筑里，刚刚落下人生幕布的遗体捐献者，将有最后一段特别的“生命之旅”。
他们的身体在解剖楼，关于他们生前情况的3页纸的记录在一路之隔的行政楼教务处，而真正纪念他们的地方在距离解剖楼和行政楼近100米的教学楼内。
3处构成一个等腰三角形。顶端是一间“生命意义展室”。
学校把最美的教学楼一楼尽头最安静的那间屋子，布置成了国内第一间纪念遗体捐献者的展室，并以“生命意义”命名。这里陈列着所有捐献者的遗书。
在这个“三角形”内，死亡不再是忌讳，生命的价值得到开敞。
遗体一旦进入解剖楼，身份将彻底消失，只有一个个编号。开诚老人就是最新的一个编号。无论来时盖着党旗，还是身穿最简陋的衣裳，无论年龄、信仰、民族，“所有人都一样”。
这段“旅程”是从袁武的手开始的。他会轻手轻脚，像“给活人脱衣服”一样，脱掉袜子、裤子、上衣。哪怕身体已经僵硬，他也不会使用剪刀。脱下的衣物放在一个专门的柜子里，等待集中焚毁。
“旅程”还会继续，经过一双双实验员的手、老师的手，最后遗体进入一间60多平方米的解剖教室。
解剖课有简短的开课仪式，所有的学生都被要求默哀30秒，向尸体鞠躬致敬。老师告诉学生，本学期，这具遗体就为同学们服务了，想要成为好大夫，就要像对待真正的病人一样对待尸体。任何操作失误，在临床上都可能导致真正的死亡。
毕业后留校任教的陆于宏还记得自己当学生时第一次切下手术刀的感受：没有恐惧，只有神圣感。
动手之前，一些外国留学生会按照各自的宗教仪式，为死者祷告。有人会专门带来白布裹着尸体，用手绢盖住死者的脸，尽管死者的脸部已经被学校用塑料布蒙住了。
刀接触身体时，有人会亲切地打声招呼：大爷，我们开始了！做到中途，需要把尸体反过来，他们会说：大爷，咱们翻个身！一间解剖室同时摆放3具尸体，3个小组同时做实验，有学生会略显骄傲地比较：看，我们的大爷身体又瘦又结实！
在初学解剖的学生眼里，他们最关心的是遗体的胖瘦——因为胖人脂肪多，找到大血管、神经、组织的难度要大些。
几乎没人觉得这些尸体是可怕的、冰冷的，有人会喝着牛奶吃着煎饼果子去上解剖课，有人则聚精会神，“恨不得整日趴到尸体上研究”，舍不得下课。
每次解剖课快结课时，即使再匆忙，学生们也会不厌其烦地一寸寸把皮肤覆盖好，让死者尽量看起来“完好如初”。而这并非课程的硬性要求。
考试前，有同学会在白天躺过尸体的解剖台边温书，累了就趴在尸体躺过的地方眯上一小会儿。陆于宏说，很多学生都有过这样的夜读。
最后一堂解剖课，所有人会向已残缺的遗体鞠躬感谢。
最近，解剖教研室主任李云生在《欧洲泌尿科学——铂金》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分量很重的论文，这篇论文他运用了20具尸体的原始资料。
他说，这些死者也是论文的作者，“他们的价值就像杂志的名称一样，‘铂金’，比黄金还珍贵。”
人生是什么？在这里可以有个解答
如果不是开诚老人生前固执地坚持，此刻他可能安眠在加拿大一处山清水秀的墓地。
在加拿大生活了9年的独子开效军，起初并不同意父亲的这种选择。他跟“一辈子都好脾气，从没发过火”的父亲，吵了无数次，最后尊重了父亲的选择。即使在父亲将被抬上金杯车的最后一刻，还有亲友问他：“就这样吗？”
“就这样吧！”这是开效军在父亲身边说的最后一句话。
遗体捐献者的亲人们从不理解到最后“松手”的心理煎熬，在医学院内得到了庄重的回应。对于躺在解剖台上的遗体，教师们称之为“无言的老师”，并会告诫学生，一定要给予他们神圣的仪式感。
多年前，天津医科大学发生过一起学生损坏尸体标本的情况。当时李云生和同事给涉及的100多名学生打了不及格的成绩。这是李云生从教多年来心里最大的一个“疙瘩”。
学校教务处原处长、现天津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张金钟心里也有个“疙瘩”。他讲授的医学伦理课越来越难上了，台上讲白求恩、南丁格尔，同学们在下面不以为然：“老一套”，“很难感动他们”。
这位学哲学出身的教授想改革。一个周末，张金钟在办公室接待了一位戴着黑纱的悲伤的中年男人。他说母亲去世了，想捐献遗体，还带来了一封遗书。
读完这份遗书，张金钟都快哭了。
再上课时，他念了这位留下4部作品的诗人兼翻译家的遗书：
我死后谢绝一切吊唁，我的作品是我留下的丰碑，丈夫儿子姊妹务必节哀豁达，生劳死息，生寄死归！有能耐的人无它奇，只是比平常人看得透远而已。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古典文学是它的宝冕，诗词又是冕正中的斗大夜明珠，我后半生能致力于它的研究，且有美满家庭辅助，我一生已心满意足。
临了，将年轻时熟背的伏契克《绞刑架上的报告》的一段话为结束：“我为欢乐而生，为欢乐而死。在我坟上安放悲哀的安琪儿，是不公平的！”
很快，这封遗书在学生中间传开了。
张金钟事后回忆，“我们的很多理论非常伟大，道理非常深刻，但是课程非常苍白。我们太注重以理服人了，忽略了以情感人。这件事让我豁然开朗。”
张金钟翻了教务处保存的几十年来的所有遗书，越看越激动——“这是最好的教育！”
他找到解剖教研室主任李云生，商量建一个“医学伦理学教育基地”，设在解剖楼，让学生都来看看。
李云生痛快地答应了。多年前的那个“疙瘩”还在，他觉得这个提议“太有必要了”。
