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节：在面对原典时—《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中译者序
原载《文景》杂志2010年11月号
《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是20世纪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的主要著作之一，其内容原为海德格尔的成名作《存在与时间》的写作计划之一部分。1929年春天，在瑞士的达沃斯高等学校，海德格尔应邀就康德哲学作了三场讲座并和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晚期代表人物E. Cassirer（恩·卡西尔）进行了一场著名的辩论。随后，海德格尔写成《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本书1929年出版第一版，后被海德格尔称为《康德书》。中译本根据德国法兰克福的维托里奥·克劳斯特曼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的《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单行本第六版译出，而这一版，与1991年由同一出版社出版的《海德格尔全集》德文版第三卷，即单行本第五版扩充版，在文字和页码上完全相同。
迄今为止，《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在德国一共出版了六版。除去1929年的第一版外，第二版（1951年），第三版（1965年），第四版（1973年）均于海德格尔生前再版，海德格尔为之分别撰有序言或前言。这里值得提出的是1973年出版的第四版扩大版。在这一版中，海德格尔新加了一个附录部分，其中含有关于他1929年在达沃斯高等学校的讲座以及与卡西尔辩论的两篇文献。海德格尔去世之后，《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作为《海德格尔全集》第三卷在1991年出版，由海德格尔的最后助手，弗莱堡大学的哲学教授F.W.v.Herrmann （弗·威·冯·赫尔曼）编辑，这也是本书的第五版扩充版。全集版在附录部分中，除了第四版已有的两篇文献外，新加了四篇文献。而且，海德格尔在自己所存的《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第一版样书上的大量页边评注也作为脚注在全集版中收入。 1998年出版的第六版单行本完全照搬1991年的全集版，未作任何更动和补充。关于《康德书》的版本以及出版方面的详情，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收在本书结尾的赫尔曼教授的编者后记。
《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的中文翻译，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初。牟宗三先生在1971年出版的《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一书中，从当时的英文译本转译了《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的第十六节、第二十五节以及第四、第五节的个别段落。后来，邓晓芒先生又从德文版翻译了第一章和第四章共十三节，译文在孙周兴先生编辑的《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中出版。附录IV《达沃斯辩论：在恩斯特·卡西尔与马丁·海德格尔之间》也曾在近几年中由辛启悟先生和赵卫国先生两次译出发表。虽然出于统一全书译名与风格的考虑，我对这些章节都进行了重译，但这些先前的译文，无疑为全书的翻译奠定了初步的基础。海德格尔在书中还多处引述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在翻译这些引文的过程中，我参照了李秋零先生和邓晓芒先生的两个中文译本。此外，Richard Taft（理查·塔夫特）1997年修订出版的英译本也是我时常参照的译本。为了帮助读者理解本文，我还选用了英译本的少量注释。
和我同时代的许多朋友相似，我的哲学学习和思考生涯，严格说来，也是从西方哲学原著的阅读和翻译开始的。二十多年前，我曾有幸参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与《形而上学导论》的翻译工作。所不同的地方大概在于，前两次是由熊伟先生和陈嘉映先生担任主译，我更多做的是辅助性的或者是部分性的工作，而这次从头至尾，基本由我一人担纲。熊伟老师和嘉映师兄对哲学翻译和思考的热忱、认真和谨严，一直是我为学和译述的标杆与楷模。二十多年前曾经有过的对哲学经典的翻译经验，让我深知在汉语世界中译事的重要、艰辛与前人工作的不易。也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现代思想和学术的发展，肇始于西学经典的汉语翻译，而且许久以来，中国思想学术的发展高度和限度，也都和西学经典在汉语中的翻译水平息息相关。这一情形和格局，应当说至今未有大的改变。因此，我们每一位有志于西学思想经典的译者，在面对原典时，需要保持一种“虔敬”的态度，始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海德格尔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比喻，说如果一个医生在治疗病人时张冠李戴，那么我们马上就知道这很危险，因为人命关天。但我们往往不太在意诗文经典的阐释，因为这好像无关紧要，反正“诗无达沽”，出不了什么大事。但海德格尔接着说，这只是似乎看起来无关紧要而已， “有朝一日——或许五十年，或许一百年——就会有某种事情发生”。虽然海德格尔这里在讲诗文经典的阐释，但我想思想经典的阐释和翻译也是如此。五十到一百年后，也许就会有某种事情发生，好事乎？坏事耶？只是现在的我们不得而知而已，故不得不慎！
