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学会会长魏斐德：熟悉的陌生人
------南方新闻网-南方周末
大门口的陌生人
1974年，风华正茂的魏斐德终于第一次来到中国，但他不是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汉学家，而是作为一个美国药理学家代表团的翻译出访中国。这个中国大门外的陌生人进入中国用了许多时间。
魏斐德出生在美国堪萨斯城。“我生于1937年12月12日，日本军人开始在南京城烧杀淫掠三周的那一天。” 魏斐德1992年在就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演讲中这样说。
父亲是魏斐德的第一个精神导师。他最喜欢做的事情，是递给几岁的魏斐德一本书，然后习惯性地告诉他：全家期望能在一周内，听到他在晚餐上发表对这本书的看法。魏斐德这样系统地阅读了从古希腊、古罗马史学家的著作，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塔西佗，一直到斯宾格勒和汤因比。
魏斐德有时会因为不喜欢一本书的内容，厌恶这项任务，比如吉本、卡莱尔、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书。有时也会是惊喜，比如读到莫里森的哥伦布传《汪洋大海上的舰队司令》。
多年之后，魏斐德认为父亲对他的教育“远远超过他就读过的任何一所中小学”。
1944年，魏斐德父亲撰写的小说《小贩》，被好莱坞改编成颇受欢迎的同名电影，赚了个盆满钵满之后，父亲下了一个决定：带全家周游世界。7岁的魏斐德从此开始了云游的生活，一个意外的收获是，魏斐德先后学会了法语、西班牙语，后来在哈佛又学会了俄语和德语——正是因为他掌握多种语言，美国中央情报局还试图招募他。
1959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后，魏斐德正在巴黎攻读一门东南亚课程，他被越南的一个民间教派吸引，这一兴趣很快把他引向对中国民间教派的关注。恰在此时，法国记者门德撰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进一步激起了他的兴趣，从此不能自拔。
1960年，魏斐德到伯克利加州大学师从著名汉学家列文森(JosephLevenson)读博士。为了完成伯克利东方语言与东亚历史系的博士课程，他需要学习另外两种外语——中文和日文。
在确定博士论文选题的时候，魏斐德在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的起源和研究创造社之间进行选择，最终他放弃了撰写那些“从浪漫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文人，而是写那些在广州不用武力就不能进入中央王国的‘大门口的陌生人’与珠江三角洲那些坚决要把他们拒之门外的领袖们之间的冲突”。在完成这篇有关1839至1861年间华南地区社会动乱的博士论文《大门口的陌生人》之后，魏斐德开始执教于伯克利加州大学历史系。那时，魏斐德刚刚27岁。
伟大的事业
1974年首次中国之行给魏斐德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颐和园昆明湖上“那庞大而静止不动的石舫”，就在熟谙中国近代历史的魏斐德感慨皇家园林耗费了原本应用于装备大清舰队的财政支出的时候，他发现前面两个身着海军制服的健壮青年。“我注意到他们衬衫上的铭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在郑和的七下西洋之后，这是中国的武备将政府权力的延伸第一次引入东南亚的海域。”他指的是当年发生在西沙的战事。
1992年，魏斐德在纽约希尔顿饭店舞厅就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发表演说《远航》，讲述了童年时辍学随同家人自驾双桅帆船“夏伦娜号”的旅行，也回顾了哥伦布第二次来到新大陆，以及华工在古巴的惨痛史和郑和的印度洋之行。