两个人没有层层汇报，“私下把这事定了”。2001年底，在解剖楼二楼的一间教室里，“医学伦理学教育基地”算是落成了。
房子破旧不堪，四周掉着墙皮，房子不大，围着走一圈刚刚50步，屋朝北，终年不见阳光。李云生还自费买了紫色的绒布窗帘挂上，在他眼里，“紫色最素雅、最庄重”。
所有的遗书都在那里展出。张金钟亲自选了一些典型的遗嘱做成展牌，有的病句他也尽量保留原样，因为“特别淳朴生动”。部分遗嘱译成了英文，他希望留学生、外国人也来看，“生命伦理没有国界”。
他又突然想到，上课时总讲学校创始人朱宪彝教授的“四献”：献出全部存款建立朱宪彝奖学金，献出全部藏书，献出自己居住的住宅楼，献出遗体供教学解剖。
为什么不把老校长“请”来？他托人去找，在一间实验室里，发现了朱宪彝的内脏标本。这件“镇校之宝”，被移来放在屋子的中央。
原本这个基地只向医学伦理课的学生开放，结果，全校的学生、医护人员都来看，甚至隔着几个街道的18名环卫工人、隔着黄河长江的南方兄弟院校的同行也来看。参观感言累计100多万字，其中不乏日文、阿拉伯文、韩文、法文等。
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杨叔子院士曾趴在玻璃罩前，扶着老花镜，细读这些遗嘱。离开时，他写下：人生是什么？在这里可以有个解答。
受展室影响，这所学校自愿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学生比率在天津是最高的。
后来，新生入校的第一课、毕业生离校的最后一课，以及本校的新员工和附属医院的新医生、新护士的岗前一课，都在这里上。
这个老楼有些不堪重负了。
2006年春天，基地移到了教学楼一楼的新址，并更名为“生命意义展室”。
搬家那天，因为担心年轻人毛手毛脚，张金钟亲自抱着老校长的脏器标本。学生们在一旁低语：“朱校长，咱们要搬家了，搬到一个更漂亮的楼！”
这里值得全世界所有医学院效仿
新展室其实也不大，只有100多平方米，并没有容下全部334位遗体捐献者的信息，包括“开诚”这两个字。相反，这里很少提及捐献者具体的名字，除了遗书原件，展板上的遗书落款均是“匿名”。
展室很明亮，这里能迎来一天里的第一缕阳光。走上一圈，能认识很多有趣的人。
“我参军时才17岁，还是孩子，不懂得多少革命道理，是党教育我长大成人的，我本应做更多的工作以报答国家，但因为历史的原因，使我平庸地度过了后半生。现在唯一的补偿办法只有将遗体献给祖国。我当兵走时家里只留下一位年过花甲的妈妈。参军一去十多年不能在妈妈身边行孝，欠妈妈的太多了……我想只有将从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奉还给祖国母亲，也算是给妈妈一点儿补偿。”
还有不会写字的天津市西青区张家窝镇的农民张凤龙。他的遗书是别人打印的，最后落款，他像画画一样照样子画出自己的名字，可他还是画错了，歪歪扭扭地写着：张风龙。这也是这间屋里最短的绝笔。
如果这个农民还活着，今年该是34岁。
还有人为了证明自身的“科研价值”，不厌其烦地说病史：五六岁，害眼疾，七八岁时，感染秃疮，八九岁时，得疟疾……
看这里的文字，常常忍俊不禁。一名书法家说，“死后仍要助人为乐”，如果自己的脏腑能够用于挽救别人，来个生死之交，“觉得也颇有诗意”。他希望自己不吸烟、不喝酒的好“五脏六腑”，正好能教育抽烟酗酒的“同志们和青年们”。
自称20多岁就开始有“头摇手颤”症状的一位老人，建议有兴趣的大夫取出自己的大脑研究一番，“以改变老年人的形象”。
当然，鸡毛蒜皮的小事在这里也是俯拾皆是，比如金戒指给谁，侄女结婚给多少钱……这些絮絮叨叨、形形色色的打算，在这死亡气息无法回避的房间里，留下了一点家长里短的私密与温度。
但有一点，这些人的选择都很“决绝”。有人在遗嘱上按下5处手印，以证明其强大效力。还有人交待：假如身体变得僵硬，那就苫上一条白布单子，不要勉强穿寿衣，以免损伤肌肤和骨骼，影响使用。
来到这里参观的人都会经历30秒的默哀仪式。有时，仪式在参观前举行，瞬间让吃着零食、喧闹的人群安静下来。有时，默哀会在结束参观后进行，“让人沉思30秒”。有中小学生来参观，讲解员会先讲，让叽叽喳喳的孩子们“渐入佳境”，然后中途在朱校长的内脏标本前默哀。
面对这位60年前创办了这所“新中国第一所医科大学”、担任校长达32年之久的老教授的心脏，有人会摸着罩子，有人会刻意离它很远，怕碰到了显得不敬，有人则会站立好久，最后鞠一躬。
朱宪彝生命最后一刻的故事在展室内常常被提及。当时，他感到不适，亲友同事都劝他住院治疗。他婉拒：“新楼病房的会议室、过道和各科门诊室都住满了病人，我是医学院院长，愧对患者，又怎能和他们争床位呢？”
1984年12月25日上午9时，朱宪彝心脏病猝发，倒在正在批阅的论文上，与世长辞，身后“四献”。
世界医学法学协会主席阿芒·卡米，原本只打算抽出几分钟去看看这个展室，结果，大半个小时也没出来。他说，这里“将医学教育和人文教育融为一体的想法是伟大的，值得全世界所有医学院效仿”。
卡米在门口的留言簿上写了一首诗。当别人以为他要离开的时候，他突然问：“我能念一遍吗？”接着，这位白发老人旁若无人地大声朗诵道：“我来自远方，来到这个独特的地方。我来自远方，怀着对朱宪彝教授的崇敬——他像一盏灯，让他的民族看到伦理之光、人性之光。当我回到远方，我会把这灯的信号带给全世界的人。”
