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克·方纳《重建：美国未完成的革命1863-1877》前言 （上）
修正对过去的解读是历史研究的本质，但在过去25年里，对于重建时期——南北战争之后那段暴力、动荡又充满争议的时期，美国人并没有产生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能够足以推翻过去研究的观点。自从60年代起，美国社会里黑人地区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革，一些事实被重新发掘出来，对历史本身定义也有了改变，这些让我们对重建时期种族关系、政治和经济有了新的理解。但尽管意识到了这些变化，可以说，美国历史学家还没有对这一时期有一个全新的描绘。
对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从20世纪初William Dunning，John Burgess和他们的学生开始。来自Dunning 学派的解读大概可以如下概况：在战争结束后，南方白人自然的接受了军事失败的事实，老实的做好准备去释放奴隶，同时渴望重新被接纳进国家体制里。在林肯死前，他已经开始着手一定程度的安抚和协调计划，而在他的继任者安德鲁·约翰逊的总统重建时期（1865-1867）里，约翰逊试图采用林肯的宽大政策，但他在国会被激进的共和党人杯葛。这些人出于对南方抵抗者的仇恨，以及企图稳固共和党在全国范围内统治的地位，在1967年他们推开了约翰逊建立的南方政府，加速了黑人在南方的选举权确立。这一段肮脏的时期（1867-1877）被称为国会重建或激进重建时期，这段时期充满腐败，净是北方来的投机倒把的人，南方的不守规矩的白人“无赖”以及无知的被解放者。经历了一系列不必要的折磨后，南方的白人团结起来，赶跑了这些北方来的政客，重新建立起了他们的“当地规矩”（也就是白人统治的委婉说法）。总体来说，重建时期是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时期。
支撑这一解读的基础在于，引用Dunning学派一位学者的话说，对“黑人无能论”的坚信。这些学者坚持认为，幼稚的黑人还没有对自由做好准备，也没有能力适当的使用北方佬丢给他们的政治权利。E.Merton Coulter在截至目前最后一本完整讲述重建时期的书里用完全Dunning学派论调写道，黑人在政府事务的参与是一种魔鬼般的发展，让人们难以忘记，让人们害怕、诅咒。尽管这些书充斥着所谓“黑人统治”或者“黑人政府”的说法，其实他们很少提到黑人到底做了什么，黑人的参与热情只要被他们提到就是用讽刺的口吻，而黑人对重建过程的贡献也被忽略了。当他们说起南方或者人类时，他们指的是白人，黑人在他们嘴里不是白人操纵下的被动受害者，就是没有头脑的人，在文明社会面前其“动物天性”受到威胁的人。
在20-30年代，对约翰逊执政期的研究以及对共和党的经济来源的调查，进一步的加强了这种对重建时期的诋毁，尽管他们也批评共和党在南方的统治，但Dunning和Burgess把战后时期的政治僵局很大程度上归咎于约翰逊，他们说约翰逊没有能够意识到国会有最完美的权力去在法律上做出改变，从而获得对奴隶制和分裂主义胜利的最好的成果。但约翰逊的最新传记却把他描绘为一个勇敢捍卫宪法赋予的自由权利，用行动去反击对他的诋毁的人。同时进步学派的学者们，把政治上的意识形态看成是野蛮的经济目的的幌子，于是把共和党激进派视为北方资本主义的代理人，说他们利用黑人人权的话题去加速他们在战败的南方建立经济统治。
