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崇尚与新闻真实性
近些年，批阅各类试卷，批改各式论文，常发现许多学生认为，新闻价值标准，有真实性一条。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并非小事，甚至相当严峻。衡量新闻价值的高低，西方在一百多年里曾有过种种指标，旧中国也有过许多指标，新中国综合古今中外，通行的共识指标有5个——重大性、时效性、显赫性、接近性、趣味性——越是具备这些条件，新闻就越有价值。但是，无论如何，这里面从没有过真实性指标。原因很简单，真实性是新闻的定义，是新闻的核心和灵魂，是新闻价值的前提，没有它，不是新闻有没有价值的问题，而是还是不是新闻的问题。令人担忧的是，在业界许多学子那里，真实性并非新闻的本体属性，只不过是衡量新闻价值大小的一个指标——新闻越真实，越有价值，越不真实，越没价值——问题是，新闻可以不真实吗，不真实还是不是新闻？其实，这种现状很好理解，中国人一直没能很好地区分文学和新闻，常常把这两个领域进行混淆。如果说，文学越真实越有价值，越不真实越没价值，尽管立论有瑕疵，但毕竟没有全错。如此，当中国人把新闻当成文学的一种类型，就很容易认可，新闻越真实越有价值，越不真实越没价值，把真实性降低到新闻价值标准的层面。甚至可以说，屡屡出现假新闻和失实新闻，其中一个重要的隐秘原因，是中国社会一直把新闻和文学混同齐观。
新闻学院不再颁发法学位
大约10年前，人大新闻系、复旦新闻系、北京广播学院的毕业生，获得的是法学位，尽管中国内地的新闻培训更愿意亲近文学，与法学相距甚远，但能颁发法学位，毕竟是一种暗示——你学的不是文学，浪漫、虚构、文彩、绘声绘色不是你的命根子，你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一部分，更多的时候，你像警探或检察官，做着证据采集的枯燥工作，真相是你的发掘对象，它并不需要文学呈现，你提交给舆论的，只是一份报告，就像是一份提交给法官的关于真相的报告——然而，非常离奇的是，当这些新闻院系扩大了规模，更多的新闻学院如雨后春笋，相继问世，所有这些校院的毕业生却改拿文学位了，这也是一种暗示——你是一个文学造诣上合格的学生，你有能力使用各种文学技巧使你的报道栩栩如生，枯燥繁琐是你没本事，你交给读者的，不只是一篇关于真相的报告，它首先应该是一篇能打动人、煽动人、令人称奇的传世之作，至少是一篇报告文学——实际上，这是中国新闻学教育的一次最深刻的堕落，新闻毕业生，不再是政治生活和法治生活的参与者，而是文学的边缘部分，是一群文学青年，搞的是创作，重要的是发挥，在他们的心目中，好的新闻记者，就是好的文学家。
仅仅10年，这种暗示和启迪不仅在学生心里产生了作用，而且让越来越的教师淡忘了本源的培养目的。一旦发现学生素质有问题，新闻教授们最先想到的，是请文学院教授来补课，讲语法，讲修辞手段，讲结构，强调加工，强调警句的锤炼，至于学生的客观洞察力、逻辑意识、实地调查能力、有限表述策略、二手材料的水平阅读习惯，很少进行严格训练，这些东西，离文学远了点，似乎是法学院或社会学系的授课内容。但实际上，这些东西是一名拥有法学位的毕业生最珍贵的财富，却又是近年来新闻毕业生最匮乏的才能。在其中，新闻教师不清楚自己是政治学和法学的一部分，一直自视为实用文学的传道者。
