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Does Your Language Shape How You Think?
作者:philosci 2010-09-10 11:16 星期五 晴
By GUY DEUTSCHER
http://www.nytimes.com/2010/08/29/magazine/29language-t.html
[这篇来自纽约时报的文章节选自文末提到的一本书，对理解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这一重要哲学问题极富启发性。建议读者同时参考原文，欢迎指出我的误译之处。]
七十年前（1940），一家颇受欢迎的科学杂志发表的一篇短文引发了20世纪知识界最时髦的风潮之一。初看上去很难想到这篇文章后来会受到多少关注。无论是文章标题Science and Linguistics还是那家杂志——麻省理工大学《技术评论》（Technology Review），对当时多数人来说都不甚抢眼。文章作者Benjamin Lee Whorf是一家保险公司的药剂工程师、在耶鲁大学做人类学兼职讲师，也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位国际级超级明星，然而他提出的语言对思维影响的引人思索的观点，还有他令人激动的文字表述，使整整一代人相信，母语限制了我们的思维。
具体地讲，Whorf宣称北美原住民的语言给这些人的思想强加了一种现实图景，与我们的（译注：本文中“我们”“我们的”这些字眼通常指讲英语等一些“重要”语言的群体）大相径庭，所以他们完全无法理解我们的一些最基本概念，比如时间观念以及物体（如“石头”）与动作（如“倒下”）之间的区别。有几十年时间，Whorf的理论把学术界和普通大众都蒙住了。在他的阴影之下，其他人更是想像出了许许多多关于语言对思维影响力的观点，有的说北美原住民语言向该语言使用者的头脑注入了对爱因斯坦关于时间作为第四维空间概念的一种直觉理解方式，有的理论则认为犹太宗教的本质是古希伯来语的时态系统决定的。
最终Whorf的理论碰壁了。铁的事实和牢固的常识表明，从未有确切证据为他的奇思怪想提供支撑。反对他的声音非常强烈，以至于有好几十年时间里任何人要试图探讨母语对思维的影响都被排斥，甚至名声都近乎败坏。但是时间过去了70年，也确实应该把Whorf造成的创伤搁到一边了。毕竟过去的这几年里我们学得的某些思维习惯确实深刻而往往出人意料地影响了我们的体验。
我们已经知道Whorf犯了很多错误，最严重的是他认为母语限制思维方式、使我们无法具有某些观念。他的观点的总体框架是，如果一种语言中没有描述某个概念的词汇，说该语言的人就无法理解这个概念。例如，如果一种语言没有未来时态，说这种语言的人就完全无法理解未来的概念。很难相信这种观点居然取得如此大的成功，因为我们面前明摆着如此众多的反面证据。如果你以标准的常规英语用现在时态问“Are you coming tommorrow?”你会感觉自己的未来概念消失了吗？讲英语但从未听说过德语词Schadenfreude的人们是否会很难理解“以别人的不幸为乐”这一概念？或者这样想一想：如果语言中现成的那些词汇已经决定了我们能够理解哪些概念，我们还怎么可能学到新东西呢？
既然没有证据表明任何语言禁止讲该语言的人思考问题，我们必须换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揭示母语究竟是如何影响我们对世界的体验的。约50年前，著名的语言学家Roman Jakobson指出一个重要事实，表明语言间差异。他的说法简洁有力：“语言之间的差别，本质上在于它们必须传达什么，而不是可能传达什么。”这一箴言为我们理解母语真正的力量提供了钥匙：如果不同语言影响思维的方式不同，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语言允许我们想什么，而是因为它习惯于迫使我们想什么。
看下面这个例子。假设我用英语对你说“I spent yesterday evening with a neighbor”，你或许会好奇我的那个同伴是男是女，但我有权礼貌地告诉你这不关你的事。可如果我们讲的是法语或德语，我就没办法含糊其辞，因为说话时语法要求我必须在voisin/voisine间，或者Nachbar/Nachbarin间做个抉择。这些语言迫使我告诉你我那个同伴的性别，无论我是否觉得这与你无关。当然这不是说讲英语的人在交谈中不能理解与男性还是女性共度夜晚之间的区别，但这确实意味着他们在交谈时无需考虑邻居、朋友、老师还是什么其他人的性别，而有些语言就要求人们必须这样做。
另一方面，英语倒是要求我们说明某些在其他语言那里无需说明的信息。如果我想用英语告诉你我与一位邻居共进晚餐，我不用提及邻居的性别，但必须告诉你那件事发生的时间：是吃过了，一直在吃，正在吃，还是将要吃，等等。而汉语却并不要求这样指明准确时间，因为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动词形式都是一样的。同样，这不表明中国人不能理解时间概念，不过这确实表明他们在描述行为时无需考虑时间。