台湾学者师哲雄在留言簿上写下了8个字：“无语良师，感恩至深。”
一个尼泊尔的留学生写道：“我感受到精神的力量，看到了在这种力量引领下的中国强大的未来。”
一些社会参观者显然为了从众，随大流参观完就往外走，可他们会等到所有人都走完后，再悄悄折回来，独自趴在留言簿上书写。有的写满一页纸，有的只写下两个字：震撼！
中小学生参观者常常出来就嚷嚷“我也要把自己捐出去”。解说员会笑着说：“死是为了坚定地生。这个展室想告诉大家，请更加珍惜生命！”
平时，这里大门紧锁，参观需要提前预约。但就算只有一个人，学校也会安排开放。
一个阴沉的秋日下午，一位“脸色凄凉”的中年女人，一个人静静地在展室走了一圈。没有解说，没有任何仪式，只有白色的灯光洒满这间屋子。离开时，她低声说，这天是母亲的祭日，没有地方祭奠，只好来这里，尽管这里“没看到母亲的名字”。
两个柜子就隔着一场生与死
开诚老人被“请”进解剖楼后，一路之隔的教务处的工作人员趴在桌边，在密密麻麻的名单上寻找他的名字，然后在名字上画条线，旁边写下：已死亡。
当第334位捐献者从户籍上、档案里消失时，还有一份特殊的记录，永远保存在这间略显清冷的老旧的办公室里。
在这里，两个柜子就隔着一场生与死。一个柜子放着填好的遗体捐献申请表公证书，另一个柜子则专属死亡后已执行捐献者的申请表公证书。
12月2日下午，开诚老人从一个柜子去了另一个柜子。
翻看这些申请表，照片里人们的衣着从对襟袄、中山装换成了西装、衬衣、T恤衫，从黑白照变成了彩照。
早年的申请表已经发黄，裂痕斑驳。一些人自称“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者”，为了
“破除封建迷信”，决定通过献出遗体“报答共产党的恩情”，为祖国医学事业“添砖加瓦”，遗体的处理，“一切听从国家的安排”。
在这些人的笔下，很容易找到当年教科书上常见的词语，比如“计划经济”、“‘四化’建设”等。“国家”和“人民”出现的频率更高。
到了90年代的申请表，人们的表达就随意和个性化多了。不再用“大词儿”表达对生死的理解：“身体不过是人在地球上居住的帐篷，随着生命而去”、“生死就是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人就像一支蜡烛，当它燃烧到芯灰脂竭的时候，自然就熄灭了。”
还有人在申请表里夹了一个封好的信封，写着“请勿提前开启”字样。不知它会在何时被打开，里面又是些什么。
旧的申请表格上曾有“单位意见”一栏，新申请表的这一栏取消了。最初，人们想捐掉自己为国家“添砖加瓦”，是需要单位介绍信的。
“家属意见”栏是申请表上30年一直没有变过的部分，也是饱含泪水分量最重的部分。
有的家属只会填上“同意”，也有人在狭小的意见栏里愿意多写几句，比如“我们一开始反对，经过了激烈的斗争……”
人们并不知道“同意”二字落笔时，那些“斗争”有多“激烈”。
多年来，一次次把人“请”回医学院的袁武目睹了太多刻骨铭心的分离场面。
2003年，退休法官赵建中病逝后，他的长女赵昭做了“一生中惟一不愿意做而又必须做的事”。
当女儿第一次知道父亲捐献遗体的打算，哭着拒绝执行这个残酷的决定。她问父亲：“你为什么偏要这样做，最后我们连你的骨灰都没有，我们到哪儿去给你扫墓，到哪儿去看你呢？”
但当父亲在这年的7月1日中午停止呼吸，赵昭立即通知了医科大学。校方提出，天气较热，为了保持遗体新鲜，两个小时之后就将接走遗体。而天津的风俗是举丧3天。
一个仓促的告别仪式在医院举行。父亲的遗体被抬上车的刹那，赵昭大喊：“等一下，请等一下！”她向正在扎鲜花的工作人员借了一把新剪刀，跪在父亲身前，剪下了一缕花白的头发。
“这缕头发有着父亲的血型，有着父亲的气息，代表着父亲的全部，我要给父亲买一块墓地，埋下这缕头发，让他钟爱的法官制服永远陪伴着他。”
天津市宝坻区的一位农民捐出遗体不久，他的家属被赶出了这个村子。他们被同村人怀疑“拿死人卖钱”，伤风败俗。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故事都这么悲伤。陆于宏曾碰到一位正在申请捐赠的肝癌患者，由家属陪着。他说自己只有5个月的时间了，当看到旁人脸色沉重，他又用轻松的语气安慰大家：“我就快要来了。”
这334名捐献者，生前也许只在填表时到过这所学校，而当他们下一次进入校门，或许已是生命之门关闭的时候了。
您就说一声“呵，老赵走了”，利利索索的
12月2日这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当运送开诚老人的金杯车驶过立交桥，开往天津医科大学所在的气象台路时，65岁的下岗工人赵永华正蹬着他的自行车，在赶往养老院的路上。
8年来，他几乎风雨无阻地每天骑车近40公里，四处寻找可能会捐遗体的老人，连自行车都被偷了几十辆。
334位捐献者中，他“经手”了110人。有年轻时蹲过监狱最后希望以献尸“洗刷污点”的老人，还有身披红旗的老坦克手。他跟袁武常常相遇在那辆金杯车里。
在2002年3月31日，他和妻子同时办理遗体捐赠登记的那一天，他在自家30平方米的房门外钉上了一个大牌子，“天津市遗体捐献宣传帮办志愿小组”。他把家里电话印在纸上，到处散发“热线号码”。