把新闻学视为文学的一部分，新中国是有传统的。1952年，燕大新闻系被撤消，不是并入北大法学院，成为独立的一个系，而是并入中文系，降级为新闻专业。1958年和1978年，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全体师生，两度整建制并入人大新闻系，毕业生曾经拿过法学位，但最终还是没能逃脱改拿文学位的厄运。
专业教育如此，可想而知，自学领域会弥漫着何种幻象。近年来，新闻领域最可悲的是，新闻毕业生大多没去做新闻，做新闻的多是其他学科的有志者。对于后者而言，没有基本的专业滋润，社会认知又一直把新闻当做高雅文学的世俗分支，在这种条件下，他们很容易把自己当成文学旗帜下的热血文艺青年，不断写出一些背离事实的所谓新闻报道。
实际上，新闻学学习和实践，离法学越近越好，离文学越远越棒。
记者用想象力替换实地调查
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科尔内楚克的话剧《前线》中，有一名随军记者，名叫“克里空”，他报道前线新闻时，不是去实地观察调研，而是坐在指挥部里想象，把催人泪下的虚构故事当成现实，深深打动了读者。他的报道很动人，但却是虚假的。40年代，中共在宣传系统开展一场整风，号召党媒记者必须去实地调查，反对坐在家里臆造所谓新闻，史称“反克里空”运动。不过，这场运动不算著名，即使新闻从业人员，也很少知晓并且今天还牢牢记着，它无非是研究生面试中偶尔出现的一个偏题。
事实上，今天的新闻总量，一线报道的比例很小，多数是二手复制，并在转载中加入了自己的臆想和主观评论，充满信息瑕疵，甚至时常出现重大的虚假事实。这些瑕疵和虚假成分，其实不堪一击，只需做一次实地调查，就会发现其漏洞百出。但是，很少有记者去做这种苦差使，他们是一些充满文学情怀的人，自视具有推理的头脑，又自信有过一些生活经验，于是一旦看到别人的一线报道，为了抓紧时间，降低工作成本，他们干脆足不出户，发挥一下想象，像克里空那样，提笔就写。这样做，没有事实束缚，很容易自由地调集文学技巧，把报道写得活龙活现。
1999年，央视《新闻调查》记者董倩，听说少女董书君为拒绝做妓女，跳楼摔成终生残疾，她跋山涉水，去做专访，使董书君引起社会关注，住进北京康复医院。董书君成为各种媒介的关注对象之后，真愿意来做实地调查采访的记者并不多。数月后，董书君病情好转，出院回家。小姑娘离京那天上午，新闻发布会来了近百名记者，盛况空前，但火车子夜离京时，没有几位记者愿意熬到这个时候，站台上只孤零零站着央视《本周》的两名女记者。董书君拉着她俩的手，说“姐，我真的不想走”。列车启动后，董书君含笑告别。可是第2天，北京多家早报报道，“董书君含泪离京”。
有时候，事实更震撼人，不是一般人的想象力可以比及，记者只需亲临其境，即可探囊取物，记述这种震撼。如果记者坐在家里，董书君的坚强和微笑，就会被抹杀。不过，这种臆断歪曲，的确符合一般记者、平庸小说家、普通受众的想象力水平，董书君太悲惨，她怎能不哭呢？
更多的时候，真相平淡无奇，与天生生满翅膀的谣言相比，显得虚弱乏力。记者去了现场，仍然面临抉择。如果是一名记者，拿法学位的，必须无条件接受事实，记述传达事实，假如是一位文学家，拿文学位的，必须尽力去除冗长，克服平实，添枝加叶，渲染悲喜。糟糕的是，为弄出一篇好新闻，被文学浸染过身心的新闻记者，会习惯性地选择后者。