Dunning学派刚一出现，来自重建时期生活过的人们以及一小部分黑人历史学家就对他们产生了质疑，1935年黑人活动家和历史学家W.E.B.Du Bois出版了《美国的黑人重建史》，这一里程碑的著作把重建时期描绘为从奴隶制的灰烬中建立一个民主的跨种族的政治秩序的理想主义奋斗过程，同时也是资本家和工人对南方经济资源的斗争过程。在结尾时，他控诉了这个长期以来一直忽视重建这部历史大戏的主角——被解放的奴隶，同时在种族偏见的祭台上牺牲了学术客观性的行业。“有且只有一个事实，”Du Bois写道，”可以解释最近这些学者对于重建时期的态度，他们并不把黑人当人看。“在很多方面，《黑人重建史》这本书对现代的学术发现有许多预见，但在当时它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尽管维持了非常长的时间，而且对大众的思维有很强有力的控制，但传统解读的消亡也是不可避免的。一旦客观的学术研究和现代体验让那些种族主义的假定变得站不住脚，我们所熟悉的那些证据读起来就完全是不同的意思了，新的问题忽然变得非常引人注目，这使得整个Dunning学派的大厦开始垮塌。的确，就在《黑人重建史》此书出版没几年后，Howard K Beale，这位曾经早年协助过质疑那些激进的共和党人动机的人，此时站住来要求重新彻底的评估南方重建过程。他坚持道，历史学家必须重新审视主流的说法，即南方欠白人统治“一笔感恩的债”，他更是由衷的认为，这些历史学家必须让自己摆脱先入为主的判定，即“他们的种族必须禁止黑人参与到社会公平和经济公平中。”在40、50年代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接过了Du Bois和Beale呐喊的这一修正主义提议，给那些曾经被歧视忽视的被解放的奴隶、南方的白人共和党以及北方的政策制定者们以同情。
但想要给Dunning学派最致命的一击，不止需要学术的演变，还需要在整个国家对种族的态度以及政策上的深入的变革。如果说传统的解读反映了那个剥夺了黑人公民权利，让他们在生活在的各个领域都遭受歧视的社会种族秩序，同时也帮助这种秩序合法化的话，那么重建史的修正主义则标志着现代人权运动进步。在1960年代修正主义浪潮以摧枯拉朽的姿态彻底的破除了传统观点里的每一个假设。新的研究将安德鲁·约翰逊描述为一个顽固的种族主义政客，不能够作为一个总统对他所面对的一个空前的局势作出回应，也不能够为那些激进派人士的报复动机和作为北方资本家们走狗的身份辩护，而这些理想主义的改革者们如今被重新定义为完全献身于黑人人权的人士。更进一步的，重建时期的立法被证明不只是激进派密谋的产物，更是受到国会和北方人普遍拥护的事情。
更让人惊讶的地方在于对南方共和党统治的重新描述，过去那种种族主义的重建史实在太根深蒂固，以至于学者们花了整整10年才证明了所谓“黑鬼法则”是个虚构的东西，以及重建时期不是“诚实正直政府的短暂休克”。公共教育系统的建立、黑人获得的平等的公民权利以及对恢复被破坏的南方经济的努力，这些都是可圈可点的成就，反驳了传统解读把这一时期比作到处都缺少管理的“悲剧时代”。修正主义者们还指出来，在南方重建时期的腐败问题远超过战后北方那些特韦德案Tweed Ring、信贷公司案以及威士忌案。在1960年代末，传统的解读以及被彻底扭转过来，激进的共和党人和南方受解放的自由人如今成了英雄，而白人种族优越论者成了恶人，重建时期也成了黑人在社会和政治上去的极大进步的时期，如果这样一个时代要被称为悲剧的话，按照修正主义者的说法，那都是因为改变还来得不够深入，尤其在南方的土地改革方面。
即使在修正主义浪潮达到高峰的时候，它的那些乐观的成果也一样遭到了挑战，人们震惊于60年代对于种族问题改革的种种抵制，以及“二次重建”无法解决的经济痼疾，受此影响的历史学者们开始把内战后的岁月里发生的那些变革说成是“表面上的”。这些后修正主义学者们认为，持续的种族主义抵消了给黑人赋予公正的努力，也不能够把土地分给那些获得自由的人，让他们得到真正的自治，从而使得他们获得的公民政治权利变得毫无意义。在1970到80年代，新一代的学者们，不论黑与白，把这种怀疑论的观点扩展到了几乎重建时期的每一个方面。