他说自己不是“劝捐”，他从不主动跟人说捐遗体的事儿。他的工作方式是：每天带着面条，骑车去养老院看老人，一起聊天，煮面条吃，别人问他在忙啥，他才说捐角膜、捐遗体的事儿。
他常用地道的天津话说：“人最后眼一闭什么都不知道了。装棺材里，让虫子啃了吃了，不如送到医学院，让孩子们别练假的，练真的，多好！”
他比划取角膜的过程。医生会把一支白花放在死者身边，鞠躬默哀。然后，像“对活人做手术”一样，消毒(尽管这个动作实际上没必要)，最后像“摘隐形眼镜一样”摘角膜，“瞧，人走了，光明留在了人间”。
老赵见人就爱笑，整日乐呵呵的。他跟养老院的老人们说，活着就图高兴，要发现好几天没见到我了，您就说一声“呵，老赵走了”，利利索索的。
以前拿着遗体捐献申请表去公证处办公证需要花200元钱，老赵觉得很不合理，死缠硬磨找民政、找司法，最后把这政策改了，200元免掉。
“我不是党员，谁也不代表谁，就代表我自己。”这是他的口头禅。
他的钱包里总装有一朵白花，随时准备别在胸前，为死者送行。2009年春节，他在一间有11具遗体的停尸房里，为一位捐献者守灵。
抬遗体上下车时，不足1.65米的老赵通常抬头部，“那是大儿子抬的位置，很重要”——这是他表达尊重的方式。
他的遗嘱写了3大张纸，最后一行写满了谢谢，放在“生命意义展室”，那是展室唯一一份主人还活着的遗嘱。
小学文化的老赵还被天津医科大学聘为“德育辅导员”，站在教授讲课的讲台上，讲“生命的意义”。
虽然经手110位捐献者，但他实际也不太清楚自己最后的路。就他的经验，他能预计到自己死后躺在医学院的解剖台上，时间越久，“颜色从最初的浅黄，变成深褐色”，他先指指自家的门框，再指指墙上前几年和老伴补照的婚纱照的相框，“就这色儿！”
他想好了，等那一天真的快来临时，他还会写一封遗书给孩子，那是一份不同于陈列在“生命意义展室”的遗嘱。
话是这样的，他一字一顿地说：“宝贝儿，你是大人了，懂事了，你爱吃鱼，我再不能给你买了，所以你得学会自己钓鱼去。”
最小的墓碑
开效军把父亲开诚送上医科大学的车后，呆呆地站在风里，手里还捏着没有烧完的纸钱。
风很大，开效军躲在避风的墙角烧纸，好几次才能点燃。告别太短太快了，他终于没能烧完一把纸。他说父亲搞经济工作，特别喜欢简单，复杂的事情“会让他不舒服”，所以尊重父亲的意愿，让他无牵无挂地捐出自己。
开效军留下了一张贴着加拿大枫叶的卡片，卡片上签着亲友怀念老人的话，中英文都有。他将把这张卡片和父亲生前的一顶帽子带回加拿大，那是这个家庭所能留下的全部的纪念了。
老校长朱宪彝一生有6个儿女，只有孙女朱宁代表全家参观过“生命意义展室”。学生化专业的孙女回家说，在爷爷的脏器标本前，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她也解剖过别人，“人都是一样的”。
朱宪彝的四儿子朱遂如今75岁了，每逢父亲的祭日和清明节，他就步行20多分钟，到天津医科大学南门口，和父亲的雕像，默默说上一会儿话，再围着种满月季花的花坛走一圈。
给家属一个“交代”，给他们一个祭奠的地方，这个念想始终压在张金钟胸口。直到2004年，由天津医科大学、天津市红十字会、元宝山庄陵园共同设立的遗体捐献者纪念园落成，他心里的石头才落地。
纪念建筑主体长25米、高5米，中心呈心形，刻着两个金色楷体大字：奉献。旁边延伸出两面大墙，墙上镌刻着每一位捐献者的名字。
至今上面有333个名字，开诚老人的名字还没来得及刻上。名字都是随机排的，夫妇二人的姓名，也不会专门刻在一起。
每一个名字就是一个墓碑。
可墓碑实在太小了，前去祭奠的家属，只能扎个小到不能再小的花圈，或者掐一朵花，用胶带粘在上面。
前方是一片桃园，春季桃花灿烂。后面是满坡的爬山虎，秋季一片红。墓地的山脚下养着成群的鹿和孔雀。每天，1000多只鸽子在墓园上空飞翔。
这里的每一个名字、每一块墓碑，隔3天就会被擦拭一遍。墓园并不寂静，每天都有音乐，陪伴亡灵的曲子，有《天长地久》、《回家》、《与昨日告别》，甚至是今年刚走红的《传奇》。
333个名字只占了两扇墙的很小一块，还有大片大片的留白。
袁武和李云生早商量好了，他们死后会把自己留在学生的解剖台上，成为编号，成为分不清彼此的那些小切片。解剖楼就是他们眼里最好的归宿——如果那栋老楼还在的话。
朱遂和女儿朱宁也早早表示，死后将捐献自己的遗体。在他们眼里，这样的行为实在很平常，“人死了不就是蛋白质分解嘛！”
他们相信，自己最后的归宿就在这个墓园里，一个名字而已。
不用多久，工人就会在黑色的花岗岩上刻上“开诚”二字。名字是金色的，刻下它只需要5分钟。那是第334个名字。
没有葬礼、没有挽联。最后的告别是在天津一家医院5平方米逼仄的太平间举行的。20多名亲友几乎背贴冰柜，前贴老人的遗体，一个紧挨一个，把白菊花轻轻放下，默默走上一圈。家属自带的录音机播放着一段轻柔的音乐。午后的阳光，照着老人清瘦的脸和红色的帽子。
整个过程不超过两分钟。
数米之外，是车水马龙的大街，人们热腾腾的生活如常。
正如老人设想的一样，最终他去的不是墓地，而是门口停着的一辆略显破旧的白色金杯车。车开往天津医科大学。不用太久，他会变成一块块、一片片，甚至他的头发都会变成小切片，被放在医学院学生的显微镜下。这些初学医的后生们将从老人身上，认识第一根神经、第一根动脉。