90年代中期，传统新闻评论开始盛行，新媒体发挥作用后，渐渐形成了一种格局，去实地调研的新闻记者越来越少，坐在操作间里仅靠资料搜索便进而论道的新闻评论员越来越多，新闻记者的一条简讯，经无数新闻评论员的交相推演和主观评论之后，经常完全走样，有的甚至与事实背离得相当远。这种趋势越来越严重，表面上看，因为坐而论道很轻松，二手材料的搜索成本很低，几乎是零，而收益巨大，这与记者的状况截然相反，记者的调研成本极高，不仅艰苦，而且经常充满危险，收益和成本不对等，但究其实，还是文学心态在作怪，文学不一定非要深入实地，更多的是利用“刻板印象”原理，完成主观表达，满足受众需求，坐在书房里苦熬冥想就可以完成。观察一下，那些活跃的新闻评论员，有几个人是在实地调查之后才发表评论的呢。他们像小说家一样自负，认为世间万物，都像文学作品里的虚构事实一样，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在虚假新闻屡屡出现之际，这种对想象力的刚愎自用，常常对不实信息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可以说，实地调查被假想、网络搜索、主观推测所取代，虚假新闻一定会层出不穷。
文字编辑凌驾于一线记者之上
在新闻实践中，编辑这个行当，应该格外警惕。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组建之前，编辑专业同样挂在中文系门下，被文学和文字学浸泡着。如果以为新闻编辑仅仅是做文字上做做校对工作，那是小看了新闻编辑的职责。在传播学上，编辑是把关人，用行业规矩和个人一贯坚持的某些标准矫正着新闻记者的来稿，比记者拥有更大权力。他们有权修改新闻稿的措辞，甚至改变报道角度和标题。问题是，坐在编辑室里的新闻编辑，凭借什么去修改新闻记者的实地调查稿件。
郭德纲是相声界的后起之秀，忽然名声鹊起那年，记者采访姜昆，要他评价郭德纲。作为相声同道，路数不一样，又是前辈后辈关系，许多话不好说，所以姜昆推说头疼，婉言谢绝，溜之大吉。记者只是记录了这个事实，由于经常面对面接触姜昆，不忍乱说，怕给他造成麻烦。但编辑完全不受交际情理的约束，反正也不认识姜昆，最后竟把题目改为“一提郭德纲，姜昆就头疼”。紧接着，此话在疯狂转载中越变越偏，评论家和各类评论也如醉如痴，最终定论为“姜昆说，别提郭德纲，一提他我就头疼”、“姜昆鄙视郭德纲”、“郭德纲迅速窜红，姜昆无法承受”。
编辑比记者权力大，至少有三大坏处。一、记者可亲临前线，编辑只坐镇后方，理解和判断都是经验化的想象，是想象制约亲历。二、记者接触采访对象，很容易建立起与采访对象及其事实的忠诚关系，编辑置身度外，可以保持冷静客观，但也非常容易无视采访对象的情感，漠视他们的权益。三、编辑不接触采访对象，但得罪了人，总是由记者承担，这使记者万分尴尬，编辑却丝毫感觉不到，因而我行我素，很难想到调整编辑作风。
事实上，编辑行当，更多的是文学毕业生或工美毕业生，与新闻学相去甚远。毕竟，职业新闻记者的理想主义与职业艺术家的理想主义不一样，甚至刚好相反。拥有文学位的编辑，对采访稿件的修理，靠的是想象天分和阅历判断，在精彩事实面前，这些能力显得平庸低下，在平淡的真相面前，这些能力又过分活跃，文学教授曾告诉他们，平淡无奇的文章没有价值，因此，他们的主观判断总是与客观世界不大相称。更为重要的是，编辑调整文字的依据，更是凭借对受众需求和总编意图的透彻把握，为了迎合市场和上司的意思，新闻报道的内容是可以增删篡改的，这是新闻真实性和细节精确原则的死敌。
受众模糊了新闻与文学的界线