最近对于重建时期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研究强调了共和党决策者们即便在激进派影响的高峰期都存在的那种“保守主义”，他们还强调了尽管黑人民权得到了伸张，国家威信得到了增强，但是种族主义和地方自治主义的掌控依然延续着。对于南方的自治政策的研究者们，把军队以及管理自由人的衙门描绘成戴着过去奴隶主手套的老爷，说他们打击自由人（被解放的奴隶）的热情，逼迫他们回去做种植园的工作。同时，对南方社会历史的研究也强调了旧式的种植园工人阶级的恢复，以及老南方和新南方之间的延续性。后修正主义者们的解读比起过去对那一时期几乎所有的说法都是一种极大地倒退，至少传统派和修正派都同意说重建时期是一个激进的变革期，可是最近的研究怀疑说可能没有任何有重要意义的变革发生过。C.Vann Woodward在1979年总结了这十年的文章，发现历史学家此时已经搞清楚了“重建其实有多么不具有革命性，多么保守。”
通过强调重建期是南方社会一直在演进的社会变革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已经过去了的现象，这些后修正主义者们对这方面的研究也贡献了某种程度上值得尊敬的成果。但是，有人反击说整个国家也用了整整一个世纪去实现它在人权上的基本需求，而且其他地区当时也并没有完全实现这一点，这使得把重建时期描述成“保守的”这种说法似乎并不能完全具有说服力。而所谓延续性的话题也不能对这段现在所有人都同意是充满暴乱和痛苦的时代给出一个令人完全信服的描述。在半个多世纪以前，Charles & Mary Beard创造出一个名词“第二次美国革命”，用以形容通过内战造成的，权力从南方的“种植园贵族统治”到“北方资本主义和自由农工”转移的过程。而在最近的重建史解读前提的演变之中，这种对社会阶层的相对权力的关注成为了历史学家写作的重心。的确，“革命”这个词在所有现今的作品里都反复出现，被用来形容内战和重建。但跟完全忽略黑人经历的Beards夫妇的观点不同，现代学者更倾向于把解放黑人看作是这一时期最具革命性的方面。
如果这些描述还缺少什么，那就是，尽管大量喷涌而出的重要的观点彻底质疑了Dunning学派的解读，但历史学家们还没有对重建时期提出一个连贯的解读以彻底取代前者的地位。这种“失败”尤其是因为大量的不断出版的新书，让综合各路观点的任务变得复杂。但这也反映出现在美国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过去的一代见证了对历史研究的一次空前的扩张和重新定义，传统的那种被政治、学术机构和理念先入为主的研究如今让位给了以新的“社会”考量为主。对于黑人、女性、劳工经历的新的关注，以及对诸如家庭结构、社会流动性和大众文化等课题的关注，已经难以估量的丰富了我们对于这个国家历史的理解。但这些关注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历史学研究的碎片化，以及人们不再相信对过去有一个完整解读是可能的。跟其他历史时期一样，关于重建时期的专著似乎分为两类，一类是忽略了南方社会因素的宏观国家政治解读，另一类是对单个社区、对单个州，或者对南方生活的某一个方面的讲述，把整个这一时期的政治史以及更宏观上的与整个国家和地区的关系都排除在外。而这些疏失看起来是很讽刺的，因为Dunning学派做得最好的一点就是至少试图吧社会、政治和经济各方面的内容综合起来。
译者注：
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史DeWitt Clinton荣誉讲座教授，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美国历史学家协会主席，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写有《自由土地、自由劳力、自由人：内战前共和党的意识形态》，《汤姆·潘恩与革命时期的美国》，《美国自由的故事》（国内已经出版），《内战时期的政治与意识形态》，《除了自由一无所有：黑人解放及其遗产》和《谁拥有历史：在变化的世界中重新思考过去》。这本《重建：美国未完成的革命1863－1877》获得了美国历史学最高荣誉Bancroft奖，也入选了国家图书奖，是Foner最重要的一本书。