2010年12月2日，78岁的开诚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他只是换了一种存在方式。他是天津市全年的第8位、有记录的第334位遗体捐献者。
在最美最安静的地方展示生命的意义
49岁的袁武记不清这是第二百多少次坐在这样的车里了。他用那双常年被药水浸泡得发白的手，把装有开诚老人的不锈钢箱子抬上车，然后坐在老人前面——那是他多年的固定位置。
这位做解剖工作30年的天津医科大学高级实验员，把每次接遗体捐献者都说成“请”。
有时候大半夜、年三十、年初一，他也要去“请”人。多年来，他几乎没怎么穿过颜色鲜亮的衣服。
车子徐徐开到医科大学解剖楼。在这栋终年弥漫着福尔马林味道的灰色老建筑里，刚刚落下人生幕布的遗体捐献者，将有最后一段特别的“生命之旅”。
他们的身体在解剖楼，关于他们生前情况的3页纸的记录在一路之隔的行政楼教务处，而真正纪念他们的地方在距离解剖楼和行政楼近100米的教学楼内。
3处构成一个等腰三角形。顶端是一间“生命意义展室”。
学校把最美的教学楼一楼尽头最安静的那间屋子，布置成了国内第一间纪念遗体捐献者的展室，并以“生命意义”命名。这里陈列着所有捐献者的遗书。
在这个“三角形”内，死亡不再是忌讳，生命的价值得到开敞。
遗体一旦进入解剖楼，身份将彻底消失，只有一个个编号。开诚老人就是最新的一个编号。无论来时盖着党旗，还是身穿最简陋的衣裳，无论年龄、信仰、民族，“所有人都一样”。
这段“旅程”是从袁武的手开始的。他会轻手轻脚，像“给活人脱衣服”一样，脱掉袜子、裤子、上衣。哪怕身体已经僵硬，他也不会使用剪刀。脱下的衣物放在一个专门的柜子里，等待集中焚毁。
“旅程”还会继续，经过一双双实验员的手、老师的手，最后遗体进入一间60多平方米的解剖教室。
解剖课有简短的开课仪式，所有的学生都被要求默哀30秒，向尸体鞠躬致敬。老师告诉学生，本学期，这具遗体就为同学们服务了，想要成为好大夫，就要像对待真正的病人一样对待尸体。任何操作失误，在临床上都可能导致真正的死亡。
毕业后留校任教的陆于宏还记得自己当学生时第一次切下手术刀的感受：没有恐惧，只有神圣感。
动手之前，一些外国留学生会按照各自的宗教仪式，为死者祷告。有人会专门带来白布裹着尸体，用手绢盖住死者的脸，尽管死者的脸部已经被学校用塑料布蒙住了。
刀接触身体时，有人会亲切地打声招呼：大爷，我们开始了！做到中途，需要把尸体反过来，他们会说：大爷，咱们翻个身！一间解剖室同时摆放3具尸体，3个小组同时做实验，有学生会略显骄傲地比较：看，我们的大爷身体又瘦又结实！
在初学解剖的学生眼里，他们最关心的是遗体的胖瘦——因为胖人脂肪多，找到大血管、神经、组织的难度要大些。
几乎没人觉得这些尸体是可怕的、冰冷的，有人会喝着牛奶吃着煎饼果子去上解剖课，有人则聚精会神，“恨不得整日趴到尸体上研究”，舍不得下课。
每次解剖课快结课时，即使再匆忙，学生们也会不厌其烦地一寸寸把皮肤覆盖好，让死者尽量看起来“完好如初”。而这并非课程的硬性要求。
考试前，有同学会在白天躺过尸体的解剖台边温书，累了就趴在尸体躺过的地方眯上一小会儿。陆于宏说，很多学生都有过这样的夜读。
最后一堂解剖课，所有人会向已残缺的遗体鞠躬感谢。
最近，解剖教研室主任李云生在《欧洲泌尿科学——铂金》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分量很重的论文，这篇论文他运用了20具尸体的原始资料。
他说，这些死者也是论文的作者，“他们的价值就像杂志的名称一样，‘铂金’，比黄金还珍贵。”
人生是什么？在这里可以有个解答
如果不是开诚老人生前固执地坚持，此刻他可能安眠在加拿大一处山清水秀的墓地。
在加拿大生活了9年的独子开效军，起初并不同意父亲的这种选择。他跟“一辈子都好脾气，从没发过火”的父亲，吵了无数次，最后尊重了父亲的选择。即使在父亲将被抬上金杯车的最后一刻，还有亲友问他：“就这样吗？”
“就这样吧！”这是开效军在父亲身边说的最后一句话。
遗体捐献者的亲人们从不理解到最后“松手”的心理煎熬，在医学院内得到了庄重的回应。对于躺在解剖台上的遗体，教师们称之为“无言的老师”，并会告诫学生，一定要给予他们神圣的仪式感。
多年前，天津医科大学发生过一起学生损坏尸体标本的情况。当时李云生和同事给涉及的100多名学生打了不及格的成绩。这是李云生从教多年来心里最大的一个“疙瘩”。
学校教务处原处长、现天津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张金钟心里也有个“疙瘩”。他讲授的医学伦理课越来越难上了，台上讲白求恩、南丁格尔，同学们在下面不以为然：“老一套”，“很难感动他们”。
这位学哲学出身的教授想改革。一个周末，张金钟在办公室接待了一位戴着黑纱的悲伤的中年男人。他说母亲去世了，想捐献遗体，还带来了一封遗书。
读完这份遗书，张金钟都快哭了。
再上课时，他念了这位留下4部作品的诗人兼翻译家的遗书：
我死后谢绝一切吊唁，我的作品是我留下的丰碑，丈夫儿子姊妹务必节哀豁达，生劳死息，生寄死归！有能耐的人无它奇，只是比平常人看得透远而已。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古典文学是它的宝冕，诗词又是冕正中的斗大夜明珠，我后半生能致力于它的研究，且有美满家庭辅助，我一生已心满意足。
