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马进 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
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
夫马进（日本国京都大学文学部）
今天我想在这里谈谈关于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的问题。也许今天的与会者中了解这个话题的寥寥无几，所以我先对这个问题做一简单说明。
在中国的清朝时期，从朝鲜的国都汉城出发有两条与国际连接的途径。一条是连接中国北京的路线，走这条路线的使节叫“燕行使”。另外一条连接着日本的江户，往返这条路线的使节叫“通信使”。
关于朝鲜通信使的研究，目前在日本和韩国是一个极其热门的课题。其原因主要在于：第一、从形式上看，通信使的时代，日本和朝鲜之间处于一种对等的关系，两者是具有“外交关系”的邻国。1945年日本统治朝鲜的时代结束了，支配与被支配的不平等关系不复存在，过去两国对等的关系得以恢复。第二、日本的江户时代是一个锁国的时代，接待来自外国数百人规模的外交使节团体是极为罕见的事情。所以，日韩学者对于研究这样的历史事件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与此相反的是，朝鲜燕行使的研究即使在韩国也没有受到更多的重视。这是因为截至到1894年的甲午战争，朝鲜一直与中国处于一种“事大”的关系，在最近的半个世纪以前，民族主义的倾向始终很强烈，因此韩国的研究者，很难从事这个课题方面的研究。而且，中国的研究者对于这个题目也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兴趣。我曾经对明清时期从北京去朝鲜汉城的使节所写成的旅行记与去琉球使节写下的旅行记进行了比较（见拙稿《使琉球录与使朝鲜录》，刊于夫马进编《增订使琉球录解体及研究》宜野湾市、榕树书林、1999年）。根据这个研究可知，明清时期赴琉球的历代使节都写下了旅行记。与此相对，虽然明清时期有数百个使团从北京前往朝鲜，但是限于目前所知道的，记述赴朝鲜的旅行记不足二十篇。我想这个数字说明了明清时代中国人对朝鲜的兴趣是很淡漠的。即便是现在，像南开大学孙卫国先生那样的研究者也是屈指可数的。
但是，现在随着韩国经济的急速发展，在韩国，至少那些迄今为止阻碍研究的制约正在不断的被取消。2002年韩国出版了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汉城、东国大学出版部）；林基中、夫马进编《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篇》（汉城、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以此为契机，可以说目前正是燕行使研究开始的时候。今天，我想在这里谈谈研究朝鲜燕行使和朝鲜通信使所具有的意义。
首先，“燕行使”在资料中不是一个经常使用的词汇，应该注意的是，它是一个学术上的用语。《朝鲜王朝实录》以及《明实录》、《清实录》记载的是冬至使和正朝使，或者是圣节使、谢恩使等具有特定目的的词汇，没有专门用于这些职务的总称。而通信使则是特指以通信联络为目的专门词汇，并成为朝鲜对前往日本使节的一种总称。燕行使一词在史料中所使用的“燕行使臣”“赴京使臣”“事大使臣”等词汇中，是一个考虑现今东亚国际形势不涉及上下关系的最合适的学术用语。