此书厚达685页，是个大工程，我给自己五年时间。前言的下半部分过几天译好贴出来。
对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从20世纪初William Dunning，John Burgess和他们的学生开始。来自Dunning 学派的解读大概可以如下概况：在战争结束后，南方白人自然的接受了军事失败的事实，老实的做好准备去释放奴隶，同时渴望重新被接纳进国家体制里。在林肯死前，他已经开始着手一定程度的安抚和协调计划，而在他的继任者安德鲁·约翰逊的总统重建时期（1865-1867）里，约翰逊试图采用林肯的宽大政策，但他在国会被激进的共和党人杯葛。这些人出于对南方抵抗者的仇恨，以及企图稳固共和党在全国范围内统治的地位，在1967年他们推开了约翰逊建立的南方政府，加速了黑人在南方的选举权确立。这一段肮脏的时期（1867-1877）被称为国会重建或激进重建时期，这段时期充满腐败，净是北方来的投机倒把的人，南方的不守规矩的白人“无赖”以及无知的被解放者。经历了一系列不必要的折磨后，南方的白人团结起来，赶跑了这些北方来的政客，重新建立起了他们的“当地规矩”（也就是白人统治的委婉说法）。总体来说，重建时期是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时期。
支撑这一解读的基础在于，引用Dunning学派一位学者的话说，对“黑人无能论”的坚信。这些学者坚持认为，幼稚的黑人还没有对自由做好准备，也没有能力适当的使用北方佬丢给他们的政治权利。E.Merton Coulter在截至目前最后一本完整讲述重建时期的书里用完全Dunning学派论调写道，黑人在政府事务的参与是一种魔鬼般的发展，让人们难以忘记，让人们害怕、诅咒。尽管这些书充斥着所谓“黑人统治”或者“黑人政府”的说法，其实他们很少提到黑人到底做了什么，黑人的参与热情只要被他们提到就是用讽刺的口吻，而黑人对重建过程的贡献也被忽略了。当他们说起南方或者人类时，他们指的是白人，黑人在他们嘴里不是白人操纵下的被动受害者，就是没有头脑的人，在文明社会面前其“动物天性”受到威胁的人。
在20-30年代，对约翰逊执政期的研究以及对共和党的经济来源的调查，进一步的加强了这种对重建时期的诋毁，尽管他们也批评共和党在南方的统治，但Dunning和Burgess把战后时期的政治僵局很大程度上归咎于约翰逊，他们说约翰逊没有能够意识到国会有最完美的权力去在法律上做出改变，从而获得对奴隶制和分裂主义胜利的最好的成果。但约翰逊的最新传记却把他描绘为一个勇敢捍卫宪法赋予的自由权利，用行动去反击对他的诋毁的人。同时进步学派的学者们，把政治上的意识形态看成是野蛮的经济目的的幌子，于是把共和党激进派视为北方资本主义的代理人，说他们利用黑人人权的话题去加速他们在战败的南方建立经济统治。
Dunning学派刚一出现，来自重建时期生活过的人们以及一小部分黑人历史学家就对他们产生了质疑，1935年黑人活动家和历史学家W.E.B.Du Bois出版了《美国的黑人重建史》，这一里程碑的著作把重建时期描绘为从奴隶制的灰烬中建立一个民主的跨种族的政治秩序的理想主义奋斗过程，同时也是资本家和工人对南方经济资源的斗争过程。在结尾时，他控诉了这个长期以来一直忽视重建这部历史大戏的主角——被解放的奴隶，同时在种族偏见的祭台上牺牲了学术客观性的行业。“有且只有一个事实，”Du Bois写道，”可以解释最近这些学者对于重建时期的态度，他们并不把黑人当人看。“在很多方面，《黑人重建史》这本书对现代的学术发现有许多预见，但在当时它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尽管维持了非常长的时间，而且对大众的思维有很强有力的控制，但传统解读的消亡也是不可避免的。