民国时代，北大新闻学教授徐宝璜曾提出，新闻学教育，不应该只是高校的专业教育，应该是全民教育，是民族素质的一个重要部分。徐教授这个宏愿，在中国内地至今没能实现，受众对于新闻的认知，其实只是把它当成文学的一个支脉，不需要太多文彩，但故事最好离奇一点，开始有悬念，中间要栓扣，结尾一定要拔高，一篇新闻报道的优劣，不在乎它是否传播了真相和信息，最重要的是，它能不能成为传世名篇，进入各类教材。因为没有新闻学的基本常识，受众用经典文学的标准，来定义什么是好新闻，使许多因为文学化而严重失真的新闻得到了热烈的市场。
受众是消费者，消费者的口味直接影响生产者的态度，甚至影响一部分产品鉴定师的态度。80年中期，有一篇叫做“九米拼搏”的新闻通讯，报道大客司机毛计三，为救乘客，英勇牺牲。在参加第5届全国好新闻评选时，《九米拼搏》曾进入复评，请看它如何描写毛计三牺牲前的情景：
他绝没有想到，开车十年，铁轨不知越过万千次的他，竟会面对面与列车相遇……焦灼、紧张、懊
丧似无数钢针刺着他的心。要是有一米的宽余，或者再有一秒的延宕就好了，他可以避开撞击，可以将
客车倒出来。可是，环境对他是那么苛刻和险恶。他一跃而起，大把大把地朝左猛打方向盘……他知道，
只有将车头顺着火车前进方向偏转过去，避免垂直方向相撞，才能将撞击烈度减到最小。
只需要一点点新闻素养，读者一定会问，记者是怎么知道毛师傅牺牲前的心理活动的。在新闻写作中，必须杜绝的是，以文学技巧中的这种全知视角来组织叙述，这是记者对客观世界的主观臆断。不过，这种叙事视角，最容易被习惯了文学描写的广大受众接受，相反，新闻写作中不断介绍材料来源的做法，反而会被认为是累赘罗嗦，绝大多数百姓并不习惯客观视角的拘泥和局限。由此，如果一名记者老老实实地使用限知视角，受众不一定喜欢，一位小说家像上帝一样全知全能，受众会觉得酣畅舒服。这种四处弥漫的文学情结，不仅影响着广大人民，而且蔓延到了新闻专家群体那里，尽管《九米拼搏》在复评中被最终否决，但这样一篇纪实文学，怎么可以作为新闻进入到了复评阶段呢？它应该从一开始就被淘汰！
中国人有一种天然的文学崇拜，文学早已越过自己的疆界，长足侵入其他领域，新闻是被它侵蚀最厉害的学科。近年来，虚假新闻和不实新闻层出不穷，固然有许多其他原因，但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原因，很少有行家关注，这就是，新闻学离文学、想象、虚构、修辞越来越近，离法学、实地调查、去形容词记述越来越远。这是全民倾向，也是专业倾向，是一种至今仍未引起重视和警惕的倾向。
北大中关园
2010年12月15日
新闻学院不再颁发法学位
大约10年前，人大新闻系、复旦新闻系、北京广播学院的毕业生，获得的是法学位，尽管中国内地的新闻培训更愿意亲近文学，与法学相距甚远，但能颁发法学位，毕竟是一种暗示——你学的不是文学，浪漫、虚构、文彩、绘声绘色不是你的命根子，你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一部分，更多的时候，你像警探或检察官，做着证据采集的枯燥工作，真相是你的发掘对象，它并不需要文学呈现，你提交给舆论的，只是一份报告，就像是一份提交给法官的关于真相的报告——然而，非常离奇的是，当这些新闻院系扩大了规模，更多的新闻学院如雨后春笋，相继问世，所有这些校院的毕业生却改拿文学位了，这也是一种暗示——你是一个文学造诣上合格的学生，你有能力使用各种文学技巧使你的报道栩栩如生，枯燥繁琐是你没本事，你交给读者的，不只是一篇关于真相的报告，它首先应该是一篇能打动人、煽动人、令人称奇的传世之作，至少是一篇报告文学——实际上，这是中国新闻学教育的一次最深刻的堕落，新闻毕业生，不再是政治生活和法治生活的参与者，而是文学的边缘部分，是一群文学青年，搞的是创作，重要的是发挥，在他们的心目中，好的新闻记者，就是好的文学家。