接下来，举例说明研究朝鲜燕行使的意义所在。第一，这个研究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有关韩中关系史根本的研究。关于这方面的介绍，我在这里就无需赘言了。第二、作为明清中国国内问题的研究，燕行使写下的史料，提供了中国史料中所没有的重要资料。这里举出的一个例子是，1596年（万历24年）及时得到日本丰臣秀吉准备再次侵略朝鲜，得知情报的朝鲜国王，为了要求明王朝派遣援军而向北京派出了使节。这位使节留下了亲笔写下的史料。这是他担心明王朝果真能否派遣援军、在向明朝官僚们呈上请愿书时，记录下在天安门的中门和午门前所看到的情况：
臣等进往六科衙门,衙门皆在阙内,六科给事各坐本衙。吏科门外书揭刘道享(亨)参论石尚书文,兵科门外书揭徐成楚参论石尚书文,若榜示者然。人多聚读,亦有誊书者。初九日庚午,晴。留玉河馆。臣等早往午门外,俟都察院入朝房。臣等立于户外,使下人入送呈文,则披见还给,曰呈于诸会处。寻已科道诸官一时来到。臣等进前跪伏泣诉,科道等官曰起来。臣等不起愈叩头,使李海龙毕陈情理。科道等官曰,今日会议正为此事云。臣等起立,科道等官过向兵部朝房而去。有顷,石尚书自其朝房变服出,向阙外去。问其故,则人皆曰,科道对面切责。且曰,今日所议事也,尚书何敢得与云,故去也。九卿以下齐会于五凤楼下,左右序立将入门。臣等进前,手持呈文,叩头号泣,令李海龙毕陈悯迫之状。九卿以下互相论议,使下吏受呈文。答曰,今日会议政(正)为此事,尔等伺候于兵部。
这里记载的是万历25年围绕朝鲜问题在紫禁城内所发生的真实记载。这段史料记录了在天安门内侧的朝房，当时的给事中呈上奏章，陈述了抨击提倡和平论的兵部尚书石星，以及在朝臣议论向朝鲜是否派遣援军的当天，兵部尚书石星在会议之前，不得不换装逃亡的事情。中国方面撰写当时的史料虽然有很多，但是都没有记载此事。因此，这份史料对研究当时中国国内政治制度及政治史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史料得以保留下来的事实说明，朝鲜派遣燕行使的一个目的，是在中国收集各种情报。其中不仅有北京宫廷与官府的情报，还有当时一般民众所流传的内容等，在中国的史料中没有留下的资料，在燕行使遗留下来的记录中却可以看到（见拙稿《日本现存朝鲜燕行录解题》，载于《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第42，2003年）。
第三，以朝鲜派遣燕行使的史料为基础，可以研究当时东亚社会的国际秩序。在朝鲜史料《清选考》记载中，1644年清顺治帝从沈阳迁都北京开始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朝鲜一共派遣了451次燕行使。而比较通信使方面来看，对日本仅仅派遣了12次，相差极为悬殊。当时，琉球、越南、俄罗斯等中国的周边诸国都向朝鲜派遣使节，但是与朝鲜派遣的回数比较来看，数量上的差距是很明显。而且朝鲜对于明朝，也是一年派遣三回燕行使。大概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期，纵观世界史全体也很难找到类似的事例。我们在观察中国明清时期从十四世纪到十九世纪东亚国际秩序的时候，是把给中国的朝贡和来自中国的册封作为一个活动中心来考虑的。中国和琉球、越南等的关系也是这样。朝鲜燕行使留下的史料内容都是很具体的，对了解朝贡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活动，都是很珍贵的史料。但是，把这些无法进行比较的朝鲜派遣使节的事例，放在当时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关系中应该如何看待，即把它看作是典型的事例，还是非典型的事例，今后还有必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第四，从相同的角度来观察朝鲜燕行使和朝鲜通信使，可以看出临近近代的东亚各国，至少是对中国、日本、韩国三国当时各自所处的位置可以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这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都是可以明显看出的。今天，我在这里，想对关于中国、日本、韩国各自的学术位置这个问题，做一个稍微详细的阐述。
