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中及革命后的人们——摘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
过去历史上每一个革命，其后总跟着反动，或甚至于反革命，这是大家所熟知的事情。固然不错，这些反动或反革命，从未曾把整个民族完全推回革命的起点去，但往往夺走了人民所得的大部份胜利品。第一个反动浪潮的牺牲者，照例是那些先锋份子、创始人和发动者，他们在革命进攻时期，都是站在群众的前列。他们去了之后，第二线的人物就同以前的革命的敌人联盟而崭露头角。领袖们这种戏剧式的斗争是在公开的政冶舞台上进行的，但下面隐藏着阶级关系的变动，还有同样重要的事，就是最近还是革命的群众深刻的心理变化。
有许多同志从前曾经提出一些疑难的问题：布尔什维克党和工人的活动力现在变成怎样了？他们的革命创造力、自我牺牲精神和平民的傲骨现在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代替这些东西而兴起，是这么些卑鄙、畏惧和自私自利的心理呢？赖可夫斯基援引了十八世纪法兰西大革命的活历史回答他们，并且举出的巴贝夫做例：当巴贝夫从阿拜叶监狱出来时，也很奇怪巴黎的英雄民众是怎么了。革命是一种消耗人类能力(个人的和集体的)的事情，它能使人的胆色消失，能使意识发生动摇，品格消磨殆尽。因为事情发展得太快，以致于新的力量来不及填补旧的损失。饥饿、失业、革命干部的死亡，以及群众之被排挤出行政机关，所有这些都使巴黎民众的身体和精神两皆削弱，以致于需要再过三十年，才能实行新的暴动。
在苏联的文献之中，常常看到这种彷佛不证自明的断语：资产阶级革命的规律「不适用」于无产阶级革命。这一断语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十月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性质，是决定于世界的情势和国内的各种力量的特殊相互关系。但是各个阶级是在沙皇专制和落后的资本主义的野蛮环境之中形成的，决非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而定制的。恰恰相反呢。正因为是一个在多方面都还落后的无产阶级于几个月内就从半封建的君主专制跳到社会主义的专政，所以无法避免其内部发生反动。这种反动，发展成一串连续的浪潮。而各种外部的状况和事变则竞相促成了它。干涉之后又继之以干涉。革命没有从西方得到直接的帮助。国家没有达到预期的繁荣，反而陷于长期的贫困。并且工人阶级中的杰出代表，不是在内战中死亡，就是上升几步而脱离了群众。于是在极度的紧张、希望和幻想之后，就来了长时期的疲乏、消沉和对于革命结果的失望。「平民的傲骨」退了潮，而上涨的乃是卑怯的心理和名利主义。新统治层就是在这种浪潮之上，达到了它的地位。
五百万红军的复员，对于官僚阶层的形成起了不小作用。打胜仗回来的指挥人员，在地方苏维埃、教育机关和经济机关中，都取得领导的地位，他们并且很顽强的把在内战中保障胜利的制度运用到各方面。 于是在各方面，群众就逐渐的被挤开，不能实际的参加领导国家的工作了。
无产阶级内部的反动，使城乡小资产阶级各阶层发生极大的希望和自信，他们的新生活本为新经济政策所唤醒，现在愈发大胆了。新的官僚阶层，起初是以无产阶级代表的身份而兴起的，现在觉得它自己是各阶层之间的仲裁法庭了。它的独立性是日益增加。
国际的情势也以极大的力量向这同一方向推进。世界无产阶级所受打击愈大，则苏维埃的官僚愈有自信心。这两件事之间，不仅有一种年代的联系，而且有一种因果的联系，一种互为因果的联系。官僚的领袖们促进了无产阶级的失败，而无产阶级的失败又促进了官僚们上升。1923年保加利亚暴动之失败，德国工人阶级政党之不名誉地退却，1924年爱沙尼亚暴动企图之瓦解，1926年英国总罢工之遭受背叛，和波兰工人阶级政党在皮尔苏斯基上台时之可耻的行为，1927年中国革命之惨遭屠杀，而最后，德奥两国工人最近之更不祥的失败，这些历史上的大灾祸，消灭了苏联群众对于世界革命之信心，并且使官僚层愈向上升而成为唯一的救星。
有许多同志从前曾经提出一些疑难的问题：布尔什维克党和工人的活动力现在变成怎样了？他们的革命创造力、自我牺牲精神和平民的傲骨现在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代替这些东西而兴起，是这么些卑鄙、畏惧和自私自利的心理呢？赖可夫斯基援引了十八世纪法兰西大革命的活历史回答他们，并且举出的巴贝夫做例：当巴贝夫从阿拜叶监狱出来时，也很奇怪巴黎的英雄民众是怎么了。革命是一种消耗人类能力(个人的和集体的)的事情，它能使人的胆色消失，能使意识发生动摇，品格消磨殆尽。因为事情发展得太快，以致于新的力量来不及填补旧的损失。饥饿、失业、革命干部的死亡，以及群众之被排挤出行政机关，所有这些都使巴黎民众的身体和精神两皆削弱，以致于需要再过三十年，才能实行新的暴动。
在苏联的文献之中，常常看到这种彷佛不证自明的断语：资产阶级革命的规律「不适用」于无产阶级革命。这一断语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十月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性质，是决定于世界的情势和国内的各种力量的特殊相互关系。但是各个阶级是在沙皇专制和落后的资本主义的野蛮环境之中形成的，决非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而定制的。恰恰相反呢。正因为是一个在多方面都还落后的无产阶级于几个月内就从半封建的君主专制跳到社会主义的专政，所以无法避免其内部发生反动。这种反动，发展成一串连续的浪潮。而各种外部的状况和事变则竞相促成了它。干涉之后又继之以干涉。革命没有从西方得到直接的帮助。国家没有达到预期的繁荣，反而陷于长期的贫困。并且工人阶级中的杰出代表，不是在内战中死亡，就是上升几步而脱离了群众。于是在极度的紧张、希望和幻想之后，就来了长时期的疲乏、消沉和对于革命结果的失望。「平民的傲骨」退了潮，而上涨的乃是卑怯的心理和名利主义。新统治层就是在这种浪潮之上，达到了它的地位。
五百万红军的复员，对于官僚阶层的形成起了不小作用。打胜仗回来的指挥人员，在地方苏维埃、教育机关和经济机关中，都取得领导的地位，他们并且很顽强的把在内战中保障胜利的制度运用到各方面。 于是在各方面，群众就逐渐的被挤开，不能实际的参加领导国家的工作了。
无产阶级内部的反动，使城乡小资产阶级各阶层发生极大的希望和自信，他们的新生活本为新经济政策所唤醒，现在愈发大胆了。新的官僚阶层，起初是以无产阶级代表的身份而兴起的，现在觉得它自己是各阶层之间的仲裁法庭了。它的独立性是日益增加。
国际的情势也以极大的力量向这同一方向推进。世界无产阶级所受打击愈大，则苏维埃的官僚愈有自信心。这两件事之间，不仅有一种年代的联系，而且有一种因果的联系，一种互为因果的联系。官僚的领袖们促进了无产阶级的失败，而无产阶级的失败又促进了官僚们上升。1923年保加利亚暴动之失败，德国工人阶级政党之不名誉地退却，1924年爱沙尼亚暴动企图之瓦解，1926年英国总罢工之遭受背叛，和波兰工人阶级政党在皮尔苏斯基上台时之可耻的行为，1927年中国革命之惨遭屠杀，而最后，德奥两国工人最近之更不祥的失败，这些历史上的大灾祸，消灭了苏联群众对于世界革命之信心，并且使官僚层愈向上升而成为唯一的救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