仅仅10年，这种暗示和启迪不仅在学生心里产生了作用，而且让越来越的教师淡忘了本源的培养目的。一旦发现学生素质有问题，新闻教授们最先想到的，是请文学院教授来补课，讲语法，讲修辞手段，讲结构，强调加工，强调警句的锤炼，至于学生的客观洞察力、逻辑意识、实地调查能力、有限表述策略、二手材料的水平阅读习惯，很少进行严格训练，这些东西，离文学远了点，似乎是法学院或社会学系的授课内容。但实际上，这些东西是一名拥有法学位的毕业生最珍贵的财富，却又是近年来新闻毕业生最匮乏的才能。在其中，新闻教师不清楚自己是政治学和法学的一部分，一直自视为实用文学的传道者。
把新闻学视为文学的一部分，新中国是有传统的。1952年，燕大新闻系被撤消，不是并入北大法学院，成为独立的一个系，而是并入中文系，降级为新闻专业。1958年和1978年，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全体师生，两度整建制并入人大新闻系，毕业生曾经拿过法学位，但最终还是没能逃脱改拿文学位的厄运。
专业教育如此，可想而知，自学领域会弥漫着何种幻象。近年来，新闻领域最可悲的是，新闻毕业生大多没去做新闻，做新闻的多是其他学科的有志者。对于后者而言，没有基本的专业滋润，社会认知又一直把新闻当做高雅文学的世俗分支，在这种条件下，他们很容易把自己当成文学旗帜下的热血文艺青年，不断写出一些背离事实的所谓新闻报道。
实际上，新闻学学习和实践，离法学越近越好，离文学越远越棒。
记者用想象力替换实地调查
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科尔内楚克的话剧《前线》中，有一名随军记者，名叫“克里空”，他报道前线新闻时，不是去实地观察调研，而是坐在指挥部里想象，把催人泪下的虚构故事当成现实，深深打动了读者。他的报道很动人，但却是虚假的。40年代，中共在宣传系统开展一场整风，号召党媒记者必须去实地调查，反对坐在家里臆造所谓新闻，史称“反克里空”运动。不过，这场运动不算著名，即使新闻从业人员，也很少知晓并且今天还牢牢记着，它无非是研究生面试中偶尔出现的一个偏题。
事实上，今天的新闻总量，一线报道的比例很小，多数是二手复制，并在转载中加入了自己的臆想和主观评论，充满信息瑕疵，甚至时常出现重大的虚假事实。这些瑕疵和虚假成分，其实不堪一击，只需做一次实地调查，就会发现其漏洞百出。但是，很少有记者去做这种苦差使，他们是一些充满文学情怀的人，自视具有推理的头脑，又自信有过一些生活经验，于是一旦看到别人的一线报道，为了抓紧时间，降低工作成本，他们干脆足不出户，发挥一下想象，像克里空那样，提笔就写。这样做，没有事实束缚，很容易自由地调集文学技巧，把报道写得活龙活现。
1999年，央视《新闻调查》记者董倩，听说少女董书君为拒绝做妓女，跳楼摔成终生残疾，她跋山涉水，去做专访，使董书君引起社会关注，住进北京康复医院。董书君成为各种媒介的关注对象之后，真愿意来做实地调查采访的记者并不多。数月后，董书君病情好转，出院回家。小姑娘离京那天上午，新闻发布会来了近百名记者，盛况空前，但火车子夜离京时，没有几位记者愿意熬到这个时候，站台上只孤零零站着央视《本周》的两名女记者。董书君拉着她俩的手，说“姐，我真的不想走”。列车启动后，董书君含笑告别。可是第2天，北京多家早报报道，“董书君含泪离京”。