例如，从18世纪到19世纪，从汉城西去北京的使节和东去江户的使节，在学术方面遇到了及其相似的问题。即东西两国都出现了反朱子学的现象。当时的朝鲜学术为朱子学即宋学所统一，对于非朱子学的学术思想，以阳明学为首全部作为异端加以排斥。可是，当时的中国和日本则与此完全不同，在中日两国流行着及其相似的学术是清朝的汉学和日本的古学。日本的古学是什么呢？也许今天与会者中很少有人了解。在这里应该提到的是朱谦之所著《日本的古学与阳明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其首次刊出是在1962年。虽然作者把全部的学术思想分置于唯心论和唯物论的两个极点上是有问题的，可是，在如何理解日本的古学方面是有一定作用的。日本江户时代创建古学，并给予学术界极大的影响的是伊藤仁斋（1627－1705）和荻生徂徕（1666－1728）。伊藤仁斋和荻生徂徕的日本古学与戴震（1723－1777）、段玉裁（1735－1815）的清朝汉学有及其相似的地方。两者相似点主要有二，其一是二者均反对朱子学。其二在研究方法方面，二者都重视古代语言，通过对古代语言的综合研究来理解儒教的经典著作。日本的古学不是接受清朝考据学后出现的，儒学则是在日本经过独自的发展后产生的。依我个人之见，朝鲜燕行使清楚地了解汉学在清朝的流行以及关于经典研究的方法论等，是在乾隆、嘉庆之际，即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的时候。去年，我写了一篇介绍1827年（道光7年）燕行使中的一人，和北京的数名学者争论“汉学”是与非的文章（见拙稿《朝鲜燕行使申在植“笔谭”所见汉学与宋学论争及其周边》，载于岩井茂树编《中国近世社会的秩序形成》，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2004年）。我在这篇文章中指出，朝鲜知识分子了解到在清朝流行的“汉学”是反朱子学的，它的学术基础是东汉郑玄等人的训诂学。
这里，出现了一些绕有兴趣的问题。第一，从时间上看，这场发生在道光7年（1827）的论争出现得相当晚。它距离“汉学”全盛期已经是数十年后的事情了。清朝此后已经进入为康有为等人继承的公羊学时代了。第二，派往日本的通信使已经在乾隆13年（1748）看到了在日本被称为古学的反朱子学的学问开始大流行。1748年的通信使一行在日本各地感受到这场为了保卫宋学进行论争，最终感到在日本朱子学已经不能复兴，充满了绝望的心情。这些都是发生在前述1827年燕行使在北京参与学术争论的八十年前的事情（见拙稿《朝鲜通信使对日本古学的认识—兼及朝鲜燕行使对清朝汉学得理解—》载于《思想》第981号、2006年1月）。第三，1827年北京出现的学术论争是因为曾经随同通信使去过日本的一名朝鲜知识分子所引起的。他在此之前的1811年作为朝鲜通信使的一员去过日本，1822年又作为朝鲜燕行使的一员去了北京。他不仅亲身了解了日本反对朱子学的实际状态，也同样感受到中国所出现的同样问题。而且他还知道朱子学只在朝鲜受到尊崇。他认为这些都是自己想象中的世界文化危机的表现，于是出现了上面与清朝人争论不休的场面。
朝鲜通信使在1748年、用中国年号来说是乾隆13年，已经捕捉到日本古学的兴盛以及朱子学逐渐失去往日地位的信息，如果从东亚各国学术位置的角度来看，应该可以看到如下的一种局面。
第一，1748年，朝鲜知识分子在东亚的一角，第一次知道了世界上有朱子学失去权威的的事情。作为当时的朝鲜知识分子，朱子学不仅是朝鲜一国得以存在的理由，而且也是一种贯穿“世界”的普遍原理。连夷狄民族支配的清朝也可以看到康熙皇帝称颂朱子学的记载。而且要是依据1719年通信使传入的情报，当时被他们称为“绝海的蛮儿”的日本人，虽然学术水准相当低，但也在努力学习朱子学。可是到了三十年后1748年的通信使在日本所看到的却是朱子学的地位已不复存在了。