1949年初，父亲把不满12岁的魏斐德领出古巴寄读的学校，乘上一艘56英尺长的双桅船“夏伦娜号”，开始了追溯哥伦布第二次远航的计划。
哥伦布1494年的船队，沿着他所认为的从中国和亚洲大陆伸出的巨大半岛的南岸航行。“直到获得能够证明其大陆特征和属性的确切证据；并且如果可能，还想和那位神秘莫测的‘大可汗’取得联系”。这座臆想中的“中国半岛”，其实就是古巴。哥伦布意图搜寻古巴南海岸一处被阿拉瓦人称为“Magón”(蛮子)的地方；哥伦布误认为此地即是“Mangi ”——马可·波罗对南中国福建省的命名。魏斐德家的“夏伦娜号”没有完成哥伦布之旅，在不幸搁浅后中断了行程。
在返回停泊的港口后，魏斐德听说了许多关于华人偷渡者的闲话和流言。“所有这些都加深了我心目中‘中国人即是温顺的牺牲品’的印象：他们像任人宰割、任人屠戮的羔羊一样被动而驯服。如同被哥伦布的大狗狂咬和撕吞的阿拉瓦印第安人，中国人仿佛不过是另一个可悲的实例，证明西方征服者对非欧洲人的欺骗和迫害。”
多年后，在经过对华人移民古巴历史的检索和研究之后，魏斐德全盘改变了自己对中国人的印象：“与我的童年印象相反，中国的劳工并非‘被动的苦力’或是剥削者‘怯懦的牺牲品’；他们在古巴从1846到1877年的历史经历，恰恰反映出一种积极主动得多的‘反抗—不服从’。”
这种 “反抗—不服从”的主题，也被写进了魏斐德最重要的著作《伟大的事业：十七世纪中国满人对帝国秩序的重建》(中文本翻译为《洪业：清朝开国史》)里，他在书中讲述了多个守节死难者殊死反抗的悲剧故事。
“《洪业》的中心概念是‘忠’的问题。”魏斐德说：“忠到底是什么？它作为实际生活的准则是怎样体现出来的？对于归顺清朝的明朝旧臣洪承畴，或者是明朝时在扬州被围困及后来的屠杀中丧生的史可法那样的老忠臣，对他们为忠而造成的不及预料的后果，又该如何看待呢？与其像一位哲学家教授从本体论的角度探讨宋朝程朱理学那样，干巴巴地用事不关己的态度来谈论忠在道德上的暧昧或者切身利益与自我认同之间的冲突，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决定去写满汉各方坚持以某种方式来献身于忠的男女们。我尽量将这些‘具体现象’置于相应的时代背景中，从而导致了一种叙事形式，它使剧情从华中延伸到东北边远地区，交替出现于各种篇章，直至汇于北方首都，直至另一代忠臣奋斗在南方呈现。”
魏斐德解释说，这种穿插叙事的目的是为了含蓄，而含蓄就意味着被懒惰的读者所忽略，被“生硬”的社会学家所鄙视——“因为他们把叙述性历史作品简单地当作讲故事……讲故事何罪之有？”
这部著作获得了列文森奖，被称为“一部拥有无与伦比的视角、抱负和叙事能力的纪念碑式的作品，一部真正具有世界观和全球眼光的史书”。
费正清在《纽约书评》上这样评论《洪业》： “对于任何对中国真正感兴趣的人来说，从现在开始，魏斐德的书是他首先要读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魏斐德的学生、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夏多明(DominicSachsenmaier)有这样的评价：“魏斐德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最伟大的成就和贡献是他的叙事能力。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这个时代中学者们发明了复杂的理论和晦涩的专业名词使读者们望而却步。魏斐德对于所有在学术中呈现的理论都谙熟于胸，但是他有讲故事的能力，在历史中注入血肉和生命力。他有一个小说家的想象力，他把这种特质和历史学家的精确性结合在一起。”
魏斐德曾经的理想是成为一位小说家。在哈佛求学期间，魏斐德撰写了三部小说，第三部《皇家棕榈大道17号》在他大学毕业后以伊文斯·魏克曼的笔名发表，印数达10万，超过他后来写的任何一本史学名著。
“即使在最紧张疲惫的阶段，包括生命最后时刻患癌症住院时，魏斐德都手不释卷，其中尤其偏爱关于航海和侦探的小说。”魏斐德的夫人梁禾说。
“他热爱美食和美酒，他的餐桌上总是充满了令人称奇的故事，因为魏斐德是一个出色的故事家。”魏斐德的开门弟子、历史学家周锡瑞(JosephEsherick)回忆道。