临了，将年轻时熟背的伏契克《绞刑架上的报告》的一段话为结束：“我为欢乐而生，为欢乐而死。在我坟上安放悲哀的安琪儿，是不公平的！”
很快，这封遗书在学生中间传开了。
张金钟事后回忆，“我们的很多理论非常伟大，道理非常深刻，但是课程非常苍白。我们太注重以理服人了，忽略了以情感人。这件事让我豁然开朗。”
张金钟翻了教务处保存的几十年来的所有遗书，越看越激动——“这是最好的教育！”
他找到解剖教研室主任李云生，商量建一个“医学伦理学教育基地”，设在解剖楼，让学生都来看看。
李云生痛快地答应了。多年前的那个“疙瘩”还在，他觉得这个提议“太有必要了”。
两个人没有层层汇报，“私下把这事定了”。2001年底，在解剖楼二楼的一间教室里，“医学伦理学教育基地”算是落成了。
房子破旧不堪，四周掉着墙皮，房子不大，围着走一圈刚刚50步，屋朝北，终年不见阳光。李云生还自费买了紫色的绒布窗帘挂上，在他眼里，“紫色最素雅、最庄重”。
所有的遗书都在那里展出。张金钟亲自选了一些典型的遗嘱做成展牌，有的病句他也尽量保留原样，因为“特别淳朴生动”。部分遗嘱译成了英文，他希望留学生、外国人也来看，“生命伦理没有国界”。
他又突然想到，上课时总讲学校创始人朱宪彝教授的“四献”：献出全部存款建立朱宪彝奖学金，献出全部藏书，献出自己居住的住宅楼，献出遗体供教学解剖。
为什么不把老校长“请”来？他托人去找，在一间实验室里，发现了朱宪彝的内脏标本。这件“镇校之宝”，被移来放在屋子的中央。
原本这个基地只向医学伦理课的学生开放，结果，全校的学生、医护人员都来看，甚至隔着几个街道的18名环卫工人、隔着黄河长江的南方兄弟院校的同行也来看。参观感言累计100多万字，其中不乏日文、阿拉伯文、韩文、法文等。
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杨叔子院士曾趴在玻璃罩前，扶着老花镜，细读这些遗嘱。离开时，他写下：人生是什么？在这里可以有个解答。
受展室影响，这所学校自愿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学生比率在天津是最高的。
后来，新生入校的第一课、毕业生离校的最后一课，以及本校的新员工和附属医院的新医生、新护士的岗前一课，都在这里上。
这个老楼有些不堪重负了。
2006年春天，基地移到了教学楼一楼的新址，并更名为“生命意义展室”。
搬家那天，因为担心年轻人毛手毛脚，张金钟亲自抱着老校长的脏器标本。学生们在一旁低语：“朱校长，咱们要搬家了，搬到一个更漂亮的楼！”
这里值得全世界所有医学院效仿
新展室其实也不大，只有100多平方米，并没有容下全部334位遗体捐献者的信息，包括“开诚”这两个字。相反，这里很少提及捐献者具体的名字，除了遗书原件，展板上的遗书落款均是“匿名”。
展室很明亮，这里能迎来一天里的第一缕阳光。走上一圈，能认识很多有趣的人。
“我参军时才17岁，还是孩子，不懂得多少革命道理，是党教育我长大成人的，我本应做更多的工作以报答国家，但因为历史的原因，使我平庸地度过了后半生。现在唯一的补偿办法只有将遗体献给祖国。我当兵走时家里只留下一位年过花甲的妈妈。参军一去十多年不能在妈妈身边行孝，欠妈妈的太多了……我想只有将从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奉还给祖国母亲，也算是给妈妈一点儿补偿。”
还有不会写字的天津市西青区张家窝镇的农民张凤龙。他的遗书是别人打印的，最后落款，他像画画一样照样子画出自己的名字，可他还是画错了，歪歪扭扭地写着：张风龙。这也是这间屋里最短的绝笔。
如果这个农民还活着，今年该是34岁。
还有人为了证明自身的“科研价值”，不厌其烦地说病史：五六岁，害眼疾，七八岁时，感染秃疮，八九岁时，得疟疾……
看这里的文字，常常忍俊不禁。一名书法家说，“死后仍要助人为乐”，如果自己的脏腑能够用于挽救别人，来个生死之交，“觉得也颇有诗意”。他希望自己不吸烟、不喝酒的好“五脏六腑”，正好能教育抽烟酗酒的“同志们和青年们”。
自称20多岁就开始有“头摇手颤”症状的一位老人，建议有兴趣的大夫取出自己的大脑研究一番，“以改变老年人的形象”。
当然，鸡毛蒜皮的小事在这里也是俯拾皆是，比如金戒指给谁，侄女结婚给多少钱……这些絮絮叨叨、形形色色的打算，在这死亡气息无法回避的房间里，留下了一点家长里短的私密与温度。
但有一点，这些人的选择都很“决绝”。有人在遗嘱上按下5处手印，以证明其强大效力。还有人交待：假如身体变得僵硬，那就苫上一条白布单子，不要勉强穿寿衣，以免损伤肌肤和骨骼，影响使用。
来到这里参观的人都会经历30秒的默哀仪式。有时，仪式在参观前举行，瞬间让吃着零食、喧闹的人群安静下来。有时，默哀会在结束参观后进行，“让人沉思30秒”。有中小学生来参观，讲解员会先讲，让叽叽喳喳的孩子们“渐入佳境”，然后中途在朱校长的内脏标本前默哀。
面对这位60年前创办了这所“新中国第一所医科大学”、担任校长达32年之久的老教授的心脏，有人会摸着罩子，有人会刻意离它很远，怕碰到了显得不敬，有人则会站立好久，最后鞠一躬。
朱宪彝生命最后一刻的故事在展室内常常被提及。当时，他感到不适，亲友同事都劝他住院治疗。他婉拒：“新楼病房的会议室、过道和各科门诊室都住满了病人，我是医学院院长，愧对患者，又怎能和他们争床位呢？”