第二，朝鲜通信使对于日本学术界，具有非常的恐惧感和绝望感。这个现象，如果离开他们的主观意识，站在东亚学术界各地区发展阶段的高度来看的话，它意味着那里在发生着一个很大的变化。在此之前，在东亚地区的东部，如果说到学术，大概都是沿着从朝鲜流向日本的走向发展。但是，伊藤仁斋的《童子问》，这部反朱子学的书籍1719年从日本传到朝鲜以后，引起了朝鲜学者的高度警惕。接下来的通信使，即1748年的通信使则是把日本作为假想的敌人而涌到那里的。如果从一个长时期的角度来看日韩学术关系的话，这是一个画时期的变化，它表明学术的传播方向发生了转换。其后，朝鲜出现了一种被称为“实学”的学术思想。如果观察这种实学的发展，可以看出在此之后，日本的学术给予朝鲜一定的影响，而朝鲜的学术对日本不再有任何影响。
第三，1748年的通信使及时地将以古学为中心的日本学术情报带回朝鲜国内。正如以上所述，朝鲜燕行使的派遣次数与通信使比较而言，明显地多于后者。其中令人感兴趣的是，这条干线的途径在一个时期曾经停止了它的正常的机能。通常的话，朝鲜燕行使的途径不仅是政治、经济的大动脉，也是一条文化大动脉。朝鲜依靠燕行使把各种思想、书籍或是文物从北京带到了汉城。可是，1636年，因为满清军队侵略朝鲜，朝鲜废止了向明朝派遣使节的活动。1644年清朝迁都北京后，燕行使的活动才得以复活。可是朝鲜知识分子因为清朝是出自夷狄的满族国家，所以对此很是轻蔑，并进一步对满族统治下的汉族也持同样的态度，于是，燕行使和他们的交往也不像以前那样积极主动了。尽管每年大量的人员仍往返于汉城和北京之间，并恢复了政治、经济方面的重要交流途径，但是在文化方面却出现了不合常规的、交流极其贫乏的现象。这种状态，大致上说来一直持续到18世纪的中叶。如果从1644年开始算起，实际经历了百年以上的时间。在此期间，虽然不乏人员频繁往来和物品大量流动，但只得到了十分有限的清朝学术情报。这是因为多数的朝鲜知识分子访问北京时，除去一些个别的人外，都不愿意与清朝人进行交往。
与此相反，对于前往日本的通信使，虽然他们并不希望与日本人进行过多的交往，但是许多日本人访问了他们的宿舍，并提供给他们各种学术信息。这是因为对当时处于锁国时代的日本人来说，通信使是极为罕见的外国人。这些在通信使的日记中，经常可以看到他们忙于应对这些来访而疲惫不堪的内容。正是依靠这些接触，日本方面的学术信息几乎都是以即时的方式传到了朝鲜国内。从这个意义上看，1748年和1764年的通信使代行了本来属于燕行使应该承担的一部分职责。
第四，与此相关联的是，1748年通信使在完全不知清朝汉学为何物的情况下，接触到了日本古学。1748年就是清朝的乾隆13年，当时的中国出现了与日本古学相似的“汉学”。这一年，代表清朝考据学的惠栋已经52岁，戴震26岁。可是，朝鲜燕行使对这个时期清朝的学术情报没有充分掌握，因为他们和清朝人没有交往。在燕行使和通信使两者中，首先捕捉到新学术动向的是通信使。这样，上述的两条国际路线虽然交汇在汉城，但是1748年的朝鲜通信使却在完全不了解清朝学术动向的情况下前往访问日本，在日本感到的畏惧与危机使他们热心地收集与日本“古学”有关的各种情报。截至到当时为止，在朝鲜的历史上，新的学术情报都是从中国传入地。因此，我们不难想象当时的朝鲜通信使致力于把握日本的学术情报是多么的困难，而且他们将收集到的学术情报传回朝鲜国内又是何等的不易。这些问题都给我们留下了很大的思考空间。
以上，简单地从同一个角度叙述了朝鲜燕行使和通信使的有关事项，介绍了新的研究成果中的一例。如果像这样从同一个角度以朝鲜燕行使和通信使为媒介，同时探讨中国和日本的政治、社会、文化各个方面，是可以清楚地把握住当时三个国家的历史现状以及它们各自所发生的变化的。今后，如果能推进朝鲜燕行使的研究，我认为对于日本和韩国正在蓬勃展开的通信使研究也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夫马进（日本国京都大学文学部）