如果你的语言总是要求你说明某些类型的信息，它就迫使你关注世界或经历的某些细节，而其他语言的人们则可能不必总想着这些。既然这样的语言习惯是从很早就培养起来的，那么很自然，这些习惯就在思维中扎下了根并超越了语言本身，影响着我们的经历、感知、联想、情感、记忆和世界观。
但在实践中是否也有表现呢？
仍以性别为例。像西班牙语、法语、德语、俄语这些语言不仅要求我们想着朋友和邻居的性别，还给许许多多没有生命的事物分配一个奇怪的性别。比方说，法国人的胡子（la barbe）哪里有女性的痕迹？俄语里的水为什么是个女性，把茶包放进去后怎么水又变成了男性？马克·吐温在著名的The Awful German Language一文里大骂德语把萝卜看成女性，把姑娘当成中性这些荒诞的事情。不过其实在他说德语的性别系统几近变态的同时，英语才真是特别，至少在欧洲语言当中是这样，因为给萝卜和茶杯派上个性别实际上是很普遍的。给无生命事物加上性别的语言迫使讲该语言的人把事物当成男人或女人来谈论。母语中有性别系统的人们会告诉你，一旦形成了这个习惯，想摆脱都不可能了。我用英语谈论一张床时可能会说“它”太软了，但我的母语是希伯来语，我的感觉是“她”太软了。这个“她”从肺到声门一直都是女性，直到舌尖才变成中性。
最近几年里，各种实验都表明语法性别可以影响到说话者对周围事物的感觉和联想。例如在上世纪90年代，有心理学家对说德语的人和说西班牙语的人的心理联想做了比较。很多无生命的名词在两种语言中具有相反的性别。例如德语中的桥（die Brücke）是阴性，而西班牙语的el puente则是阳性，另外钟、房间、叉子、报纸、口袋、肩膀、邮票、门票、小提琴、太阳、世界和爱这些也是一样。另一方面，苹果在德国中是阳性，在西班牙语中是阴性，另外还有椅子、扫帚、蝴蝶、钥匙、山、星星、桌子、战争、雨、垃圾也是如此。当被要求把不同事物在一系列特征上分出等级时，西班牙语者认为桥、钟、小提琴具有“男性的特征”如力量；而德语者则倾向于将其看成纤弱或优雅的东西。而在另一些事物比如山、椅子（在德语中是阳性而在西班牙语中是阴性），情况就正好相反。
在另一个实验中，一些法语者和西班牙语者被要求给卡通画中的不同事物配上人的声音。讲法语者看到叉子（la fourchette）的图画时多数想给它配女人的声音，而西班牙语者（el tenedor是阳性）则喜欢给它配上粗糙的男声。在更近一些的实验中，有心理学家甚至指出“有性别的语言”在人的心智中给事物印上性别痕迹的倾向如此强烈，以至于这些联想甚至会阻碍说话者将信息加进记忆的能力。
当然，所有这些不表明讲西班牙语、法语或德语的人无法理解这些无生命事物其实没有生物性别的事实。德国妇女不会把她的丈夫错当成帽子，西班牙男子可不会把床和床上躺的人混为一谈。不过，一旦词汇的性别意义进入了可塑性强的年轻人头脑，这些含义就会诱使讲有性别系统母语的人以这样的联想的有色眼镜来看世界，从而产生讲英语的人（他们只用单色枯燥的its）根本不可能有的情感反应。举个例子，德语和西班牙语的“桥”的相反性别是否对两个国家的桥梁设计产生了不同影响？性别系统强加给人们的情感地图是否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产生某些复杂后果？是否影响相应社会中人们的品味、时尚、习惯和偏好？以我们目前对大脑的了解水平，这还很难在心理学实验室里测量，不过要是这些性别概念不产生影响，恐怕是令人惊讶的。
关于语言对思维的影响最引人注目的证据，在于人们对生活空间的描述方式。比方说你想给别人指路，告诉他如何去你家，你可能会说，“看到交通灯后，在第一个路口左转，再在第二个路口右转，然后前面就会看到一座白色的房子，我家的门就在右边。”但理论上你还可能这样说：“看到交通灯后向北行驶，在第二个十字路口向东行驶，随后在正东方就可以看见一座白色的房子，我家就在南面那个门。”这两套指路方式说的可能是同一路线，但用的却是两种不同的座标系。第一套是以人自身为中心，依靠的是我们的身体，形成左右轴和前后轴。第二套用的则是固定的地理方位，并不随着我们的身体一起转向。
举例来说，当我们在开阔的乡村地带徒步旅行时用地理方位比较有用，但在描述小规模空间时我们的语言中就充斥着以自身为中心的座标。我们不会这么说：“下了电梯后向南走，然后在第二个门向东。”以自我为中心的座标系在语言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原因在于，这种座标非常简单而且自然，毕竟我们随时都知道“后面”和“前面”在哪里，不需要地图或指南针，只用感觉即可，因为这样的座标直接基于我们的身体，还有目光所及的事物。