中译本的注释共有四种。海德格尔的原注，页边评注，选用的英译注和中译注。中译注除了标明文中一些相关概念之间的字词和字义联系外，还着重说明了译者对有关核心概念的中文译名选用的考虑以及与一些现行中文译名间的异同，这些都不可避免地掺杂进译者本人对海德格尔和康德哲学乃至全部西方哲学传统的理解和思考。为了方便读者查阅，我将四种注释分别标明并统一编号，作为脚注列出。德文原文的页码也在相应译文的页边标明。正文中的（ ）和[ ]符号，均为海德格尔原来使用。译者使用〈 〉符号，用于标明：a）有必要列出的德文原文；b）原书中拉丁文、希腊文以及其它文字的中译；c）少量增添的文字以补足文句或语气。另外，原文中有些海德格尔生造的词或词组，例如“让对象化”（Gegenstehenlassen），“转过来面向……”（Zuwendung zu）等，我除了在译文中标明德文原文外，常常也加双引号，使之能作为一个独立的词或词组在中文中被辨别出来。
本书的中文翻译工作开始于2005年，2006年底译出初稿。初稿译出后，我有意将之闲置了一段时间。2008年开始修改，2009年春完成定稿。其间，曾以译稿为基础，2007年秋季学期在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开设“海德格尔与康德”的研究生课程；2009年5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国际前沿教师研习讲座，系列讲授“海德格尔《康德书》研究”。在研讨讲座过程中，译文的部分章节，曾作为讲义发给学生。同学们的热烈讨论和提问，尤其是对我的译文的一些意见让我受益匪浅。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生仲辉，硕士生林尚德分别帮助校读了译文全文或部分章节，均提出过一些建议，并在文字和文本编辑方面，给予帮助，在此表示感谢。需要感谢的还有陈嘉映、孙周兴、李秋零、倪梁康、张继武、李永平、赵卫国、关子尹、刘创馥、刘玮等诸位好友，我曾就书中的一些核心概念的译名，和他们分别交换过意见。刘创馥和刘玮还对书中的拉丁文、希腊文译名和段落的翻译提出过很好的建议和协助。还有，远在巴黎的陶云飞小姐为书中出现的法文文献的查证，也提供过帮助。最后，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方红玫女士（现任职于同济大学出版社）是帮助联系出版此书的最初联系人，戴虹女士是本书的责任编辑，没有她们的努力、耐心、包容和尽职、专业的编辑工作，这本译著的出版是不可能的。本书的翻译工作还曾得到香港中文大学的“直接研究基金”的资助，在此一并致谢。
在德国哲学和思想的历史上，康德与海德格尔的哲学都以思想内容艰深与行文晦涩著称。而在这一点上， 海德格尔的《康德书》可谓集两者之大全。尽管在翻译过程中，我力求使用日常、平实和尽可能简单的中文语句来进行理解和翻译，但我深知，译文在很多地方难免仍旧诘屈聱牙，甚至译错译漏。为此，我真心地希望专家学者和细心的读者，如发现译文中有任何不对、不妥、不好的地方，一定不吝赐教，以便来日再版时订正和修正。
2009年6月于香港中文大学
《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是20世纪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的主要著作之一，其内容原为海德格尔的成名作《存在与时间》的写作计划之一部分。1929年春天，在瑞士的达沃斯高等学校，海德格尔应邀就康德哲学作了三场讲座并和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晚期代表人物E. Cassirer（恩·卡西尔）进行了一场著名的辩论。随后，海德格尔写成《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本书1929年出版第一版，后被海德格尔称为《康德书》。中译本根据德国法兰克福的维托里奥·克劳斯特曼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的《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单行本第六版译出，而这一版，与1991年由同一出版社出版的《海德格尔全集》德文版第三卷，即单行本第五版扩充版，在文字和页码上完全相同。
迄今为止，《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在德国一共出版了六版。除去1929年的第一版外，第二版（1951年），第三版（1965年），第四版（1973年）均于海德格尔生前再版，海德格尔为之分别撰有序言或前言。这里值得提出的是1973年出版的第四版扩大版。在这一版中，海德格尔新加了一个附录部分，其中含有关于他1929年在达沃斯高等学校的讲座以及与卡西尔辩论的两篇文献。海德格尔去世之后，《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作为《海德格尔全集》第三卷在1991年出版，由海德格尔的最后助手，弗莱堡大学的哲学教授F.W.v.Herrmann （弗·威·冯·赫尔曼）编辑，这也是本书的第五版扩充版。全集版在附录部分中，除了第四版已有的两篇文献外，新加了四篇文献。而且，海德格尔在自己所存的《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第一版样书上的大量页边评注也作为脚注在全集版中收入。 1998年出版的第六版单行本完全照搬1991年的全集版，未作任何更动和补充。关于《康德书》的版本以及出版方面的详情，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收在本书结尾的赫尔曼教授的编者后记。