红星照耀上海城
1974年，魏斐德随访华代表团抵上海住在锦江饭店。“晚上，当我从锦江饭店的客房向外眺望，看到的却是黑朦朦的一片——70年代初的上海跟如今是两回事。城市的昏暗照明和它夜晚的萧条，覆盖着它往昔的惊心动魄。我内心感到冲动：我要穿透这座城市昏暗低调的层面，揭示它以往的不凡。可以说这是我写上海历史的灵感之一。”今年5月，魏斐德在与另一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詹姆斯·施寒(JamesSheehan)教授一次公开对话中谈到上海时，还是抑制不住冲动。
此前，这位“纸上谈兵”的汉学专家，已经细读了美国中央情报局首次解密的一批二战时期上海警察局档案。
1990年代初，魏斐德获得了基金会的一笔赞助，终于可以开始撰写上海历史的相关著作。魏斐德出入于上海图书馆、档案馆，从被秘密存放在华盛顿的公共租界工部局外文档案入手，发现了大量被湮没的历史事实，他甚至还专程前往台湾采访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在魏斐德眼里，这是“20世纪中国黑暗而英雄的历史”。
史景迁对魏斐德的上海史研究这样写道：“他所热爱研究的不仅是成功者，还有失败者。20世纪初的上海对他来说是完美的，其中充满了劳动人民的斗争、罪恶的垄断形式、鸦片、美丽的女子和通过密码传递的间谍活动。”
魏斐德研究上海的历史可以被看成研究上海警察的历史。他搬出他喜欢的讲故事方法，先后写出了上海三部曲——《上海警察，1927-1937》、《上海歹土：战时恐怖主义与城市犯罪，1937-1941》和去年完稿的《红星照耀上海城》，前两年出版的《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其中有相当篇幅的内容也与上海有关。
《上海警察》“所研究的是行政权力如何可悲地在近代警察国家中制度化了的”。《间谍王》“利用了新的档案材料，所写下的与其说是个人传记，毋宁说是蒋介石中国的一份尸检报告”。后者是《华尔街杂志》上的评论。魏斐德是在轮椅上完成这份“尸检”报告的。
1998年深秋，就在魏斐德沉迷于他的上海警察研究时，一次手术，医生无意中切断了他腰椎内控制左腿的神经— —魏斐德左腿致残，从此只能坐在轮椅上。
那是魏斐德最难过的日子，情人远去了，离异的子女无一前来照顾，关切他的是多年的秘书凯瑟和从东岸飞来的妹妹。他独居的公寓不是为残疾人设计的，从进出公寓大门到停车库、厨房、洗澡间、洗衣房，到垃圾房，都得他自己来。他甚至想到过结束自己的生命。
“他没有选择控告医院、获取经济补偿来对待厄运。相反，出院后，永久坐进了轮椅的他，一头扎进《间谍王》的写作，一边执教，同时继续领导伯克利的东亚研究所。”梁禾回忆说。
梁禾是在这场悲剧后成为魏斐德妻子的。梁禾来自中国上海，早年师从吕同六先生，专攻意大利文学，从2000年起成为意大利哲学院客座研究员。
“我一直对乱世英雄及其恶魔般的力量有特殊的兴趣，那种力量就像毒蛇的目光一样，冷漠却令人着迷。”魏斐德越来越迷恋自己的研究对象。
周锡瑞对《间谍王》的评价是：“充满了丰富的分析式描述，涉及犯罪、鸦片、黑帮、暗杀、娼妓、间谍活动、风流轶事和他在一个章节中提到的一个‘政府的罪恶化’过程。”
伯克利加州大学更新教授们电子邮箱时，魏斐德正在撰写关于上海警察的书籍，他被认为是警察问题专家，他的秘书干脆就用“警察”的汉语拼音“Jingcha”作为他电子信箱的前缀，这个信箱一直使用到魏斐德去世。
一次，在魏斐德旧金山的公寓里，诗人北岛送来自己新出的诗集，魏斐德马上打开看了起来。梁禾请北岛自己挑一段朗读。由于在场有几位不懂中文的朋友，于是北岛就请魏斐德朗读英文版。当魏斐德读到“一只孤狼走进／无人失败的黄昏” 时，不禁流下了眼泪。
魏斐德的哀伤也许可以从曾经深深打动过魏斐德和梁禾的《正午》中找到些许答案。约翰·韦恩主演的西部片《正午》讲述的是一位孤胆英雄的故事，当面对威胁的时候，小镇的居民和警察纷纷走避，只剩下勇敢的治安官孤军迎敌。
魏斐德在2005年6月的退休仪式演讲中透露，退休后将创作四本关于中国的历史著作。今年9月14日，魏斐德在俄勒冈州沃斯维葛湖病逝，享年68岁。去世前他还在写作一本关于潘汉年的书。
大门口的陌生人