然而，澳大利亚有一种原始语言Guugu Yimithirr（在北昆士兰省）却让我们惊异地认识到，并非所有语言都遵循我们认为“自然”的那种规则。这种语言事实上根本不采用任何基于身体中心的座标系。人类学学者John Haviland还有后来的语言学家Stephen Levinson指出，Guugu Yimithirr语不用前后左右这样的词汇来描述事物的方位。我们是用身体为中心的座标，但讲Guugu Yimithirr语的人用的却是绝对方向。如果他们想要你在车里坐过去一点、腾点空间，他们说“向东过去一点”。要想告诉你他们把什么东西忘在你家的什么地方了，他们会说“我把它忘在西边桌子的南边缘了。”有时他们会警告你“小心你的脚正北方的那个大蚂蚁”。即使是看到电视上放的电影，他们描述电影的时候仍是基于电视屏幕的方位。如果屏幕朝北而屏幕上有个人正在接近，他们的说法是那个人“向北来了”。
当Guugu Yimithirr的这些特殊事实被揭示出来时，引发了一场关于语言中空间方位的大规模研究。其实这种语言并非独一无二，基于地理座标的语言分布于世界的不少角落，从波立尼西亚到墨西哥，从纳米比亚到巴厘岛都有。对我们而言，要是一位舞蹈老师这样说话简直荒谬之极：“现在把北面的那只手举起来，把南面的那条腿转向东面。”但有时这并非笑话。加拿大裔美国音乐学学者Colin McPhee上世纪30年代在巴厘岛生活了几年时间，他记得一个小男孩在舞蹈方面有非凡的天赋，当时村里没有指导教师，McPhee就安排那个男孩到另一个村去和一位教师在一起。可是当他几天后回去检查那个男孩的进步情况时，发现那男孩垂头丧气，而那位教师则恼火万分。要教这个男孩根本不可能，因为他完全不理解教师的任何指令。要他“向东三步”或“向西南弯身”，他茫然不知该怎么办。这男孩在自己的村子听这些指令完全不成问题，但由于身在另一个村子，一个完全陌生的新环境，他的方向感全部丧失，陷入一团混乱。那位教师为什么不换一种指令呢？但他也许会回答，“向前三步”或“向后弯”这样的说法根本是荒谬至极。
因此不同语言使我们用极为不同的方式描述空间。但这是否必然意味着我们对空间的思维方式是不同的？说到这里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因为即使一种语言没有“后”这个词，说这种语言的人也未必不能理解这个概念。我们倒是应该思考，地理方位语言迫使讲该语言的人传达思想，可能会有哪些后果。尤其是我们应该认真寻找，必须始终指明地理方位会使人产生什么样的思维习惯。
要想说Guugu Yimithirr这样的语言，你必须随时随地知道方向，心里必须有一个罗盘不停地运转，日日夜夜，哪怕是吃饭时或者周末，因为不然的话你就连最基本的东西都无法理解，更别提理解周围人的话了。确实，讲这种语言的人好像有一种近乎超人的方向感。不论周围的能见度如何，不论在茂密的森林还是开阔的平原，不论室外还是室内甚至是在洞穴里，不论是在静止还是移动当中，他们的方向感都非常准确。他们不需要看看太阳然后想一会才说“你的脚正北方有只蚂蚁”，他们仅凭感觉就知道东西南北，正如对音调有乐感的人用不着计算音阶就知道任何一个音符是什么一样。很多关于惊人的方向感的故事在我们看来不可思议，但在讲地理方位语言的人看来是再平常不过了。墨西哥南部有一种叫Tzeltal的语言，有一篇报道讲到一位说这种语言的人，在一间漆黑的房间里被蒙上眼睛然后又转了20多圈，虽然他的眼睛仍是蒙着的而且已经头晕目炫，但仍能毫不犹豫地指出地理方向。
这是怎么回事呢？用地理座标来交流的传统迫使人们从孩提时代就分秒不停地对周围环境的蛛丝马迹（如太阳的位置、风向等等）极为关注，从而培养出一种精确的方向记忆，即使方向随时都在不停地变化。所以，用这类语言进行日常交流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对地理方位的高强度的想像训练（据估计，Guugu Yimithirry语普通交谈中每十个词中就有一个是东、西、南、北，同时还伴有精确的手势）。这种时时刻刻保持地理方向感的习惯几乎是从婴儿时期就被灌输到头脑中。研究表明在这样的人群中，儿童早在两岁起就开始使用地理方向，到七八岁时就已经完全掌握了这个系统。这种训练如此之早而且强度如此之大，结果是这个习惯很快就成为一种第二天性，这个过程不需要付出多大努力，而且是无意识的。说Guugu Yimithirr语的人在被问到哪边是北时，回答的方式与我们解释“后”在哪里没有任何区别。
不过地理方位语言的影响不止于此，因为方向感不限于当前，而是必须要有所延续。如果你说一种类似Guugu Yimithirr的语言，你对想要讲述的任何事情的记忆都必须以绝对方向的形式存储在脑子里，这些方向是整体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一个讲Guugu Yimithirr语的人被人用摄影机拍到对朋友讲述自己年轻时曾落入鲨鱼大量出没的水域的故事。他与一位略年长的人遭遇了一场风暴，船翻了，两人都跳下水，拼命想游到三英里外最近的海岸，但发现他们为之服务的那个传教士对他们神奇的脱险不怎么欣慰，而对失去了那条船却更关注得多。除了这戏剧性的内容外，这个故事中特别值得一提的在于，整个故事都是用绝对方向来讲述的：讲述者从船的西侧跳进水中，同伴是从东侧跳入水中，他们看到一条巨大的鲨鱼向北游等等。或许这些绝对方向是后来补充进故事的？但是巧得很，同一个人过了几年之后又被拍到讲同一个故事，两次用的绝对方位完全相同。更令人称奇的是这个人讲故事时自然而然用的手势。例如，船翻的方向伴随的手势与地理方向一致，而与讲述者在两次拍摄过程中的朝向无关。