《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的中文翻译，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初。牟宗三先生在1971年出版的《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一书中，从当时的英文译本转译了《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的第十六节、第二十五节以及第四、第五节的个别段落。后来，邓晓芒先生又从德文版翻译了第一章和第四章共十三节，译文在孙周兴先生编辑的《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中出版。附录IV《达沃斯辩论：在恩斯特·卡西尔与马丁·海德格尔之间》也曾在近几年中由辛启悟先生和赵卫国先生两次译出发表。虽然出于统一全书译名与风格的考虑，我对这些章节都进行了重译，但这些先前的译文，无疑为全书的翻译奠定了初步的基础。海德格尔在书中还多处引述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在翻译这些引文的过程中，我参照了李秋零先生和邓晓芒先生的两个中文译本。此外，Richard Taft（理查·塔夫特）1997年修订出版的英译本也是我时常参照的译本。为了帮助读者理解本文，我还选用了英译本的少量注释。
和我同时代的许多朋友相似，我的哲学学习和思考生涯，严格说来，也是从西方哲学原著的阅读和翻译开始的。二十多年前，我曾有幸参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与《形而上学导论》的翻译工作。所不同的地方大概在于，前两次是由熊伟先生和陈嘉映先生担任主译，我更多做的是辅助性的或者是部分性的工作，而这次从头至尾，基本由我一人担纲。熊伟老师和嘉映师兄对哲学翻译和思考的热忱、认真和谨严，一直是我为学和译述的标杆与楷模。二十多年前曾经有过的对哲学经典的翻译经验，让我深知在汉语世界中译事的重要、艰辛与前人工作的不易。也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现代思想和学术的发展，肇始于西学经典的汉语翻译，而且许久以来，中国思想学术的发展高度和限度，也都和西学经典在汉语中的翻译水平息息相关。这一情形和格局，应当说至今未有大的改变。因此，我们每一位有志于西学思想经典的译者，在面对原典时，需要保持一种“虔敬”的态度，始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海德格尔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比喻，说如果一个医生在治疗病人时张冠李戴，那么我们马上就知道这很危险，因为人命关天。但我们往往不太在意诗文经典的阐释，因为这好像无关紧要，反正“诗无达沽”，出不了什么大事。但海德格尔接着说，这只是似乎看起来无关紧要而已， “有朝一日——或许五十年，或许一百年——就会有某种事情发生”。虽然海德格尔这里在讲诗文经典的阐释，但我想思想经典的阐释和翻译也是如此。五十到一百年后，也许就会有某种事情发生，好事乎？坏事耶？只是现在的我们不得而知而已，故不得不慎！
中译本的注释共有四种。海德格尔的原注，页边评注，选用的英译注和中译注。中译注除了标明文中一些相关概念之间的字词和字义联系外，还着重说明了译者对有关核心概念的中文译名选用的考虑以及与一些现行中文译名间的异同，这些都不可避免地掺杂进译者本人对海德格尔和康德哲学乃至全部西方哲学传统的理解和思考。为了方便读者查阅，我将四种注释分别标明并统一编号，作为脚注列出。德文原文的页码也在相应译文的页边标明。正文中的（ ）和[ ]符号，均为海德格尔原来使用。译者使用〈 〉符号，用于标明：a）有必要列出的德文原文；b）原书中拉丁文、希腊文以及其它文字的中译；c）少量增添的文字以补足文句或语气。另外，原文中有些海德格尔生造的词或词组，例如“让对象化”（Gegenstehenlassen），“转过来面向……”（Zuwendung zu）等，我除了在译文中标明德文原文外，常常也加双引号，使之能作为一个独立的词或词组在中文中被辨别出来。
本书的中文翻译工作开始于2005年，2006年底译出初稿。初稿译出后，我有意将之闲置了一段时间。2008年开始修改，2009年春完成定稿。其间，曾以译稿为基础，2007年秋季学期在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开设“海德格尔与康德”的研究生课程；2009年5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国际前沿教师研习讲座，系列讲授“海德格尔《康德书》研究”。在研讨讲座过程中，译文的部分章节，曾作为讲义发给学生。同学们的热烈讨论和提问，尤其是对我的译文的一些意见让我受益匪浅。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生仲辉，硕士生林尚德分别帮助校读了译文全文或部分章节，均提出过一些建议，并在文字和文本编辑方面，给予帮助，在此表示感谢。需要感谢的还有陈嘉映、孙周兴、李秋零、倪梁康、张继武、李永平、赵卫国、关子尹、刘创馥、刘玮等诸位好友，我曾就书中的一些核心概念的译名，和他们分别交换过意见。刘创馥和刘玮还对书中的拉丁文、希腊文译名和段落的翻译提出过很好的建议和协助。还有，远在巴黎的陶云飞小姐为书中出现的法文文献的查证，也提供过帮助。最后，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方红玫女士（现任职于同济大学出版社）是帮助联系出版此书的最初联系人，戴虹女士是本书的责任编辑，没有她们的努力、耐心、包容和尽职、专业的编辑工作，这本译著的出版是不可能的。本书的翻译工作还曾得到香港中文大学的“直接研究基金”的资助，在此一并致谢。
在德国哲学和思想的历史上，康德与海德格尔的哲学都以思想内容艰深与行文晦涩著称。而在这一点上， 海德格尔的《康德书》可谓集两者之大全。尽管在翻译过程中，我力求使用日常、平实和尽可能简单的中文语句来进行理解和翻译，但我深知，译文在很多地方难免仍旧诘屈聱牙，甚至译错译漏。为此，我真心地希望专家学者和细心的读者，如发现译文中有任何不对、不妥、不好的地方，一定不吝赐教，以便来日再版时订正和修正。
2009年6月于香港中文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