1984年12月25日上午9时，朱宪彝心脏病猝发，倒在正在批阅的论文上，与世长辞，身后“四献”。
世界医学法学协会主席阿芒·卡米，原本只打算抽出几分钟去看看这个展室，结果，大半个小时也没出来。他说，这里“将医学教育和人文教育融为一体的想法是伟大的，值得全世界所有医学院效仿”。
卡米在门口的留言簿上写了一首诗。当别人以为他要离开的时候，他突然问：“我能念一遍吗？”接着，这位白发老人旁若无人地大声朗诵道：“我来自远方，来到这个独特的地方。我来自远方，怀着对朱宪彝教授的崇敬——他像一盏灯，让他的民族看到伦理之光、人性之光。当我回到远方，我会把这灯的信号带给全世界的人。”
台湾学者师哲雄在留言簿上写下了8个字：“无语良师，感恩至深。”
一个尼泊尔的留学生写道：“我感受到精神的力量，看到了在这种力量引领下的中国强大的未来。”
一些社会参观者显然为了从众，随大流参观完就往外走，可他们会等到所有人都走完后，再悄悄折回来，独自趴在留言簿上书写。有的写满一页纸，有的只写下两个字：震撼！
中小学生参观者常常出来就嚷嚷“我也要把自己捐出去”。解说员会笑着说：“死是为了坚定地生。这个展室想告诉大家，请更加珍惜生命！”
平时，这里大门紧锁，参观需要提前预约。但就算只有一个人，学校也会安排开放。
一个阴沉的秋日下午，一位“脸色凄凉”的中年女人，一个人静静地在展室走了一圈。没有解说，没有任何仪式，只有白色的灯光洒满这间屋子。离开时，她低声说，这天是母亲的祭日，没有地方祭奠，只好来这里，尽管这里“没看到母亲的名字”。
两个柜子就隔着一场生与死
开诚老人被“请”进解剖楼后，一路之隔的教务处的工作人员趴在桌边，在密密麻麻的名单上寻找他的名字，然后在名字上画条线，旁边写下：已死亡。
当第334位捐献者从户籍上、档案里消失时，还有一份特殊的记录，永远保存在这间略显清冷的老旧的办公室里。
在这里，两个柜子就隔着一场生与死。一个柜子放着填好的遗体捐献申请表公证书，另一个柜子则专属死亡后已执行捐献者的申请表公证书。
12月2日下午，开诚老人从一个柜子去了另一个柜子。
翻看这些申请表，照片里人们的衣着从对襟袄、中山装换成了西装、衬衣、T恤衫，从黑白照变成了彩照。
早年的申请表已经发黄，裂痕斑驳。一些人自称“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者”，为了
“破除封建迷信”，决定通过献出遗体“报答共产党的恩情”，为祖国医学事业“添砖加瓦”，遗体的处理，“一切听从国家的安排”。
在这些人的笔下，很容易找到当年教科书上常见的词语，比如“计划经济”、“‘四化’建设”等。“国家”和“人民”出现的频率更高。
到了90年代的申请表，人们的表达就随意和个性化多了。不再用“大词儿”表达对生死的理解：“身体不过是人在地球上居住的帐篷，随着生命而去”、“生死就是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人就像一支蜡烛，当它燃烧到芯灰脂竭的时候，自然就熄灭了。”
还有人在申请表里夹了一个封好的信封，写着“请勿提前开启”字样。不知它会在何时被打开，里面又是些什么。
旧的申请表格上曾有“单位意见”一栏，新申请表的这一栏取消了。最初，人们想捐掉自己为国家“添砖加瓦”，是需要单位介绍信的。
“家属意见”栏是申请表上30年一直没有变过的部分，也是饱含泪水分量最重的部分。
有的家属只会填上“同意”，也有人在狭小的意见栏里愿意多写几句，比如“我们一开始反对，经过了激烈的斗争……”
人们并不知道“同意”二字落笔时，那些“斗争”有多“激烈”。
多年来，一次次把人“请”回医学院的袁武目睹了太多刻骨铭心的分离场面。
2003年，退休法官赵建中病逝后，他的长女赵昭做了“一生中惟一不愿意做而又必须做的事”。
当女儿第一次知道父亲捐献遗体的打算，哭着拒绝执行这个残酷的决定。她问父亲：“你为什么偏要这样做，最后我们连你的骨灰都没有，我们到哪儿去给你扫墓，到哪儿去看你呢？”
但当父亲在这年的7月1日中午停止呼吸，赵昭立即通知了医科大学。校方提出，天气较热，为了保持遗体新鲜，两个小时之后就将接走遗体。而天津的风俗是举丧3天。
一个仓促的告别仪式在医院举行。父亲的遗体被抬上车的刹那，赵昭大喊：“等一下，请等一下！”她向正在扎鲜花的工作人员借了一把新剪刀，跪在父亲身前，剪下了一缕花白的头发。
“这缕头发有着父亲的血型，有着父亲的气息，代表着父亲的全部，我要给父亲买一块墓地，埋下这缕头发，让他钟爱的法官制服永远陪伴着他。”
天津市宝坻区的一位农民捐出遗体不久，他的家属被赶出了这个村子。他们被同村人怀疑“拿死人卖钱”，伤风败俗。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故事都这么悲伤。陆于宏曾碰到一位正在申请捐赠的肝癌患者，由家属陪着。他说自己只有5个月的时间了，当看到旁人脸色沉重，他又用轻松的语气安慰大家：“我就快要来了。”
这334名捐献者，生前也许只在填表时到过这所学校，而当他们下一次进入校门，或许已是生命之门关闭的时候了。
您就说一声“呵，老赵走了”，利利索索的
12月2日这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当运送开诚老人的金杯车驶过立交桥，开往天津医科大学所在的气象台路时，65岁的下岗工人赵永华正蹬着他的自行车，在赶往养老院的路上。