一些心理实验也表明，在某些情境下，讲Guugu Yimithirr类语言的人回忆“同样的情况”的方式也与我们截然不同。对有些实验的解释也存在激烈争议，但有一个看来很有说服力结论：我们被训练的记忆方式是忽略方向的旋转，而讲地理方位语言的人却不是这样。要理解这一点的办法之一是，想像自己与一个讲这类语言的人一起旅行，待在一家大旅馆，那里有一层层的走廊，所有的门全都一样。你的朋友住在你对面的房间。你进他的房间时，看到的是与你自己房间完全相同的场景：同样在左边的卫生间门，同样在右边的有镜子的衣柜，同样的主房间，里面的床也一样放在左侧，后面是一样的窗帘，左侧墙边是同样的桌子，桌左角是同样的电视机，右侧是同样的电话机。一句话，你是第二次看到这样的房间。可是当你的朋友来到你的房间，他看到的却大为不同，因为一切都是南北颠倒的。他的房间床是在北面，在你这里床在南面；他房间的电话在西边，你这却在东边，等等等等。所以你看到并记住的是两个同样的房间，讲地理方位语言的人看到并记住的却是完全不同的房间。
我们不易理解讲Guugu Yimithirr语的人是怎样体验世界，怎么会在图像记忆任何一个片段中的任何心理图像中都保留着四个大方向。我们也不易想像地理方位语言离开空间方位如何影响经验。比如，这些语言是否影响讲该语言的人的身份感，或者使人形成一种不那么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观。但有一样证据很说明问题：如果你看到一位讲Guugu Yimithirr语的人指着自己，你可能想当然地认为他在吸引别人注意他，而其实他是在指向自己身后的那个方向。我们总是在世界的中心，我们从不会觉得指向自己胸膛的方向除了吸引别人注意还有什么别的意思，而讲Guugu Yimithirr语的人的指向却穿过自己的身体，仿佛他只是稀薄的空气，而他自己的经验与此毫无关系一样。
我们的语言影响经验的方式还可能有哪些？近来有人通过一系列精巧的实验指出，就连颜色都是我们通过母语的瞳孔感知的。不同语言对可见光色谱的切分有极大区别。例如，绿和蓝在英语中是不同的颜色，但在许多语言中只被看作同一颜色的不同色调。而且看起来，语言总是促使我们作区分的那些颜色可以提高我们对现实中某些颜色差别的视觉敏感性，如果这些颜色的名称不同，大脑就被训练放大色调之间的区别。听起来可能有点奇怪，我们对Chagall（译注：白俄罗斯裔法国画家，其作品以色彩鲜艳闻名）画作的体验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有赖于我们的语言中有没有一个表示“蓝色”的词。
将来，研究者们可能还会揭示语言对感知更为复杂领域的影响。比如，有些语言如秘鲁的Matses语，就好像最吹毛求疵的律师一样，迫使讲该语言的人指明他们究竟是怎样了解其所陈述的事实的。用英语来解释，不能简单地说“有个动物经过这里”，而是必须用不同的动词形式来说明究竟是直接经历（亲眼看到那个动物经过）、推断（只是看到足印）、猜测（一天中的那个时刻通常都有动物经过那里）、还是只是听说等等。如果某个陈述所用的“证据性形式”不正确，就会被认为是撒谎。所以比方说如果你问一个讲Matses语的男人他有几个妻子，除非他此时此刻可以看到他的那些妻子，否则他只能用过去式，大致是这样回答：“上次我核对的结果是有两个（There were two last time I checked）”。毕竟，如果那两个妻子不在场，这个人就无法完全确信自从上次见到她们（即便这只是五分钟以前的事）其中一个是不是已经死了或与别人私奔了，所以他不能用现在时态把这件事当成事实来陈述。总是得想着认识论而且如此这般仔细而复杂，这种习惯会不会对讲这种语言的人的人生观或真理观、因果观产生根本影响？等我们的实验工具更好的时候，就可以用实验研究来解释这些问题了。
很多年来，我们的母语被说成是限制我们思考能力的“监牢”。一旦事实表明这样的说法没有依据，就被用来证明一切文化背景的人们的思维方式其本上都是相同的。可是的确，过高估计抽象思维在生活中的重要性是错误的。毕竟与直觉、情感、冲动或实用技能支配下的决定相比，每天我们到底能有几次要用到推理逻辑来做决定呢？文化从婴儿时期灌输给我们的思维习惯影响着我们的世界观以及对所遇到事物的情感反应，其后果或许远远超出到目前为止实验证明的那些；或许也对我们的信仰、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有重要影响。我们可能还不知道如何直接测量这些后果，或者估算其对文化或政治误解有什么样的影响。然而作为彼此加强了解的第一步，我们可以比假装大家思维方式是一样的做得更好。
Guy Deutscher是曼彻斯特大学语言、语言学与文化学院的名誉研究员，其新作Through the Language Glass: Why the World Looks Different in Other Languages（本文即由此书摘录）将于本月出版。