一旦客观的学术研究和现代体验让那些种族主义的假定变得站不住脚，我们所熟悉的那些证据读起来就完全是不同的意思了，新的问题忽然变得非常引人注目，这使得整个Dunning学派的大厦开始垮塌。的确，就在《黑人重建史》此书出版没几年后，Howard K Beale，这位曾经早年协助过质疑那些激进的共和党人动机的人，此时站住来要求重新彻底的评估南方重建过程。他坚持道，历史学家必须重新审视主流的说法，即南方欠白人统治“一笔感恩的债”，他更是由衷的认为，这些历史学家必须让自己摆脱先入为主的判定，即“他们的种族必须禁止黑人参与到社会公平和经济公平中。”在40、50年代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接过了Du Bois和Beale呐喊的这一修正主义提议，给那些曾经被歧视忽视的被解放的奴隶、南方的白人共和党以及北方的政策制定者们以同情。
但想要给Dunning学派最致命的一击，不止需要学术的演变，还需要在整个国家对种族的态度以及政策上的深入的变革。如果说传统的解读反映了那个剥夺了黑人公民权利，让他们在生活在的各个领域都遭受歧视的社会种族秩序，同时也帮助这种秩序合法化的话，那么重建史的修正主义则标志着现代人权运动进步。在1960年代修正主义浪潮以摧枯拉朽的姿态彻底的破除了传统观点里的每一个假设。新的研究将安德鲁·约翰逊描述为一个顽固的种族主义政客，不能够作为一个总统对他所面对的一个空前的局势作出回应，也不能够为那些激进派人士的报复动机和作为北方资本家们走狗的身份辩护，而这些理想主义的改革者们如今被重新定义为完全献身于黑人人权的人士。更进一步的，重建时期的立法被证明不只是激进派密谋的产物，更是受到国会和北方人普遍拥护的事情。
更让人惊讶的地方在于对南方共和党统治的重新描述，过去那种种族主义的重建史实在太根深蒂固，以至于学者们花了整整10年才证明了所谓“黑鬼法则”是个虚构的东西，以及重建时期不是“诚实正直政府的短暂休克”。公共教育系统的建立、黑人获得的平等的公民权利以及对恢复被破坏的南方经济的努力，这些都是可圈可点的成就，反驳了传统解读把这一时期比作到处都缺少管理的“悲剧时代”。修正主义者们还指出来，在南方重建时期的腐败问题远超过战后北方那些特韦德案Tweed Ring、信贷公司案以及威士忌案。在1960年代末，传统的解读以及被彻底扭转过来，激进的共和党人和南方受解放的自由人如今成了英雄，而白人种族优越论者成了恶人，重建时期也成了黑人在社会和政治上去的极大进步的时期，如果这样一个时代要被称为悲剧的话，按照修正主义者的说法，那都是因为改变还来得不够深入，尤其在南方的土地改革方面。
即使在修正主义浪潮达到高峰的时候，它的那些乐观的成果也一样遭到了挑战，人们震惊于60年代对于种族问题改革的种种抵制，以及“二次重建”无法解决的经济痼疾，受此影响的历史学者们开始把内战后的岁月里发生的那些变革说成是“表面上的”。这些后修正主义学者们认为，持续的种族主义抵消了给黑人赋予公正的努力，也不能够把土地分给那些获得自由的人，让他们得到真正的自治，从而使得他们获得的公民政治权利变得毫无意义。在1970到80年代，新一代的学者们，不论黑与白，把这种怀疑论的观点扩展到了几乎重建时期的每一个方面。最近对于重建时期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研究强调了共和党决策者们即便在激进派影响的高峰期都存在的那种“保守主义”，他们还强调了尽管黑人民权得到了伸张，国家威信得到了增强，但是种族主义和地方自治主义的掌控依然延续着。对于南方的自治政策的研究者们，把军队以及管理自由人的衙门描绘成戴着过去奴隶主手套的老爷，说他们打击自由人（被解放的奴隶）的热情，逼迫他们回去做种植园的工作。同时，对南方社会历史的研究也强调了旧式的种植园工人阶级的恢复，以及老南方和新南方之间的延续性。后修正主义者们的解读比起过去对那一时期几乎所有的说法都是一种极大地倒退，至少传统派和修正派都同意说重建时期是一个激进的变革期，可是最近的研究怀疑说可能没有任何有重要意义的变革发生过。C.Vann Woodward在1979年总结了这十年的文章，发现历史学家此时已经搞清楚了“重建其实有多么不具有革命性，多么保守。”