有时候，事实更震撼人，不是一般人的想象力可以比及，记者只需亲临其境，即可探囊取物，记述这种震撼。如果记者坐在家里，董书君的坚强和微笑，就会被抹杀。不过，这种臆断歪曲，的确符合一般记者、平庸小说家、普通受众的想象力水平，董书君太悲惨，她怎能不哭呢？
更多的时候，真相平淡无奇，与天生生满翅膀的谣言相比，显得虚弱乏力。记者去了现场，仍然面临抉择。如果是一名记者，拿法学位的，必须无条件接受事实，记述传达事实，假如是一位文学家，拿文学位的，必须尽力去除冗长，克服平实，添枝加叶，渲染悲喜。糟糕的是，为弄出一篇好新闻，被文学浸染过身心的新闻记者，会习惯性地选择后者。
90年代中期，传统新闻评论开始盛行，新媒体发挥作用后，渐渐形成了一种格局，去实地调研的新闻记者越来越少，坐在操作间里仅靠资料搜索便进而论道的新闻评论员越来越多，新闻记者的一条简讯，经无数新闻评论员的交相推演和主观评论之后，经常完全走样，有的甚至与事实背离得相当远。这种趋势越来越严重，表面上看，因为坐而论道很轻松，二手材料的搜索成本很低，几乎是零，而收益巨大，这与记者的状况截然相反，记者的调研成本极高，不仅艰苦，而且经常充满危险，收益和成本不对等，但究其实，还是文学心态在作怪，文学不一定非要深入实地，更多的是利用“刻板印象”原理，完成主观表达，满足受众需求，坐在书房里苦熬冥想就可以完成。观察一下，那些活跃的新闻评论员，有几个人是在实地调查之后才发表评论的呢。他们像小说家一样自负，认为世间万物，都像文学作品里的虚构事实一样，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在虚假新闻屡屡出现之际，这种对想象力的刚愎自用，常常对不实信息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可以说，实地调查被假想、网络搜索、主观推测所取代，虚假新闻一定会层出不穷。
文字编辑凌驾于一线记者之上
在新闻实践中，编辑这个行当，应该格外警惕。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组建之前，编辑专业同样挂在中文系门下，被文学和文字学浸泡着。如果以为新闻编辑仅仅是做文字上做做校对工作，那是小看了新闻编辑的职责。在传播学上，编辑是把关人，用行业规矩和个人一贯坚持的某些标准矫正着新闻记者的来稿，比记者拥有更大权力。他们有权修改新闻稿的措辞，甚至改变报道角度和标题。问题是，坐在编辑室里的新闻编辑，凭借什么去修改新闻记者的实地调查稿件。
郭德纲是相声界的后起之秀，忽然名声鹊起那年，记者采访姜昆，要他评价郭德纲。作为相声同道，路数不一样，又是前辈后辈关系，许多话不好说，所以姜昆推说头疼，婉言谢绝，溜之大吉。记者只是记录了这个事实，由于经常面对面接触姜昆，不忍乱说，怕给他造成麻烦。但编辑完全不受交际情理的约束，反正也不认识姜昆，最后竟把题目改为“一提郭德纲，姜昆就头疼”。紧接着，此话在疯狂转载中越变越偏，评论家和各类评论也如醉如痴，最终定论为“姜昆说，别提郭德纲，一提他我就头疼”、“姜昆鄙视郭德纲”、“郭德纲迅速窜红，姜昆无法承受”。
编辑比记者权力大，至少有三大坏处。一、记者可亲临前线，编辑只坐镇后方，理解和判断都是经验化的想象，是想象制约亲历。二、记者接触采访对象，很容易建立起与采访对象及其事实的忠诚关系，编辑置身度外，可以保持冷静客观，但也非常容易无视采访对象的情感，漠视他们的权益。三、编辑不接触采访对象，但得罪了人，总是由记者承担，这使记者万分尴尬，编辑却丝毫感觉不到，因而我行我素，很难想到调整编辑作风。