By GUY DEUTSCHER
http://www.nytimes.com/2010/08/29/magazine/29language-t.html
[这篇来自纽约时报的文章节选自文末提到的一本书，对理解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这一重要哲学问题极富启发性。建议读者同时参考原文，欢迎指出我的误译之处。]
七十年前（1940），一家颇受欢迎的科学杂志发表的一篇短文引发了20世纪知识界最时髦的风潮之一。初看上去很难想到这篇文章后来会受到多少关注。无论是文章标题Science and Linguistics还是那家杂志——麻省理工大学《技术评论》（Technology Review），对当时多数人来说都不甚抢眼。文章作者Benjamin Lee Whorf是一家保险公司的药剂工程师、在耶鲁大学做人类学兼职讲师，也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位国际级超级明星，然而他提出的语言对思维影响的引人思索的观点，还有他令人激动的文字表述，使整整一代人相信，母语限制了我们的思维。
具体地讲，Whorf宣称北美原住民的语言给这些人的思想强加了一种现实图景，与我们的（译注：本文中“我们”“我们的”这些字眼通常指讲英语等一些“重要”语言的群体）大相径庭，所以他们完全无法理解我们的一些最基本概念，比如时间观念以及物体（如“石头”）与动作（如“倒下”）之间的区别。有几十年时间，Whorf的理论把学术界和普通大众都蒙住了。在他的阴影之下，其他人更是想像出了许许多多关于语言对思维影响力的观点，有的说北美原住民语言向该语言使用者的头脑注入了对爱因斯坦关于时间作为第四维空间概念的一种直觉理解方式，有的理论则认为犹太宗教的本质是古希伯来语的时态系统决定的。
最终Whorf的理论碰壁了。铁的事实和牢固的常识表明，从未有确切证据为他的奇思怪想提供支撑。反对他的声音非常强烈，以至于有好几十年时间里任何人要试图探讨母语对思维的影响都被排斥，甚至名声都近乎败坏。但是时间过去了70年，也确实应该把Whorf造成的创伤搁到一边了。毕竟过去的这几年里我们学得的某些思维习惯确实深刻而往往出人意料地影响了我们的体验。
我们已经知道Whorf犯了很多错误，最严重的是他认为母语限制思维方式、使我们无法具有某些观念。他的观点的总体框架是，如果一种语言中没有描述某个概念的词汇，说该语言的人就无法理解这个概念。例如，如果一种语言没有未来时态，说这种语言的人就完全无法理解未来的概念。很难相信这种观点居然取得如此大的成功，因为我们面前明摆着如此众多的反面证据。如果你以标准的常规英语用现在时态问“Are you coming tommorrow?”你会感觉自己的未来概念消失了吗？讲英语但从未听说过德语词Schadenfreude的人们是否会很难理解“以别人的不幸为乐”这一概念？或者这样想一想：如果语言中现成的那些词汇已经决定了我们能够理解哪些概念，我们还怎么可能学到新东西呢？
既然没有证据表明任何语言禁止讲该语言的人思考问题，我们必须换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揭示母语究竟是如何影响我们对世界的体验的。约50年前，著名的语言学家Roman Jakobson指出一个重要事实，表明语言间差异。他的说法简洁有力：“语言之间的差别，本质上在于它们必须传达什么，而不是可能传达什么。”这一箴言为我们理解母语真正的力量提供了钥匙：如果不同语言影响思维的方式不同，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语言允许我们想什么，而是因为它习惯于迫使我们想什么。
看下面这个例子。假设我用英语对你说“I spent yesterday evening with a neighbor”，你或许会好奇我的那个同伴是男是女，但我有权礼貌地告诉你这不关你的事。可如果我们讲的是法语或德语，我就没办法含糊其辞，因为说话时语法要求我必须在voisin/voisine间，或者Nachbar/Nachbarin间做个抉择。这些语言迫使我告诉你我那个同伴的性别，无论我是否觉得这与你无关。当然这不是说讲英语的人在交谈中不能理解与男性还是女性共度夜晚之间的区别，但这确实意味着他们在交谈时无需考虑邻居、朋友、老师还是什么其他人的性别，而有些语言就要求人们必须这样做。
另一方面，英语倒是要求我们说明某些在其他语言那里无需说明的信息。如果我想用英语告诉你我与一位邻居共进晚餐，我不用提及邻居的性别，但必须告诉你那件事发生的时间：是吃过了，一直在吃，正在吃，还是将要吃，等等。而汉语却并不要求这样指明准确时间，因为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动词形式都是一样的。同样，这不表明中国人不能理解时间概念，不过这确实表明他们在描述行为时无需考虑时间。