8年来，他几乎风雨无阻地每天骑车近40公里，四处寻找可能会捐遗体的老人，连自行车都被偷了几十辆。
334位捐献者中，他“经手”了110人。有年轻时蹲过监狱最后希望以献尸“洗刷污点”的老人，还有身披红旗的老坦克手。他跟袁武常常相遇在那辆金杯车里。
在2002年3月31日，他和妻子同时办理遗体捐赠登记的那一天，他在自家30平方米的房门外钉上了一个大牌子，“天津市遗体捐献宣传帮办志愿小组”。他把家里电话印在纸上，到处散发“热线号码”。
他说自己不是“劝捐”，他从不主动跟人说捐遗体的事儿。他的工作方式是：每天带着面条，骑车去养老院看老人，一起聊天，煮面条吃，别人问他在忙啥，他才说捐角膜、捐遗体的事儿。
他常用地道的天津话说：“人最后眼一闭什么都不知道了。装棺材里，让虫子啃了吃了，不如送到医学院，让孩子们别练假的，练真的，多好！”
他比划取角膜的过程。医生会把一支白花放在死者身边，鞠躬默哀。然后，像“对活人做手术”一样，消毒(尽管这个动作实际上没必要)，最后像“摘隐形眼镜一样”摘角膜，“瞧，人走了，光明留在了人间”。
老赵见人就爱笑，整日乐呵呵的。他跟养老院的老人们说，活着就图高兴，要发现好几天没见到我了，您就说一声“呵，老赵走了”，利利索索的。
以前拿着遗体捐献申请表去公证处办公证需要花200元钱，老赵觉得很不合理，死缠硬磨找民政、找司法，最后把这政策改了，200元免掉。
“我不是党员，谁也不代表谁，就代表我自己。”这是他的口头禅。
他的钱包里总装有一朵白花，随时准备别在胸前，为死者送行。2009年春节，他在一间有11具遗体的停尸房里，为一位捐献者守灵。
抬遗体上下车时，不足1.65米的老赵通常抬头部，“那是大儿子抬的位置，很重要”——这是他表达尊重的方式。
他的遗嘱写了3大张纸，最后一行写满了谢谢，放在“生命意义展室”，那是展室唯一一份主人还活着的遗嘱。
小学文化的老赵还被天津医科大学聘为“德育辅导员”，站在教授讲课的讲台上，讲“生命的意义”。
虽然经手110位捐献者，但他实际也不太清楚自己最后的路。就他的经验，他能预计到自己死后躺在医学院的解剖台上，时间越久，“颜色从最初的浅黄，变成深褐色”，他先指指自家的门框，再指指墙上前几年和老伴补照的婚纱照的相框，“就这色儿！”
他想好了，等那一天真的快来临时，他还会写一封遗书给孩子，那是一份不同于陈列在“生命意义展室”的遗嘱。
话是这样的，他一字一顿地说：“宝贝儿，你是大人了，懂事了，你爱吃鱼，我再不能给你买了，所以你得学会自己钓鱼去。”
最小的墓碑
开效军把父亲开诚送上医科大学的车后，呆呆地站在风里，手里还捏着没有烧完的纸钱。
风很大，开效军躲在避风的墙角烧纸，好几次才能点燃。告别太短太快了，他终于没能烧完一把纸。他说父亲搞经济工作，特别喜欢简单，复杂的事情“会让他不舒服”，所以尊重父亲的意愿，让他无牵无挂地捐出自己。
开效军留下了一张贴着加拿大枫叶的卡片，卡片上签着亲友怀念老人的话，中英文都有。他将把这张卡片和父亲生前的一顶帽子带回加拿大，那是这个家庭所能留下的全部的纪念了。
老校长朱宪彝一生有6个儿女，只有孙女朱宁代表全家参观过“生命意义展室”。学生化专业的孙女回家说，在爷爷的脏器标本前，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她也解剖过别人，“人都是一样的”。
朱宪彝的四儿子朱遂如今75岁了，每逢父亲的祭日和清明节，他就步行20多分钟，到天津医科大学南门口，和父亲的雕像，默默说上一会儿话，再围着种满月季花的花坛走一圈。
给家属一个“交代”，给他们一个祭奠的地方，这个念想始终压在张金钟胸口。直到2004年，由天津医科大学、天津市红十字会、元宝山庄陵园共同设立的遗体捐献者纪念园落成，他心里的石头才落地。
纪念建筑主体长25米、高5米，中心呈心形，刻着两个金色楷体大字：奉献。旁边延伸出两面大墙，墙上镌刻着每一位捐献者的名字。
至今上面有333个名字，开诚老人的名字还没来得及刻上。名字都是随机排的，夫妇二人的姓名，也不会专门刻在一起。
每一个名字就是一个墓碑。
可墓碑实在太小了，前去祭奠的家属，只能扎个小到不能再小的花圈，或者掐一朵花，用胶带粘在上面。
前方是一片桃园，春季桃花灿烂。后面是满坡的爬山虎，秋季一片红。墓地的山脚下养着成群的鹿和孔雀。每天，1000多只鸽子在墓园上空飞翔。
这里的每一个名字、每一块墓碑，隔3天就会被擦拭一遍。墓园并不寂静，每天都有音乐，陪伴亡灵的曲子，有《天长地久》、《回家》、《与昨日告别》，甚至是今年刚走红的《传奇》。
333个名字只占了两扇墙的很小一块，还有大片大片的留白。
袁武和李云生早商量好了，他们死后会把自己留在学生的解剖台上，成为编号，成为分不清彼此的那些小切片。解剖楼就是他们眼里最好的归宿——如果那栋老楼还在的话。
朱遂和女儿朱宁也早早表示，死后将捐献自己的遗体。在他们眼里，这样的行为实在很平常，“人死了不就是蛋白质分解嘛！”
他们相信，自己最后的归宿就在这个墓园里，一个名字而已。
不用多久，工人就会在黑色的花岗岩上刻上“开诚”二字。名字是金色的，刻下它只需要5分钟。那是第334个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