通过强调重建期是南方社会一直在演进的社会变革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已经过去了的现象，这些后修正主义者们对这方面的研究也贡献了某种程度上值得尊敬的成果。但是，有人反击说整个国家也用了整整一个世纪去实现它在人权上的基本需求，而且其他地区当时也并没有完全实现这一点，这使得把重建时期描述成“保守的”这种说法似乎并不能完全具有说服力。而所谓延续性的话题也不能对这段现在所有人都同意是充满暴乱和痛苦的时代给出一个令人完全信服的描述。在半个多世纪以前，Charles & Mary Beard创造出一个名词“第二次美国革命”，用以形容通过内战造成的，权力从南方的“种植园贵族统治”到“北方资本主义和自由农工”转移的过程。而在最近的重建史解读前提的演变之中，这种对社会阶层的相对权力的关注成为了历史学家写作的重心。的确，“革命”这个词在所有现今的作品里都反复出现，被用来形容内战和重建。但跟完全忽略黑人经历的Beards夫妇的观点不同，现代学者更倾向于把解放黑人看作是这一时期最具革命性的方面。
如果这些描述还缺少什么，那就是，尽管大量喷涌而出的重要的观点彻底质疑了Dunning学派的解读，但历史学家们还没有对重建时期提出一个连贯的解读以彻底取代前者的地位。这种“失败”尤其是因为大量的不断出版的新书，让综合各路观点的任务变得复杂。但这也反映出现在美国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过去的一代见证了对历史研究的一次空前的扩张和重新定义，传统的那种被政治、学术机构和理念先入为主的研究如今让位给了以新的“社会”考量为主。对于黑人、女性、劳工经历的新的关注，以及对诸如家庭结构、社会流动性和大众文化等课题的关注，已经难以估量的丰富了我们对于这个国家历史的理解。但这些关注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历史学研究的碎片化，以及人们不再相信对过去有一个完整解读是可能的。跟其他历史时期一样，关于重建时期的专著似乎分为两类，一类是忽略了南方社会因素的宏观国家政治解读，另一类是对单个社区、对单个州，或者对南方生活的某一个方面的讲述，把整个这一时期的政治史以及更宏观上的与整个国家和地区的关系都排除在外。而这些疏失看起来是很讽刺的，因为Dunning学派做得最好的一点就是至少试图吧社会、政治和经济各方面的内容综合起来。
译者注：
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史DeWitt Clinton荣誉讲座教授，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美国历史学家协会主席，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写有《自由土地、自由劳力、自由人：内战前共和党的意识形态》，《汤姆·潘恩与革命时期的美国》，《美国自由的故事》（国内已经出版），《内战时期的政治与意识形态》，《除了自由一无所有：黑人解放及其遗产》和《谁拥有历史：在变化的世界中重新思考过去》。这本《重建：美国未完成的革命1863－1877》获得了美国历史学最高荣誉Bancroft奖，也入选了国家图书奖，是Foner最重要的一本书。
此书厚达685页，是个大工程，我给自己五年时间。前言的下半部分过几天译好贴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