如果你的语言总是要求你说明某些类型的信息，它就迫使你关注世界或经历的某些细节，而其他语言的人们则可能不必总想着这些。既然这样的语言习惯是从很早就培养起来的，那么很自然，这些习惯就在思维中扎下了根并超越了语言本身，影响着我们的经历、感知、联想、情感、记忆和世界观。
但在实践中是否也有表现呢？
仍以性别为例。像西班牙语、法语、德语、俄语这些语言不仅要求我们想着朋友和邻居的性别，还给许许多多没有生命的事物分配一个奇怪的性别。比方说，法国人的胡子（la barbe）哪里有女性的痕迹？俄语里的水为什么是个女性，把茶包放进去后怎么水又变成了男性？马克·吐温在著名的The Awful German Language一文里大骂德语把萝卜看成女性，把姑娘当成中性这些荒诞的事情。不过其实在他说德语的性别系统几近变态的同时，英语才真是特别，至少在欧洲语言当中是这样，因为给萝卜和茶杯派上个性别实际上是很普遍的。给无生命事物加上性别的语言迫使讲该语言的人把事物当成男人或女人来谈论。母语中有性别系统的人们会告诉你，一旦形成了这个习惯，想摆脱都不可能了。我用英语谈论一张床时可能会说“它”太软了，但我的母语是希伯来语，我的感觉是“她”太软了。这个“她”从肺到声门一直都是女性，直到舌尖才变成中性。
最近几年里，各种实验都表明语法性别可以影响到说话者对周围事物的感觉和联想。例如在上世纪90年代，有心理学家对说德语的人和说西班牙语的人的心理联想做了比较。很多无生命的名词在两种语言中具有相反的性别。例如德语中的桥（die Brücke）是阴性，而西班牙语的el puente则是阳性，另外钟、房间、叉子、报纸、口袋、肩膀、邮票、门票、小提琴、太阳、世界和爱这些也是一样。另一方面，苹果在德国中是阳性，在西班牙语中是阴性，另外还有椅子、扫帚、蝴蝶、钥匙、山、星星、桌子、战争、雨、垃圾也是如此。当被要求把不同事物在一系列特征上分出等级时，西班牙语者认为桥、钟、小提琴具有“男性的特征”如力量；而德语者则倾向于将其看成纤弱或优雅的东西。而在另一些事物比如山、椅子（在德语中是阳性而在西班牙语中是阴性），情况就正好相反。
在另一个实验中，一些法语者和西班牙语者被要求给卡通画中的不同事物配上人的声音。讲法语者看到叉子（la fourchette）的图画时多数想给它配女人的声音，而西班牙语者（el tenedor是阳性）则喜欢给它配上粗糙的男声。在更近一些的实验中，有心理学家甚至指出“有性别的语言”在人的心智中给事物印上性别痕迹的倾向如此强烈，以至于这些联想甚至会阻碍说话者将信息加进记忆的能力。
当然，所有这些不表明讲西班牙语、法语或德语的人无法理解这些无生命事物其实没有生物性别的事实。德国妇女不会把她的丈夫错当成帽子，西班牙男子可不会把床和床上躺的人混为一谈。不过，一旦词汇的性别意义进入了可塑性强的年轻人头脑，这些含义就会诱使讲有性别系统母语的人以这样的联想的有色眼镜来看世界，从而产生讲英语的人（他们只用单色枯燥的its）根本不可能有的情感反应。举个例子，德语和西班牙语的“桥”的相反性别是否对两个国家的桥梁设计产生了不同影响？性别系统强加给人们的情感地图是否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产生某些复杂后果？是否影响相应社会中人们的品味、时尚、习惯和偏好？以我们目前对大脑的了解水平，这还很难在心理学实验室里测量，不过要是这些性别概念不产生影响，恐怕是令人惊讶的。
关于语言对思维的影响最引人注目的证据，在于人们对生活空间的描述方式。比方说你想给别人指路，告诉他如何去你家，你可能会说，“看到交通灯后，在第一个路口左转，再在第二个路口右转，然后前面就会看到一座白色的房子，我家的门就在右边。”但理论上你还可能这样说：“看到交通灯后向北行驶，在第二个十字路口向东行驶，随后在正东方就可以看见一座白色的房子，我家就在南面那个门。”这两套指路方式说的可能是同一路线，但用的却是两种不同的座标系。第一套是以人自身为中心，依靠的是我们的身体，形成左右轴和前后轴。第二套用的则是固定的地理方位，并不随着我们的身体一起转向。
举例来说，当我们在开阔的乡村地带徒步旅行时用地理方位比较有用，但在描述小规模空间时我们的语言中就充斥着以自身为中心的座标。我们不会这么说：“下了电梯后向南走，然后在第二个门向东。”以自我为中心的座标系在语言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原因在于，这种座标非常简单而且自然，毕竟我们随时都知道“后面”和“前面”在哪里，不需要地图或指南针，只用感觉即可，因为这样的座标直接基于我们的身体，还有目光所及的事物。
然而，澳大利亚有一种原始语言Guugu Yimithirr（在北昆士兰省）却让我们惊异地认识到，并非所有语言都遵循我们认为“自然”的那种规则。这种语言事实上根本不采用任何基于身体中心的座标系。人类学学者John Haviland还有后来的语言学家Stephen Levinson指出，Guugu Yimithirr语不用前后左右这样的词汇来描述事物的方位。我们是用身体为中心的座标，但讲Guugu Yimithirr语的人用的却是绝对方向。如果他们想要你在车里坐过去一点、腾点空间，他们说“向东过去一点”。要想告诉你他们把什么东西忘在你家的什么地方了，他们会说“我把它忘在西边桌子的南边缘了。”有时他们会警告你“小心你的脚正北方的那个大蚂蚁”。即使是看到电视上放的电影，他们描述电影的时候仍是基于电视屏幕的方位。如果屏幕朝北而屏幕上有个人正在接近，他们的说法是那个人“向北来了”。