事实上，编辑行当，更多的是文学毕业生或工美毕业生，与新闻学相去甚远。毕竟，职业新闻记者的理想主义与职业艺术家的理想主义不一样，甚至刚好相反。拥有文学位的编辑，对采访稿件的修理，靠的是想象天分和阅历判断，在精彩事实面前，这些能力显得平庸低下，在平淡的真相面前，这些能力又过分活跃，文学教授曾告诉他们，平淡无奇的文章没有价值，因此，他们的主观判断总是与客观世界不大相称。更为重要的是，编辑调整文字的依据，更是凭借对受众需求和总编意图的透彻把握，为了迎合市场和上司的意思，新闻报道的内容是可以增删篡改的，这是新闻真实性和细节精确原则的死敌。
受众模糊了新闻与文学的界线
民国时代，北大新闻学教授徐宝璜曾提出，新闻学教育，不应该只是高校的专业教育，应该是全民教育，是民族素质的一个重要部分。徐教授这个宏愿，在中国内地至今没能实现，受众对于新闻的认知，其实只是把它当成文学的一个支脉，不需要太多文彩，但故事最好离奇一点，开始有悬念，中间要栓扣，结尾一定要拔高，一篇新闻报道的优劣，不在乎它是否传播了真相和信息，最重要的是，它能不能成为传世名篇，进入各类教材。因为没有新闻学的基本常识，受众用经典文学的标准，来定义什么是好新闻，使许多因为文学化而严重失真的新闻得到了热烈的市场。
受众是消费者，消费者的口味直接影响生产者的态度，甚至影响一部分产品鉴定师的态度。80年中期，有一篇叫做“九米拼搏”的新闻通讯，报道大客司机毛计三，为救乘客，英勇牺牲。在参加第5届全国好新闻评选时，《九米拼搏》曾进入复评，请看它如何描写毛计三牺牲前的情景：
他绝没有想到，开车十年，铁轨不知越过万千次的他，竟会面对面与列车相遇……焦灼、紧张、懊
丧似无数钢针刺着他的心。要是有一米的宽余，或者再有一秒的延宕就好了，他可以避开撞击，可以将
客车倒出来。可是，环境对他是那么苛刻和险恶。他一跃而起，大把大把地朝左猛打方向盘……他知道，
只有将车头顺着火车前进方向偏转过去，避免垂直方向相撞，才能将撞击烈度减到最小。
只需要一点点新闻素养，读者一定会问，记者是怎么知道毛师傅牺牲前的心理活动的。在新闻写作中，必须杜绝的是，以文学技巧中的这种全知视角来组织叙述，这是记者对客观世界的主观臆断。不过，这种叙事视角，最容易被习惯了文学描写的广大受众接受，相反，新闻写作中不断介绍材料来源的做法，反而会被认为是累赘罗嗦，绝大多数百姓并不习惯客观视角的拘泥和局限。由此，如果一名记者老老实实地使用限知视角，受众不一定喜欢，一位小说家像上帝一样全知全能，受众会觉得酣畅舒服。这种四处弥漫的文学情结，不仅影响着广大人民，而且蔓延到了新闻专家群体那里，尽管《九米拼搏》在复评中被最终否决，但这样一篇纪实文学，怎么可以作为新闻进入到了复评阶段呢？它应该从一开始就被淘汰！
中国人有一种天然的文学崇拜，文学早已越过自己的疆界，长足侵入其他领域，新闻是被它侵蚀最厉害的学科。近年来，虚假新闻和不实新闻层出不穷，固然有许多其他原因，但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原因，很少有行家关注，这就是，新闻学离文学、想象、虚构、修辞越来越近，离法学、实地调查、去形容词记述越来越远。这是全民倾向，也是专业倾向，是一种至今仍未引起重视和警惕的倾向。
北大中关园
2010年12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