今天我想在这里谈谈关于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的问题。也许今天的与会者中了解这个话题的寥寥无几，所以我先对这个问题做一简单说明。
在中国的清朝时期，从朝鲜的国都汉城出发有两条与国际连接的途径。一条是连接中国北京的路线，走这条路线的使节叫“燕行使”。另外一条连接着日本的江户，往返这条路线的使节叫“通信使”。
关于朝鲜通信使的研究，目前在日本和韩国是一个极其热门的课题。其原因主要在于：第一、从形式上看，通信使的时代，日本和朝鲜之间处于一种对等的关系，两者是具有“外交关系”的邻国。1945年日本统治朝鲜的时代结束了，支配与被支配的不平等关系不复存在，过去两国对等的关系得以恢复。第二、日本的江户时代是一个锁国的时代，接待来自外国数百人规模的外交使节团体是极为罕见的事情。所以，日韩学者对于研究这样的历史事件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与此相反的是，朝鲜燕行使的研究即使在韩国也没有受到更多的重视。这是因为截至到1894年的甲午战争，朝鲜一直与中国处于一种“事大”的关系，在最近的半个世纪以前，民族主义的倾向始终很强烈，因此韩国的研究者，很难从事这个课题方面的研究。而且，中国的研究者对于这个题目也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兴趣。我曾经对明清时期从北京去朝鲜汉城的使节所写成的旅行记与去琉球使节写下的旅行记进行了比较（见拙稿《使琉球录与使朝鲜录》，刊于夫马进编《增订使琉球录解体及研究》宜野湾市、榕树书林、1999年）。根据这个研究可知，明清时期赴琉球的历代使节都写下了旅行记。与此相对，虽然明清时期有数百个使团从北京前往朝鲜，但是限于目前所知道的，记述赴朝鲜的旅行记不足二十篇。我想这个数字说明了明清时代中国人对朝鲜的兴趣是很淡漠的。即便是现在，像南开大学孙卫国先生那样的研究者也是屈指可数的。
但是，现在随着韩国经济的急速发展，在韩国，至少那些迄今为止阻碍研究的制约正在不断的被取消。2002年韩国出版了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汉城、东国大学出版部）；林基中、夫马进编《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篇》（汉城、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以此为契机，可以说目前正是燕行使研究开始的时候。今天，我想在这里谈谈研究朝鲜燕行使和朝鲜通信使所具有的意义。
首先，“燕行使”在资料中不是一个经常使用的词汇，应该注意的是，它是一个学术上的用语。《朝鲜王朝实录》以及《明实录》、《清实录》记载的是冬至使和正朝使，或者是圣节使、谢恩使等具有特定目的的词汇，没有专门用于这些职务的总称。而通信使则是特指以通信联络为目的专门词汇，并成为朝鲜对前往日本使节的一种总称。燕行使一词在史料中所使用的“燕行使臣”“赴京使臣”“事大使臣”等词汇中，是一个考虑现今东亚国际形势不涉及上下关系的最合适的学术用语。
接下来，举例说明研究朝鲜燕行使的意义所在。第一，这个研究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有关韩中关系史根本的研究。关于这方面的介绍，我在这里就无需赘言了。第二、作为明清中国国内问题的研究，燕行使写下的史料，提供了中国史料中所没有的重要资料。这里举出的一个例子是，1596年（万历24年）及时得到日本丰臣秀吉准备再次侵略朝鲜，得知情报的朝鲜国王，为了要求明王朝派遣援军而向北京派出了使节。这位使节留下了亲笔写下的史料。这是他担心明王朝果真能否派遣援军、在向明朝官僚们呈上请愿书时，记录下在天安门的中门和午门前所看到的情况：