1974年，风华正茂的魏斐德终于第一次来到中国，但他不是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汉学家，而是作为一个美国药理学家代表团的翻译出访中国。这个中国大门外的陌生人进入中国用了许多时间。
魏斐德出生在美国堪萨斯城。“我生于1937年12月12日，日本军人开始在南京城烧杀淫掠三周的那一天。” 魏斐德1992年在就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演讲中这样说。
父亲是魏斐德的第一个精神导师。他最喜欢做的事情，是递给几岁的魏斐德一本书，然后习惯性地告诉他：全家期望能在一周内，听到他在晚餐上发表对这本书的看法。魏斐德这样系统地阅读了从古希腊、古罗马史学家的著作，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塔西佗，一直到斯宾格勒和汤因比。
魏斐德有时会因为不喜欢一本书的内容，厌恶这项任务，比如吉本、卡莱尔、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书。有时也会是惊喜，比如读到莫里森的哥伦布传《汪洋大海上的舰队司令》。
多年之后，魏斐德认为父亲对他的教育“远远超过他就读过的任何一所中小学”。
1944年，魏斐德父亲撰写的小说《小贩》，被好莱坞改编成颇受欢迎的同名电影，赚了个盆满钵满之后，父亲下了一个决定：带全家周游世界。7岁的魏斐德从此开始了云游的生活，一个意外的收获是，魏斐德先后学会了法语、西班牙语，后来在哈佛又学会了俄语和德语——正是因为他掌握多种语言，美国中央情报局还试图招募他。
1959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后，魏斐德正在巴黎攻读一门东南亚课程，他被越南的一个民间教派吸引，这一兴趣很快把他引向对中国民间教派的关注。恰在此时，法国记者门德撰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进一步激起了他的兴趣，从此不能自拔。
1960年，魏斐德到伯克利加州大学师从著名汉学家列文森(JosephLevenson)读博士。为了完成伯克利东方语言与东亚历史系的博士课程，他需要学习另外两种外语——中文和日文。
在确定博士论文选题的时候，魏斐德在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的起源和研究创造社之间进行选择，最终他放弃了撰写那些“从浪漫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文人，而是写那些在广州不用武力就不能进入中央王国的‘大门口的陌生人’与珠江三角洲那些坚决要把他们拒之门外的领袖们之间的冲突”。在完成这篇有关1839至1861年间华南地区社会动乱的博士论文《大门口的陌生人》之后，魏斐德开始执教于伯克利加州大学历史系。那时，魏斐德刚刚27岁。
伟大的事业
1974年首次中国之行给魏斐德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颐和园昆明湖上“那庞大而静止不动的石舫”，就在熟谙中国近代历史的魏斐德感慨皇家园林耗费了原本应用于装备大清舰队的财政支出的时候，他发现前面两个身着海军制服的健壮青年。“我注意到他们衬衫上的铭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在郑和的七下西洋之后，这是中国的武备将政府权力的延伸第一次引入东南亚的海域。”他指的是当年发生在西沙的战事。
1992年，魏斐德在纽约希尔顿饭店舞厅就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发表演说《远航》，讲述了童年时辍学随同家人自驾双桅帆船“夏伦娜号”的旅行，也回顾了哥伦布第二次来到新大陆，以及华工在古巴的惨痛史和郑和的印度洋之行。
1949年初，父亲把不满12岁的魏斐德领出古巴寄读的学校，乘上一艘56英尺长的双桅船“夏伦娜号”，开始了追溯哥伦布第二次远航的计划。
