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喜欢你的自由。

       之前很奇怪，为什么有些哲学家提出了完美的哲学理论，可他自身的生活却并不哲学？一个人如果真诚的活着，那么他的行为应该和他的内心思想是一致的。研究尼采的周国平在生活中安静地写作，他用深刻的文字触及我们的灵魂，他像一个出世的老人，安然的看着世间的一切，然后把自己的体悟不求功名利禄的娓娓道来。读他的心灵自传，我们会发现，他是一个真诚的人，他的思想和语言都是用心从真实的生活中搜集而来。我喜欢这样的人，不管他是哲学家还是一个文学家。萨特是我认识的第二个真诚的人，他被历史划入存在主义哲学的行列，但他自己却更希望自己被人称作一个文学家，因为他认为，哲学只是一种思想的交流，他在写《存在与虚无》时，“唯一的目的就是通过符号去交流思想”。哲学对于他，更多的只是文学写作的一个工具，“哲学是我打算去写的东西的基础，但我不打算去写哲学；我宁可把它保存在我的笔记本里。” 只是后来，工具比成果本身更受到世人的重视。
    萨特在拉罗舍尔度过他的童年，外祖父的书屋是他成长的主要天地，虽然萨特也像其他小孩子一样寻找伙伴，但他从伙伴那里学到的更多的是原本不属于他的东西，比如暴力。萨特和加缪同样都缺少父亲，但萨特比加缪幸运，他生活在一个富足的家庭，他有一个教书的外祖父，他可以不受任何打扰的读一屋子的书籍，这样的童年让萨特学会了思考，同时也体验着孤独。萨特在十二岁的时候（1917年）对自己说“上帝死了”，“一个思想突然来临，一种直觉产生并决定了我的一生” 。这种直觉背后隐藏的其实是战争对于人民生活的破坏以及因为灾难无法解脱而造成的人心对上帝的否定。萨特看到了世界对于人的种种否定，它用全社会的威严，全民族的道德来扼杀一个人天生的自由，它的经济，伦理，宗教等权力等级将一个人紧紧的束缚在他人的世界里，“人是世界的，这是对他人来说，而不是对他自己”。萨特拒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他在获诺贝尔奖的当晚就发布声明，他拒绝领奖，因为萨特认为，“我的深层实在是超出荣誉的。这些荣誉是一些人给另一些人的，而给这荣誉的人，无论是给荣誉勋位还是诺贝尔奖，都没有资格来授予。我无法想象谁有权给康德，笛卡尔或歌德一项奖，这奖意味着你现在属于某一等级。我们把文学变成了一种由等级的实在，在其中你处于这种或那种地位。”“我认为，我们周围的多数人对荣誉勋位、诺贝尔奖和类似的东西评价过高了，而事实上这些奖不说明任何问题。它们仅仅符合等级制度所给出的一种区别，但这不是一种真正的存在，是抽象的存在，是我们只知道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存在。” 萨特的拒绝是他本真的存在，他的言辞否定了很多人类表面的光环，但萨特本身的价值依然在那里，不会改变。萨特把人生当做一种游戏，而他是游戏人生的第一开端，在这场游戏中，人自己确定他的原则，其后果也仅仅是按照这原则确定的后果。一旦人理解自己是自由的，并希望去运用他的自由，那么，就没有任何外在的东西可以决定我们感觉到什么、过怎样的生活或是什么样的人。“凡是对我发生的事情都是由我引起的，我即不必为之感叹，也不要对它抗拒，更不需对其顺从。”“从我涌现为存在的那一刻起，我就独自承担世界的重量，没有任何东西或任何人可以帮助减轻它。” 萨特用自由对抗命运，但这种自由必须是在他人自由的境况中实现，“他人即是地狱”，个人的自由同时也意味着他人的自由，这样，自由更多的是人在世界的法则和自身的义务面前聪明的选择。
    萨特在服兵役前天真的坚持着自由是绝对的，它只要我们勇敢的去反对决定论的一切权威，自己去创造属于自己的人的本质。萨特看到了上帝的虚伪，也发现了人由于害怕孤独而不肯脱去上帝神圣的外衣，上帝的假设是人类面对虚伪而给自我的安慰。对上帝的信仰扼杀了人原本具有的绝对自由，人类的尊严在既定的价值伦理中被毁灭，人活在上帝构造的世界里，却永远都看不到上帝的存在。萨特借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如果上帝不存在，一切事情都有可能”来抛弃上帝，确证人的主体自由的无限可能。因为无论在他身内还是身外，都无法找到可以依托的东西，他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如果确实是存在先于本质，我们就不能用一种天生的现有的人性来解释自己的行动，换句话说，根本没有决定论。一个人并不是自己要存在于世的，然而一旦存在，他就是自由的。自从他被抛入这个世界，他就要对自己所做的一切负责，“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萨特体验到了个体的自由，这种个体“试图表现它自己，并克服外在的力量”。但在服兵役后，萨特恍然大悟的发现，自己的自由是在一定境况下的自由，它不仅仅是体现在“我想吃面包，不想吃面条”的选择，更重要的是它是“某种不存在但逐渐自己创造着的东西，某种总是现存于我之中，直到我死才离开我的东西。”
    自由使一个人成为他自身，因为自由的无限一个人才永远无法把自己当做最终的目的，他在不断的选择中塑造自己的本质。尼采用“上帝死了”来彻底的否定基督教伦理价值的意义和权威，他构建了具有巨大创造力的超越芸芸众生的“超人”来象征他所肯定的充实、平凡、伟大而又完全的人。尼采对上帝的“扼死”带有一点极端的虚无主义色彩，但他却在这种极端的否定和创造中体现了自己价值的追寻。尼采的追寻在萨特自由的坚守中得到共鸣，他们都否定了现存的道德伦理价值体系，在孤独的高岗上捍卫人类灵魂的尊严，在复杂烦乱的社会问题中踽踽独行。萨特在《存在于虚无》中和古老的斯多葛派一样，相信一个人总是自由的，因为他在那之前总是感到自由，他不能了解让一个人感到不自由的那种环境，但到后来他却深刻的认识到“一个人的自由被另一个人的自由加上锁链”，在有的情况下一个人是不可能自由的，他在《魔鬼与上帝》中通过海因里希解释了这种思想。但他并没有放弃自由的观念，“自由也包含着可能去死的因素，也就是说，如果明天有某种威胁或其他东西危及到我的自由，死是一种维护它的方式。”所以他可以无畏的为了自由而战。在政治中，他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创办“左倾”的刊物《现代》，他在某个阶段和共产党共行，他用文字支持阿尔及利亚的反压迫斗争，但他从来不属于哪一个政党，不属于任何一个亲阿尔及利亚的组织，“我不由任何人决定，我根据自己的理论、自己的政治信仰而行动，我完全是自己介入。”在这一点上，萨特与奇克果的个人原则不谋而合。一个人的存在首先应当是他自己的存在，在自己存在的基础上，他才可以成为某个整体的一员。
    《萨特自述》的阅读让我遇见了自由的萨特，真诚而勇敢，他的自由与其早期的生活环境相关，但更多的还是一个人精神的孤独发现。萨特和加缪、梅洛.庞蒂、尼赞以及共产党关系的决裂正是他对自由坚守的不妥协表现，在庞然复杂的社会面前，我会携萨特的精神，一路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