臣等进往六科衙门,衙门皆在阙内,六科给事各坐本衙。吏科门外书揭刘道享(亨)参论石尚书文,兵科门外书揭徐成楚参论石尚书文,若榜示者然。人多聚读,亦有誊书者。初九日庚午,晴。留玉河馆。臣等早往午门外,俟都察院入朝房。臣等立于户外,使下人入送呈文,则披见还给,曰呈于诸会处。寻已科道诸官一时来到。臣等进前跪伏泣诉,科道等官曰起来。臣等不起愈叩头,使李海龙毕陈情理。科道等官曰,今日会议正为此事云。臣等起立,科道等官过向兵部朝房而去。有顷,石尚书自其朝房变服出,向阙外去。问其故,则人皆曰,科道对面切责。且曰,今日所议事也,尚书何敢得与云,故去也。九卿以下齐会于五凤楼下,左右序立将入门。臣等进前,手持呈文,叩头号泣,令李海龙毕陈悯迫之状。九卿以下互相论议,使下吏受呈文。答曰,今日会议政(正)为此事,尔等伺候于兵部。
这里记载的是万历25年围绕朝鲜问题在紫禁城内所发生的真实记载。这段史料记录了在天安门内侧的朝房，当时的给事中呈上奏章，陈述了抨击提倡和平论的兵部尚书石星，以及在朝臣议论向朝鲜是否派遣援军的当天，兵部尚书石星在会议之前，不得不换装逃亡的事情。中国方面撰写当时的史料虽然有很多，但是都没有记载此事。因此，这份史料对研究当时中国国内政治制度及政治史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史料得以保留下来的事实说明，朝鲜派遣燕行使的一个目的，是在中国收集各种情报。其中不仅有北京宫廷与官府的情报，还有当时一般民众所流传的内容等，在中国的史料中没有留下的资料，在燕行使遗留下来的记录中却可以看到（见拙稿《日本现存朝鲜燕行录解题》，载于《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第42，2003年）。
第三，以朝鲜派遣燕行使的史料为基础，可以研究当时东亚社会的国际秩序。在朝鲜史料《清选考》记载中，1644年清顺治帝从沈阳迁都北京开始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朝鲜一共派遣了451次燕行使。而比较通信使方面来看，对日本仅仅派遣了12次，相差极为悬殊。当时，琉球、越南、俄罗斯等中国的周边诸国都向朝鲜派遣使节，但是与朝鲜派遣的回数比较来看，数量上的差距是很明显。而且朝鲜对于明朝，也是一年派遣三回燕行使。大概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期，纵观世界史全体也很难找到类似的事例。我们在观察中国明清时期从十四世纪到十九世纪东亚国际秩序的时候，是把给中国的朝贡和来自中国的册封作为一个活动中心来考虑的。中国和琉球、越南等的关系也是这样。朝鲜燕行使留下的史料内容都是很具体的，对了解朝贡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活动，都是很珍贵的史料。但是，把这些无法进行比较的朝鲜派遣使节的事例，放在当时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关系中应该如何看待，即把它看作是典型的事例，还是非典型的事例，今后还有必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第四，从相同的角度来观察朝鲜燕行使和朝鲜通信使，可以看出临近近代的东亚各国，至少是对中国、日本、韩国三国当时各自所处的位置可以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这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都是可以明显看出的。今天，我在这里，想对关于中国、日本、韩国各自的学术位置这个问题，做一个稍微详细的阐述。