哥伦布1494年的船队，沿着他所认为的从中国和亚洲大陆伸出的巨大半岛的南岸航行。“直到获得能够证明其大陆特征和属性的确切证据；并且如果可能，还想和那位神秘莫测的‘大可汗’取得联系”。这座臆想中的“中国半岛”，其实就是古巴。哥伦布意图搜寻古巴南海岸一处被阿拉瓦人称为“Magón”(蛮子)的地方；哥伦布误认为此地即是“Mangi ”——马可·波罗对南中国福建省的命名。魏斐德家的“夏伦娜号”没有完成哥伦布之旅，在不幸搁浅后中断了行程。
在返回停泊的港口后，魏斐德听说了许多关于华人偷渡者的闲话和流言。“所有这些都加深了我心目中‘中国人即是温顺的牺牲品’的印象：他们像任人宰割、任人屠戮的羔羊一样被动而驯服。如同被哥伦布的大狗狂咬和撕吞的阿拉瓦印第安人，中国人仿佛不过是另一个可悲的实例，证明西方征服者对非欧洲人的欺骗和迫害。”
多年后，在经过对华人移民古巴历史的检索和研究之后，魏斐德全盘改变了自己对中国人的印象：“与我的童年印象相反，中国的劳工并非‘被动的苦力’或是剥削者‘怯懦的牺牲品’；他们在古巴从1846到1877年的历史经历，恰恰反映出一种积极主动得多的‘反抗—不服从’。”
这种 “反抗—不服从”的主题，也被写进了魏斐德最重要的著作《伟大的事业：十七世纪中国满人对帝国秩序的重建》(中文本翻译为《洪业：清朝开国史》)里，他在书中讲述了多个守节死难者殊死反抗的悲剧故事。
“《洪业》的中心概念是‘忠’的问题。”魏斐德说：“忠到底是什么？它作为实际生活的准则是怎样体现出来的？对于归顺清朝的明朝旧臣洪承畴，或者是明朝时在扬州被围困及后来的屠杀中丧生的史可法那样的老忠臣，对他们为忠而造成的不及预料的后果，又该如何看待呢？与其像一位哲学家教授从本体论的角度探讨宋朝程朱理学那样，干巴巴地用事不关己的态度来谈论忠在道德上的暧昧或者切身利益与自我认同之间的冲突，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决定去写满汉各方坚持以某种方式来献身于忠的男女们。我尽量将这些‘具体现象’置于相应的时代背景中，从而导致了一种叙事形式，它使剧情从华中延伸到东北边远地区，交替出现于各种篇章，直至汇于北方首都，直至另一代忠臣奋斗在南方呈现。”
魏斐德解释说，这种穿插叙事的目的是为了含蓄，而含蓄就意味着被懒惰的读者所忽略，被“生硬”的社会学家所鄙视——“因为他们把叙述性历史作品简单地当作讲故事……讲故事何罪之有？”
这部著作获得了列文森奖，被称为“一部拥有无与伦比的视角、抱负和叙事能力的纪念碑式的作品，一部真正具有世界观和全球眼光的史书”。
费正清在《纽约书评》上这样评论《洪业》： “对于任何对中国真正感兴趣的人来说，从现在开始，魏斐德的书是他首先要读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魏斐德的学生、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夏多明(DominicSachsenmaier)有这样的评价：“魏斐德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最伟大的成就和贡献是他的叙事能力。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这个时代中学者们发明了复杂的理论和晦涩的专业名词使读者们望而却步。魏斐德对于所有在学术中呈现的理论都谙熟于胸，但是他有讲故事的能力，在历史中注入血肉和生命力。他有一个小说家的想象力，他把这种特质和历史学家的精确性结合在一起。”
魏斐德曾经的理想是成为一位小说家。在哈佛求学期间，魏斐德撰写了三部小说，第三部《皇家棕榈大道17号》在他大学毕业后以伊文斯·魏克曼的笔名发表，印数达10万，超过他后来写的任何一本史学名著。
“即使在最紧张疲惫的阶段，包括生命最后时刻患癌症住院时，魏斐德都手不释卷，其中尤其偏爱关于航海和侦探的小说。”魏斐德的夫人梁禾说。
“他热爱美食和美酒，他的餐桌上总是充满了令人称奇的故事，因为魏斐德是一个出色的故事家。”魏斐德的开门弟子、历史学家周锡瑞(JosephEsherick)回忆道。
红星照耀上海城