当Guugu Yimithirr的这些特殊事实被揭示出来时，引发了一场关于语言中空间方位的大规模研究。其实这种语言并非独一无二，基于地理座标的语言分布于世界的不少角落，从波立尼西亚到墨西哥，从纳米比亚到巴厘岛都有。对我们而言，要是一位舞蹈老师这样说话简直荒谬之极：“现在把北面的那只手举起来，把南面的那条腿转向东面。”但有时这并非笑话。加拿大裔美国音乐学学者Colin McPhee上世纪30年代在巴厘岛生活了几年时间，他记得一个小男孩在舞蹈方面有非凡的天赋，当时村里没有指导教师，McPhee就安排那个男孩到另一个村去和一位教师在一起。可是当他几天后回去检查那个男孩的进步情况时，发现那男孩垂头丧气，而那位教师则恼火万分。要教这个男孩根本不可能，因为他完全不理解教师的任何指令。要他“向东三步”或“向西南弯身”，他茫然不知该怎么办。这男孩在自己的村子听这些指令完全不成问题，但由于身在另一个村子，一个完全陌生的新环境，他的方向感全部丧失，陷入一团混乱。那位教师为什么不换一种指令呢？但他也许会回答，“向前三步”或“向后弯”这样的说法根本是荒谬至极。
因此不同语言使我们用极为不同的方式描述空间。但这是否必然意味着我们对空间的思维方式是不同的？说到这里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因为即使一种语言没有“后”这个词，说这种语言的人也未必不能理解这个概念。我们倒是应该思考，地理方位语言迫使讲该语言的人传达思想，可能会有哪些后果。尤其是我们应该认真寻找，必须始终指明地理方位会使人产生什么样的思维习惯。
要想说Guugu Yimithirr这样的语言，你必须随时随地知道方向，心里必须有一个罗盘不停地运转，日日夜夜，哪怕是吃饭时或者周末，因为不然的话你就连最基本的东西都无法理解，更别提理解周围人的话了。确实，讲这种语言的人好像有一种近乎超人的方向感。不论周围的能见度如何，不论在茂密的森林还是开阔的平原，不论室外还是室内甚至是在洞穴里，不论是在静止还是移动当中，他们的方向感都非常准确。他们不需要看看太阳然后想一会才说“你的脚正北方有只蚂蚁”，他们仅凭感觉就知道东西南北，正如对音调有乐感的人用不着计算音阶就知道任何一个音符是什么一样。很多关于惊人的方向感的故事在我们看来不可思议，但在讲地理方位语言的人看来是再平常不过了。墨西哥南部有一种叫Tzeltal的语言，有一篇报道讲到一位说这种语言的人，在一间漆黑的房间里被蒙上眼睛然后又转了20多圈，虽然他的眼睛仍是蒙着的而且已经头晕目炫，但仍能毫不犹豫地指出地理方向。
这是怎么回事呢？用地理座标来交流的传统迫使人们从孩提时代就分秒不停地对周围环境的蛛丝马迹（如太阳的位置、风向等等）极为关注，从而培养出一种精确的方向记忆，即使方向随时都在不停地变化。所以，用这类语言进行日常交流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对地理方位的高强度的想像训练（据估计，Guugu Yimithirry语普通交谈中每十个词中就有一个是东、西、南、北，同时还伴有精确的手势）。这种时时刻刻保持地理方向感的习惯几乎是从婴儿时期就被灌输到头脑中。研究表明在这样的人群中，儿童早在两岁起就开始使用地理方向，到七八岁时就已经完全掌握了这个系统。这种训练如此之早而且强度如此之大，结果是这个习惯很快就成为一种第二天性，这个过程不需要付出多大努力，而且是无意识的。说Guugu Yimithirr语的人在被问到哪边是北时，回答的方式与我们解释“后”在哪里没有任何区别。
不过地理方位语言的影响不止于此，因为方向感不限于当前，而是必须要有所延续。如果你说一种类似Guugu Yimithirr的语言，你对想要讲述的任何事情的记忆都必须以绝对方向的形式存储在脑子里，这些方向是整体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一个讲Guugu Yimithirr语的人被人用摄影机拍到对朋友讲述自己年轻时曾落入鲨鱼大量出没的水域的故事。他与一位略年长的人遭遇了一场风暴，船翻了，两人都跳下水，拼命想游到三英里外最近的海岸，但发现他们为之服务的那个传教士对他们神奇的脱险不怎么欣慰，而对失去了那条船却更关注得多。除了这戏剧性的内容外，这个故事中特别值得一提的在于，整个故事都是用绝对方向来讲述的：讲述者从船的西侧跳进水中，同伴是从东侧跳入水中，他们看到一条巨大的鲨鱼向北游等等。或许这些绝对方向是后来补充进故事的？但是巧得很，同一个人过了几年之后又被拍到讲同一个故事，两次用的绝对方位完全相同。更令人称奇的是这个人讲故事时自然而然用的手势。例如，船翻的方向伴随的手势与地理方向一致，而与讲述者在两次拍摄过程中的朝向无关。