例如，从18世纪到19世纪，从汉城西去北京的使节和东去江户的使节，在学术方面遇到了及其相似的问题。即东西两国都出现了反朱子学的现象。当时的朝鲜学术为朱子学即宋学所统一，对于非朱子学的学术思想，以阳明学为首全部作为异端加以排斥。可是，当时的中国和日本则与此完全不同，在中日两国流行着及其相似的学术是清朝的汉学和日本的古学。日本的古学是什么呢？也许今天与会者中很少有人了解。在这里应该提到的是朱谦之所著《日本的古学与阳明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其首次刊出是在1962年。虽然作者把全部的学术思想分置于唯心论和唯物论的两个极点上是有问题的，可是，在如何理解日本的古学方面是有一定作用的。日本江户时代创建古学，并给予学术界极大的影响的是伊藤仁斋（1627－1705）和荻生徂徕（1666－1728）。伊藤仁斋和荻生徂徕的日本古学与戴震（1723－1777）、段玉裁（1735－1815）的清朝汉学有及其相似的地方。两者相似点主要有二，其一是二者均反对朱子学。其二在研究方法方面，二者都重视古代语言，通过对古代语言的综合研究来理解儒教的经典著作。日本的古学不是接受清朝考据学后出现的，儒学则是在日本经过独自的发展后产生的。依我个人之见，朝鲜燕行使清楚地了解汉学在清朝的流行以及关于经典研究的方法论等，是在乾隆、嘉庆之际，即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的时候。去年，我写了一篇介绍1827年（道光7年）燕行使中的一人，和北京的数名学者争论“汉学”是与非的文章（见拙稿《朝鲜燕行使申在植“笔谭”所见汉学与宋学论争及其周边》，载于岩井茂树编《中国近世社会的秩序形成》，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2004年）。我在这篇文章中指出，朝鲜知识分子了解到在清朝流行的“汉学”是反朱子学的，它的学术基础是东汉郑玄等人的训诂学。
这里，出现了一些绕有兴趣的问题。第一，从时间上看，这场发生在道光7年（1827）的论争出现得相当晚。它距离“汉学”全盛期已经是数十年后的事情了。清朝此后已经进入为康有为等人继承的公羊学时代了。第二，派往日本的通信使已经在乾隆13年（1748）看到了在日本被称为古学的反朱子学的学问开始大流行。1748年的通信使一行在日本各地感受到这场为了保卫宋学进行论争，最终感到在日本朱子学已经不能复兴，充满了绝望的心情。这些都是发生在前述1827年燕行使在北京参与学术争论的八十年前的事情（见拙稿《朝鲜通信使对日本古学的认识—兼及朝鲜燕行使对清朝汉学得理解—》载于《思想》第981号、2006年1月）。第三，1827年北京出现的学术论争是因为曾经随同通信使去过日本的一名朝鲜知识分子所引起的。他在此之前的1811年作为朝鲜通信使的一员去过日本，1822年又作为朝鲜燕行使的一员去了北京。他不仅亲身了解了日本反对朱子学的实际状态，也同样感受到中国所出现的同样问题。而且他还知道朱子学只在朝鲜受到尊崇。他认为这些都是自己想象中的世界文化危机的表现，于是出现了上面与清朝人争论不休的场面。
朝鲜通信使在1748年、用中国年号来说是乾隆13年，已经捕捉到日本古学的兴盛以及朱子学逐渐失去往日地位的信息，如果从东亚各国学术位置的角度来看，应该可以看到如下的一种局面。
第一，1748年，朝鲜知识分子在东亚的一角，第一次知道了世界上有朱子学失去权威的的事情。作为当时的朝鲜知识分子，朱子学不仅是朝鲜一国得以存在的理由，而且也是一种贯穿“世界”的普遍原理。连夷狄民族支配的清朝也可以看到康熙皇帝称颂朱子学的记载。而且要是依据1719年通信使传入的情报，当时被他们称为“绝海的蛮儿”的日本人，虽然学术水准相当低，但也在努力学习朱子学。可是到了三十年后1748年的通信使在日本所看到的却是朱子学的地位已不复存在了。