1974年，魏斐德随访华代表团抵上海住在锦江饭店。“晚上，当我从锦江饭店的客房向外眺望，看到的却是黑朦朦的一片——70年代初的上海跟如今是两回事。城市的昏暗照明和它夜晚的萧条，覆盖着它往昔的惊心动魄。我内心感到冲动：我要穿透这座城市昏暗低调的层面，揭示它以往的不凡。可以说这是我写上海历史的灵感之一。”今年5月，魏斐德在与另一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詹姆斯·施寒(JamesSheehan)教授一次公开对话中谈到上海时，还是抑制不住冲动。
此前，这位“纸上谈兵”的汉学专家，已经细读了美国中央情报局首次解密的一批二战时期上海警察局档案。
1990年代初，魏斐德获得了基金会的一笔赞助，终于可以开始撰写上海历史的相关著作。魏斐德出入于上海图书馆、档案馆，从被秘密存放在华盛顿的公共租界工部局外文档案入手，发现了大量被湮没的历史事实，他甚至还专程前往台湾采访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在魏斐德眼里，这是“20世纪中国黑暗而英雄的历史”。
史景迁对魏斐德的上海史研究这样写道：“他所热爱研究的不仅是成功者，还有失败者。20世纪初的上海对他来说是完美的，其中充满了劳动人民的斗争、罪恶的垄断形式、鸦片、美丽的女子和通过密码传递的间谍活动。”
魏斐德研究上海的历史可以被看成研究上海警察的历史。他搬出他喜欢的讲故事方法，先后写出了上海三部曲——《上海警察，1927-1937》、《上海歹土：战时恐怖主义与城市犯罪，1937-1941》和去年完稿的《红星照耀上海城》，前两年出版的《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其中有相当篇幅的内容也与上海有关。
《上海警察》“所研究的是行政权力如何可悲地在近代警察国家中制度化了的”。《间谍王》“利用了新的档案材料，所写下的与其说是个人传记，毋宁说是蒋介石中国的一份尸检报告”。后者是《华尔街杂志》上的评论。魏斐德是在轮椅上完成这份“尸检”报告的。
1998年深秋，就在魏斐德沉迷于他的上海警察研究时，一次手术，医生无意中切断了他腰椎内控制左腿的神经— —魏斐德左腿致残，从此只能坐在轮椅上。
那是魏斐德最难过的日子，情人远去了，离异的子女无一前来照顾，关切他的是多年的秘书凯瑟和从东岸飞来的妹妹。他独居的公寓不是为残疾人设计的，从进出公寓大门到停车库、厨房、洗澡间、洗衣房，到垃圾房，都得他自己来。他甚至想到过结束自己的生命。
“他没有选择控告医院、获取经济补偿来对待厄运。相反，出院后，永久坐进了轮椅的他，一头扎进《间谍王》的写作，一边执教，同时继续领导伯克利的东亚研究所。”梁禾回忆说。
梁禾是在这场悲剧后成为魏斐德妻子的。梁禾来自中国上海，早年师从吕同六先生，专攻意大利文学，从2000年起成为意大利哲学院客座研究员。
“我一直对乱世英雄及其恶魔般的力量有特殊的兴趣，那种力量就像毒蛇的目光一样，冷漠却令人着迷。”魏斐德越来越迷恋自己的研究对象。
周锡瑞对《间谍王》的评价是：“充满了丰富的分析式描述，涉及犯罪、鸦片、黑帮、暗杀、娼妓、间谍活动、风流轶事和他在一个章节中提到的一个‘政府的罪恶化’过程。”
伯克利加州大学更新教授们电子邮箱时，魏斐德正在撰写关于上海警察的书籍，他被认为是警察问题专家，他的秘书干脆就用“警察”的汉语拼音“Jingcha”作为他电子信箱的前缀，这个信箱一直使用到魏斐德去世。
一次，在魏斐德旧金山的公寓里，诗人北岛送来自己新出的诗集，魏斐德马上打开看了起来。梁禾请北岛自己挑一段朗读。由于在场有几位不懂中文的朋友，于是北岛就请魏斐德朗读英文版。当魏斐德读到“一只孤狼走进／无人失败的黄昏” 时，不禁流下了眼泪。
魏斐德的哀伤也许可以从曾经深深打动过魏斐德和梁禾的《正午》中找到些许答案。约翰·韦恩主演的西部片《正午》讲述的是一位孤胆英雄的故事，当面对威胁的时候，小镇的居民和警察纷纷走避，只剩下勇敢的治安官孤军迎敌。
魏斐德在2005年6月的退休仪式演讲中透露，退休后将创作四本关于中国的历史著作。今年9月14日，魏斐德在俄勒冈州沃斯维葛湖病逝，享年68岁。去世前他还在写作一本关于潘汉年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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