一些心理实验也表明，在某些情境下，讲Guugu Yimithirr类语言的人回忆“同样的情况”的方式也与我们截然不同。对有些实验的解释也存在激烈争议，但有一个看来很有说服力结论：我们被训练的记忆方式是忽略方向的旋转，而讲地理方位语言的人却不是这样。要理解这一点的办法之一是，想像自己与一个讲这类语言的人一起旅行，待在一家大旅馆，那里有一层层的走廊，所有的门全都一样。你的朋友住在你对面的房间。你进他的房间时，看到的是与你自己房间完全相同的场景：同样在左边的卫生间门，同样在右边的有镜子的衣柜，同样的主房间，里面的床也一样放在左侧，后面是一样的窗帘，左侧墙边是同样的桌子，桌左角是同样的电视机，右侧是同样的电话机。一句话，你是第二次看到这样的房间。可是当你的朋友来到你的房间，他看到的却大为不同，因为一切都是南北颠倒的。他的房间床是在北面，在你这里床在南面；他房间的电话在西边，你这却在东边，等等等等。所以你看到并记住的是两个同样的房间，讲地理方位语言的人看到并记住的却是完全不同的房间。
我们不易理解讲Guugu Yimithirr语的人是怎样体验世界，怎么会在图像记忆任何一个片段中的任何心理图像中都保留着四个大方向。我们也不易想像地理方位语言离开空间方位如何影响经验。比如，这些语言是否影响讲该语言的人的身份感，或者使人形成一种不那么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观。但有一样证据很说明问题：如果你看到一位讲Guugu Yimithirr语的人指着自己，你可能想当然地认为他在吸引别人注意他，而其实他是在指向自己身后的那个方向。我们总是在世界的中心，我们从不会觉得指向自己胸膛的方向除了吸引别人注意还有什么别的意思，而讲Guugu Yimithirr语的人的指向却穿过自己的身体，仿佛他只是稀薄的空气，而他自己的经验与此毫无关系一样。
我们的语言影响经验的方式还可能有哪些？近来有人通过一系列精巧的实验指出，就连颜色都是我们通过母语的瞳孔感知的。不同语言对可见光色谱的切分有极大区别。例如，绿和蓝在英语中是不同的颜色，但在许多语言中只被看作同一颜色的不同色调。而且看起来，语言总是促使我们作区分的那些颜色可以提高我们对现实中某些颜色差别的视觉敏感性，如果这些颜色的名称不同，大脑就被训练放大色调之间的区别。听起来可能有点奇怪，我们对Chagall（译注：白俄罗斯裔法国画家，其作品以色彩鲜艳闻名）画作的体验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有赖于我们的语言中有没有一个表示“蓝色”的词。
将来，研究者们可能还会揭示语言对感知更为复杂领域的影响。比如，有些语言如秘鲁的Matses语，就好像最吹毛求疵的律师一样，迫使讲该语言的人指明他们究竟是怎样了解其所陈述的事实的。用英语来解释，不能简单地说“有个动物经过这里”，而是必须用不同的动词形式来说明究竟是直接经历（亲眼看到那个动物经过）、推断（只是看到足印）、猜测（一天中的那个时刻通常都有动物经过那里）、还是只是听说等等。如果某个陈述所用的“证据性形式”不正确，就会被认为是撒谎。所以比方说如果你问一个讲Matses语的男人他有几个妻子，除非他此时此刻可以看到他的那些妻子，否则他只能用过去式，大致是这样回答：“上次我核对的结果是有两个（There were two last time I checked）”。毕竟，如果那两个妻子不在场，这个人就无法完全确信自从上次见到她们（即便这只是五分钟以前的事）其中一个是不是已经死了或与别人私奔了，所以他不能用现在时态把这件事当成事实来陈述。总是得想着认识论而且如此这般仔细而复杂，这种习惯会不会对讲这种语言的人的人生观或真理观、因果观产生根本影响？等我们的实验工具更好的时候，就可以用实验研究来解释这些问题了。
很多年来，我们的母语被说成是限制我们思考能力的“监牢”。一旦事实表明这样的说法没有依据，就被用来证明一切文化背景的人们的思维方式其本上都是相同的。可是的确，过高估计抽象思维在生活中的重要性是错误的。毕竟与直觉、情感、冲动或实用技能支配下的决定相比，每天我们到底能有几次要用到推理逻辑来做决定呢？文化从婴儿时期灌输给我们的思维习惯影响着我们的世界观以及对所遇到事物的情感反应，其后果或许远远超出到目前为止实验证明的那些；或许也对我们的信仰、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有重要影响。我们可能还不知道如何直接测量这些后果，或者估算其对文化或政治误解有什么样的影响。然而作为彼此加强了解的第一步，我们可以比假装大家思维方式是一样的做得更好。
Guy Deutscher是曼彻斯特大学语言、语言学与文化学院的名誉研究员，其新作Through the Language Glass: Why the World Looks Different in Other Languages（本文即由此书摘录）将于本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