第二，朝鲜通信使对于日本学术界，具有非常的恐惧感和绝望感。这个现象，如果离开他们的主观意识，站在东亚学术界各地区发展阶段的高度来看的话，它意味着那里在发生着一个很大的变化。在此之前，在东亚地区的东部，如果说到学术，大概都是沿着从朝鲜流向日本的走向发展。但是，伊藤仁斋的《童子问》，这部反朱子学的书籍1719年从日本传到朝鲜以后，引起了朝鲜学者的高度警惕。接下来的通信使，即1748年的通信使则是把日本作为假想的敌人而涌到那里的。如果从一个长时期的角度来看日韩学术关系的话，这是一个画时期的变化，它表明学术的传播方向发生了转换。其后，朝鲜出现了一种被称为“实学”的学术思想。如果观察这种实学的发展，可以看出在此之后，日本的学术给予朝鲜一定的影响，而朝鲜的学术对日本不再有任何影响。
第三，1748年的通信使及时地将以古学为中心的日本学术情报带回朝鲜国内。正如以上所述，朝鲜燕行使的派遣次数与通信使比较而言，明显地多于后者。其中令人感兴趣的是，这条干线的途径在一个时期曾经停止了它的正常的机能。通常的话，朝鲜燕行使的途径不仅是政治、经济的大动脉，也是一条文化大动脉。朝鲜依靠燕行使把各种思想、书籍或是文物从北京带到了汉城。可是，1636年，因为满清军队侵略朝鲜，朝鲜废止了向明朝派遣使节的活动。1644年清朝迁都北京后，燕行使的活动才得以复活。可是朝鲜知识分子因为清朝是出自夷狄的满族国家，所以对此很是轻蔑，并进一步对满族统治下的汉族也持同样的态度，于是，燕行使和他们的交往也不像以前那样积极主动了。尽管每年大量的人员仍往返于汉城和北京之间，并恢复了政治、经济方面的重要交流途径，但是在文化方面却出现了不合常规的、交流极其贫乏的现象。这种状态，大致上说来一直持续到18世纪的中叶。如果从1644年开始算起，实际经历了百年以上的时间。在此期间，虽然不乏人员频繁往来和物品大量流动，但只得到了十分有限的清朝学术情报。这是因为多数的朝鲜知识分子访问北京时，除去一些个别的人外，都不愿意与清朝人进行交往。
与此相反，对于前往日本的通信使，虽然他们并不希望与日本人进行过多的交往，但是许多日本人访问了他们的宿舍，并提供给他们各种学术信息。这是因为对当时处于锁国时代的日本人来说，通信使是极为罕见的外国人。这些在通信使的日记中，经常可以看到他们忙于应对这些来访而疲惫不堪的内容。正是依靠这些接触，日本方面的学术信息几乎都是以即时的方式传到了朝鲜国内。从这个意义上看，1748年和1764年的通信使代行了本来属于燕行使应该承担的一部分职责。
第四，与此相关联的是，1748年通信使在完全不知清朝汉学为何物的情况下，接触到了日本古学。1748年就是清朝的乾隆13年，当时的中国出现了与日本古学相似的“汉学”。这一年，代表清朝考据学的惠栋已经52岁，戴震26岁。可是，朝鲜燕行使对这个时期清朝的学术情报没有充分掌握，因为他们和清朝人没有交往。在燕行使和通信使两者中，首先捕捉到新学术动向的是通信使。这样，上述的两条国际路线虽然交汇在汉城，但是1748年的朝鲜通信使却在完全不了解清朝学术动向的情况下前往访问日本，在日本感到的畏惧与危机使他们热心地收集与日本“古学”有关的各种情报。截至到当时为止，在朝鲜的历史上，新的学术情报都是从中国传入地。因此，我们不难想象当时的朝鲜通信使致力于把握日本的学术情报是多么的困难，而且他们将收集到的学术情报传回朝鲜国内又是何等的不易。这些问题都给我们留下了很大的思考空间。
以上，简单地从同一个角度叙述了朝鲜燕行使和通信使的有关事项，介绍了新的研究成果中的一例。如果像这样从同一个角度以朝鲜燕行使和通信使为媒介，同时探讨中国和日本的政治、社会、文化各个方面，是可以清楚地把握住当时三个国家的历史现状以及它们各自所发生的变化的。今后，如果能推进朝鲜燕行使的研究，我认为对于日本和韩国正在蓬勃展开的通信使研究也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